裘锡奎先生的两篇文章

《我和古文字研究》

在效实中学校友会的刊物《海上效实人》中，读到裘锡奎先生的文章《我和古文字研究》。裘老的文字幽默、通达，又透露出来自历史深处的遗憾。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01349.html

做学问有点像跑长跑。初跑长跑的人，跑到简直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会感到自已好像再也跑不下去了。然而如果能咬咬牙硬挺着继续跑，透不过气的感觉一般会有所缓解，往往就能跑到终点。只要你的方向和方法没有大问题，“坚持就是胜利”。

在60和70年代，我国一般知识分子的生活比较苦，做学问的条件比较差。有一次我跟朱德熙先生说，像我们这样搞学问谈学问是“穷开心”。先生很欣赏，后来多次在我们的谈话中重复这句话。

我对一些院校在原有的教学和科研机构之外以国学、儒学一类名义另立研究机构是不以为然的。我是不会支持这一类事情的。

《裘锡圭：古典学的重建》

在戴燕老师的采访集《陟彼景山》和杂志《书城》里，先后两次读了对裘锡奎先生的采访文章。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76276

我不太同意现在有些提倡“国学”的人的做法。有些提倡“国学”的人喜欢强调“全球视野”。他们认为外国人对我们的古代文化知道得太少，急于把我们古代文化中好的东西推向世界，使他们能较好地认识我国古代文化的价值。其实，提倡“国学”的主要目的，应该是提高“国人”对自己的古代文化的认识。我国一般人对自己的古代文化，尤其是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重要典籍，知道得太少，亟需提高在这方面的认识。这是关系到民族命运的大事。

戴　燕：就是过去人讲的，还是要从常见书里面做学问、找题目。

裘锡圭：对。陈寅恪的意见是很恰当的，他说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过去有学者批评向达，说他重视新材料，但《资治通鉴》不好好读，其实向达在旧资料方面的基础已经比现在我们这些人好得多了。余嘉锡有个斋名，就叫“读已见书斋”，就是强调要读常见书。

过分强调京派、海派没有意义，主要是要看这个人谨严不谨严，瞎说不瞎说。过去在上海，瞎说的人多一点，这是个事实，现在北京瞎说的人也不少了。还是要看一个人做学问实在不实在。

（印象中，在《书城》里，裘老还说自己对“文明”这样的大问题不感兴趣，在网络版中没找到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