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默剧《安德鲁与多莉尼》

昨晚去看西班牙默剧《安德鲁与多莉尼》，演出结束后演员谢幕，我看着面具后面的三个年轻面孔有点恍惚。心情是动弹不得的恐慌。这种感觉前一段时间看《爱》的时候刚刚出现过。

《爱》与《安德鲁与多莉尼》的故事出奇地相似。发生在中产阶级的老夫老妻之间，弹钢琴或者拉大提琴的优雅的老太太患上慢性恶疾，老头服侍她以终老。这种优雅的老太太之前也总在电影里出现。比如《布拉格练习曲》倔老头的教德语的太太。她和《爱》里的安一样，头发梳地一丝不乱，着衣得体，知书达理。只不过这位太太身体健康，于是倔老头还能去折腾那些不服老的事。评价《布拉格练习曲》里的老头可以用类似“胡子一把，春梦一堆”的乐观评语。因为变老这件事是可以态度积极的。

而死这件事却不由分说。《爱》里的Georges也曾尝试过乐观的态度。他给她讲他儿时的小故事。她问，这事你怎么没跟我讲过？他回答：我还有很多事没跟你讲过呢。 她笑，你不会要在晚年自毁形象吧？他有些好奇，我原本是什么形象？ 这时候情话来了，她回答，有时候你就像个怪兽，但又很温柔。他动用了典型的法式调情法回应，那我再请你喝一杯。初病和初遇一样，也是可以美好的。在最开始，安德鲁也可以向多莉尼妥协，把袜子套在手上当手套。

但人类可以承受坏，却不能承受一日坏过一日。《爱》和《安德鲁与多莉尼》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描摹恶化的过程。《爱》将Ann的病情进行了跳接，类似癌症的一期二期三期四期，每个阶段都坏过上个阶段太多，仿佛是Georges所能承受的极限，而下个阶段仍旧毫不迟疑的到来。这种处理让折磨变得尤为漫长且不可逆转。多莉尼的病情是一种连贯但仍旧源源不断的恶化，上一刻还能指导安德鲁正确地穿着内裤，下一刻已经不能分辨大衣的正反。

有意思的是，在Ann和多莉尼得病之前，主人公们的生活与悲惨二字丝毫不沾边。他们均衣食无忧，精神生活丰盛，儿女孝顺。Ann甚至与Georges仍旧恩爱。可惜生命的残忍并非全是由他人造成，生命本身就自带着苦难因子。就算妻贤子孝，美得冒泡，天伦之乐的保鲜期也不是永恒。

卫报影评人Philip French说《爱》可以比肩一些叙述变老和死亡的电影经典，他提到了小津的《东京物语》（注1）。我觉着虽然两部影片都在探讨变老和死亡，但与人的感觉却完全不同。小津的生老病死是伤感，你愿意理智接受的，就算是哭，也可以擦擦眼泪感慨一下人生就是这样。《爱》制造的悲伤是足够歇斯底里的，看罢要紧攥衣角，面目狰狞地钻着牛角尖“人生怎么能这样！”

这大概因为小津的主人公被放在社会中，被家人簇拥，有邻居问候，会坐火车远行。而《爱》与《安德鲁与多莉尼》一样，故事几乎自始至终都只发生在房间里。主人公与观众同时被困。曾经的爱巢变成坟墓。这里的坟墓摆脱了任何的比喻意义。并非是爱的坟墓，而是肉体的。小津会着重去描述自然的规律---循环往复，更迭轮回。你到最后会被说服你是众人之一，千秋万代之一，“你要为别人让位，就像别人曾为你让位那样”。《爱》的视角主观到令人胆寒，外面的世界，甚至地球转不转都与他们不再有关，子女或学生的偶尔探望是他们与外界唯一的，也是他们并不情愿接待的联系。他们无暇去培养豁达的生死观，他们只有痛苦和回忆可以消受了。

所以，《爱》与《安德鲁与多莉尼》都比《东京物语》残忍地多。如果两者再相较，《安德鲁与多莉尼》还是没有下足狠手。默剧用了面具（女主角还亲自制作了多莉尼的面具），戏剧表现上来说，面具将表演精简为动作和姿态。尤其适合坐在后排的，略有近视又没带眼镜的观众。另一个层面上，面具无形中拉开了观众与现实的距离，我们会把那些粘土动画般的角色与自身剥离开（开玩笑，我们可是尤擅逃避的物种）。不过《爱》连这个机会都不给。Georges甚至在当他童年的小故事也不能缓解Ann的痛苦哪怕一点点的时候，亲手结束了这一切。看似终结痛苦的解决方式反倒增加观众的无力感。这并不是好的，却是唯一的解脱。而在舞台上，安德鲁与多莉尼温柔地跳起了一支舞，安德鲁成了多莉尼的大提琴。默剧好心地艺术化地略过死的过程，只用大提琴旋律里不和谐的跳音提醒观众一切是哀伤，并不优美。

结束的时候，他们的孩子都去探望已经空无一人的房子。不要再说爱是永恒这样的话，他们与他们的爱一起，已经消失了。留下的是爱的证据，一些照片和一本关于爱的书。但爱本身，已经消失了。

这才是最悲伤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