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一部第2章第Ⅱ節：文明的新衣
1903年5月，謝爾蓋·烏盧梭夫親王被任命為比薩拉比亞總督，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購買一本該地區的旅遊手冊。這個地處黑海和羅馬尼亞之間的帝國西南省份，對於畢業于莫斯科大學、曾經3次當選卡盧加首席貴族的烏盧梭夫來說，是完全陌生的。“我對比薩拉比亞的瞭解，”他後來承認，“就像我對紐西蘭的瞭解一樣少，甚至更少。”
3個星期後，烏盧梭夫先在首都覲見沙皇，然後乘火車從莫斯科出發，前往約900英里外的比薩拉比亞首府基希訥夫。這段旅程花了兩夜三天的時間，隨著越來越深入烏克蘭鄉村，火車的速度也越來越慢。烏盧梭夫利用這段時間，獨自一人在自己的專用車廂裡研讀他的旅遊手冊，為抵達後即將與他會見的當地政要第一次交流做準備。他曾寫信給副省長，要求把迎接的人數控制在小範圍內。但是，當火車駛入全省第一個主要城鎮賓傑裡車站時，烏盧梭夫透過車窗看到月臺上擠滿了人，似乎還有一支完整的管弦樂隊。在一圈員警簇擁的中央，站著身穿筆挺制服的副省長和佩戴著職務鏈徽的市長，他們手上端著一盤麵包和鹽。在比薩拉比亞，總是這樣歡迎新省長的，對烏盧梭夫也不例外。一個半小時後，總督閣下乘坐一輛由六匹白馬拉的敞篷馬車穿過基希訥夫市。“男人、女人和孩子在人行道上擠得水泄不通。”烏盧梭夫回憶說。“他們鞠躬，揮舞手帕，有些人甚至跪下來。我對後者感到非常震驚，因為我不習慣這種場面。”在大教堂短暫停留，為擺在他面前的工作祈求上帝賜福後，烏盧梭夫被護送至總督府，這是位於市中心的一座雄偉的新古典主義宮殿，他將在那裡作為沙皇的總督統治俄羅斯帝國這個遙遠的角落。
基希訥夫是一個典型的省會城市，人口有12萬。行政中心位於一座小山上的“上城”，方正宏大、佈局工整，寬闊筆直的墁鋪街道縱橫交錯，兩旁種著白楊和白刺槐樹。主要的林蔭大道——亞曆山德羅夫——格外雅致，人行道寬到足以讓馬拉的有軌電車沿著邊緣行駛。除了總督府，它還擁有許多大型的石制建築、辦公樓和教堂，烏盧梭夫斷言，這些建築“即使在聖彼德堡的街道上，也毫不遜色”。然而，在山坡上的“下城”，離這些優雅的新古典主義外牆僅一箭之遙，則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個由蜿蜒曲折的裸土街道組成的迷宮。在這裡，春天泥濘不堪，夏天塵土飛揚；簡陋的木棚和擁擠的茅舍是俄羅斯、猶太和莫爾達瓦工人的家和商店；豬和牛在小巷裡吃草，公共廣場上到處是露天的排汙池和成堆的垃圾；平均每3年就爆發一次霍亂。這是每座俄羅斯城市的兩幅面孔：一面象徵帝國權力和歐洲文明，另一面象徵亞洲式的貧窮和骯髒。
烏盧梭夫將他的任命視為一種流放，這也難怪。許多省長也深有同感。習慣了首都的國際大都市，相形之下，他們必然會覺得省城社會乏味而狹隘。即使在19世紀末，與西方社會比較，俄羅斯各省的市民文化仍處於早期起步階段。歷史上，大多數俄羅斯城市都是作為沙皇國家的行政或軍事前哨發展起來的，而不是作為商業或文化中心。通常情況下，這些城市由一小部分貴族——他們大多受雇於當地的文職部門——還有大量的小商販、工匠和勞工所組成。但是，並不存在西方意義上的、真正的“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自文藝復興以降，西歐的市民階級推動了文明的發展，但在俄國的農民中，他們幾乎不存在。工商業過於孱弱，嚴重依賴國家，直到19世紀最後幾十年才主張自己的自主權。手工匠和商人之間的分歧太大（他們在歷史上和法律上都是兩個獨立的產業），而且與受教育的階層嚴重脫節，無法為俄羅斯城市提供其所缺失的市民階級。總而言之，俄國似乎印證了彼得·斯特魯夫的名言：“在歐洲越往東走，政治上就越懦弱，政治越懦弱，資產階級就越卑微。”
熟悉契訶夫戲劇的人都知道，普通省城的文化生活是極其枯燥和單調的。至少深受西歐文化薰陶的知識份子是這樣看待(帶著些許厭惡)俄羅斯各省落後的生活的。聽聽《三姐妹》的哥哥如何描述他們居住的地方：
我們的城市已經存在二百年，有十萬居民，可是其中沒有一個人跟其餘的人有什麼不同；過去也罷，現在也罷，沒有一個建立豐功偉業的人，沒有一個學者，沒有一個藝術家，就連一個稍稍出眾因而惹人羡慕或者使人產生模仿的熱烈願望的人也沒有……大家光是吃飯，喝酒，睡覺，然後死掉……另一些人出生，也還是吃飯，喝酒，睡覺，為了不致閑得發呆，他們就進行卑鄙的誹謗，酗酒，打牌，打官司，借此使生活添一點花樣。
在這方面，基希訥夫是一個頗具代表性的城市。它有12所學校，2個劇院和一個露天音樂廳，但沒有圖書館和畫廊。該鎮的社交中心是貴族俱樂部。根據烏盧梭夫的說法，正是在這裡，“集中反映了基希訥夫社會的總體特徵。俱樂部的房間總是爆滿。俱樂部的會員們早在下午2點就聚集在牌桌旁，冬天玩到淩晨3、4點才離開；夏天則要到6、7點。”在基希訥夫，就像在大多數省級城鎮一樣，貴族的社交習慣與與聖彼德堡的貴族相去甚遠，反而與當地商人的社交習慣更為相似。例如，斯托雷平的女兒回憶說，在她父親曾擔任總督的薩拉托夫，貴族的妻子們“打扮得非常隨意，以至於在邀請函上必須注明‘要求穿晚禮服’。即便如此，她們有時還會穿著睡袍出現在舞會上。”
在這樣一個社會中，省長不可避免地扮演了一個名人的重要角色。任何社交活動的高潮都是總督閣下到達時，他的蒞臨給大家增光添彩。收到總督府一年一度舞會的邀請，就意味著登上了省級社會的頂峰。烏盧梭夫親王是個謙遜之人，他對當地居民把自己敬若神明感到受寵若驚：“根據基希訥夫的慣例，我出門只能坐馬車，由騎警護送，警察局長在前面開道。對我而言，步行或外出購物是嚴重違反禮儀的行為。”但是，其他省長則沒有他那麼謙虛，他們利用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表現得像個小獨裁者。例如，一位省長命令員警在他經過該鎮的時候停止所有交通。另一個省長在到達當地劇院之前不允許戲劇開演。對於熱愛自由的人來說，省長是沙皇壓迫和專制的化身。高爾基找不到比把托爾斯泰比作省長更好的方法來譴責他的威權主義。
烏盧梭夫擔任的職務可以追溯到中世紀，儘管其具體形式曾多次變更。在俄羅斯這樣一個幅員遼闊、地形複雜的國家，徵稅及維持法律和秩序的任務顯然超出了中世紀小國的能力。因此，這些任務被外包給省長，即沙皇的全權代表，作為服務國家的交換，他們被允許榨取（通常伴隨大量的暴力和貪腐行為）自己統治地區的利益來“養活”自己。由於國家沒有能力建立一個有效的省級行政管理體系，從而縱容了這些總督的特權。即使在19世紀，當政府部門確實將其機構擴展到各省時，省長們也從未被完全納入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中。
省長們負責管理當地的員警，從技術上講，他們對內務部負責。他們同時又擔任省級委員會的主席，這些委員會的工作屬於其他部委的職權範疇，如司法部、財政部和交通部。在19世紀後期，這種行政權力的分工使省長們越來越有責任進行談判、勸說和妥協——扮演現代政治家的角色。然而，由於他們與宮廷的聯繫密切，他們仍然可以無視聖彼德堡各部委的要求——事實上，當他們認為這些要求與貴族階層的利益發生衝突時，他們經常這樣做，而所有省長都來自貴族階層。例如，斯托雷平在1906年後試圖推行地方政府改革，遭到了省長們的頑強抵制，認為這是對貴族統治的挑戰。斯托雷平在內務部的繼任者之一赫沃斯托夫抱怨說，“幾乎不可能”阻止省長們破壞自己在內務部的工作，因為他們在宮廷中有“強大的保護傘”：一個有一位與皇后關係很好的姨媽，另一個是一位皇帝侍從的親戚，第三個的表兄是一位皇家御用馬師。省長們非凡的權力源于他們是沙皇的私人總督：他們在各省體現了專制原則。俄羅斯最後兩位沙皇尤其反對將省長置於官僚機構之下的想法，因為他們將其視為自己最忠實的支持者，而且，用理查·羅賓斯的話說，“作為君主的個人代表，總督幫助皇帝擺脫對大臣的依賴，並確保[他們]與各省和人民直接聯繫”。亞歷山大三世在1890年和1892年進行的兩次反改革，大大加強了省長對地方自治會和市政機構的權力。和他的兒子一樣，亞歷山大認為這是一種更接近直接從王位上統治俄羅斯的理想模式。結果卻是省級行政機構大混亂：省長、中央各部委的機構和選舉產生的地方機構疊床架屋，各自為政。
帝國政府的權力實際上止步於89個省會城市——省長們辦公的地方。在此之下，沒有真正的國家行政機構可言。無論是區級城鎮還是鄉級城鎮，都沒有任何常設政府官員。只有在一些特定任務中，通常是為了徵稅或解決當地衝突，時不時會出現一系列地方法官的身影，然後再次銷聲匿跡。城市官員們完全不清楚占人口85%的俄羅斯農民的事務。“我們對圖拉農村的瞭解，”19世紀90年代，圖拉地方自治會領導人李沃夫親王坦言，“就像我們對中非的瞭解一樣多。”
沙皇制度最重要的缺陷之一是對地方治理不足。這個重要的事實常常被革命者關於舊政權無遠弗界的神話所掩蓋。沒有什麼比這更罔顧真相的了。20世紀初，俄羅斯帝國每1,000名居民中只有4名國家官員，而英格蘭和威爾士為7.3名，德國12.6名，法國17.6名。按照歐洲標準，俄國正規員警（相對政治部門而言）規模極小。俄國人均員警開支不及義大利或法國的一半，不到普魯士的四分之一。對於一個擁有1億人口的農村來說，1900年，俄國只有1,852名警官和6,874名警員。平均每名員警負責管理分佈在近2,000平方英里的數十個村落，約5萬人。他們中的許多人甚至沒有馬或沒有車。誠然，從1903年開始，大約任命了4萬名農民警員，協助員警工作。但這些人聲名狼藉，根本無益于減輕員警日益沉重的負擔。由於在農村沒有自己的有效機構，中央政府部門把越來越多的任務交給了地方員警：不僅要維持法律和秩序，還要徵稅，執行政府命令和軍事法令，執行衛生和安全條例，檢查公共道路和建築，收集統計資料，以及全面監督“公共道德”（例如，確保農民洗鬍鬚）。簡而言之，員警被當作一種萬能的執行機關。他們往往是農民唯一能接觸到的國家代理人。
俄國的普遍落後——稅收基數小，通訊條件差——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治理無方的原因。農奴制的遺留問題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直到1861年，農奴一直受其貴族主人的管轄，只要他們繳稅，國家就不會干預他們之間的關係。只有在解放農奴後——而且是非常緩慢地——沙皇政府才開始考慮如何將其影響力擴大到農村裡的新“公民”，以及如何制定政策來幫助農民發展農業。
最初，在19世紀60年代，政府把農村地區的事務交給當地貴族處理。他們在地方自治會中占主導地位，在省級議會中占了近四分之三。貴族會議及其選出的首席貴族擁有廣泛的行政權力，特別是在區一級，他們幾乎是沙皇政權唯一可以依靠的代理人。此外，新的治安官被賦予了廣泛的司法權，這與農奴制下的治安官相差無幾，包括因輕微犯罪和不端行為而鞭打農民的權利。
沙皇政權將其對各省的權力建立在自己最親密的盟友——貴族地主——身上，這是符合邏輯的。但這也是一個危險的策略，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危險越來越大。在19世紀末農業大蕭條時期，貴族地主深受嚴重的經濟衰退之苦，他們轉而向地方自治會求助，以保護他們在當地的農業利益，反抗聖彼德堡集權化和工業化的官僚主義。在1905年之前的幾年裡，這種反抗主要以自由主義的方式表達：聲稱要捍衛“外省社會”，這是該術語第一次出現，並有意識地擴大到涵蓋農民的利益。這場地方自治會的自由主義運動最終導致了政治上對地方政府更多自治權的要求，以及對國家議會和憲法的要求。這就是革命的開始：不是誕生在社會主義或勞工運動中，而是在政權最古老的盟友——地方貴族——的期望中，就像1780年代的法國一樣，
農奴解放運動不僅對經濟，而且對整個鄉紳文明都是一次巨大的打擊。大多數被剝奪了農奴的貴族地主最終走向沒落。很少有人能夠適應商業世界的新挑戰，而農民——更少是工業家和商人——從此不得不掙扎求生。從1861年至1917年，整個可以說是沙皇制度一直依賴的舊農業精英安樂死的時期。
從果戈理到契訶夫，貧窮的貴族地主形象是19世紀俄羅斯文學的常青樹。這是一種文化依戀。契訶夫的戲劇《櫻桃園》（1903年）特別巧妙地回應了我們所熟悉的沒落貴族主題：優雅但虧損的莊園被賣給了一個白手起家的商人，他是該莊園農奴的兒子，計畫砍伐果園來建造房屋。大多數鄉紳，就像契訶夫劇中的拉涅甫斯基家族一樣，一旦農奴解放使他們失去了勞動力的支柱，迫使他們進入資本主義世界，他們就無法將自己的土地莊園轉變為可行的商業農場。他們無法跟隨普魯士容克地主的步伐。基本上，俄國古老的農奴經濟從來（或主要）不是以盈利為目的的。貴族們從他們擁有的農奴數量，從他們富麗堂皇的宅邸中而非農場的成功中獲得聲望（有時是高官）——這就是果戈理的《死魂靈》（1842年）中奇奇科夫的故事，他在俄羅斯各地旅行，購買莊園尚未登記死亡的農奴（當時他們被稱為“魂靈”）的名單。大多數莊園領地都是由農奴用他們在自家土地上使用的相同工具和原始方法來耕種的。許多鄉紳把來自莊園的少量收入揮霍在從歐洲進口昂貴的奢侈品上，而不是投資於他們的農場。大多數人不明白收入並非利潤。
到19世紀中葉，許多鄉紳已經負債累累、走投無路了。1859年，貴族地主擁有的三分之一的地產和三分之二的農奴業已抵押給國家和貴族銀行。最重要的是，這幫助政府頂住了鄉紳們的強烈反對，強制推行農奴解放運動。並不是說解放的條件對地主不利：他們選擇將（通常是劣質的）土地轉讓給農民，從而獲得豐厚的報酬。【1】而是指失去了農奴的自由勞動力，以及他們的工具和牲畜，鄉紳們現在只能靠自己，他們不能再過安逸的生活了：他們的生存取決於市場。他們必須支付工具和勞動力的費用，必須學會利潤和損失的區別。然而，在他們的背景中，幾乎沒有任何東西能讓他們為迎接資本主義的挑戰做好準備。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對農業或會計幾乎一無所知，並繼續以同樣古老的奢華方式揮金如土，用法蘭西帝國的風格裝修他們的莊園，將自己的兒子送進最昂貴的學校。他們再次債臺高築，迫使他們先是租賃或出售一兩塊土地，然後是越來越多的大片土地。在1861年至1900年間，超過40%的貴族土地被賣給了農民，由於人口激增，農民對土地的需求越來越大，導致土地價格狂飆了7倍。租金也有類似的增長，到1900年，鄉紳三分之二的耕地租給了農民。諷刺的是，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農產品價格下跌，迫使農民增加耕地面積，也使鄉紳們出租或出售土地而不是耕種土地更有利可圖。然而，儘管有這些投機利潤，到了20世紀初，大多數鄉紳發現再也負擔不起他們已經習慣了的生活方式。他們的新古典主義莊園，連同他們的義大利繪畫、圖書館、舞廳和庭院花園一道，一天天地衰敗下去，化為廢墟。
並非所有的鄉紳甘願坐以待斃。他們中的許多人把自己的莊園當作商業企業來經營，19世紀最後幾十年，正是從這些圈子裡誕生了一批地方自治會自由派人士，挑戰專制制度。
李沃夫親王（1861–1925）——他將在1917年成為民主俄國的第一任總理——是這些人的典型代表。李沃夫家族是俄羅斯最古老的貴族家族之一。他們的根源可以追溯到31代，即9世紀俄羅斯“國家”的創始人——留裡克。李沃夫家族的祖籍波波夫卡位於圖拉省，距離莫斯科不到120英里——但在俄羅斯原始的道路上，至少需要2天的車程。托爾斯泰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莊園離這裡只有幾英里遠，李沃夫夫婦把這位偉大的作家視為他們最親密的朋友之一。波波夫卡的莊園雖然只有1,000英畝，依俄羅斯的標準是一個小莊園，其別墅卻相當豪華。這是一座兩層樓的住宅，以19世紀20年代的帝國風格建造，有20多個房間，每個房間都有高高的天花板、雙層門窗，可以俯瞰前面種植著玫瑰、帶有古典雕像的庭院花園。房子後面有一個公園，裡面有一個大型白石教堂，一個人工湖，一個溫室，一條樺樹大道和一個果園。這個家庭的生活方式在19世紀的外省貴族中是相當標準的。有一位名叫“珍妮小姐”的英國家庭教師（英語是李沃夫學會的第一種語言）。李沃夫的父親是一個改革派自由主義者，屬1864年代的人，他把所有的錢都花在孩子的教育上。五個兒子——除了唯一的女兒——都被送進了莫斯科最好的學校。按照俄羅斯貴族階級揮霍無度的標準，他們的奢侈程度是最低的：標準的第一帝國紅木傢俱；一兩幅18世紀的佛蘭德風景畫；幾條秋季狩獵用的狗；一輛帶純種馬的英式馬車；此外就沒有什麼能打動更為顯赫的托爾斯泰家族了。
然而，即便如此，到19世紀70年代末，李沃夫家族還是累積了超過15萬盧布的巨額債務。“隨著廢除農奴制，”李沃夫回憶說，“我們很快就淪為沒有辦法按照他們圈子已經習慣的方式生活的那類地主。”他們家不得不賣掉另外兩處田產，一處位於切爾尼戈夫，價格為3萬盧布，另一處位於科斯特羅馬，價格略低，還有布賴恩斯克的一家啤酒廠和李沃夫家在莫斯科的公寓。但這仍然使他們入不敷出。現在，他們不得不在出售波波夫卡莊園或使其成為一個盈利的農場之間做出選擇。儘管他們缺乏經驗，而且面臨一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農業大蕭條，但李沃夫一家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放棄我們祖先的家園是不可想像的，”李沃夫後來寫道。波波夫卡莊園由於荒廢了幾十年而變得破敗不堪，以至於當李沃夫一家第一次回到那裡經營農場時，連鄰村的農民都搖頭歎息、深表同情，主動提出幫助他們修葺農舍，清除田地裡的雜草稗藤。四個哥哥掌管農場——他們的父親年老多病，無法工作——而格奧爾基在莫斯科大學學習法律，假期返回波波夫卡。這家人解雇了僕人，把所有家務都留給了格奧爾基的姐姐，像農民一樣吃黑麥麵包和白菜湯生活。後來，李沃夫回顧這段日子，認為是一場個人的自我革命——把他從沙皇統治時期的地主文化中解放出來——的源泉。“它使我們脫離了上流社會，讓我們變得民主。我開始覺得和貴族在一起很不舒服，總覺得跟農民更親近。”漸漸地，通過自己在田間的辛勤勞動，李沃夫一家恢復了農場。他們從農民鄰居那裡和格奧爾基在莫斯科購買的農業教科書中學到了耕作方法。結果證明，這裡的土壤更適合種植苜蓿，通過從種植黑麥轉向種植苜蓿，他們甚至開始賺取可觀的利潤。到了19世紀80年代末，波波夫卡重獲新生，償清了所有債務，剛畢業的格奧爾基回來把它改造成一個商業農場。他甚至種植了一個果園，並在莊園附近建了一個罐頭廠，為莫斯科市場生產蘋果醬。還有什麼能比這更好地反駁契訶夫對鄉紳衰落的看法嗎？
19世紀90年代初，李沃夫親王成為圖拉地方自治會的一名重要成員。他與自由派“地方自治會人”共有的理想主義和局限性，將為他1917年3月至7月間領導的政府留下鮮明的印記。李沃夫親王不是那種眾望所歸的革命政府領袖。小時候，他曾夢想“成為一名看林人，獨自生活在森林裡”。他性格中的這種神秘主義色彩——一種托爾斯泰式的自然主義——從未消失。葉卡捷琳娜·庫斯科娃說，“在談話中，他可以滿懷激情地談論神秘主義，然後立刻轉向土豆價格”。從氣質上看，他更適合於地方自治會活動家的私密圈子，而非現代政黨政治的冷酷世界。親王靦腆、謙虛、溫和、孤僻，除了純粹的道德權威外，完全沒有能力指揮別人。在那些野心勃勃的政客眼中，這些都不是美德，他們認為他“消極”、“平庸”和“冷漠”。李沃夫悲傷而高貴的臉上很少流露出激動或興奮的表情，這使他顯得更加遙不可及。大都市和傲慢的上層人士認為李沃夫偏狹而愚蠢——例如，自由派領導人帕維爾·米留科夫就說他“頭腦簡單”——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李沃夫在歷史書中聲譽不佳，甚至被忽視。但這是誤解，也是對他的低估。李沃夫有一個務實的政治頭腦——多年投身改善農村條件的地方自治會工作所致——而不是像米留科夫那樣的理論頭腦。熟悉李沃夫的自由主義者奧伯倫斯基聲稱，自己“從未聽到他發表過一句理論性的言論”。知識份子的“意識形態”對李沃夫來說簡直聞所未聞。然而，這種實用性——奧伯倫斯基稱之為“天生的智慧”——並不一定使他成為一個二流的政治家。李沃夫精明強幹，見多識廣，更難得的是知人善任，這些都是卓越的政治素質。
李沃夫本不可能成為一名革命者：換言之，他是一個不情願的革命者。他的理想來自“大改革”——他象徵性地出生於1861年——在他心中，自己始終是一個自由派的君主主義者。李沃夫相信，為人民服務是貴族階層的使命。這種家長式的民粹主義在地方自治會成員中俯拾皆是。他們是兢兢業業、克己奉公的公務員，就像托爾斯泰和契訶夫筆下的人物一樣，他們夢想著把文明帶給黑暗、落後的鄉村。作為前農奴主的自由主義（因而也是內疚的）兒子，他們中的許多人無疑認為，通過這種方式，他們正在説明償還欠農民的債務。有些人願意做出大無畏的個人犧牲。例如，李沃夫每年花3個月時間在各村巡迴檢查學校和法院。他用波波夫卡莊園的部分利潤建造了一所學校，並為附近的村莊安裝了一套先進的供水設備。19世紀90年代，在李沃夫的領導下，圖拉地方自治會成為全國最進步的地區之一。它建立了學校和圖書館；設立了醫院和精神病院；修建了新的道路和橋樑；為農民提供獸醫和農藝服務；投資當地的貿易和工業；為保險計畫和農村信貸提供資金；並且按照最好的自由主義傳統，完成了雄心勃勃的統計調查，為進一步改革打下堅實的基礎。它是地方自治會自由主義者使命的典範：克服外省生活的落後和麻木，推動農民作為“公民”融入“國家”生活。
自不待言，地方自治會自由主義者的美好願望從未實現。他們的任務非常艱巨，完全超出了地方自治會有限的能力。固然取得一些成就，特別是在初等教育方面，這反映在地方自治會的支出從1868年的每年1,500萬盧布普遍增加到20世紀初的每年9,600萬盧布。然而，考慮到地方自治會職責範圍廣泛，總體支出水準並不很高；而地方稅收占國家稅收的比例僅為15%左右，與大多數歐洲國家(超過50%)相比仍然很低。此外，還有一個基本問題，即如何讓農民參與地方自治會的工作，這個問題破壞了整個自由派取得的進步。解放後的農民被孤立在他們的農村公社裡，沒有與貴族同等的法律權利，甚至沒有直接選舉地方自治會代表的權利。他們把地方自治會看作是貴族機構，不情願地繳納稅款。
但是，對地方自治會而言，一個更加棘手的問題是，在最後兩任沙皇的統治下，中央政府越來越反對他們的工作。亞歷山大三世將地方自治會視為一個滋生自由主義的、危險的溫床。他的大多數幕僚都同意其觀點。例如，波洛夫佐夫認為，地方自治會“把一種全新的城市類型——作家、放債人、職員等等——引入了農村，這些人與農民完全不同”。政府非常關注地方自治機構的7萬名專業雇員——教師、醫生、統計員和農學家——他們被統稱為第三勢力。與主要來自貴族地主的前兩個地方自治會“勢力”（行政人員和當選代表）相比，這些專業人士通常來自農民或下層社會，這使得他們的政治觀具有民主和激進的色彩。隨著他們的人數在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激增，他們試圖擴大地方自治會的社會使命。實際上，他們把地方自治會從鄉紳機構轉變為主要為農民服務的機構。19世紀90年代初，俄羅斯農村發生大饑荒，催生了雄心勃勃的農業改革和改善健康與衛生設施的項目。像李沃夫這樣的自由主義地主支持這些項目。但是，較大的和更保守的地主對這些項目所要求的增稅非常反感——經過十多年的農業蕭條，他們中的許多人陷入了嚴重的財政困境——並發起了反對第三勢力的運動。他們在內務部找到了一個天然而強大的盟友，自亞歷山大統治以來，內務部就一直在努力遏制地方政府的民主傾向。歷任內務部長及其警察局長都把第三勢力描繪成革命者——用警察局長、後來的內務部長普列夫的話說是“無褲黨的同黨”——他們利用自己在地方自治會的地位來煽動農民。
在保守派的壓力下，1890年通過了一項法令，剝奪了猶太人和農民地主參加地方自治會的選舉權，以加強貴族地主對地方自治會的壟斷。它還將地方自治會的工作置於一個新的省級局的嚴格控制之下，該局由省長領導，隸屬于內務部，對任命地方自治會人員、地方自治會的預算和出版物，及其大部分日常決議擁有廣泛的否決權。憑藉手中包羅萬有的權力，內務部和它的省級機構不斷干涉地主自治會的工作。他們以某些支出不必要為由，對地方自治機構的預算實施嚴格的限制。其中有些是雞毛蒜皮的事。例如，彼爾姆地方自治會因委託為長期擔任省立精神病院院長的利特維諾夫博士畫像而被限定預算。蘇茲達爾地方自治會也因從儲備基金中拿出50盧布幫助支付圖書館的建設費用而受到同樣的懲罰。員警還阻撓地方自治會開展工作。他們把統計員和農學家作為“革命者”逮捕，並阻止他們到農村去。他們突擊檢查地方自治會的機構——包括醫院和瘋人院——以尋找“政治嫌疑人”。他們甚至逮捕當地的貴族婦女，因為她們在業餘時間教農民的孩子們讀書寫字。
亞歷山大時期的反改革（以1890年的法規為標誌），本質上是試圖恢復地方政府的專制原則。由於反改革，省長對地方自治會和市政機構的權力大大增強，他將扮演一個土皇帝的角色。1889年的另一次反改革，建立地方長官制度背後也基於同樣的想法。儘管1905年革命後，地方長官的權力被大大削弱，但直到1917年，他們一直是沙皇政權在農村的核心代理人。由省長任命並隸屬於內務部的2,000名地方長官被稱為“小沙皇”，主要來自鄉紳，對農民擁有廣泛的行政和司法權力。他們的權力包括推翻村民大會的決定，解除選舉產生的農民官員，以及裁決司法糾紛。直到1904年，他們甚至可以下令公開鞭笞犯有輕罪的農民，例如（最常見的）侵佔鄉紳土地或未能支付稅款。這種公開鞭笞——在農奴解放後幾十年裡——對農民心理的影響難以估量。我們將在本書中看到的農民作家謝爾蓋·謝苗諾夫（1868-1922年）寫道，他的農民同胞把地方長官看作是“回到了農奴制時代，當時鄉紳頭領統治著整個村莊”。我們將遇到的另一位農家子弟謝苗【2】·卡納奇科夫也表達了因地方長官對農民的封建壓迫而產生的怨恨。有一個農民因為在地方長官給村裡訓話時沒有脫帽鞠躬而被逮捕，他問卡納奇科夫：“一個可憐的農民對一個鄉紳來說算什麼？為什麼他連狗都不如。至少狗還會咬人，但農民溫順、謙卑，默默忍受一切。”
在尼古拉統治的第一個10年裡，許多較為自由的官僚（甚至一些保守派）由於擔心地方長官會對政權在農村的形象造成傷害，要求廢除地方長官制度。他們指出，地方長官的素質低下——他們往往是退役軍官或當地鄉紳的次子，太過平庸，無法在正規官僚機構中晉升——並警告說，他們動輒以鞭刑相要脅，可能會激起農民的反叛。但尼古拉聽不進任何反對他們的話。他把地方長官視為他在農村個人權力的“騎士僕人”。他們將為他與農民建立直接的聯繫——這種聯繫正被官僚機構的“牆”所阻擋——並有助於實現他建立一個民心所向的沙皇俄國式獨裁政府的夢想。借助他們的力量，他試圖恢復以貴族地主為首的傳統社會秩序，從而抵制現代世界的民主浪潮。
亞歷山大統治時期的反改革是革命前史中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它們使沙皇政權和俄國社會走上了衝突加速發展的軌道，並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1905年至1917年期間事件的結果。專制主義對地方自治會的反應——就像與之相關的鄉紳對民主的反應一樣——其意圖和結果都是把廣大人民群眾排除在政治領域之外。“1864年代人”的自由主義夢想——把農民變成公民，擴大地方政府的基礎——破滅了，因為宮廷及其盟友試圖恢復由沙皇、教士和貴族領導的舊宗法制度，在這種制度下，農民就像兒童或野蠻人一樣，被認為太原始而無法發揮積極作用。直到1906年至1911年間，斯托雷平總理的改革失敗，自由主義進程的終結才變得完全明朗起來。但其可能的後果早在那之前就已經很清楚了。正如自由主義先驅們經常指出的那樣，地方自治會是唯一一個能夠在農村為政權提供政治基礎的機構。如果允許他們把農民納入地方政治體系，那麼“兩個俄羅斯”（赫爾岑的名言）之間的古老鴻溝，即官方俄羅斯和農民俄羅斯之間的鴻溝，即使不能彌合的話，至少也會縮小。這條鴻溝決定了整個革命的進程。1917年，由於在舊的統治體系中沒有利益，農民毫不猶豫地掃蕩了整個國家，從而為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創造了政治真空。在這個意義上，沙皇制度既削弱了自己；同時也為布林什維主義的勝利創造了基本條件。
【1】 根據農奴解放法案的規定，農奴被迫與國家簽訂抵押協定來購買他們新獲得的土地，而國家則直接向鄉紳全額支付土地款。因此實際上，農奴通過償還主人的債務來換取他們的自由。
【2】 Semenov讀作“謝苗諾夫”，而Semen讀作“謝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