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 翻譯:探春：紅色血胤

纽约客 翻譯:探春：紅色血胤

2015年9月23日

【一周焦點：習近平訪美】

— 譯 稿 —

紅 色 血 胤

（英文原稿Born Red，來自《纽约客》，翻譯：探春）

帶著對新年的期待，在2015年到來之際，中國「国家主席」、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允許攝影鏡頭進入他的辦公室，並錄影他向人民的新年祝詞。曾經，作為一名年青人，習被下放到農場勞動。他是如此地敏感于，工友們嘲諷他身高只有六分（滿分為十分），「甚至沒有女人高」，他稍微害羞地說。現在，六十一歲的習，有五英呎十一英吋（一百八十釐米），比近四十年來任何一名中共領導人都魁梧。他有著渾厚的語調和自信的步伐。當他接待一名客人之時，他會站立片刻，垂手凈髪，一副請君自便的姿態，導引來訪者進入房間，并握手示意。

習的前任，胡錦濤，在一間一塵不染的會客室里的講台前發表他的新年祝詞。習，在2012年接替了胡的職位，他將自己與老一輩共產黨人聯繫起來——一個軍事統治集團，被認為是「艱苦奮鬥，吃苦耐勞」。他在書桌前發表了他的新年祝詞。在他身後，書架上陳列的照片將他刻畫成領袖和居家男人。一張照片上，他穿著軍裝和皮帽，在雪地上慰問戰士；另一張上，他正與妻子女兒散步，並陪伴他的父親習仲勛，一位坐在輪椅里的老革命家。書架也裝上了應景的各類書籍。習的學校教育被文化大革命打斷了近十年之久，他有著自發向人說教的習慣——宣示他的文化素養。他經常引用中國經典，並在一場俄羅斯媒體去年的訪談上主動說，他已讀過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里，萊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以及肖洛霍夫。當他訪問法國時，他提到他曾讀過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狄德羅，聖西門，傅里葉，薩特，以及另十二位作家。在他的新年祝詞里，習在社會主義口號（祭出反腐之劍）和中國大陸網路熱詞（「我將會為偉大人民點讚」）之間遊走。他發誓要向貧窮開戰，提升法治，並加快歷史的步伐。當他列舉過去一年的成就時，他誇讚了為紀念二戰勝利而設的節日「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勝利日」。

習是第六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者，並且是第一位出生于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的。他居于八千七百萬中共黨員的金字塔塔尖，一個人口比德國還多的組織。這個政黨已經不能夠再像1970年代那樣，深入中國大陸人民生活的每個角落。但是習依舊統領著一個龐大的經濟體——一項測評顯示，它剛剛在規模上超過美國。他擁有對一切軍官、法官、編輯和國企總裁的至高權威。如同列寧在1902年所說的，「為了中樞……為了實際指揮軍隊，這需要知道誰在何地拉小提琴，誰荒腔走板了，以及為什麼走板。」

習的新年祝詞在晚間18:30分于國家電台和電視台同步播發，恰巧早於晚間新聞。幾個小時以後，突發新聞卻急劇偏離了他的控制。在上海，一批龐大的遊人在外灘聚集起來慶祝新年。黃浦江畔的外灘擁有最富麗的景致。遊人越聚越多，快得超過了空間所能容納的極限。大約十一點半，「公安局」派出數百名警力維持秩序，但是太晚了；一座觀景步梯被擠爆了，人們擠成一片叫成一片。踩踏和推擠發生了。最終，三十六人因窒息或踩踏而遇難。這場災難發生在中國最為繁盛現代化的城市之一，公眾為之嘩然。隨後幾天，上海市政府為遇難者舉辦了追思會，並鼓勵人們參與。網路審查者們關閉對負責官員的討論；警察們擾阻了網民們在網路上發佈的遇難者信息。但遇難者親屬們訪問有關踩踏事故地點時，警察對他們嚴加看管，並且豎起鐵製柵欄，讓人不得近前。《財新》，一家調查媒體披露說，在踩踏事故中，地方官員們正在附近的奢華飯店Empty Cicada雅間里用公款享受壽司盛宴。這是個沮喪的新聞，因為「主席」最早的一項新政就是公務員的「八項規定」，意在減少貪瀆和奢華。另外，這場運動要求官員們把用餐限制在「四菜一湯」。（最終，官員們以誤用官帑和玩忽職守導致公眾災難發生被處罰。）

事故發生幾周以後，我和北京一位編輯通了長電話，他的工作給了他觀察中共施政的機會。當我走進他的公寓，他的孩子們正在會客室里擾攘不堪，所以我們到臥室談話。當我詢問他習的施政時，他提到了Empty Cicada的這場盛宴。他認為這顯示了一個比個別奢華官員更深層次的問題。「中央政府明令嚴禁他們在外公款吃喝。但是他們卻肆無忌憚！」他說，「這告訴你，地方官員們在用自己的方式抵抗改變。有句俗話叫‘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作為中國政治的古典範型，皇帝和官僚集團的這種對抗被延續下來。但是這位編輯相信習。「他並不懼怕是上天堂還是下地獄，而且他如我們所說，外圓內方；他看起來靈活圓滑，卻在內心中十分固執強硬。」

在習掌權之前，他在國內外都被形容為一位並不突出的地方官員，一名美國流行文化的擁躉（《教父》、《拯救大兵瑞恩》），關心商業更甚於政治。他被挑選接班，主要因為相較於競爭者，他樹敵較少。這個描述並非全面。他在公共生活中活躍超過三十年，但中國的政治賦予他有限的表露機會。在一場記者招待會上，一名地方記者曾詢問習對自己的評價：「你會給自己打一百分，或是九十分嗎？」（都不會，習說；高分顯得太誇耀，低分則顯得「不夠自信」。）

然而，在他十年任期已過四分之一時，他已成為毛澤東之後中共最有權力的領導人。以國家安全和倡廉的名義，他已經調查了數以萬計的國民，罪名從腐敗、洩露國家機密到煽動顛覆政權，不一而足。他已經為自己獲得或是創造了十個頭銜/職位，從「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中共總書記，到外交政策，台灣事務，以及經濟工作。他把自己打造成新生「政府」領袖，監督互聯網，「政府」重組，國家安全，軍隊改革。他也有效地接管了司法、警察，以及情治機構。「他在一切權力的中心，」駱家輝，前任美國駐「華」大使對我說。在中共黨內，你的政爭在獲得職位之後才開始，而不是之前。在構建公眾支持和掌控信息上，習展現了強烈的改革願望，他呼籲中國去追求「中國夢」：「民族的偉大復興」，一個繁榮、統一和力量的統一體。他發起了至少六十項社會和經濟改革，從開放二胎生育到廢除勞改制度，再到破處央企壟斷。他尋求國際聲譽。在他第一次出訪（莫斯科）時，有夫人彭麗媛陪同——一位傑出的女高音歌唱家。她引領了第一波中國現代最高領導人的奢華風範。彭隨即登上了《名利場》雜誌的最佳著裝名單。

毛澤東之後，中共提倡並打造「集體元首制」的形象，甚於一人專斷的領袖。習修正了這種走向，他的「政府」使用新舊手法，已然提升了他的形象。秉承毛的紅寶書精神，出版家們已經出版了八卷習的言論和著作集；最近的「習近平講話」剖析了他的言論，標舉了他最喜愛的名言，并對其文化背景做了解釋。《人民日報》的一項研究顯示，在他上任的第二個週年，習在媒體上的亮相要比他的前任在同期多出兩倍。他在一系列面向年輕人的卡通作品中閃亮登場。從形容他的「如何做一名領導人」開始，撇開他的家庭譜系不談，而將之描述為精英政治標誌——「中國奇跡的秘密中的一個」。中共官媒史無前例地接受使用了總書記的綽號：習大大——簡單講，叫習大叔叔。在一月，中共「國防部」展示了描繪習英雄氣象的油畫作品；數以萬計的藝術生被征召到北京科技大學，檢驗他們的寫生臨摹水平。《北京晚報》報道說，一名申請者是如此崇拜「主席」，以至於「她必須努力工作去防止她的雙手顫抖。」

對海外而言，習已經成為了間歇話題。香港書店免於中共控制，他們提供了幾幅不同的人物圖景——最可靠的包括「習近平新傳」，梁建著；以及「中國的未來」，吳明著——不過絕大多數都是用假名署名，并有刪節。有關習的人生和影響力，最清楚的記述來自於他自己的言論和決策，散見于他攀登到最高權力的漫長征程之中。陸克文，澳大利亞前總理，曾在過去幾年與習有過長談。他對我說，「他所說即他所想。我對他的經驗就是，並沒有太多拐彎抹角。」

處在世所聞名之呆板官僚機構的領袖地位，習力主展現男子氣概形象。他批評「書呆子氣」并表揚「群狼團隊精神。」在2013年3月的一次會議上，他對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說，「我們在性格上相同，」儘管習並不大追求直白的男子氣概。習崇拜宋江，一名中國十四世紀小說《水滸傳》里的反叛者，因為他「會盟英豪」的能力。並不智慧也並非英俊，松江卻統領了一群草莽英雄。在一個著名章節中，他在潯陽江頭說：「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

習將他的核心計劃形容為拯救：他必須在「人民共和國」和中共亡于腐敗之前挽救他們；環境污染；香港，新疆和其它區域的反對波瀾；以及經濟成長自1990年以來前所未有放緩帶來的壓力（儘管仍然有七個百分點，比任何主要經濟體都要快）。「我們黨面臨的改革、發展和穩定任務艱巨，不同以往；衝突，危險和挑戰也比任何時候複雜，」在十月份，習這樣對政治局說。香港的一家民權組織「中國人權鬥士」說，秉承著六四屠殺，在2014年，「政府」逮捕了接近一千名公民社會成員，這超過了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的任何一年。習毫無猶疑地拒斥美式民主理念。在2011和2012兩年，他用幾天時間，分別在中國和美國，和他當時的美國對應職位者——美國副總統喬治·拜登會談。拜登對我說，習問他，美國「為何對人權事務投入那麼多精力。」拜登回應習說，「美國沒有任何一位總統能夠自外于人權，否則他就無法代表美國，」拜登繼續說，「如果你不理解這個，你無法同我們打交道。奧巴馬總統將無法掌權，如果他不講人權的話。所以將之視為政治正確吧。這不能讓我們變得更好或更壞，這就是我們美國。我們井水不犯河水。」在習剛上任的數月里，他西方的支持者們推測，他想先讓高壓下的批評沉寂，然後或許在他的第二任期會逐步再放開，那將是2017年。這種論調已經漸不與聞了。亨利·鮑爾森，前任美國財長的新書《同中國打交道》，描述了他十年來與習的交往。他對我說，「他已經表達得很直接坦率——不論公開、私下——那就是中國拒絕西方價值觀和多黨民主制。」他補充說，「對西方人而言，這似乎非常不倫——一方面，如此熱切鼓勵經濟上更多的市場靈活性和競爭，另一方面，尋求政治、媒體、網路上的更強管制。但這就是關鍵：他視一個強大政黨為穩定所必須，而且這是唯一一個足夠強大的組織去幫助他實現其餘目標。」在他攬權和保護政黨的決心上，習或将面臨幾類威脅：他已經觸碰到了內部的裂紋，並動搖了一代人之間的權力平衡——這一代人標誌著國家的崛起。在習取得權力之前，高官們估計他們會得到保護。小說家余華告訴我，「鑒於中國並非足夠獨特、足夠清晰，當法律和政策落後于實際時，你必須依賴潛規則。」他們在掌控一切，從怎樣做外科手術，到一家非政府組織在被消滅之前可以走多遠。「潛規則已經被破壞，」余說，「這是它應當如何的問題，但法律沒有跟進。」

中共以實現平等社會自許，卻將自己打造成嚴苛的等級制。習的生命開始于高層。他1953年在北京出生，是四個孩子里的第三個。他的父親習仲勛當時是「中宣部」部長。習仲勛在十四歲就加入了革命——當時他和他的同學們向一名被認為是反革命的老師下毒。他入獄，并加入中共，并最終成為一名高級指揮官，這把他送入了中共的高層內部。1935年，中共肅反派指控習仲勛不忠誠，并企圖將他活埋，但是毛澤東阻止了這次危機。在1952年2月的一場黨內會議中，毛澤東強調了「鎮壓反革命」的必要，在比例上是每一千到兩千人之中要殺一個人。習仲勛為「嚴懲不貸」政策背書，但在他的地盤，據他的傳記記載，「殺人相對少」。

習近平和他父親的故事一同長大。「我父親談到了他怎樣參加革命的，而且他對我說，‘你肯定會在未來發動一場革命，’」習近平在2004年接受官媒《西安晚報》採訪時回憶說。「他已經解釋了何為革命。我們聽到很多這個，以至於耳朵都生繭了。」在六十年政治生涯中，他的父親見識并使用過每一種權術。大衛·藍普頓，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高級國際研究所的一名中國專家回憶說，1980年的一場宴會中，習仲勛可以與十二名貴賓用茅臺酒乾杯，并沒有任何酒精反應。「這很明顯他在和喝水，」藍普頓說。

當習近平五歲的時候，他的父親被提拔為「副總理」，他便經常有機會拜訪中南海——中共高層的集體別墅，與世隔絕。習被允許進入貴族學校八一中學，這所學校用中共的著名勝利命名，校址設在清朝的一處王府，被戲稱為「領袖搖籃」。這裡的學生形成了封閉的小貴族圈子；他們住在同樣的住宅，在同樣的地方度暑假，并分享著共同的權力和榮耀感。中共政權建立前的數百年，皇室血脈自然與財富和政治相關。一些公子們經商，一些王孫們從政。勝利者卻隨朝代更迭而變。當中共在1949年奪取政權，他們接過了接力棒。「形容他們的通俗語言是，他們已經取得了‘天下’，」楊國斌，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一位社會學家告訴我說。「他們相信，他們有天然的特權索取權力。他們擁有權力。他們的孩子們也自然而然認為，他們自己應當，並且即將成為未來的掌權者。」當歷史學家米鶴都在1993年出版的《紅衛兵一代》書中所觀察的。八一中學的學生們「互相攀比的是誰的父親官位更高，誰的父親用更好的車。一些人會說，‘服從那些父親官位更高的。’」當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開始時，北京的「自來紅」（生于紅色家庭）學生打出了標語「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惡霸兒混蛋。」紅衛兵們想要除去首都的反動派，讓它「如水晶般純淨，」他們說。據吳一慶教授《邊緣地帶的文化大革命》一書說，從1966年八月末到九月末，北京有將近兩千人被殺，至少有四千九百座歷史建築被摧毀或清除。但是習近平並不能簡單地被劃為造反派或是遇難者。在1962年，他的父親被指控支持一本反對毛澤東的小說，并被下放工廠勞動；他的母親齊心，被下放到農場做繁重的體力勞動。在1967年一月，在毛澤東鼓勵學生們鎖定「階級敵人」以後，一群年輕人將習仲勛揪斗。另外有指控說，他在數年前訪問東德的時候，曾經用望遠鏡盯著西柏林看。習仲勛被拘留在軍事監獄，他以散步遛彎的辦法度過這些歲月，他後來如是說——一萬圈往前，再一萬圈往回。他的兒子成為官方紅衛兵還太早了些，而且父親的身份讓他變得不合時宜。不寧唯是，生在紅色家族還成了負擔。貴族學校被指控成了「小寶塔」并被關閉。習和其它的目標官員子女待在一起，并被投入街頭武鬥，從關閉的圖書館里偷書。不久，習近平形容那段時期是烏托邦失控崩解的時刻。他被一群紅衛兵關押了「三到四次」，并被迫批判他的父親。在2000年，他對記者楊小壞說到這段經歷，他被一群效忠于中共情治機構領導人的夫人的紅衛兵關押。

　　我只有十四歲。紅衛兵問我，「你知道你犯了多大的罪嗎？」

　　「你們可以自己測定。這足夠處死我了嗎？」

　　「我們可以處死你一百次。」

　　在我看來被處死一百次和一次並沒有太大區別，所以為什麼要為一百次而畏懼？紅衛兵想要恐嚇我，說我必須感受到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我只有五分鐘活路。但是最終，

　　他們對我說，算了吧，作為交換，你應該每晚閱讀毛主席語錄直到深夜。

在1968年十二月，在重新掌控局勢的努力中，毛澤東要求紅衛兵和知青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權貴家庭被要求送他們的子女去自己的祖籍地或有老戰友的地方，習被送往他父親的陝西老根據地。他被送到梁家河，一個被黃土岩石包裹的村莊。「勞動強度震驚了我，」習在2004年的一次電視訪談中回憶道。為了避免勞動，他開始抽煙——沒有人為難一個抽煙的人——並且在浴室里逗留。三個月后他逃回北京，但被捕并遣返到梁家河。此後的經歷成了他官方傳記中的高光時刻，習重生了。一篇最近刊登的官媒文章描繪了這個神話：「習與村民們同住窯洞，睡炕頭，忍受蚊蟲叮咬，挑大糞，建水壩修路。」它還描繪了一些殘酷細節。其中有一點，他接到了一封信，告訴他，他的姐姐習和平已死。澳大利亞記者約翰·加瑙特，一本即將出版的有關習和同僚發跡的書作者說，「這是自殺。密切相關者對我說，根據記錄，經受了十年折磨后她在淋浴間的橫桿上吊自殺。」

習選擇加入中共共青團。因為他父親的身份，他的請求被拒絕了七次之多。在習結交了一名地方官員后，他被接受了。1974年一月，他加入了中共，并成為村里的書記。他入黨的努力讓一些朋友們困惑。一位他的老朋友後來成了教授，他對一名美國外交官說，他感到「被背叛了」，當習「進入體制」的雄心表露后。根據一份美國外交文獻檢核這個觀點后，很多習的紅色玩伴們都絕望并逃離了政治；他們約會，酣飲，并閱讀西方文學。他們「決心享樂，跟上時代，挽回失去的時間，」這位教授說。他最終推斷，習具有「無與倫比的野心」，他知道，習在中國之外不會「太過特別」，所以，他選擇「為了生存要比紅色家族還要紅」，最後，楊國斌告訴我，對過去高干們的兒子而言，「主人翁的意識並未消亡。高貴和傲慢的意識持續，並且有這樣的信心：他們父輩的遭遇只是暫時的，遲早他們會殺個回馬槍。這也確實發生了。」

第二年，習被清華大學錄取，成為一名「工農兵學員」（因為政治血胤而非考試成績而被錄取的申請者）。這個夏天，習仲勛結束了十六年的被迫害生涯，恢復自由。當家庭重聚的時候，他已經不能認出自己長大的子女。他的信念從未動搖。在1976年十一月，他給中共總書記華國鋒寫信，要求重新安排工作，本著「為當和人民的事業發揮餘熱」的精神。他這樣署名，「習仲勛，一名毛主席的追隨者，一名並未恢復正常組織生活的黨員。」

習近平的家庭譜系使他被暴露在殘酷政治之下——清算，鬥爭，重獲自由——他也從中領受了直接教育。在2000年《中國日報》記者陳鵬的一次訪談中，習談到，「對權力没有經驗的人，遠離權力的人，會認為這些事情很神秘虛幻。但我透過現象看到了本質：權力和鲜花，掌声和榮耀。我看到了囚室，看到了人際關係的反復無常。我已經深層次地了解了政治。」文化大革命，以及他在延安的青年歲月成就了他。「延安是我人生的起跑線，」他在2007年如是说，「許多我今天擁有的性格和基礎思维都是在延安養成的。」陸克文對我说，「有關習近平的任何解讀都必須有一个底線：他對作為組織的中共的認同奉獻——儘管在他的个人生活以及政治生涯中，他已經經歷了中共最好和最壞的時候。」

習的兄弟姐妹們經歷不同：他的弟弟和一個姐姐在香港經商，另一位姐姐被報道已在加拿大定居。但是習留下了，年復一年，在黨內扎下了根。畢業以後，1979年，他從事了一項秘密工作，作為耿飚的助手。耿飚是當時的「國防部長」，被習仲勛稱作「我在革命中最親密的戰友」。習穿上了軍裝，與中共高層建立有效聯繫。畢業不久，他與柯曉明結婚，一位外交官（中共駐英大使）的女兒。但據一名過從甚密的教授透露，他們「幾乎天天」吵架。這位教授還向外交人士透露，在柯曉明決定前往英國后，他們離婚了，但習留了下來。

中共革命一代垂垂老矣，他們需要培養接班人。習對這名教授說，外方做官是「唯一通往中央權力的捷徑。」留在北平的中樞系統會阻礙他發展人際網路，并招致更年輕同僚的嫉恨。在1982年，就在習即將年滿三十歲之時，他被要求返回地方任職，最終被派駐到一個河北省的養馬之鄉。他想要成為「縣委書記」——一把手，但是地方官員對高干子女並不感冒，只讓習成為了二把手。在美國，這就像是從五角大樓的一名參謀助理，調任成為了弗吉尼亞州鄉下的中層行政官。

僅僅只有一年，習便被提拔，并鍛煉了他的政治手腕。他向退役士官派發好處，這些人會增加他的美譽度；他讓他們享受優先醫療權利；當他買到了中國大陸的第一輛進口轎車時，他將它捐獻給了「退役軍人辦公室」，自己只坐一輛舊吉普車。他仍然穿著綠色的軍褲，以展現親民作風，他學到了政治權術的奧妙；任何時候，「如果你不能敲響桌子，你便不能發揮影響力，人們也不會當真，」他在2003年對一名中國採訪者如是說。他推行了市場經濟試點，允許農民們使用更多的空閒土地去放牧，而不是種莊稼上繳公糧。他也推行地方工程建設，包括建設攝影棚，以拍攝電視劇《紅樓夢》。

1985年，作為一個農業代表團成員，他花了兩周時間訪問艾奧瓦州。在穆斯卡廷鎮，他與埃莉諾和托馬斯·德沃查克相處。「孩子們都去上大學了，所以有一些空床位，」埃莉諾對我說。習在一間佈滿《星際迷航》電影海報和橄欖球主題墻紙的屋子里下榻。「他往窗外看，并似乎在說，‘哦，上帝，’當時我在想，有什麼特別之處嗎？這只是一個錯層公寓，」她說。習並未介紹他自己是中共書記，他的商業名片上寫著他只是石家莊飼養協會的會長。在2012年，在他接班前的訪美之旅上，他回到了穆斯卡廷鎮，去看望德沃查克和其他老相識，全球媒體廣為報道。埃莉諾說，「任何頭腦正常的人都不會預測到這個在我這兒下榻的傢伙會成為主席。無論我們談論的是哪個國家。」

在1985年，習準備好了再被提拔，但地方黨委再次阻止了他，所以他只能去了福建省，在那里有一位他父親的老朋友正在做黨委書記，可以提攜幫助他。到了福建沒有多久，他見到了廖萬龍，一名台灣商人。廖萬龍回憶說，「他身材高而結實，并看起來有些遲鈍。」廖在隨後數十年里多次見到習。他對我說，「他看起來沒有心機，誠實。他從北方來，並不太了解南方。」廖接著說，「他只會在他有東西說的時候說話，他並不輕易許諾。他在開口之前會深思熟慮。他很少談論他的家庭，因為他有一個艱難的過往，和失望的婚姻。」習並非沒有求知慾，但他在管理自身形象和人際關係上非常出色；他現在需要會見外國投資者，所以他不再穿著老式軍裝，開始接受西式服裝。廖說，「不是所有人都能成為他的觀眾；他會選擇那些想和他會面的人。他善於識人鑒人。」

接下來的一年，當習33歲的時候，一位朋友介紹他和彭麗媛，一位24歲卻已經在中國算是最出色的歌唱家認識。彭麗媛在2007年的一次訪談中說，習對她說他不看電視。「你唱的是那種類型的歌曲？」他問道。彭麗媛覺得，他看起來「文化不高，比年齡更顯老成，」但他問她有關音樂技法的問題，這給了她一個知性的印象。習後來說，他只用了四十分鐘就決心向她求婚。他們下一年結婚了，在1989年天安門對學生們的鎮壓結束后，彭作為軍隊文工團成員，被派到天安門廣場慰問演出。（想象那種場景，所有有關彭的個人生活和商業行為的信息，已經大量從網路上刪除。）在1992年，他們有了一個女兒。在習將成為高級領袖的訊息越發明顯之時，彭放棄了歌唱禮服和精巧髮型，穿上了軍隊標準制服和女裝套服。粉絲們仍舊崇拜她，她卻沉默以對。對大多數粉絲而言，她放棄了演藝事業，將精力轉向艾滋病公益活動，煙草控制，以及婦女教育上。多年來，習和彭在事業上分頭行動。但是在「習大大」熱潮下，官媒曾推送了一首流行曲，叫「習大大愛彭麻麻」，包含有「男人要學習大大，女人要學彭麻麻」的歌詞。

調任南方讓習更接近他的父親。從1978年以來，他的父親就在鄰省廣東任職。廣東是中國市場經濟的試驗田。老習成為了一名經濟改革的堅定支持者，認為這是對抗貧窮的辦法。這是一個危險的職位：在1987年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中共老人幫們攻擊了自由派總書記，胡耀邦。根據理查德·鮑姆在1994年有關中共高層政治的編年體著作《埋葬毛時代》一書，習的父親是唯一一個支持胡的高級干部。「你們這是在做什麼？不要重複毛對我們的所作所為，」他說。但是習仲勛失敗了，並且最後一次失去了權力。他被允許隱居，舒適地安度晚年，直到2002年去世。他被高度評價為「堅持原則，立場堅定，」一位北京的編輯向我展示了這個。

在他的兒子邁向高層之時，幾乎避免了爭議的改革事項。「我的辦法是文火煮鍋，并不斷加入冷水避免沸騰，」他說。在1989年，一名地方宣傳官員，康延平遞交了一份推動政治改革的電視節目計劃，但是習的回復滿是質疑。根據「中國的未來」，習發問道，「這種觀點有市場嗎？他是否合理？」這個電視節目，習預測會讓人民「喪氣」，於是並沒有播出。他也特別用心于地方軍隊建設；他改進了裝備，提高了士兵的補助金，並且為退休的軍官安排工作。他喜歡說，「滿足軍隊的需求，再多也不過分。」

習有時被指控貪污，卻為另一些人所忽視。一位中國行政官員告訴北京的美國大使館，習在拒賄上可謂是「干凈先生」。不過，多年來習在福建工作，中國最大的一家貪腐企業，遠華集團，在福建軍方、警方協助下，持續走私數以十億計的石油，汽車，香煙和器械進入中國內地。習也找到了和一位本地大亨陳凱的相處方式。這位大亨托庇于「公安局長」的保護，在市中心運營賭場和妓院。不久，陳被逮捕，審判，并判處死刑。共有五十名政府官員被起訴，罪名是從陳凱處受賄。習並未與此事牽連，但卻在他的履歷中長久留下了污點。「有些時候我錯誤地推介了同事們，」他在2000年說。「一些人是推薦錯了，因為我認為他們比實際更好，另一些人則是我覺得他們比實際上更差。」

習用行動，證明了他在駕馭地方諸侯和同盟者上得心應手。在他2002年取得經濟活躍省份——浙江的書記職位后，他出台了意在有助於私人企業發展的政策。他鼓勵出租車企業從吉利購車，這家汽車公司後來收購了沃爾沃。他熟誦社會主義口號，以安撫保守派。「私營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花園里的奇葩。」他如此宣佈。在2007年，他抓住了一次大好機會展示了他的政治手腕：上海的一樁腐敗醜聞牽扯到了前任「國家主席」江澤民的鐵桿助手。習被派往上海任市委書記。他對公眾展現強硬，卻不顯露絲毫疏離江澤民的跡象。他拒絕了為他安排的別墅，宣佈他住在老同志的退休公寓里會更好。

他的時機抓得正好：幾個月后，中共政治局挑選下一屆領導人。習被認為將輸給李克強，一位並無革命家庭譜系的同志，他擁有北京大學的法律本科和經濟學博士學位。從2002年以來，中共高層已經被通過學術或技術進階的官僚們掌控。「國家主席」胡錦濤的父親開一家茶館，「總理」溫家寶是一位教師之子。但中共的「紅色掌櫃」陳雲告誡他的戰友們，有紅色血統的人，或者說是「紅二代」、「太子黨」們接班，會對中共的前途更加有利。一位「太子黨」告訴西方外交官，「我們的感覺是，‘胡錦濤也好，溫家寶也好，你們的父親在做生意的時候，我們的父輩正在為革命浴血奮戰。’」私下里，一些太子黨們稱呼「主席」、「總理」為「夥計」。在2007年十月，習作為下一代繼承人的安排，開始凸顯。這並不全是奉承。「黨的領導人們傾向于選擇弱勢的繼承者，這樣他們可以在幕後操縱，」一家海外中文雜誌《明鏡新聞》的創辦者何平如是說。習的崛起是如此迅速，以至於公眾們開玩笑說，「誰是習近平？他是彭麗媛的丈夫。」

習在2012年成為總書記之前，經歷了一場突然爆發的政治失範大戲。在二月，一位前任「公安局長」王立軍，企圖叛逃美國，并指控他的前任上級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謀殺、貪腐。中共領導人們擔心薄熙來會動用他的安保力量保衛自身，這樣會擾亂權力的交接，使黨分裂。在九月份，令計劃，即將卸任的「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幕僚長，突然被降級。令計劃後來被指控企圖掩蓋他兒子的死亡。他的兒子駕駛黑色法拉利發生車禍而死，車上還有兩名女性。

為危機而困擾，習突然消失了。在2012年9月4日，他取消了國務卿希拉里以及其他高級官員的會面。幾天之中，流言浮現，從重病到暗殺。當他在9月19日再次露面時，他對美國官員說，他的後背受傷了。中國政治的分析人士仍然就習的失蹤大做文章，認為他為何消失的完滿解釋可能涉及更深的真相——他的支持薄弱。這個冬天的數十場會談中，學者、官員、記者和總裁們告訴我，他們懷疑習有健康問題，并想要祛除它。他們推測，習在策劃大的實際行動；他想要建立關鍵同盟者，并在掌權之前清除反對者，但是黨內老人們要求他等候。一位前任的學者型官員告訴我，「習基本上是說，‘好吧，他媽的，讓你們去找另一位勝任這份工作的人。我要消失兩周時間，不見國務卿。’他也是這麼做的。這引發了一場危機，他們持續勸說，并說‘好啊，好啊，好啊。’」接班過程如預期進行了。在2012年11月15日，習近平成為了「總書記」。

習近平在中共政治局七位常委之中居首：其中有四位被認為是太子黨，或以血統，或以婚姻。這個比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史無前例。西方政治家們經常提到，習有著好行小惠的習慣：放鬆警戒線，允許每一位來訪者提輕鬆問題，談輕鬆的軼事。在訪問加州時，他告訴學生們他喜愛游泳，閱讀，并看電視上的體育節目，但是時間太有限。「借用一部美國電影名字，這就像‘不可能任務’一樣，」他說。但是中國的觀察家傾向於提到另一些事：他的「貴族氣」。這個可以當作一種他與中共過往的可靠聯繫，并與他的同僚們拉開距離。在去年人民大會堂的一次會議長間隙中，黨的官員們都在熱烈交談、握手，但是習卻不為所動。「這持續了數個小時，他就坐在那裡，兩眼直視前方，」一名外國參會者告訴我。「他從不會從講台上下來說，‘寧夏現在如何了？’」

習相信中國面臨現實的巨大威脅。據美國外交官們透露，習的那位教授朋友把習描繪為「為中國社會的遍地商業銅臭味，以及其所伴隨的奢華豪富、官員腐敗、價值尊嚴和自尊喪失所痛心，并將這些‘道德罪惡’視為毒品和嫖妓。」這位教授預言，如果他成為中國的高層領袖，「他將會盡最大可能去控訴這些罪惡，或許冒著失去新生財富階層的危險。」儘管太子黨和他們的兄弟姐妹們從中國的發展中舒服地獲取了極大利益（習的姐姐習橋橋被報道說擁有大量的股份和不動產），革命家族認為他們的收穫是應當的，他們還指責「夥計」們允許貪腐和奢侈，這引發了公眾眾怒，并威脅到中共的未來。

對策的第一步是重建控制。「集體元首制」將中央委員會的權力分攤，這把胡錦濤限制得動彈不得，以至於他被起了個外號叫做「小腳女人」。習為自己安排了一個影子內閣，這個內閣與其說是被一個單一意識形態所定義，還不如說為政治可靠性和同學裙帶所連結。成員里有劉鶴，習的童年玩伴，現在已經成為一名改革思想的經濟學家。劉源，一位鷹派將軍，他是前任「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兒子。最重要的則是王岐山，一位數十年的老朋友，他被任命為中共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正是這個機構發動了大規模的反腐運動。

中共高層長期以來給外界以齊心協力的印象。但在接下來兩年內，王岐山的巡視組被賦予了寬大無垠的權力，去調查和拘捕任何可能反對習權威的個人和機構，指控他們有陰謀并濫用權力。他們將反腐矛頭對準「發改委」和「國資委」——這些用來保護大型央企壟斷特權的機構。他們逮捕了中共的安全首長，周永康，一位擁有復活節島石像般下顎的曾經石油大亨，他將警察和軍隊打造成了私人王國，并讓它們每年獲取遠多於對外防禦預算的經費，用於國內偵緝。王岐山們也打進了軍隊系統，這兒肆無忌憚的貪腐不僅惹惱了公眾——路人都知曉軍牌車的奢華，他們在北京周邊橫行霸道免於懲罰——這也損壞了中國的國防。當警察們搜查前任中将、一名高級將領谷俊山的家庭别墅時，他們搜出了四卡車的名酒、字畫、現金和其它奢侈品。一名駐北京外交官说，谷俊山的家具包含一件中國航天飛船的金質複製品。「詢問他时，他說這是愛國的表現，」這位外交官說。

在2014年年末，中共公佈了對數以萬計腐敗官員的懲罰。許多外國觀察家們質疑，習的反腐風暴是真的想要消除腐敗，還是藉以打擊政敵的工具。這並不容易區分：腐敗已經如此猖獗，以至於威脅到中共的合法性。唯有最出塵自外的領導人，可以將之打壓到可以控制的地步。但是重拳反腐也是凝聚擁戴、擴權收權的有用工具，習將之運用到了極致，并大面積地沉重打壓了他的反對者們。杰雷米·巴爾默，一位歷史學家分析了最高級別的四十八位腐敗高官，發現沒有一位是紅二代。「我不把這叫做反腐運動，」一位西方外交官告訴我，「這是劃線以後的戰鬥。」

上任后不久，習問道，「為什麼蘇共亡黨了？」并宣佈道，「這對我們是深刻的一課。」中國學者們已經從一打朝上的角度分析了這個謎題，但習想要更多。「在2009年，他主持了一次有關蘇聯的長篇學習，主題是誰在決策部門工作，」這位在北京的外交官告訴我，「這次學習總結說，蘇共的垮臺始於勃列日涅夫。這篇文章里引用了一個笑話：勃列日涅夫把他的母親從鄉下接到了莫斯科。他自豪地向母親展示他在克里姆林宮的豪宅，他的吉爾牌豪車，以及他現在的奢華生活。‘媽媽，你怎麼看？’勃列日涅夫說。‘你將永遠不必擔心任何事。’‘我為你驕傲，列奧尼德·伊里奇，’他母親說。‘但是，假如共產黨來了怎麼辦？’習喜歡這個故事。」習有著對戈爾巴喬夫的特殊惡感，因為他與反對派鬥爭中沒能成功保衛蘇共。習還對他的同僚們這樣說，「沒有任何蘇共黨員足夠堅強撐下來并擊退敵人。」

習上任的第二年，下屬們被要求觀看一部講述蘇聯解體的六集紀錄片，這部片子展示了不那麼平靜的暴力場景，以及美國通過「和平演變」傾覆蘇聯的陰謀：顛覆性的西方政治觀點的密集滲透。從早些時候的意外如前蘇聯國家的「顏色革命」爆發開始，中共已經將對政變風險的擔心，化作收緊政治生活的理由。西藏、新疆分別在2008、2009年的暴亂，2011年以來阿拉伯世界的變亂，都為這種擔心增加了注腳。去年九月，當香港爆發要求民主的抗「占中」抗議時，一家官媒《環球時報》登出時評，指控美國國家民主促進會和美國中情局是幕後黑手，鑒於他們「推動台灣獨立，新疆獨立，和西藏獨立」。（美國人否認了這些指控）

習的政府不給忠實的反對派任何空間。當他發動反腐運動時，政治活動家們——如律師許志永，他曾經做過北京的地方立法者。他也介入了反腐，要求政府凍結貪腐官員的收入。但許和很多活動家都被逮捕。（不久他被判了四年徒刑，罪名是「聚眾擾亂公共秩序」。）一名許的前同事，滕彪告訴我說，「對中共政府而言，‘和平演變’並非只是口號。它真切存在。西方國家的影響力變得越發明顯，越發有力。」許志永們被逮捕不久，騰在德國參加一次會議。「人們建議我不要回國，否則也會被逮捕，」騰說。他現在是哈佛大學法學院的訪問學者。

一名北京的優秀編輯告訴我，中國的慈善家們已經得到警告，「你不能向這個，或者那個NGO捐錢——也就是所有的NGO。」在十二月，記者維權組織算出，中國監獄里關押著四十四名記者，比任何國家都多。廣為人知的人權律師——浦志強，丁佳希，夏霖，都已被逮捕。這個月早些時候，「人權觀察家」協會將這段時期稱為十年來對異見人士最殘酷的鎮壓。

儘管普京曾經扼殺俄羅斯的公民社會，并霸凌媒體，莫斯科的書店仍然在賣許多批評他的書籍，有少量長受打擊的博客也有攻擊他的途徑。習更不手軟。在2014年二月，一名香港晨報的七十九歲編輯尤曼廷，想要推出一本流亡作家余杰批評習的傳記，他在訪問內地時被捕。他已經接到恐嚇電話，威脅他不要接著出版這本書。他被判了十年徒刑，罪名是走私七幅油畫。

多年來，中國知識人在言行之間分裂：西方政治思想可以在中國自由討論，卻無人嘗試去實施他們。在2011年，中國的教育部長袁貴仁，推崇了與外國交流的好處：「不亂他們是富是窮，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只要對我們的發展有益，我們就可以從中學習，」他對一家官媒《京華時報》說。但在今年一月，袁貴仁在一次會議上說，「年輕師生是敵對勢力滲透的主要目標。」他說，「我們必須無條件地反對西方價值教材進課堂。」中共黨媒《求是》雜誌在網上的一篇文章，警告了「詆毀中國」的教授，并點名了一位法學教授——賀衛方。當我幾天前和他交談時，他說，「我經常被保守派視為寇仇，但近來情況更嚴重了。政治空氣比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更為緊繃，他們不希望允許積極開放的討論。」

將中國自外于西方價值會面臨一些實際問題。中共已宣佈了「法治」為目標的改革，意在收緊對司法系統的頂層控制，將法院與地方干預剝離開來。這名教授說，「我的許多同事從事民法學，中國民法學的很大部分與德國或法國民法有關。所以，如果你想要阻止西方價值在中國大學傳播，那麼你必須關閉中國所有的法學院，並且不能讓它再開放。」習，就他自己而言，沒有看到任何矛盾之處，應為黨的存續，優先于法律的存續。在一月份，他說中國必須「培育一支忠誠于黨，忠誠于國家，忠誠于人民，忠誠于法律的司法隊伍。」他還在重複毛的觀點，「保證槍桿子牢牢掌握在黨和人民的手中。」

習對西方影響的警惕，反映在他的外交政策之中。在一個私人場合，他表達了對愛荷華生活的溫情回憶，并送他的女兒習明澤去哈佛讀書。（去年她在哈佛用假名畢業，并已回國。）但是習已經表達了就中國國情的本質主義看法。在他那裡，中國的歷史和社會現實，決定了多黨制民主、君主制，或是任何非共產黨體制都不合適。「我們考慮過，實踐過，但都沒有成功，」他去年春天在布魯塞爾對歐洲學院的聽眾們如是說。如果換了任何一種政治體制，習警告說，「會導致災難性後果。」在他授意下，官媒強調了「和平演變」的威脅，并指控美國公司如微軟、思科和英特爾都已成為美國政府的「鬥士」。

就更廣闊的外交視角而言，從鄧小平以來的中國領導人等奉行廣為人知的「韜光養晦」策略。習已經成功地將這個概念替換成了中國時代即將到來的宣告。去年在巴黎，他引用了拿破崙的名言「中國是一頭睡獅，」並且說這頭睡獅「已經醒了，但是它是一隻和平的，愉悅的，文明的獅子。」他十二月對政治局說，他想要讓「中國的聲音被聽到，并為國際規則注入更多中國元素。」作為對華府主導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替代選項，習的政府已經籌設新的發展銀行，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基金，以及亞投行，這些總計將投入大約兩千四百億美元。習在強化中國的天上地下影響力上，已經比他的前任們更為勇敢。他在南海多國爭議海域設置鉆油平台，填海造陸，擴大島礁面積。他也利用普京政權的經濟孤立；習與普京的會晤次數多於任何一名其他國家元首。去年五月，當俄羅斯因為吞併克里米亞而面臨新制裁時，習和普京簽訂了一項價值四千億美元的計劃，以對中國有利的比率，由俄羅斯向中國出口天然氣。那位傑出的編輯說，習已經對人民說，他對普京吞併克里米亞印象深刻——「他得到了大片領土和資源」，并且在國內提升了支持度。但是，當烏克蘭已經陷入一場戰爭之時，習已經減少了對普京的表揚。

對中國的未來而言，沒有外交關係比「中」美關係更重要了。習也敦促華府接受「新型大國關係」——認同中國的平等夥伴地位，并承認中國對爭議島嶼和利益的要求。（奧巴馬行政分支已經拒絕了這個要求）習和奧巴馬已經會面，多達五次。美國官員將這種關係描繪為時而直率，但不夠密切。他們已經「坦誠直白地交換了敏感議題，但這並不足以打翻蘋果車（合作夥伴關係），」一名資深美國行政官員告訴我。「所以這與胡錦濤時代不同，在那裡只有很少的意見溝通。」胡基本不會偏離他自己的主題，而美國方面也很懷疑他對自己的談話要點有幾分信賴。「而習在為自己篤信的觀點背書，」這位行政官說，儘管他們的共識依舊生硬：「依舊有一些不和諧音符，無法讓你自外于這些敏感議題……我們想要會談。」

多年來，美國軍事領袖們擔心，中美之間存在更大擦槍走火的風險。這種擔心，部分源於北京以拒絕高層會晤的方式抗議美國政策。在2011年，麥克·穆倫，後來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在北京與習會晤。據穆倫回憶，他從軍事經驗出發，告訴習，「我只需要你們停止傷害軍事合作關係，這是第一步。每次你們都求全責備。」這已得到改進。不久后，十一月在北京，習與奧巴馬巨型了五小時的晚餐和會談，公佈了一系列中國曾抵制的雙邊合作，包括氣候變化、高新技術自由貿易，以及雙方軍事協定——鼓勵雙方在南海、東海等鄰近海域展開軍事交流。穆倫，不久后再次會見了習，也得到了鼓勵：「他們仍然在責備我們，他們在採取措施，但他們并沒有切斷對話。」

就在中國拒斥西方思想時，習嘗試在海內外用實際行動填補意識形態真空。不久前，我乘坐長安街下的一號線地鐵一路向東——長安街上遍佈著中共統治中樞：中宣部，商務部，國安局——然後在環下車，這裡是北京古城墻的原址。在地鐵站旁的星巴克，我見到了章立凡，一位知名歷史學家。六十四歲的他，作為一名自由派知識分子，反對慣常的凌亂意識形態；他很魁梧，留著稀疏優雅的灰發，穿著黑色領帶的夾克，平滑黑色毛皮的冬帽。章在政治氛圍中長大；他的父親章乃器在中共建政前是一位銀行家，并在毛澤東的「政府」中有過短暫任職。我問他，習準備在將來如何提升中國的世界地位。他說，「自從毛時代終結，‘改革開放’開始，我們都在談論‘信仰危機，’也就是經濟快速增長和政治混亂，已經將中國與其道德主義歷史割裂開來。」他想要解決問題，所以需要一種全新的意識形態。

章寫政治評論，他經常被警察約談，要求他避免敏感話題。「有些時候，他們警察會經過家門，并從前門門縫里向里窺視，」章說。他評論說，「他們今天嘗試阻止我來這裡。他們也尾隨著我。」他示意不遠處鄰桌一名穿著風衣的瘦弱男人。在中國邊遠區域，警察不習慣外國人出現，行政官員往往嘗試阻止人們會見記者。但是在我十年以來報道中國的生涯之中，這是我在北京遇見的頭一回。我建議我們推遲採訪。他搖了搖頭，并用耳語告訴我，「我所說和我所寫是相同的，沒有區別。」

習近平時代最驚奇的事情是關閉網絡空間——那些零星反對言論和個別嗜好，通常都被容忍——作為防止驅使中國富裕的知識精英們移民的方式。多年來，政府默許人民連接VPN翻墻。風險看起來可控；大部分中國人對政治的興趣，要小於Instagram上名人的寵物（Instagram，如同Facebook，Twitter，路透社，彭博商業周刊和時代周刊，均被禁止訪問）。保持他們的連通，按照這個理論，會允許高端人士得到他們想要并需要的東西——比如說，研究者們登入谷歌學術，或者生意人們從事商務——并將普羅大眾隔絕在最新科技之外，以防對中共不利。但在1月23日，當我在北京的時候，中共政府突然關閉了VPN，官媒重申他們屬於非法。一整夜里，訪問中國以外的網站變得極其困難。在這條新聞下的評論被關閉之前，一萬兩千人留下了他們的觀點。「你們害怕什麼？」一個人說。「向一個新朝鮮邁進了一步，」另一條評論寫道。還有人說，「又是一個鼓勵移民的廣告。」

十年以前，中國的網絡非常活躍，那裡充滿了論爭，反省，幽默和發現。月復一月，它變得更加封閉和嚴格。對比中國對外開放的程度，數字連結反而顯得更惡化。網上的言論，有趣的視頻，博客，現下數碼生活的小點綴——他們比一年前更難連通海外了。在一個崛起的超級大國，發生這種事情著實驚人。在2015年，有多少國家的網絡連通狀況會比一年前更差呢？

總書記，就他「習大大」的綽號而言，已經在非政治領域有所涉足：去年秋天，他哀歎瀰漫全國的「奢靡」傾向。（作為回應，中國的汽車廠商們在車展上停止使用穿著暴露的車模）在一月份，他要求人們有更充足的睡眠，「不管你對工作有多麼熱情，」他說他在午夜之前睡覺。在網上，人們開玩笑說這不可能：上任以來，習已經有了黑眼袋，并看起來常常處於焦躁之中。

對一代人而言，中共塑造的政治共識，建立在經濟增長和司法模糊之上。自由派和腐敗官員們都學會了打法律擦邊球，因為中共的管控是間歇性的。今天，習用自身證明，這個模糊共識在黨的高層那裡是多麼大——最不濟，也要比敵我之間的那道壁壘來得模糊。

習享有多少支持度，比較難以精確判斷。私人民調者們不被允許公開測評他的公眾支持度，但是Victor Yuan，北京一家「地平線調查咨詢公司」的總裁告訴我，「我們做了一些見解調查，他的支持率似乎在八成上下。這來源于兩方面：一個是反腐敗，另一個對外政策。在經濟領域還不清楚。人們說我們會等等看再說。」

中國經濟，或將成為習的最大阻礙。在三十年來年平均經濟增速超過百分之十后，中共想要將增速下調到可控範圍——大約百分之七，但可能會下調得更快。中國仍舊是世界最大的製造業基地，有著多達40億美元的外匯存底（與世界第四大經濟體的規模相仿）。在2013年11月，中共宣佈了重振競爭力的計劃，要擴大私人銀行的作用，允許市場（也包含官僚）來決定水、油，和其它珍貴資源的分配。中共還責成國有企業放棄高額紅利，并與私營企業展開競爭。去年春天，中國廢止了註冊資本條例和另一些對新設企業的限制，在十一月，第一次允許外國投資者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直接展開股票交易。「公允地說，習的政府已經在更多領域取得了更多進步。在過去十八個月里的進步超過了胡錦濤政府整個第二任期，」亞瑟·克羅爾貝，一名常年居住北京的經濟學家對我說，他在一家研究機構Gavekal Dragonomics工作。不過，他補充說，「我的信心級只略微超過百分之五十」，這些改革或將足夠導致一場衰退。

中國經濟的風險已經不能再明顯。勞動力資源相較於其他國家快速老化（因為二胎生育政策），企業借錢數額正在加速超過他們的營業收入。大衛·凱利，北京「中國政策」咨詢公司的合夥人說，「經濟上的轉折已經在大約四、五年前發生了，現在你看到了經濟學上的經典問題：資本收益率遞減。你投資的每一美元，得到的回報都遠遠低於一美元。」對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增長放緩，更多的寫字樓和住宅空置。不安的中國人為了防止危機，把資金轉移到國外。一些工廠已經發不出工資，在2014的最後一季度工人們已經罷工，并以其它方式抗議，罷工和抗議的頻率是一年前的三倍。

習能否有能力阻止經濟危機，部分取決於他是否有政治能量去抑制大型央企、地方政府和其它利益集團。在與陸克文的會晤中，習提到他父親曾經含辛茹苦地努力實現市場化改革。「習近平由衷地為他父親驕傲，」陸克文說，「他父親履歷上有著真實的成就，坦白講，他父親為了成為中共優秀黨員、忠實的經濟改革者，付出了很多政治上的、個人的代價。」

歷史上，中共從未感受到政治鎮壓和經濟改革的矛盾。在2005年，「總理」溫家寶與美國國會的一個代表團會面。一名國會議員提到，中國有一名教授剛剛因為政治被解僱。他問溫家寶這是為什麼。溫被這個問題困惑；他說，這名教授，「只是個小問題」。「我不知道你所說是何人，但作為總理，我胸中有十三億人民。」

為了保經濟增長，中國在努力鼓勵創新。但在加強對中國高校的政治控制時，習差不多同時冒著壓抑創新思想的風險，而這正是中國在未來需要的。長期以來，政治蓋過了理性算計。2014年，中國已經耗費了數年用於投資科學和技術，研發經費占國民經濟比重已經超過了歐洲。但是，當政府公佈對社會科學研究的獎助項目時，頂級的十個項目里有七個是為了研究習近平的言論（官方公佈是「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系列」）或是他的標誌性標語：中國夢。

習近平的時代已經證否了以下推斷：中國對西方的間歇性開放十分關鍵；會造成失衡和崩潰。在法學教授賀衛方看來，中共今天感受到的一系列威脅，只會在未來幾年凸顯。在網絡出現以前，賀教授說道，「確實沒有多少人有能力從境外獲取信息，所以鄧小平時代可以承受更大的開放。」但是現在，如果網絡不加以控制，「我相信這會帶來中共領導人所認為極其嚴重的問題。」

如同很多我在這個冬天訪問到的其他人，賀衛方擔心中共將可接受的調整和適應，再度收緊，這會引發不可控巨變的危機。我問他，中共在未來十到十五年會成為什麼樣子。「我想，作為知識分子，我們應當盡一切我們能做的努力去促成中共的和平演變——鼓勵它成為歐洲概念的‘左派政黨’，類似于社會民主黨。」他說，這會幫助中共黨員們更尊重一個真正的法治國家和政治競爭，包括新聞自由和思想自由。「如果他們拒絕這些基本的變革，那麼我相信中國會經歷另一次革命。」

這是一個戲劇化的預言——也是我這些天聽到最多的一個。章立凡，那位我在星巴克見到的歷史學家，在盯梢警察全景照看下，他說，「當著許多太子黨朋友的面，我曾經說，如果中共不在五到十年里實行充分的政治改革，它將永遠失去這個機會。作為學者，我們經常說改革比革命要好，但在中國歷史里革命在重複自己。毛澤東曾經說過我們必須走出這個歷史興亡週期律，但現在，我們仍然身在其中。這很苦惱。」

在新年過去兩個月后，中共重新面臨了一次挑戰，在它的本能控制和中國社會之複雜之間。多年來，中共「政府」一直輕描淡寫環境污染的嚴重性，并將之形容為經濟發展無法避免的代價。但是，年復一年，中產階級已經變得無法容忍；在民意調查中，城市居民將污染稱為他們的頭等擔憂，而且，使用著智能手機，他們將每天的污染指數同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相對照。在2013年的一場霧霾之後，中共「政府」加強措施，合併能源企業，關閉小型污染企業，并加強了國家管控。去年，它宣佈了「對污染的戰爭，」但承認北京在2030年之前不大可能會實現清潔空氣。在一個坦誠的場合，市長將北京形容為「不宜居住」。

在二月份，中國的視頻網站登出了一部私人基金製作的紀錄片，題目叫「穹頂之下，」在這部片子里，央視前記者柴靜敲響了警鐘，她描繪了空氣污染帶給她嬰兒女兒的危險。這是一部精巧的片子：柴，穿著流行的褪色牛仔褲和白色襯衫，在有許多觀眾的攝影棚里，展示了一段快節奏的、TED風格的演講。她展示了大量嚴峻的數據和場景——官員們承認大企業和機構們已經變得無力保護公眾健康。就精神上而言，這部紀錄片與官方的「向腐敗開戰」相合，並且，官媒以一系列正面叫好的報道回應。

這部片子在社交網路上延燒，在第一個星期末尾它已經獲得了兩億點擊量——一個經常是流行音樂或視頻才能獲得的數字，而不是兩個小時枯燥乏味的紀錄片。接下來的週末，主管單位要求視頻網站撤下紀錄片，新聞機構也撤回了它們的報道。它來去匆匆，從此從中國網絡上消失——一種未結束的現象。

在習近平時代，公眾已經再次證明，他們是不可捉摸的夥伴。這是習很早以前學到的一課。「人民把我推到這個位置，我必須傾聽他們，為他們造福，」他在2000年說。「在這些意見和評論面前，我必須學會聞過則喜，但不能被這些東西過分左右。如果只是因為誰誰誰說了什麼，我不會去斤斤計較利害得失。我不會喪失我的信念和欲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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