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張籍〈節婦吟〉

在中唐詩人當中，張籍（西元766-830年）算是重要詩人，一生歷經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這幾個短命朝廷；他曾擔任太常寺太祝、國子監廣文館博士、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國子監司業，後世稱之為「張水部」或「張司業」。

張籍的詩歌創作現存473首，涵蓋各種詩歌體式，然而前賢似乎對其樂府特別重視，或許因為元和時期「歌行學流蕩於張籍」，而將張籍納入「元和體詩」；或因與王建齊名，並稱為「張王」；或者僅就五律的創作成就，譽之為「晚唐五律兩派」代表人物。若從詩人交往關係來看，張籍是韓愈的高弟，屬於「韓孟文人集團」的成員；但是就創作趨向而言，張籍實為元稹、白居易一派「新樂府詩人」的前驅者。

張籍詩流傳過程中最有趣的現象，便是存在大量資料討論〈節婦吟〉這首詩。當代人也許未必認識張籍，卻多少聽聞過「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兩句名言；尤其在小說家瓊瑤細膩的鼓蕩下，創造出「還珠格格」這位戲劇人物，使得〈節婦吟〉成為張籍流傳後世的名篇。這首詩的全文如下：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 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一作恨)不相逢未嫁時。

依據台灣大學中文系羅聯添教授的考證，這首詩大致作於德宗貞元21年（西元805年），而在《全唐詩》卷382題目下也有一句小注：「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師道」。經過大陸學者吳汝煜、胡可先《全唐詩人名考》考證認為︰「李師道當為李師古之訛。」

這首詩自從南宋.洪邁《容齋隨筆》提及此詩的創作本事以來，就有不少論者發表意見，至明、清兩朝已存在不下20種詩論著作論及〈節婦吟〉。當代讀者在閱讀的過程多半不去理會創作背景，大多僅就文字脈絡欣賞此詩。雖然如此，本詩僅就文字層面所蘊含的情愫來看，一個有夫之婦當機立斷，了結一段可能「陷入危險」的情緣，就足以感動讀者。但歷來有關〈節婦吟〉的討論，還至少開出三個有趣的議題：

一、對於「節婦失節」的倫理焦慮

從現今流傳的〈節婦吟〉版本來看，末句出現兩種異文。明.王世貞《藝苑巵言》卷四云：「『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可謂能怨矣。』」所見為「恨不相逢」；至於清.葉矯然所見版本，則是作「何不相逢」。葉氏在其《龍性堂詩話》初集說道：

張文昌樂府擅場，然有不滿者。如〈節婦吟〉：「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又云：「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此婦人口中如此，雖未嫁，嫁過畢矣。或云文昌卻鄆帥李師古之聘，有托云然。但勝理之詞，不可訓也。

王世貞、葉矯然所見版本雖然不同，卻都相當程度影響論者對「節婦」之觀感。其實南宋.劉辰翁的批點早已說過：「好自好，但亦不宜繫。」明.唐汝詢《唐詩解》卷十八甚至說：「夫女以珠誘而動心，士以幣徵而折節，司業之識淺矣哉！」清.葉矯然所謂「勝理之詞，不可訓也」都在言下透露出一種屬於倫理層面的深沈「焦慮感」。

由此焦慮感出發，〈節婦吟〉中的婦人，算不算是「節婦」？詩中之節婦應不應繫上明珠？皆曾引發清人熱烈探討。其中持反對立場者固然甚多，然而並非全為聲討之見，例如清.吳喬《圍爐詩話》卷一與卷三即曾提到「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二句，謂「如無此一折，即淺直無情」、「朱子譏之，是講道理，非說詩也。」這種意見十分有趣，也很值得關注。

二、對於「比體」、「寓託」的後續探索

清.賀貽孫在《詩筏》云：「此乃寄東平李司空作也。籍已在他鎮幕府，鄆帥又以書幣聘之，故寄此詩。通篇俱是比體，繫以明國士之感，辭以表從一之志，兩無所負。」這一段資料明白指出〈節婦吟〉「通篇俱是比體」，所以當然不宜望文生義。

其實明、清論者大都知悉〈節婦吟〉的寫作目的是為了婉拒李師古之徵辟，根本與節婦之懸崖勒馬、斬斷情絲無關，卻仍無法擺脫「倫理的解析角度」。例比如清.賀貽孫在《詩筏》引用黃白山的一段評語，就很有代表性：

按李司空即李師道（按：應作李師古），乃河北三叛鎮之一。張籍自負儒者之流，豈宜失身於叛臣？何論曾受他鎮之聘與否耶！張雖卻而不赴，然此詩詞意未免周旋太過，不止如須溪所譏。安有以明珠贈有夫之婦，而猶謂其『用心如日月』者？且推『相逢未嫁』之語，脫未受他人聘，即當赴李帥之召，恐昌黎〈送董卲南〉又當移而贈文昌矣。

黃白山認為：張籍雖已婉拒，但因張籍與李師古「周旋太過」以致「不只如須溪所譏」。他認為贈送明珠給已婚之婦已經不當，稱許他「用心如日月」、而且若非已婚一定受聘赴召，更是不可思議。言下失節的不是受贈明珠的婦人，而是張籍了。最後他認為：這種事情果真發生，則韓愈委婉勸戒董卲南不宜投奔河北叛鎮之〈送董卲南序〉，應該改贈張籍。可見黃白山是明知此詩為「比體」，仍對張籍的作法不予肯定。

清．沈德潛在《重訂唐詩別裁集》，明白反對選錄〈節婦吟〉，因為他認為：「玩辭意，恐失節婦之旨」（卷八）但並非所有清代詩評家都對此詩不滿，仍有王堯衢、曹錫彤、史承豫、黃周星、宋宗元等詩評家，對〈節婦吟〉一詩寓託之旨，十分讚賞。例如清．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卷三就曾說道：

「雙明珠」，厚贈也，「君知妾有夫」而故贈之，非義處在「知」字。「纏綿」思亂貌。「襦」，短衣，非正服也。且不拒絕繫在羅襦，仰以志感，亦情之能動人也。「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此以大義曉之。高樓連帝苑而起，見非小家。「良人執戟」，侍衛明光殿裏，現是職官。「知君用心如日月」，豈不知婦人從一而終﹖「事夫」與「同生死」，乃有此非義之贈乎﹗「恨不相逢未嫁時」乃解雙明珠擲還，而酬以雙淚，蓋妾自守義而不以情屈，君雖用情當以義制，明珠之贈，君意良厚矣，然不相逢於未嫁之時，豈宜受珠﹖妾恨君逢妾之晚也。此張籍卻李師古聘托言如此。

王堯衢從「非義之贈」及「守義之行」來衡斷此詩，對於張籍托言婉拒李師古之徵辟有一段詳細分析。王堯衢認為贈者明知此婦有夫，卻仍以明珠相贈，此為「非義之贈」。至於節婦繫珠之舉，則是內心撩亂而對贈者之感激；然而一想起丈夫用心有如明月，因而對贈者曉以大義，並垂淚歸還明珠。王堯衢認為：此婦「自守節義」不因情屈，雖知贈珠者動情，仍「以義相制」，既非未嫁之時，自不宜受贈明珠。至於清.曹錫彤《唐詩析類集訓》卷七則云：

李師古自為節度使治東平郡，憲宗加檢校司空。張籍在他家幕府見聘，弗從，乃寄詩，而師道尋見夷滅。良人，夫稱。執戟，備宿衛也。明光，宮名。《史記．屈原傳》：「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此言己無私心以正師道之心，蓋以申明首句妾有夫之意。「還君」二句，此以卻聘意結，蓋以申言次韻感繫之意也。

曹錫彤從此婦無「私心」說起，認為此婦以「無私心」導正李師古之「私心」這也是很獨特的看法。此婦以有夫之身分必須「還珠卻聘」，雖曾繫珠於紅羅襦，卻有其「垂淚還珠」之必要性。也許清.史承豫《唐賢小三昧集》所云：「婉而直，得風人寫托之旨。」正可與曹錫彤之論見相發明。

三、關於「繫」與「不繫」之借題發揮

由於此婦之所以受到譏評，關鍵在曾收受贈明珠，並繫在羅襦之上。此婦應「繫」或不應「繫」，理當在受贈之初，即有明快決斷。倘若該斷而不能斷，即有瑕疵。清.黃周星《唐詩快》對此發表令人莞爾之論見：

雙珠繫而復還，不難於繫，而難於還。繫者知己之感，還者從一之義。此詩為文昌卻聘之作，乃假托節婦言之。徒令千載之下，增才人無限悲感。

黃周星認為雙珠到手不難於繫，而難在「繫而復還」，而且牽引到「徒令千載之下，增才人無限悲感」，這簡直是借題發揮之見，實在非常有趣！至於清.宋宗元《網師園唐詩箋》也對時人摘取「繫」字，作為譴責點，不能苟同。他說：

他鎮幕府鄆帥李師道（按：應作李師古）以書幣聘之故，作是詩以卻。有謂其詞義失節婦之旨者，竊不以為然。婦未嫁時，則人盡夫耳，垂淚還珠，用心亦正如日月，至或又摘其『繫』字為訾，尤拘腐之論，若然，則柳下坐懷當何說以解？

宋宗元認為此婦如在未嫁之時，任何人盡可為其夫婿；然而既為有夫之婦，則其還珠之舉，用心亦如明月，頗堪稱許，無可指摘。所以如論者獨摘「繫」字，則屬「拘腐之論」。此種意見當然值得欣賞，只可惜宋宗元並未針對節婦之「主體自由」，有所稱揚，仍以「柳下惠坐懷不亂」的傳統角度加以批駁，使其說亦不能免於「拘腐」。

綜觀明清以來論詩的方法更為精細，所見的視域更為深入。前代評論張籍的議題，都被反覆參研；其論述的規模、論析方式更為圓熟。他們對於〈節婦吟〉的批評，雖非完全對準文學角度，卻展開豐富的詮釋議題。當代學界一些專文論及〈節婦吟〉，關涉到的詮釋議題涵蓋「節婦」、「代言」、「比興」、「文本誤讀與歧義」、「倫理焦慮」等等，其實都是承繼明清論者的討論而來。一首詩能長期受到詩評家的關注，而且引發不同面向的討論，本身便是奇觀，也是張籍詩歌自有獨到成就的明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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