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秦本纪》读后（3）

关于秦穆公还有最后一个值得一提的故事。可以作为秦穆公执政方针的一个总结

戎王听说秦穆公贤德，就派一个叫由余的人来秦国访问，这个由余是从晋国逃到戎夷的，所以会说普通话。秦穆公带他看秦国的宫殿和积聚的礼器，由余说：这要是让鬼神做的那得多伤神？这要是让人做的，那得多辛苦啊！秦穆公觉得很奇怪，我们中原以诗书礼乐法度在治理国家，却又碰到这乱世，已经很不容易了，你们戎夷连这些都没有，该怎么治理国家呢？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秦穆公所信奉的还是相对传统的，从西周一贯下来的儒家以礼治国的一套方略，我们可以认为这是符合“主流价值观”的。

由余显然是有备而来，笑着说道：这就是为什么中原会大乱啊！话说从前，黄帝作礼乐法度，身体力行，也仅仅是小治，到了后世的帝王，一个比一个骄淫，把法度抛到了一边，而是以刑法作为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臣子无不心怀怨念，所以篡位弑君，如此反复。（由余的看法还是非常精准的）而戎夷则不一样，统治者饱含淳德来礼遇下属，下属则用忠信来回报他，一国的政治团结在一个人身上，没有这些有的没的礼啊器的就治理了天下，这才是真·圣人之治！

我认为，这里司马迁借由余之口，而由余则是借戎夷之治点出了儒家内部两个派别的辩论。一个派别是“务实派”，走的是礼的路线，搞制度建设，代表人物是荀子，法家也是发生于此；而另一个派别则是“本质派”，走的是仁的路线，强调礼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首先要从仁的核心出发，君主做好自己，向下辐射仁德，而礼不能是制度，而必须是作为传递仁德的一种手段，代表人物是孟子，以及后世各种“本质派”的士大夫。这个论争非常有意思，也非常重要，或许贯穿了中国古典政治的演进史。有待进一步观察讨论。

接着说回故事，秦穆公会见结束之后回来问自己的幕僚：我听说邻国有圣人，对我们是个祸患，该怎么办？幕僚说：先色诱，让他神魂颠倒；然后再离间由余和戎王，以他的名义申请延长居留，然后我们扣住他，这样时间长了戎王就怀疑他了。君臣有了嫌隙，我们就有了可乘之机。再加上戎王耽溺于玩乐，一定就没空治理国家了。于是秦穆公就照做了，留住了由余，打探了很多戎夷的情报，然后一年之后才放他回去。戎王已经大变，由余痛心疾首，数次直谏，戎王不听。而另一边秦穆公也多次挖墙脚，最后由余没办法就跳槽去秦国了。秦穆公很尊敬地待他，问他讨伐戎夷的事宜。

这一段看似是故事在继续，却也是论争的继续，虽然用的不是言语上的争辩。由余不是说“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吗？那只需要君王自己不贤德，或者君王和下属之间产生嫌隙和不信任就足以毁掉这个国家。这也点出了“本质派”最软肋之处。我们依靠自己的道德和意志，当然可以做到很多伟大的事情，但是规则和制度作为一种限制的存在却可以支撑我们更加稳固地治理国家，而不是大治大乱。这就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所在。只是，在古代中国，即便有法家这样注重法律规则的流派，还是无法打破皇权高于一切的设定。“本质派”在这一次交锋中显然落了下风。

终于到了秦穆公的结局。秦穆公是春秋五霸中的一个，而他的故事也确实十分精彩，引人深思。

秦穆公经过之前攻打晋国的失败之后，终于一雪前耻；第二年他也成功借由由余的帮助，打败了戎夷。又过了两年，秦国换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