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人不如獸? “豐縣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背後的現實邏輯（2月8日））

原文发布于微信公众号越向書 2022-02-08

“豐縣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讓羅翔老師關於“提高收買婦女兒童罪刑罰”的意見再次受到熱議。有一位車老師從法學和執法的角度提出了反對意見，羅翔老師今天進行了非常有效的答辯，卻未能正面反駁車老師提出的一個關鍵論點：提高量刑後，當地執法工作者的處境更難。在現在不重罰買家的情況下，他們還有動力去配合解救，甚至“伸張正義”，一旦量刑提高，買家和拐賣者一樣要被判重刑乃至死刑，則基層幹部不願意為了一個外地人而與父老鄉親結下深仇大恨。有人說那就異地審判，但事實上這不是審判一個環節的事情，總不能把這些地區的公檢法系統加基礎黨組織全部換成外省人員吧？

車老師強調執法難度的話其實有道理，但沒有說透。法條為什麼這樣定？純粹從當代人的視角去理解，或是純粹從法學的邏輯去理解，其實是理解不了的。

1997年10月開始施行的刑法第241條與一切歷史事物一樣，要麼主要行動者（在此是有權制定法律者）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結果，要麼不同行動方之間力量博弈的結果。

我們一項項來看：

為什麼買國家保護動物比買婦女兒童判刑更重？難道熊貓比人還金貴？抱歉，在當時的“那些人”看來是這樣的。首先，從稀缺性上看，熊貓、老虎、金絲猴等在那時已瀕臨滅絕。婦女、兒童（對“那些人”而言）顯然不具備這樣的稀缺性。其次，從資產屬性上看，國家保護動物直接就是國有資產，而人的“國有”屬性則間接得多，要經過生產、納稅、兵役等一系列環節之後才能成為國家的“資產”。

為什麼涉槍案件是買賣同罪？因為槍支的購買者很有可能要用這些槍械繼續實施犯罪。

而且還有第二個更重要的原因：槍支購買者直接破壞了國家對暴力的壟斷，就算張三買槍純粹是為了防身或收藏，對政權同樣造成了潛在的威脅。

這兩條都極大地推高了治理成本，所以必須嚴懲。

相比之下，購買婦女的人通常不會在社會上實施其他犯罪，主要的後續犯罪行為都在家內。如果當地有此習俗，且婦女的親人難以找過來，則政府治理成本並不會被推高。用官話說，就是“社會危害性”較小。甚至，由於當地單身漢、無賴有“家”了，治理成本下降都有可能。

成本，成本，你是不是在將人物化？

不是我要“物化”國民，而是政治機器就是這樣看的，林則徐上摺子禁煙時怎麼說的？為什麼能觸動道光皇帝，就是因為他給皇帝算了帳，指出外來鴉片氾濫將導致十年後國家的財稅和兵源（血稅）全無。

吳思對中國思想史的一大貢獻，就是明明白白地說出了一個道理：在實踐中，其實人命是有價格的，而且“低端人口”的價格比我們想像的要低得多。既然在實際操作中有價，未必就不能與在實際操作中同樣有價的動物和槍支相提並論。

抽象地考慮“人的尊嚴”有意義嗎？有意義，但僅限於書齋裡。書齋之外，一切東西都有它的價格（price），即獲取它的代價（price）。

當政府發現某個社會群體對破壞了自己的治理時，就會“重視起來”。該群體中那些“出頭”的個體會受到打擊，但作為一個社會群體則會收穫“贖買”。

而那些被拐賣的婦女呢？如果沒有被曝光，她們能被任何人傷害，她們誰也傷害不了，她們的議價能力能獲得的贖買就是一碗豬食。

這個思路的解釋力可以擴展：

為什麼家暴不受重視，為什麼打傷了陌生人要坐牢，而打傷了配偶卻常常沒事？因為打傷路人會提高治理成本。

……

豐縣一事懸念無多，各級政府在數十億點擊的“輿情海嘯”影響下已經動員起來，所以大概率會有一個令公眾得到安撫的結果。但歷年積累下的數萬案例，以及未來還有可能再發生的案件，該怎麼辦呢？

修法可能是必要的，怎麼修，留給車老師和羅老師這樣的專業人士去爭辯。

對政府而言，目前大幅減少同類事件最“簡單”的辦法，是允許媒體自由報導這類事件（您讀懂上文就知道這可能性很小）。

對平民而言，如果想助一臂之力，就是讓掌握立法者權者明白拐賣事件的“社會危害性”已經足夠大，現在與當初制定刑法241條時的年代已經不同了，大家已經如此珍視一位素不相識者的尊嚴，以至於這類事件給輿情和宣傳方面帶來的麻煩，已經超過了認真處理此類事件所需付出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