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0 死磕正義：709案和中國的人權政治｜白信

野獸按：多年前就在端傳媒上讀白信的文章，也一直記著和關注2015年的709人權律師大抓捕。昨天看到他出版了一本書《死磕正義：709案和中國的人權政治》。

書名：死磕正義：709案和中國的人權政治

作者： 白信  

出版社：新銳文創  

出版日期：2022/08/19

語言：繁體中文

定價：390元

內容簡介

2015年7月9日凌晨，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的律師王宇，躺在家中的床上，門外就響起了激烈的敲門聲。隨後家中電源被切斷，電鑽聲響起，門被破開，二十多位警察蜂擁而入，王宇穿著睡衣就被戴上黑頭套，押送到不知名的地方，被宣佈強制監視居住。就在稍早，凌晨兩點，王宇的丈夫包龍軍在首都機場也與兒子包濛濛一同被拘押。……十天之內，共236人被抓捕、傳喚、約談，其中律師、律師助理和律師事務所的人員多達132人。

至2019年7月，「709」案全部涉案人士累計超過321人，涉及25個省份。

即便時隔七年，「709」案仍遠遠沒有結束，心理創傷揮之不去，尚有周世鋒、胡石根、吳淦等人深陷囹圄，甚至不斷還有人權律師因為「709」案被繼續抓捕，如2021年底失蹤的唐吉田。

本書是首部針對「中國709維權律師大抓捕案」的系統性研究專著，書中從結構面雙向分析「人權律師群體」與中共的「法外主義機制」，即中國人權律師的形成和抗爭、中共政法委的法外主義和人權政治，深入探尋中共如何在「法治」名義掩護下，發展出繼承自革命時代的大規模人權侵犯制度，成為一個奉行法外主義的「法外政權」；進而勾畫出「709」案於中國人權運動的貢獻，以及在新冷戰的框架下，中國與全球人權政治的發展圖景。

 本書特色

 ★首部針對「中國709維權律師大抓捕案」的系統性研究專著

★從結構面雙向分析「人權律師群體」與中共的「法外主義機制」

 ──謹以此書，獻給中國的所有人權律師和人權捍衛者──

作者簡介

白信

德國政治學博士，曾任教於中國某知名大學政治學系，獨立社運研究者和中國政治評論家、自由撰稿人。著有《習近平是如何成為一位超級政治強人的？──對一場柔性政變的持續觀察》（2018，新銳文創）。

目錄

【輯I】709案件始末：事件與理論
第一章 「709」律師們
第二章 為什麼是他們？—事件作為方法

【輯II】從維權到人權：中國人權律師群體的形成
第三章 維權中的敏感案件
第四章 超越「敏感性」
第五章 中國人權律師團的崛起

【輯III】死磕正義：為權利而鬥爭
第六章 零號律師：莫少平
第七章 權利和法感
第八章 兩種死磕
第九章 為誰死磕，何種正義？

【輯IV】政法委專政
第十章 政法委的雙重決斷
第十一章 政法委的法外主義
第十二章 合法的法外主義

【輯V】新人權政治：討論和展望
第十三章 「709」案的人權政治啟示
第十四章 黨國的人權策略
第十五章 新冷戰：新人權政治與新興中產階級

結論 人權的邊界

附表1 「709」案受迫害人員名單
附表2 「709」案前中國大陸被懲誡的人權律師

後記

序 

第一章　「709」律師們

像極了納粹時期，蓋世太保總是選擇半夜時分闖入民宅實施抓捕，針對中國人權律師的第一波抓捕也是在半夜展開。2015年7月9日的凌晨，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的律師王宇，躺在家中的床上，門外就響起了激烈的敲門聲，隨後家中電源被切斷，電鑽聲響起，門被破開，二十餘位警察蜂擁而入，王宇向外界發送緊急求救的消息停止了，她穿著家常睡衣就被戴上黑頭套，押送到不知名的地方，被宣佈強制「監視居住」。而且，就在北京警方對王宇發動入室拘捕行動前稍早，凌晨兩點，王宇丈夫包龍軍（也是一位法律工作者）在首都機場與兒子包濛濛一同被拘押，包龍軍也被投入「監視居住」。

這幾次抓捕行動的跡象最早出現在一個月前，2015年6月11日深夜新華社即刊發了一篇未署名的文章〈「女律師」王宇打人致聾被判刑　拒不執行判決仍四處「接活」〉，全文扭曲編造謊言、誹謗王宇、汙名化她的人權辯護，旋即被環球網、第一財經、中國日報、觀察網、中國新聞網等網站轉發，顯示這是一篇經由中共最高宣傳機關製造和傳播的負面宣傳報導，為即將開始的鎮壓行動做輿論動員。後來的消息證實，中國公安部在2015年7月7日下達命令，由天津市公安局作為主辦機關負責該項專案，天津市公安局7月8日正式立案，7月9日開始行動。「709」案中所有被逮捕人員在經過最初審訊後都被集中在天津市關押或審判。

在新華社這篇抹黑人權律師王宇、頗有行動信號意義的文宣所提到的黑龍江慶安案件，一般認為可能就是當局發動「709」行動的導火線，觸發了中國安全層面的決策機制。在「709」前兩個月的2015年5月2日，黑龍江省慶安縣一位「訪民」徐純合被警察射殺在慶安火車站。旋即，全國各地多位人權志願者前往慶安。2015年5月29日，重慶游飛翥律師因要求會見「慶安槍擊事件」聲援公民而被黑龍江綏化市公安局以「尋釁滋事」為由行政拘留15日，馬連順、唐天昊、葛永喜、徐忠四位人權律師接受游飛翥律師家屬的委託，赴慶安為游飛翥律師提供法律援助，卻又遭到慶安縣公安局的15天的行政拘留。在人權律師團的感召之下，數十位律師到達慶安聲援，並有660餘名中國律師在一份〈關於黑龍江慶安警方大規模嚴重侵害律師權益事件的嚴正聲明〉中聯署簽名，創造了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律師最大規模的一次集體行動。

 而慶安案件中顯露的「連環鎮壓」模式，即抓捕抗議人士後抓捕辯護律師、再抓捕辯護律師的辯護律師，延至王宇以及王宇所在的鋒銳律師事務所，並且繼續擴大和分化為若干條行動路線，最終升級到「顛覆國家政權」的集團犯罪上，形成「709」案的基本框架。

 在7月9日後的兩天，一場全國範圍針對人權律師、並且圍繞著幾條行動路線的大規模抓捕密集展開。第一條行動線是針對鋒銳律師事務所。7月9日當天，鋒銳律師事務所被搜查，主任周世鋒律師和若干行政人員被抓捕。該所律師除了王宇，還有劉曉原同時被抓捕、釋放後被驅離北京。參與慶安聲援行動和稍後在江西省高等法院前為「樂平」冤案抗議的該所法律工作者（非律師）吳淦已經在五月被拘捕，王全璋律師則在藏匿一個月後在濟南被抓捕。

第二條行動線針對參與在北京「七味燒餐廳」（湖北土菜館）2015年2月1日聚餐的15位政治活躍人士，其中除了周世鋒，還有發起人勾洪國以及其他在京政治活躍人士，如教會長老和民運人士胡石根、李和平律師等。其中一名參與聚餐者翟岩民早在2015年6月15日與劉星等數名維權人士在山東省濰坊市抗議示威時被抓捕，在「709」後則以「電視認罪」方式作公開指證。對他們的偵訊重點圍繞「顏色革命」、人權律師和勞工運動的結合等展開，而關鍵人物則被訴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和顛覆國家政權罪。中共當局藉此為「709」案做了終極的政治定性。

在鋒銳律師事務所之外，被查抄的機構還有李和平的律師事務所和李金星的律師事務所。前者從2014年以來執行一個與歐盟合作的「反酷刑」法治教育項目，後者設有一個「洗冤行動辦公室」，都被看作是律師集體行動的平臺。這些事務所的助手和律師家屬也多被同時關押，如李和平律師的弟弟李春富律師、助手趙威。

第三條行動線圍繞中國人權律師團的骨幹展開，在全國範圍內二十餘省施行了大抓捕，包括隋穆青、謝陽、謝燕益等著名人權律師，對外圍人員則以約談、傳喚、訓誡等方式予以威脅，並視情況採取強制措施。如謝燕益律師即在約談時因表現強硬而被拘捕。作為廣東省唯一被強制關押的律師，隋穆青也在監視居住期間被警方告知當局在抓捕他之後一段時間內仍未決定是否逮捕。一時間，全國瀰漫恐怖氣氛，也顯示這次大逮捕行動本身所具有的「預防性逮捕」性質。

第四條行動線，是在上述第一波行動結束之後採取的第二波鎮壓，威脅那些為第一波被捕律師辯護的人權律師和援助者。例如，在中國活躍多年為人權捍衛者、獨立NGO和人權律師提供援助的瑞典籍人權活動家彼得‧達林（Peter J. Dahlin），在「709」案後結束初步援助動員工作離開中國之際，於2016年1月3日在北京首都機場被抓捕，關押22天後被驅逐。為王宇律師辯護的文東海律師在2018年被吊銷律師資格。為謝陽律師辯護並且向外界披露謝陽遭受刑訊虐待訊息的江天勇律師在2016年11月21日被抓捕，經過了半年的「監視居住」後於2017年6月被正式逮捕。先後為謝陽和李和平律師辯護的陳志剛律師，在威脅之下於2019年流亡美國。堅持不懈為王全璋律師辯護的余文生律師於2018年1月被捕入獄。

結果，從2015年7月9日到20日，十天之內，就有236人受到抓捕、傳喚、和約談，其中律師、律師助理和律所工作人員為132人，分佈24個省。到2019年7月，「709」案全部涉案人士累計超過321人，涉及25個省份。

（…前略…）
 
在大抓捕的第一波行動進行中，對人權律師的第一波處罰便以羞辱式、汙名化宣傳的方式開始了。而且，這些人權律師最終被定罪和量刑的懲罰其結局幾乎從這個開始，也就是戲劇性的官媒表演中，一場未審先判的宣傳審判，如同1936-1938年蘇聯大審判的小規模再現，顯示「709」案背後的決策層似乎更為重視該案的宣傳效果，而且並非針對具體個人，而是特別針對特定群體，充分展現了中國司法政治其侵犯人權的內在邏輯。那是法庭上的被告們曾經努力抵抗的，也是本書分析的關鍵對象。
 
7月11日《人民日報》刊文，「公安部揭開『維權』事件黑幕」，首先證實了三點：「709」鎮壓是由公安部統一部署、指揮的全國性行動，而且以北京、黑龍江、山東和福建等地的抓捕為重點；此前逮捕的吳淦和翟岩民的口供和相關線索被作為「709」專案的立案依據，即所謂維權律師與「訪民」「相互勾連」的證據；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被看作一個「自2012年7月以來先後組織策劃四十餘起敏感事件，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涉嫌重大犯罪集團」。
 
7月12日《人民日報》繼續發文，「律師的戰場應在法庭」，指出了當局對人權律師影響公共輿論的不滿。7月18日新華網發文，「北京鋒銳事務所案追蹤」，承認警方已對周世鋒、王宇、李和平、謝燕益、隋穆青、黃力群、謝遠東、謝陽、劉建軍等9名律師和劉四新、吳淦、翟岩民等採取了強制措施，稱「已有多名犯罪嫌疑人進行了深刻反思，認為自己的行為嚴重破壞了法律實施，更嚴重損害了社會公平正義」。
 
緊接著，公眾看到「709」案的若干涉案人權捍衛者先後出現在中央電視臺的新聞專題節目中，在電視鏡頭前表示「認罪」，一如多年前中共在鎮壓法輪功期間法輪功信仰者「電視認罪」的重現。7月19日，中央電視臺首先播出了周世鋒的認罪影片，在一個可能是筆記本電腦的、清晰度較低的攝影鏡頭面前，坐在固定審訊椅上的周表示，「我認罪……律所方面確實有違法之處，這是毋庸置疑的」。這一報導同時播出了王宇律師稍早在法庭辯論的影片和吳淦的抗議行動等作為佐證。

特別是，翟岩民作為早於「709」被抓捕的所謂「訪民經紀人」，在這一波「電視認罪」的宣傳攻勢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709」鎮壓前被抓捕的翟岩民，在2015年6月15日被羈押一周後出現在中央電視臺新聞節目上，供述從2014年以來參與和策劃了9起「集體性司法抗議行動」，包括慶安事件，並指證吳淦和其他人權律師群體。官方媒體據此發佈名為「組織僱傭『訪民』鬧事干擾司法成利益鏈」，抹黑鋒銳律師事務所和人權律師群體，為即將到來的「709」鎮壓行動做輿論準備。
 
作為「709」案中第一個被定罪的（顛覆國家政權罪），翟岩民在2016年8月2日法庭宣判前的最後陳述中，再次表示認罪，表示「自己在一系列違法犯罪事件中擔任的是『現場總指揮』的角色，又承認2015年2月1日與其他相關人士的所謂『聚餐』，實際目的是要推翻共產黨，進行『顏色革命』」，以污點證人身份換得三年有期徒刑、緩刑四年的從輕量刑。儘管這一案件屬涉及國家安全，實際審判中通常採取法定的非公開審理，翟岩民的妻子也被拒絕旁聽，但是法庭在開庭和宣判時邀請了多家媒體旁聽，中國官方媒體也專門報導了翟岩民的法庭認罪。
 
相比之下，始終拒絕認罪（包括電視認罪）的吳淦，雖然不是律師，只是一個從草根維權者加入鋒銳律師事務所的工作人員，法庭（2017年8月14日第一次開庭）選擇了不公開審判。吳淦在2017年12月26日被一審判決有期徒刑8年，為整個「709」涉案人員中被判的最長刑期。吳淦的辯護律師葛永喜相信，這一重判「與吳淦堅持不認罪有關」，黨國認為你必須要按照他的方式認罪，才能被輕判、取保或緩刑。像吳淦這樣態度堅定，一定會被重判。」法庭最後判詞也證實了量刑有其懲罰性考量，斷定吳淦「犯罪行為積極，情節惡劣，社會危害性大，主觀惡性深」，因此「從嚴懲處」。

類似翟岩民的電視認罪貫穿了整個「709」案，甚至貫穿了翟岩民之外如王宇等若干關鍵人物的關押全程，讓全案充滿了戲劇性。王宇律師後來回憶說，從2015年7月9日後被監視居住的第一個月內，審訊人員就不斷勸說她接受電視採訪，雖然屢屢拒絕，但是當審訊人員在2015年10月抓獲偷渡邊境的王的獨子包卓軒、並以之要挾之後，王終於妥協，按照公安部的要求，在影片錄製中譴責了所謂海外勢力。第二次上電視，則從2016年的4月到8月，經過反覆拉鋸式的談判，甚至經過了其間持續近一個月不成功的排練和錄製，包括一次被強行拉到中央電視臺時明確拒絕錄影，以及以取保候審和承諾王與丈夫、兒子見面作交換，最終在7月22日辦理取保候審手續後錄製了一段認罪影片，並在「709」案第一次開庭（即翟岩民案開庭）前的2016年8月1日在香港播出。在這段影片中，王宇按照官方準備的稿件批評了其他人權律師，說他們追名逐利，並指責海外活動人士以人權捍衛者為工具，抹黑中國政府。
 
此外，還有張凱律師，於2016年2月25日在電視認罪中警告說人權律師不要接受海外資金；江天勇律師在2017年3月4日的電視認罪中承認所謂散佈有關此前代理的謝陽律師遭到刑訊虐待的不實消息，爾後在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下被輕判（有期徒刑二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在戲劇性的羞辱宣傳過後，緊接著王宇和翟岩民的電視認罪和法庭輕判，「709」案的兩位「首犯」胡石根長老和周世鋒律師，分別在2016年8月3日和4日的庭審中認罪並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半和七年，結束了當局對「709」案的第一階段審判。截至2021年5月，「709」案中總計16人被判刑，除了11人分別緩刑、刑滿釋放、1人被免於刑事處罰（謝陽）之外，仍有4人（周世鋒、胡石根、吳淦和余文生）在押服刑，1人（歐彪峰）未結案（刑事拘留）中。其餘的，還有取保候審26人、撤銷指控1人、限制出境46人、其他被短暫拘留、強制約談和傳喚的有265人（參看本書附表1），其中律師和法律工作者（含律所工作人員）125人，基本上都是中國人權律師團的成員。史稱「709」案。
 
至此，從2010年以來、以「北海案」、「小河案」和「常熟案」三大案件為代表的中國人權律師群體的興起和他們所推動的人權運動遭受了重大挫折。在此後持續數年的恐怖氣氛中，中國的人權狀況急遽惡化，新疆的維吾爾族、香港原住民和中國的企業家們先後遭受集體鎮壓。雖然還有零星的人權律師繼續堅持為這些新增的人權案件受害者辯護，但是幾乎在所有個案中都越來越難發現人權律師的身影和人權律師特有的「死磕」辯護了。最新的，例如在2021年4月重慶企業家李懷慶面臨二審前夕，李的妻子在北京感歎，「現在已經很難再找到一位敢於（為受害人權益）死磕的律師了。」

書名：習近平是如何成為一位超級政治強人的？：對一場柔性政變的持續觀察

作者： 白信  

出版社：新銳文創  

出版日期：2018/09/25

語言：繁體中文

定價：360元

黨：針對官僚集團發動空前反腐運動
政：強調政治規矩集體學習，效忠新核心
軍：啟動軍改，對軍隊絕對控制
情：建立國安委，統一情報和安全力量
網：展開互聯網清網行動
文：推行文化復古運動
社：以社會治理創新為名打擊NGO

──七大戰略性動作，顛覆政治局集體領導的柔性政變──

習近平內心濃厚的毛主義情結，身為「紅二代」的強烈使命感，都驅動他當下的「紅衛兵」內閣以「如何鞏固共產主義政權」為首要任務，因此他們具有相對於保守技術官僚更為強烈的改革欲望。當習一方面透過小型政治運動和政黨改造的方式進行著「毛主義」的「不斷革命」，以群眾路線為核心而激進、擴張；另一方面，又繼承鄧小平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路線與和依法治國的方針，尊孔復儒，強調家規、家訓與黨內規矩，呈現「新傳統主義」的面貌；這種混合「新傳統主義」與「毛主義」的「新毛主義」，竟成功地讓他成為超級政治強人！

而以家國、孝悌、祥和、滿足為主題的中國夢，則從另一個角度完美消解了中國民眾的憤怒，催生出一種個人崇拜的民粹主義浪潮，並且逐漸匯合成互聯網語言風格的萌化民族主義；隨之而來的，卻是一連串的微型法西斯運動，構成一個持續的柔性政變，無形中消滅了所有對手，沒有反抗，也沒有異議。

這，就是我們看到的眼前的中國。未來的中國，會改變嗎？

本書從話語分析、監察體制、地方性運動以及習與鄧小平體制、與毛主義等多向度，在中共1949年建政後六十餘年的背景中，針對2015年以來習近平和習時代中國政治景觀，全面探究習近平強人體制形成的歷程與原因。

本書特色

他顛覆了鄧小平「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這最為重要的政治遺產，宣告了鄧改革時代的結束！

習近平如何透過全方位統治手段，成功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迎向「終身主席」時代？

──從黨務、政治、軍事、情報、網路、文化、社會等層面切入，全面剖析習時代！ 

作者簡介

白信

德國政治學博士，曾任教於中國某知名大學政治學系，獨立社運研究者和中國政治評論家、自由撰稿人。

自序
前言

【2015 │超級政治強人】
　為什麼要閱兵？習的強人夢
　臺灣的芬蘭化：馬習會的地緣政治分析
　還是正視新冷戰吧：習歐峰會之後
　抓放郭玉閃和「九號文件」：一個虛無主義帝國的崛起
　浦志強審判與烏鎮意識形態

【2016 │完美獨裁者的誕生】
　反腐運動接近收官：紀委治國的到來
　新毛主義還是新傳統主義？談六中全會和政黨轉型的若干問題
　「打鐵還需自身硬」：習近平的政治話語分析
　廷杖打到紅二代？任志強身後的儒家共產主義幽靈
　極權主義暴力美學的臨場：深圳禁電摩和地方激進治理運動
　從Nashi到小粉紅：中國青年運動的俄羅斯化
　互聯網、共青團和青年創業
　中產階級的死與生：兼論雷洋案後維權運動的終結
　校友運動的興起：雷洋案沒有結束
　完美獨裁者的誕生：2016的中國政局回顧　

【2017 │「新時代」的政治】
　全球分裂：全球化逆轉和東方化
　連接前後三十年的關鍵：鄧小平的「那三年」
　習近平的「新時代」政治綱領：一個「革命」政黨的世俗化轉型動員
　五評「十九大」
　北京難民：被驅逐的新流民階級　

【2018 │習時代的政治景觀】
　最終還是接班人的問題
　安邦的倒掉和「新統制經濟」的到來
　中國新監察委到底是個什麼機構？
　解讀習金首會：中朝關係的癥結與出路、以及能否結成「新軸心」
　一場刻奇的峰會：新加坡川金會觀察　

附錄　中美貿易戰的次生危機
代跋　什麼限制了中國政治研究者的想像力？

自序

2015年5月在北京知識屆的一次餐會上，高全喜教授專門到我身邊，問我對時局怎麼看、對習怎麼看，他那時已經知道我將離開大學。面對高老的殷殷之情，我快速談了一通，然後用四個字結束回答，「修憲、連任」。

這算是臨別北京學界的囑咐，也只是複述了此前幾年我的觀察和判斷。在2012年秋天中共的「十八大」前後幾年，我曾多次接受海外媒體訪問，評論習近平即將和正在效法普京，以「促進改革」、「頂層設計」的名義集中權力，成為中共歷史上的新一代政治強人。部分因為這些訪談，我受到多次警告，而這些警告來自外交部、教育部、中共宣傳部還有不知名的強力機構，都通過系主任和學院黨委書記與我的直接約談表示出來。

在我看來，這些對中國最高權力層面變化的評論，不過是自己平素研究社會運動的延伸。社會運動研究通常遵循「國家－社會」的研究範式，國家是社運的改變對象、也是社運的環境構成和鎮壓者，兩者相互穿透，互相塑造。我過去十多年做社運研究的同時，也高度關注著國家，特別是威權主義的統治形態，從基層的網格化治理到互聯網監控、以及黨國體制在冷戰時代的演變，很自然的對今天的政局演變有著長期預判，也保持時刻警覺。

更重要的，作為一位政治學者，有責任與公眾分享我的研究、我的觀察、和我的思考。這不僅是一位知識分子的傳統公共責任，也是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所在。馬克斯•韋伯在他1919年的同名演講中，還專門提及一類與職業政客不同但從古希臘時代便有、也以政治為志業的群眾政治家，即現代的新聞評論者。在今天，當公共知識分子以電視知識分子、名嘴、專欄作者等形態出現時，身為政治學者本來兼具韋伯所言的政治志業三要素―熱情、責任和判斷力，如果積極參政反倒像是業餘的了，而更需要以積極參與媒體的時局評論來引領公共討論的政治化，與威權時代對社會的去政治化相鬥爭，並得以隨時檢驗和校正自己的理論和研究，其意義不亞於韋伯或張君勱參與憲法起草，都有著「理論聯繫實際」的特殊意義。

這在民主社會或者選舉社會情形下是再普通不過的事情，但在中國的威權社會中卻異乎尋常的困難。從2012年「十八大」以來，每年一度由中宣部主導的國家哲學、社科重點課題目錄中只有大比例有關論證和總結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和實踐模式的，傳統媒體和互聯網門戶新聞網站每天也充斥著對習近平的歌功頌德，但在中國大陸絕沒有人以不帶偏見的、價值中立的理論的方法分析習近平的執政理念和僭權軌跡。

所幸，因為校園清洗運動而被迫離開之後，從2015年下半年起，我倒因為離開而獲得了某種自由，而且正巧遇到香港端傳媒的籌建，受邀撰寫大陸政治評論，而有了在大陸這種殘缺、割裂體制下完成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機會。於是，便有了這本文集所收錄的二十餘篇對習近平「新時代」政治的觀察和研究。

而所謂新時代，是習近平執政五年之後才在第二屆任期到來前的「十九大」上提出的一個政綱口號，並非僅僅表明過去五年一系列政治運動的階段性結束，而是在無法更替年號的二十一世紀以另一種頗具歷史唯物主義色彩的修辭，宣示告別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路線，為他過去五年完成的一場柔性政變做自我加冕。果然，2018年農曆新年，中共中央就公布了一個龐大的修憲草案，並在隨後3月的人大會議上通過。去除了國家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屆這一最後的限制，習近平就此成為中國的「終身總統」，一位超級政治強人，也根本改變，或者更準確地說，鞏固了鄧時代後期中共體制內逐漸壯大的民族主義發展和威權主義傾向。

這本文集，正是對這一權力集中過程的持續跟踪，從話語分析、監察體制、地方性運動以及與鄧小平體制、與毛主義關係等多個維度，在中共1949年建政後六十餘年的背景中，全面、深入、歷史地剖析習近平體制的形成，揭示這個歷時五年的柔性政變過程。雖然是文集，卻因為筆者的方法論自覺和理論訓練，而自有其相互聯繫、相互支持的邏輯體系，也在嚴苛的政治氣氛下倖存下來，接受時間的考驗。

當然，囿於評論平臺的媒體特性，每一篇文章事後看來總是匆忙寫就，留下不少疏漏。文章來源以端傳媒為主，還選擇了發表在德國之聲和BBC中文網上的部分評論。因是之故，在此，要特別感謝端傳媒主編張潔平，和先後幾位編輯鄒思聰、任其然、何錦源，還要感謝德國之聲和BBC中文網的主編李世濤和吳薇，沒有他們的督促、信任和勇氣，這些深度分析無論如何也是難以問世的。

【前言】

農曆新年還未過完，隨著十九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隨著會前對二中全會通過的修憲意見的公布和三中全會的會議公報，中國政壇便迎來了兩次地震。當然，人們的注意力多被前一次地震吸引，後一次地震的餘波恐怕要等到兩會召開才顯現出來，人們方能看到災後現場。

而引發這次2018年春節中國政治地震的，不是節前先後在廊坊和張家口的兩次地殼運動，而是節前、節後召開的十九大二中、三中全會。在二中全會上，中共中央拋出了一個修改幅度巨大的修憲草案，並暗渡陳倉地廢除了憲法14條關於國家主席任期的限制；三中全會的政改內容仍然秘而不宣，但是公報業已透露端倪，即圍繞中直機關和國務院部委體系的調整，將出現一個黨政合一的複合體制。

這些改革方案都在頂層設計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名義下進行，卻不啻兩顆政改炸彈，引爆了世人對中國未來政局的擔憂，也埋下了中國未來政治新的挑戰。而這兩顆炸彈，先後粉碎了鄧小平時代最重要的兩項政治遺產，在那些「改革開放」的受益者群體中正在引發不滿。

第一顆，關於國家主席任期的限制，雖然表面上只是原本對虛位國家元首的任期規定，並不見於對軍委主席和黨的總書記的任期限制。2018年3月1日也有《人民日報》發文以後兩個職位無限制為由，強調三位一體的重要性而有必要為一致性而去除這一限制。這是公然的狡辯，對歷史的嘲弄。

因為，任何經歷過1980年代、對鄧小平政治仍保有記憶的人，都會清楚記得，鄧小平能夠推動改革開放最重要的在於首先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1982年憲法通過之際，中國也開始正式建立了老幹部離退休制度。對黨的總書記的要求，就是連任不能超過兩屆。這是鄧一手確立的黨內原則之一，也是不成文憲法。通過憲法對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這一水面浮標的約定和憲法以下的不成文規定以錨繫之。鄧在晚年，1989年卸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後，曾經表示「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這是對中共黨內的警告，才有鄧小平身後，江澤民、胡錦濤兩位總書記的連任期均以兩任為界。　　

第二顆炸彈，其波瀾和意義並不遜於前者。從三中全會後語焉不詳的公報來看，中共中央又提交了一份內容龐大的中央機關和國務院機構的改革方案，其核心是在合併部委的同時，貫徹「黨政合一」。也就是落實修憲建議的「東西南北中，黨是管一切的」，黨的領導地位不僅寫入憲法正文，也要寫入行政體制改革方案，通過縮減現有中直機關和國務院直屬部委，創造一個更有利於國家領袖直接控制行政部門的新體制。

相比鄧小平時代反腐強調的政改在於黨政分開這一原則，這一最新改革無疑是一次顛覆，雖然顛覆早在去年的兩會上已經發生。2017年3月5日，王岐山在兩會發言，主張重新理解鄧小平關於黨政分開的敘述，強調黨政分開只是分工，而未來政改將圍繞如何更好實現黨的領導，即黨政合一來進行。

鄧小平有關黨政分開的改革思想，儘管從未充分實現，卻也創生了黨的總書記和國務院總理的雙首長制，在此基礎上進行政治局常委的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體制，作為中共改開時代的統治機制，一定程度上產生了黨內、外一定程度的競爭、寬鬆和民主試驗，也是鄧時代另一個重要政治遺產。但是，中共十九屆三中全會的新決議，卻否定了這一改開時代的重要精神，不僅架空了國務院，將黨內二號人物的總理降到了行政主計長的地位，更促進了國家領袖的權力集中。

就此回顧習近平政權三年來的各項動作，今天，大概很少有人會再懷疑筆者早於2012年就已經提出的觀察和預言：習近平在效法普京模式，建立一個超級的個人強權。過去三年，一方面，他已發動針對官僚集團的空前規模的反腐運動、建立國安委統一情報和安全力量、啟動軍改樹立對軍隊的絕對控制、開展互聯網清網行動和文化復古運動、在社會治理創新名義下打擊獨立NGO，並通過強調政治規矩、進行集體學習、鼓勵地方官員個人效忠、確立新核心的方式發動了一場顛覆政治局集體領導的柔性政變。這七大內部的戰略性動作，分別涉及黨、政、軍、情、社、網、文七大領域，力度空前，已經令海內外為之瞠目。

根據稍後的一份《推進行政體制改革意見》的改革草案，變動不僅包括部委的合併，也包括中直工委和中央國家機關工委的合併，即黨對中央黨務和行政兩套系統的統一管理。如此勢必帶來下一步的改革，即整合現有各領導小組，升格為正式的專門委員會，然後形成一個凌駕於國務院和中直機關之上的一個由多個專門黨的委員會組成的領導體制，實現所謂「東西南北中，黨是管一切的」。這句話在過去兩年被反覆提及，出自毛澤東的文革語錄，原話還有「工農商學兵」，插在當中。只是，這些專門委員會之上，既不是現有的中央書記處，也不是國務院的國務會議，更不是政治局會議，而是迄今為止尚不明朗的一個集中體制，是類似白宮內閣會議的內閣機制、還是毛時代的「文革小組」或是清朝宮廷的軍機處，叫法可能有別，功能上都指向最高層面的黨政合一，為「超級總統」的中國最高領袖服務。

理論上說，這一改革相當於軍改對四大總部的重組，有利於提高決策效率，起碼在聯合參謀會議之後，更像美國決策體制了。但是，對鄧小平寶貴政治遺產的粗暴顛覆，卻可能引發無數鄧時代受益者的嚴重不滿和反彈。

或許在這個意義上，今天中國官媒釋放出一篇習的最新講話，要求學習周恩來，背後意味極其深長，向全黨也向身邊同志暗示，要學習周恩來任勞任怨、甘居次位、對最高元首無條件忠誠、無條件奉獻的愚忠。迄今，我們不知道中青報記者李大同、以及少數黨內元老的反對是否有效，唯一能夠確定的，是這兩顆政改炸彈已經把仍然沉醉在鄧時代的改革開放、漸進民主、和新自由主義幻覺的一大部分社會精英震醒了。

只是，外界無法對之寄望過高，畢竟在過去三十餘年裡，他們放棄了自我組織和動員能力，既沒有做好準備，也無力面對新時代政治如此之快的到來，如一記悶棍打暈了所有人，包括自由派知識分子、官僚主體和新興中產階級，也就是習近平喊話要向周恩來學習的那些主流聽眾。

留給他們起來抗議、捍衛鄧遺產的時間不多了。一次核大戰後真正倖存的永遠是少數，屬那些早做準備的先知，和碰巧遠離核爆中心的幸運者。中國2018年春節的兩次政治地震，也來得如此之快，對大多數人來說如同突然襲擊。但是，這一龐大改革受益者群體和鄧時代的堅定擁護群體，卻可能繼續生存下去。生存或死亡，他們在未來如何行動和思考，或許將是決定中國未來政治的真正力量。

本書彙集了筆者自2015年以來對習近平和習近平時代中國政治景觀的評論、分析和思考，既有對其個人的話語分析、思想分析，也有對中國政治制度轉型和政黨轉型的分析，或許是中國大陸唯一對元首政治做這種實時、深度分析的文集，希望能夠填補中文世界的空白。

只是，本書作為文集，並非按章節寫就的專著，體例和寫作的原因都不可能讓本書有一個完整的理論假設和概念體系。儘管如此，基於既有的學術訓練，這些文章仍然貫穿著一個清晰可見的後結構主義方法，通過事件－進程展開分析，綜合對政治制度和個人特質的觀察，最大限度地從政治景觀的多面向，如歷史和地方，來評估習近平和中國政治的演化。為此，也為追求方法論和本體論的一致性，全書體例按照紀年順序重新整理，按觀察的時序，從2015到2018，依次展開不同重點的主題，以此映射一個持續的柔性政變過程以及同時間作者所展開的觀察視角的變換，也幫助讀者在回顧習近平的權力集中過程中，理解他的柔性政變是如何一步步進行的。

譬如說，早在2013年，我用一個互聯網的常用筆名寫到，像中國政治學界現在的主流研究之一是做治理或者協商，他們總覺得無論民主或非民主、轉型前或後，總是需要治理的、總是要協商的；當集體領導體制被擱置，總統制儼然成形，那麼，從西方對政客特別是總統的政治心理學研究來觀察中國政治，便再順理成章不過了，也是我們理解習近平政治的起點。

以富蘭克林•羅斯福為例，這位美國20世紀最偉大的總統，他能夠充分利用廣播和收音機的傳播效果，以娓娓道來的「爐邊談話」，給處在大蕭條的美國社會注入了溫馨的暖意；也能發揮他的高超平衡技巧，沒有規劃、近乎隨意卻行雲流水地領導了「百日新政」的立法工作。但是，由於成長期深受母親嚴格管理的影響，形成了感性思維強而抽象思維弱的性格，也就是情商較高，常常憑著直覺而不是分析決定問題，缺乏政治原則的把握，缺乏政治遠見，常常在大雜燴一般的政策籮筐裡充斥原則性相互矛盾問題而毫無識別能力，儘管這樣做也被譽為善於平衡，儘管他在關鍵時期決定了新政和開戰這兩件歷史性的決定。

類似的美國總統不乏其人，比爾•柯林頓算一個，巴拉克•歐巴馬也算，他們都在單親家庭長大，受母親或者女性的性格影響遠遠大於父親，以至於到柯林頓的性醜聞事件，這種性格養成所特有的「選擇性撒謊」或者「選擇性坦白」表現得尤為突出。顯然，這種基於母系影響的政治心理分析能夠解釋柯林頓在任期間本應取得更高成就卻沒有，也能解釋歐巴馬如何因為從小不屬白人和黑人兩個群體產生的認同障礙演變為他畢生鮮明的政治平衡風格。歐巴馬1995年出版了《父親的夢想》一書，把自己的社會工作和政治理想巧妙地從缺失父愛投射到種族政治，贏得了美國公眾的注意。他在法學院求學期間，就微妙地與兩個對立學術派別保持距離，才獲得了《哈佛法律評論》第一位黑人主編的位置，即使在他執教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期間，他也一開始就與追求終身教職的學術生涯有意保持著距離，繼續他的社運工作。成為美國總統後，這種包容多元的風格更為明顯，他在外交領域更善於運用靈活、平衡的「巧實力」，而非金刀快馬硬上弓。

有趣的是，中國的新領袖似乎也有許多相似之處，與歐巴馬一樣都從基層做起，有著強烈的改革情懷，同時具備高超的政治平衡技巧。最為關鍵的，他在成長期先後經歷了兩次巨大的心理創傷：第一次是因為文革爆發後父親入獄，處在青春期而一度流離失所的他不得不忍受著父愛的缺失，畢生都在嚴厲母親的陰影下，而毛主席幾乎成為一代紅衛兵心目中的父親；第二次是他1975年以「工農兵學員」身份推薦進入清華大學後兩年，就迎來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大學老師們立即將所有注意力都轉移到通過高考新選拔入校的新生身上，對仍在校的工農兵學生們不聞不問。

所以，我們可以推定在他內心濃厚的毛主義情結，對他身為「紅二代」而產生的強烈使命感，都在驅動當下的「紅衛兵」內閣以如何鞏固和加強共產主義政權為首要任務，有著相對保守技術官僚而言更為強烈的改革欲望。同時，母系因素以及作為「工農兵學員」對抽象思維訓練的缺陷，可能導致他的認知與情感障礙，從不理解甚至害怕「大詞」和「公眾」發展到執政路線的大幅變化：一方面難以察覺一攬子政策，比如六十條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其中所包含的經濟讓步和政治壓縮之間、即經右政左之間的潛在緊張，這和新政時期的羅斯福非常相似，後者也是無力察覺一攬子新政政策的相互衝突，而以善於處理人際關係的方式來協調不同的政策路線，並且作為美國現代官僚制度的重要貢獻人，總是喜歡鼓動和利用不同行政部門之間的競爭與衝突，然後在最後一刻干預、拍板，以此平衡和掌握權力；另一方面，作為一名社交羞澀的人，領導作風酷似羅斯福總統，只信任身邊親信，習慣於小圈子政治，特別是在陝西插隊期間結識的以王岐山為核心的紅二代小圈子，害怕來自技術官僚、公眾和對立面的潛在挑戰與威脅，其結果之一便是因為樂於紅二代內部的交往，而不是僵硬的制度化的集體領導體制，竟然可能因此革命性地建立了某種意義的「安全小內閣」。

當然，政治心理不只是關於政客的政治性格，還包括如何對待或者引導公眾的問題，這也是民主政治圍繞黨派競選的關鍵，即領袖和黨派如何影響、操縱公眾的心理。按照美國政治心理學家韋斯特的解釋，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儼然分別是一個長期打情感牌、聯結大資本和民粹公眾，另一個則是重視理性、數據和事實的中產階級政黨。雷根和小布希是共和黨中善於與公眾交流、競選中成功進行情感訴求的行家，而民主黨的高爾則屬天然呆，只會談數據和路線。

畢竟，有關研究一再證實，在面對意識形態、價值觀、候選人形象等選項，大多數選民往往最後才考慮跟自身利益相關的問題，而情感作為一種價值判斷的快捷機制，在政治中發揮著可能是最為重要的作用。對民主的選舉政治如此，對社會運動也如此，對一個被動轉型的非民主體制來說，情感可能同樣是公眾最容易被操縱和說服的機制。那麼，以家國、孝悌、祥和、滿足為主題的中國夢，比如，便不失為一種消解他們擁有的憤怒作為唯一的反抗手段的終極方案。反正，即使知識分子或者意識形態部門提出什麼新舊理論或者概念，大概都很難被新領導人所理解，遠不如「中國夢」這樣的通俗易懂，容易聯結起人民和領袖，無論是新一代不知道「爸爸去哪兒」、在過度情感澆灌下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還是「紅太陽」照耀下的上一代紅衛兵們。

他們之間似乎更樂於使用韃靼人的「大大」相互稱呼，在習近平上位之後迅速流傳開來，在中國催生了一個仿普京式的、個人崇拜的民粹主義浪潮，並且逐漸匯合成以「我兔」、「厲害了」等互聯網語言為代表的萌化民族主義。隨之而來的，卻是一連串的微型法西斯運動，構成一個持續的柔性政變，無形中消滅了所有對手，沒有反抗，也沒有異議。
 

白信：十九屆四中全會，通向極權主義的治理「現代化」

2018年初修憲所代表的「習躍進」可能才剛剛開始。

2019年3月15日，中國舉行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最後一節會議。攝：Andrea Verdelli/Getty Images

刊登於 2019-11-05

十月的最後四天，北京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簡稱十九屆四中全會）。距離上次三中全會已經二十個月，黨內外、國內外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甚至危機；而距離黨的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也只剩三年，政治局常委更迭在即，卻因為派系政治的式微而撲簌迷離。

即便會議召開前夕，無法不讓人想起1962年七千人大會前夕、「大躍進」失敗後的情勢，「習躍進」在過去二十個月裏遭遇的挫折更引發會前的種種傳聞，但是會議最終卻在閉門四天之後若無其事地結束了，生出一份空洞宂長卻令人瞠目結舌的決議公報。

雖然可能的人事變動，最早需要待明年三月「兩會」期間才會有消息；雖然會後第二天中國司法部就發文要求禁止限制外資企業匯出資金、顯示市場開放立場，中美貿易戰第一階段也行將結束。但是基本上，會議結果和會議公報都肯定了習近平過去七年的執政路線，並且全面概括為所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等於確立了習近平個人堪與毛、鄧比肩、各領三十年的歷史地位，奠定了後三十年的基本路線。

這到底是怎樣的一種轉變呢？其歷史意義和政治意圖，或許形同40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卻代表着完全相反的政治方向：四十年前，鄧小平繼續以周恩來1975年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為改革開放的動員目標，而同時，魏京生提出了第五個現代化，即朝向民主的政治現代化。而習近平今天綱領化的所謂治理現代化，不僅以第五現代化之名巧妙地取代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而且完全否定了雖然早被封殺卻始終被知識分子視為希望方向的政治現代化。

在這意義上，以2018年初修憲所代表的「習躍進」可能才剛剛開始。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通過中國特色的集體化和工業化道路來區別於蘇聯模式，那一年的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也修正了兩年前中共八大關於社會主義先進生產關係和落後生產力的基本矛盾總路線，和反對個人崇拜的主張。而十九屆四中全會，似乎通過否定改開路線和確立一個治理現代化體系，同樣否定了十九大上才確立的關於人民美好生活追求和發展不平衡的基本矛盾總路線。

甚而，這種否定，如果追溯到毛澤東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宣布建國的時刻，那一時刻，若從稍早政治協商會議產生新共和的形式上，不無馬基雅維利時刻的意義，即「共和政體」所謂形成或繼承的時刻，當然也包含劍橋學派波考克（J.G.A. Pocock）所說的這一時刻所帶有的不確定性和引發歷史危機的另一面。這或許才是所謂中國革命所具有的如同美國獨立的某種普世正當性，也曾被共產黨人和進步主義者所信奉。但是，七十年後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卻彷彿一個反馬基雅維利時刻，而更像是一個「司馬光時刻」。

因為，紅色中國政權的維繫也是毛主義的精髓，即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中國所指，籍由毛澤東對《資治通鑑》多達據說十七遍的反覆閲讀而代換了。作為毛氏案頭書的《資治通鑑》，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王朝政治當中帝王術的經典，其核心恰是宋神宗所題之「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的「治道」。

只是，在毛時代，所謂治道被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和毛氏「不斷革命」的極權主義運動所掩蓋。相對的，毛後的鄧小平基本不讀書、提倡「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陳雲則主張「不唯上、不唯書」，他們的改革開放路線以儒家的實用主義理性推動了市場威權主義導向的統治方式變化。

而習近平則重新將《資治通鑑》擺上案頭、反覆研讀，隸屬中共中央辦公廳的西苑出版社徑自出版曾經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節目播出的《姜鵬品讀資治通鑑：帝王教科書》。或許正是憑藉這本並非隱秘的帝王教材，習近平和毛一樣汲取了傳統政治智慧，贏得了黨內鬥爭勝利，並且將「治道」轉為所謂強調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治理現代化，作為從過去七十年的革命-發展到未來三十年治理的基本路線。

以黨的主權取代人民主權，以堅持完善取代改革開放，以治理現代化取代政治現代化，即制度封閉和全面的社會控制取代政治進步，包括代表制度和公民參與。

相對於「馬基雅維利時刻」意義上武裝公民的共同體即共和主義的到來，這或許就是中國的「司馬光時刻」：以帝王術為本，以黨的主權取代人民主權，以堅持完善取代改革開放，以治理現代化取代政治現代化，即制度封閉和全面的社會控制取代政治進步，包括代表制度和公民參與。

其治理，只有人民的名義，而無公民的權利和公民共同體，公民只剩下參與「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並且從屬於國家安全體系的一部分，避免任何福利國家概念而代之以「普惠性、基礎性和兜底性的民生建設」等等。

2019年10月1日，中國國慶慶典期間展現習近平的巨型畫像。

理論上，如果我們把政治等同民主，這種取消政治的治理主義自然意味着反民主。 它所處處維護的，是所謂國家安全，代替了此前胡温任內的應急性維穩政策。而這一秩序，也被稱作公安秩序，屬於福柯意義上「治理的藝術」。本來已經不是什麼新鮮的理論，但是卻被中共拿來充作意識形態和國家政策的中心，也是駭人聽聞。

赤裸裸的國家暴力被精緻化、「藝術化」、科學化，原本生鐵鑄造的現代化「鐵籠」被改造為細密、精緻甚至包覆天鵝絨的「金絲籠」。它的本質，按福柯的解釋，「就是一種個人集合的行為捲入的方式，越來越明顯地，有利於主權的實施。」

這一種始於16世紀末、17世紀上半葉的「統治的藝術」，原本是以所謂塔西陀主義興起並且影響人文主義的方式進入現代，一種與馬基雅維利主義有別的新的治理國家知識，比如霍布斯所說的「國家的理由」。在以「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為標誌的政治均衡術發展的同時，現代民族國家的雛形也要求治理的發展強化其內部的暴力統治，比如福柯強調的魁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將經濟或家政引入政治實踐和國家管理，對合理化歐洲國家17世紀以來威懾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國家暴力形態有着歷史性貢獻。

而19世紀以來新自由主義對治理的改造——即如何通過市場、每日誡律及公共教育使人們成為自我約束的代理人——對治理的發展影響至今。

福柯發現，在19世紀邊沁、布萊特等自由主義社會改革家的努力之下，通過引誘個人發展，治理將權力施行建立在「志願」的個人發展目標與政府發展目標的一致基礎上，以此區別於前現代主權下威權加諸個人的情形。 換言之，在治理的意義上，沒有國家與社會的二元論區分；一方面政府不是相對於個人的外部力量，另一方面個人也不是社會之外的主體。同時，治理強調國家、市場、人口等社會領域是異質空間，由權力、控制網絡和抵制戰略構成。政府則是行為操引者，其主權等同於控制技術，即決定性或威權性的權力表達。

在中國，治理主義的興起，當然可將政治學系紛紛轉向治理研究、放棄民主理論為標誌，但是更重要的是，在顏色革命、新疆與西藏的民族問題、和香港危機的挑戰下，習近平提出的避免蘇聯式崩潰論。

可是，他的應對，是提出防止出現黨內戈爾巴喬夫，以政權崩潰論凝聚黨內共識、集中個人權力；政策層面則繼承胡錦濤和周永康，將公民社會視為潛在威脅，將胡-周的鎮壓政策制度化，全面整肅大學、媒體、NGO、互聯網等領域和知識分子、人權律師、NGO活動分子等公民社會群體；治理層面則全面推行網格化工程，落實登記包括上訪者、精神病患者、吸毒者、刑事前科人員、復轉軍人等不穩定人群在內的數據庫，推廣天網工程為代表的社會監視系統建設，強化線上線下各種聯動機制等等。

在治理現代化的框架下，這些產生於「維穩時代」的應急措施和技術措施被正名，且被系統化，擴展為包括環境、反腐、黨建等領域在內的全面治理，也是一種社會制度和社會變化的凝固化或封閉化。

而且，在治理現代化的框架下，這些產生於「維穩時代」的應急措施和技術措施被正名，且被系統化，擴展為包括環境、反腐、黨建等領域在內的全面治理。一如拉克勞所說的霸權的「混凝土」機制，凝結任何社會機體，也就是一種社會制度和社會變化的凝固化或封閉化。

它所封閉的，是社會，所剷除的，是所有社會中間團體，介於個人和國家之間的第三領域。它所追求的，如法國社會學家雅克·朗西埃的解釋，治理就是去政治化，就是「國內築壘化」，即「無條件要求所有事物回到常態」（一種新常態）。每個人被固定、被分隔其分工和職業、認同和身份、階級與地域的常態化，即分區的制度化和精細化，並伴隨着警察國家或者警察權的擴充。

換言之，最終，葛蘭西意義上政治和文化的霸權都以警察權和警察暴力的形式體現出來，通過直接和間接的、街頭和後台的各種方式干預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同時取消或者限制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可能，也就是社會的封閉或者築壘化，如同我們在新疆或香港所看到的。

在這意義上，完全無法排除過去四個多月香港因為警察暴力氾濫和政治暴力猖獗造成的局勢惡化，系因四中全會上確立治理路線的需要使然。儘管林鄭月娥堅定執行的、也是中央的治理主義路線卻遭遇挫折，卻不妨礙中央政府正在把香港當作反顏色革命的試驗區。在四中全會公報中，無論香港問題還是社會基層治理，國家安全第一的政治目標都浮現其中，顯示中央政權的被顛覆焦慮。

然而，這一切，居然都是以對暴力的精巧使用和掩飾、以福柯的批判性理論為指導，並且堂而皇之寫入黨的中委會決議，無法不令人乍舌。這種敵視公民社會、反社會的治理主義路線的目標顯然在於根本消滅社會，和福柯從他的批判理論出發而呼籲的「保衞社會」完全背道而馳。

因為更重要的，它的政治目標還在於消滅轉型的可能路徑，即其對戈爾巴喬夫和公民社會的雙重警惕所宣示的，從黨內和黨外、從高層和基層、從香港和內地同時消滅可能誘發或者推動和平演變或顏色革命的政治異見力量。

北京天安門廣場布滿監控裝置。

這當然意味着鄧小平以來各方力量共同參與大轉型的時代結束。代之以的，是一個朝向極權主義控制和極權主義政治的路徑。

簡單說來，共產黨的絕對領導體現着主權和政治主體，而且這一主體正是其霸權運作的中介；而人民的主體性，無論怎麼被強調為人民服務都是被虛置的，只留下人民在個體、即公民的意義上被要求按照新版公民道德教育實施綱要一般，被要求遵守服從性的所謂道德，以及體現在領袖身上的人民，作為最高權力象徵；而社會主義法治只是官僚體系和治理暴力的代名詞，無涉權利保障、憲政實施、或者獨立司法、透明程序等等。

若比照天主教或東正教，三者關係中，黨的領導的絕對性自我賦予了聖父地位，人民-領袖則以聖子面目出現，法治-國家擔當聖靈歸屬，三位一體地構成中國的民族主義政黨宗教。這在國慶七十週年慶祝典禮上毛鄧習等畫像儼然以聖像出遊方式抬出遊行，或許算是提前為這一世俗宗教或者政治宗教的詮釋做了預演。

剩下來的問題，當轉型的道路被凍結、當社會和改革被封閉、當社會築壘化日益加強，似乎倒可能出現類似1975年赫爾辛基會議後的短暫緩和：美蘇兩大陣營內都急切地需要以國際對抗的緩和為條件，在內部加緊實行社會築壘化，鎮壓各自陣營內部的反對運動和社會運動。

也就是在這個時刻，蘇聯物理學家薩哈羅夫在他1976年出版的《論國家與世界》一書中批評說，因為黨和政府在一切領域的全部壟斷和國家化，蘇聯並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是應該簡潔地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社會」。

今天，特別是十九屆四中全會所確立的治理主義路線，也就是治理現代化所指向的，卻是一個基於中產階級政治激進化的右派極權主義國家，酷似德國在1930年代的社會動員和政治激進化。

這大概同樣適用於今天的中國社會性質。只是，相較於毛時代無產階級政治的激進化所趨向的左派極權主義運動而言，經過鄧小平時代的威權主義發展，今天特別是十九屆四中全會所確立的治理主義路線，也就是治理現代化所指向的，卻是一個基於中產階級政治激進化的右派極權主義國家，酷似德國在1930年代的社會動員和政治激進化。

納粹德國被後人批評為意識形態的匱乏，海德格爾在其中竟然算是多少還有一些意思的。而中國今天的意識形態基礎，例如上述三位一體理論，同樣是蒼白的，充滿了司馬光時代的帝王術思想，與不少文人嚮往的哲人王也相去甚遠。

其治理的核心在於，個人如何順從地和諧於國家的目標，而個人的自我局限並非全球化的普遍模式。如同中國的世界工廠模式一般，而不是古希臘以來通過精英個人與社會彼此通過抱負聯繫起來的民主政治。而且這樣的邏輯甚至排斥伊斯蘭社會的宗教學者所扮演的治理中介模式，或者民主社會通過民主參與所實現的多層治理，如何可能與普遍主義的人權觀念相抗衡，遑論與世界主義的例如「傷害一人就是傷害所有人」的簡單邏輯相競爭？

換言之，中共的治理現代化不僅難以接管全球治理體系，更難以在拒絕和封閉轉型道路後避免自身革命的危險，那就是再政治化——由過度警察暴力引發的公民與國家的對峙景觀，隨時可能引發各種抗議運動，直接挑戰警察國家體制和政權的正當性，如同香港在過去四個多月裏進行的抗議運動所展現的。這一抗議運動的興起，實則是治理主義路線的結果，而非其產生的原因。

（白信，時政觀察者）

任志強的身後，是牢門還是歡呼？

接下來的，是任志強的朋友們、支持者、和所有災後公民的事情了，也是所有人的政治。

2014年11月26日北京，中國華遠集團董事長任志強在《財經》年會發言。圖：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白信

刊登於 2020-04-11

有意無意的，歷史總是有許多巧合。尤其對缺乏政治想像力的社會來說，即使把歷史作為他們唯一的智慧來源，也總是無數次地落入同一個歷史的陷阱，無論是修昔底德陷阱還是文革浩劫的重演，抑或十七年前沙士危機的再現。

剛剛過去的日子，4月7日的深夜，北京退休企業家任志強被宣布「留置」。中共北京市西城區紀委和監察委的網站上發布了這一消息，算是為任志強近一個月來失蹤做了一個公開說明。他們選擇這一時間，特意等到武漢解封前的最後一刻，大概是為提醒世人一城之解封不等於一國之解嚴。

他們當然不會意識到4月7日這一天，正是31年前海峽另岸鄭南榕自焚的紀念日。儘管他自焚的原因，存在不同版本，但沒有人懷疑那一刻標誌着台灣黨外運動的高潮，給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威權體制帶來了最後一擊。

他們或許意識到的，從任志強發出一封萬字公開信以後，整個管理層都感受到的緊張，所有人都在小心翼翼地揣測層峰的心思，竟至於當任志強承認是公開信作者後被旋即「留置」的當天，3月12日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推特上攪起了一場風暴，以外交部赤膊上陣、打通內外宣的架勢，大大轉移了國內的輿論焦點。只是，這場風暴在一週後就被美國政府的一套外交組合包括海軍驅逐艦巴里號在菲律賓海發射的一顆導彈終結，並且帶來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在紐約時報上4月5日的一篇呼籲合作的文章。

或許，如同鄭南榕的自焚，也近乎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的萬言書，任志強對習近平在肺炎危機中的領導能力的批評，其風暴效應遠不止是一場國內輿論的風波。他所帶來的對中美關係的衝擊，只是印證着中美之間的分歧有多深，那麼中國內部的分歧就有多深：依附於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秩序下而從冷戰中倖存並且開始試圖駕馭全球化的中國，也已經深入嵌入了全球化的內部衝突，特別是美國所主導的普世認同，那既是過去二十餘年來內外宣體制的隔離所造成和掩蓋的，也是過去八年來中國政治圍繞着鄧、習兩條路線鬥爭的最新激化。

2014年9月30日，時任中紀委書記王岐山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參加烈士節慶祝儀式。

只是，長時間「豹隱」之後的王岐山終於在4月3日現身大興，與習近平和其他幾名常委共同植樹，向外界展現了團結，也在暗示兩人對任志強的態度取得了某種默契。作為任志強的老學長和政治庇護人，在2016年任志強被扣上「國內外敵對勢力代言人」的帽子後仍保送其過關，這一回，在任志強空前的挑戰面前，王岐山似乎選擇了維護「習王同盟」優先。

其實，過去八年習近平個人集權然後逐漸養成了唯我獨尊不容任何冒犯或不敬、容不得黨內外批評異見的黨內風氣，習王體制功不可沒。從2012年十八大前夕，王岐山就開始急劇「左」轉，跟任志強和自由派知識分子們拉開了距離，不再是此前經常直接間接召集自由派會議的幕後領袖角色，也不再是此前習近平「精神導師」的角色，而以托洛茨基締造紅軍的姿態領導中紀委的反腐運動，繼而超脱政治局常委，躲在元首的陰影裏深居簡出。在國家副主席的位子上，他與金融系或者國務院其他老部下的關係也是若即若離，並不敢有任何僭越「組織活動」的派系營造，遑論「撈人」、「保人」的出手營救，近乎以完全務虛作為他個人的主要政治站位，一副整天談陽明心學和國際和平的半退休狀態。

在這個意義上，王岐山對習近平個人集權體制的膨脹自然負有極大的責任，同時作為一個曾經的黨內消防隊員，也難脱袖手旁觀過去三個月肺炎危機惡化並擴散到全球性危機的責任。2月23日的17萬人電視會議後，任志強的炮火轟擊，固然針對皇帝新衣，作為中國企業家和自由派群體的一次代表性發言，也是過去數年來被壓抑後最為直接的爆發，卻包含着對習王同盟的不滿，形同任志強代表自由派和企業家在冠狀病毒病危機期間的一次一個人的造反，也是習近平領導危機的一個重要信號，儘管過去三個月這樣的危機信號不止一個，已經出現了若干次。

所以，如果接下來任志強因言獲罪、被開除黨籍的話，便意味着黨內批評的特權被徹底肅清。那曾經是黨內知識分子和重要統戰人物的活躍空間，進而聯絡知識分子群體和社會賢達，作為民主集中、體制協商、製造意識形態認同的主要機制，並希望代表更廣大的中產階級，將這一特權普及開去。然而，在過去幾年隨着意識形態領域的全面收縮和權力體系的全面集中，特別是對元首的個人效忠體制的加強，幹部路線越來越以講政治、政治站位優先，即對習近平的個人效忠作為唯一考量，從上到下各單位、各部門、各地方的專業幹部都在默默地「靠邊站」。只剩下少數紅二代們，特別是習近平昔日的玩伴們，繼續以身份特權和代表性的社會地位繼續發聲，卻越來越少，如陳小魯、秦曉等人，要麼暴亡、要麼被勸退。那麼，一方面，對那些繼續留在黨內、聲稱要堅持做忠誠反對派的黨內自由派來說，就面臨着是否與任志強共進退的選擇。

2017年9月28日，中國河南一幅巨型的廣告牌，內容是習近平到訪河南一條村莊時，受到村民歡迎的圖片。

儘管任志強作為一個不算太成功的黨國資本主義的企業家，只是更多地代表中國的社會精英，也受到在鄧小平時代富裕起來的中產階級的歡迎，卻與更多的普通百姓有着相當距離，例如他舊日的「房產不為窮人服務論」，甚至遭到激進民主派對其紅二代和黨國資本主義代理人身份的強烈質疑。但是，過去數年，尤其是2016年被短暫黨紀處分後，因為敢於批評、堅持批評，大膽批評，「任大炮」的名聲在平民當中也不脛而走，聲望暴增，頗有「中國川普」的民粹主義基礎，儼然成為中國政壇在習近平之外唯一有着巨大民粹基礎的建制外政治代表。

當局若將他開除出黨，只能迫使他的朋友們與他共進退，畢竟形形色色的企業傢俱樂部雖然低調卻是過去幾年唯一沒有受到衝擊的公民社會力量，也就是全球範圍超越民族國家的資本紐帶、階級紐帶、和公民社會紐帶，或者2016年中國官方媒體對任志強所定義的「國內外敵對勢力代言人」的真實含義。他們在黨國資本主義的容忍和庇護下複製和倖存下來，猶如王岐山對任志強的曾經庇護，完全有能力發動一個有着潛在群眾基礎的「黨外運動」。這將是完全不同於1990年代或者類似「08憲章」由知識分子精英的組黨方式，或是2019冠狀病毒病危機之後中共面臨的最大危機。

換言之，如果說八年前習近平以防止黨內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作為危機執政的理由，那麼，時局的演變，儼然一場歷時八年的柔性政變之後，終於出現了一個葉利欽式的人物。當然，落在任志強身上的——西城區監察委，和三個月之前落在武漢李文亮醫生身上的——中南路派出所，都是一個龐大專政機器的一部分，一旦開動就停不下來，其中並沒有人有着任何責任政治的考量或者出於良心的義務挺身介入、中止它。這是強調政治站位、忠誠總書記的幹部路線下的唯一結果，與江、胡時代專業官僚的務實彈性迥然不同。西城區監察委的公告裏也不再稱其為同志，等於悄悄宣告了黨國未來的政治震盪。

另一方面，習近平的孤家寡人地位也將暴露，連同日益加劇的信息孤島態勢，管理層的決策勢必越來越受到意識形態關鍵人物的影響，歷史彷彿回到了1960年代：那時，中國政治內部的分裂和鬥爭，也和中蘇之間的分裂與鬥爭緊密相聯。在經過了大躍進、三年饑荒和中印邊界戰爭後，陷入國際孤立的中國卻發起了一場與蘇聯的意識形態爭論。1949年後退居二線的康生憑着對蘇聯和理論問題的熟悉，借挑起和主持這一爭論重新回到權力核心，簡直就是當下中國權力核心層裏的弱勢常委藉助挑起中美敵對而提升自身權力的歷史預演。

而且，就在宣布任志強被留置的4月7日，同一天，環球時報登出一篇社論，叫囂為應對「更大風浪」，呼籲「強化能夠震懾挑戰者、迫使他們冷靜下來的戰略工具」，不能不讓人同樣回想到1964年林彪主持出版了《毛主席語錄》、同年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1965年8月林彪通過紀念抗戰勝利二十週年《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文章中，呼籲第三世界的共產黨發起世界範圍的農村包圍城市的城市游擊戰，同時與美帝和蘇修展開鬥爭。之後的政治發展，例如印尼1965年的「930」屠殺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蘇分裂直接導致輸出革命的失敗和內部鬥爭的攤派，是否將重演似乎不言而喻了。那固然是一個孤獨的「衝動和不理性」的強權政治家「面對更大風浪」時的掙扎，又何嘗不是這些強權人物身邊少數野心家極力串掇的結果呢？這些人也正是任志強萬言書中所指的「新四人幫」。

2015年9月20日，中國華遠集團董事長任志強於中國湖北省武漢市武漢科技大學華夏學院參加讀書會。

因此，任志強的孤身挑戰，其勇氣其貢獻可能都遠超世人想像，或能扭轉中國政治的極權主義發展、重新凝聚最大範圍的改革開放共識，特別是，能夠代表廣大遭受冠狀病毒襲擊之後震驚和不滿的最為廣大的中產階級或市民階級，或能製造出一個黨外運動，開闢中國民主化的全新未來。而無論如何，在這一共同的災後反思和動員基礎上，都將拯救瀕臨敵對狀態的中美關係乃至中國與世界的危險關係。

而他所面對的，或如恩格斯1885年寫給維.伊.查蘇利奇的信中所說，「這是一種例外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很少幾個人就能製造出一場革命來，換句話說，輕輕一撞就能使……整個制度倒塌，只要採取一個本身是無足輕重的行動，就能迸發出一種後來無法控制的爆炸力。」

篤信哈耶克、踐行新自由主義的紅色企業家任志強大概也不曾想到，他的初心或許和李文亮醫生一樣，只是不想看到一個只有一種聲音的國家，卻如接力一般把公眾對李文亮醫生的哀悼和覺醒轉為憤怒和政治。接下來的，是任志強的朋友們、支持者、和所有災後公民的事情了，也是所有人的政治。

（白信，中國政治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