悸动多彩的一九八零年代（8）传统文化的位置

8. 传统文化的位置

在回望1980年代的时候，我发现在那个年代的异彩纷呈之中，有一种底色备受冷落：传统文化。

一个例子是古建筑。众所周知，在文革中，全国各地大量古建筑被摧枯拉朽。但即使到了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大家依然对古建筑不屑一顾。可以说那个年代的主导情绪是希望，也可以说那个年代的主导情绪是自卑：虽然1950年代的老偶像苏联早已碎了一地，但美日港台四大新偶像紧跟着拔地而起，在他们面前，大家觉得自己祖上那些东西太寒酸，太羞于提起。我小时候见过的镇上的一些老建筑如大成殿、城墙和城门都在1980年前后被拆毁，我也敢肯定当时没什么人对此提出非议。在我印象中，城墙和城内外许多老房子的建筑质量精良，其砖缝如几何图案一样整齐，哪里是新盖的房子 – 如我家住的“社会主义大院” – 的粗糙砖缝可以相比。但新房子才是地位的象征，镇上有钱有权的人都住在最新的房子里。住在老房子里的人都是平头百姓，一没有财力，二没有对那些房子的自豪感去维护保养，那些房子每一栋都像一个风烛残年衣冠不整的老人，随时可能委顿于地。那时唯一没有被拆掉的危险的老建筑是那些可以卖门票作摇钱树的风景点。

电视在八十年代的空前普及也把许多传统艺术形式挤得没有了立锥之地。我小时候，父母亲很喜爱传统地方戏，经常带着我去戏院看《逼上梁山》、《铡美案》等戏剧。据他们说，我每次看不了半个小时就要拉着他们走。在有了《新闻联播》和《阿信》后，他们对戏院的爱好嘎然而止。我想他们原来喜欢去戏院不是因为他们对戏剧艺术真的那样痴迷，而是因为没有选择。有了选择之后，他们马上发现那些传统艺术形式满足不了他们的欣赏需求。这与当代的电商对实体店的冲击、手机娱乐对传统媒体的冲击相似，都是人力不可阻挡的社会大潮。

被冷落的还有古人的文字。在1980年代初，书店的书架上虽然已经相当充实，但我不记得有什么古籍 – 也可能有，但没有成年人建议我对它们予以尊重、提起注意。那时社会中的一大热点是外语：多数学生从初中就开始学外语，一部分学生从小学就开始学外语 – 比如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英语。中年人评技术职称都要求外语考试，其中不少人在其职业中用不到一个外语单词。电视上的学外语节目 – 如《跟我学》（”Follow Me”） - 是观众最多的电视节目之一。相比之下，古文字是以孔乙己那样的寒酸形象进入我的认知世界的。

我大约在1980年前后读到《水浒》。记得那上中下三册书正是一个寒酸样子：全无生气的深绿色封面上只有四四方方的几个字：“水浒全传”和作者名字，没有《科学画报》那些引人入胜的图案。里面没有一幅插图。跳着读过一些章节后得到两个印象：首先，那里面的主要人物都不是单纯的好人或坏人，比如被那时的舆论批得一无是处的投降派宋江原来并没有那么不堪，而《逼上梁山》中脍炙人口的英雄鲁智深在“拳打镇关西”中那种“除暴安良”的做法让我觉得不舒服，尽管我说不出来它到底有什么问题。这种写法与我在那之前读的书和看的电影都不同。其次，那里面的暴力和诈术让我大倒胃口。梁山英雄本来是以农民起义军和造反派的正面形象进入我的世界的，而著名的造反英雄李逵原来是这么一个视普通人性命为草芥的流氓。梁山好汉们诱骗卢俊义入伙的那些下三滥手段也让我瞠目结舌。我无法理解这样的人如何成为新闻中歌颂的、父母亲要每天早早起来跑去单位学习的英雄人物。

我也在那个时候读到《上下五千年》，它给了我对中国历史的第一幅粗线条素描。其中记忆犹新的两个故事是“石崇王恺斗富” 和 “玄武门之变”。现在看起来，这两个故事前一个是暴发户的荒唐、后一个是手足相煎的残忍，也都算不上什么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什么我对它们记忆犹新？能记得前一个故事可能是因为其画面简单 – 比谁砸碎的珍奇珊瑚树多来炫富 – 也的确够荒唐，孩子理解起来不费力。能记得后一个故事可能是因为它颠覆了我对唐太宗李世民的印象。李世民是被广为称颂的明君，即使在革命气氛仍然浓郁的1980年代初期也是如此。在《上下五千年》的叙述中，李世民是英主，他的兄弟建成元吉是无耻小人，那么他俩被自己的亲生兄弟杀死也似乎合情合理。但这结局对年幼的我来说未免太过残酷了。总之，在滔滔历史长河中畅游一圈之后只记住两个荒唐残酷的故事，而未能发现几个堪为我立身行事之楷模的人和事，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后来在中学语文课里学《狂人日记》，读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时，我似乎当即接受了鲁迅这个判断，并且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不断想起这两个字。这可能与《水浒传》和《上下五千年》给我的铺垫有关：那两本书里有许多会被鲁迅定义为“吃人”的故事。

初中时的一个暑假，在家里无聊，从书架上翻出一本《唐诗三百首》。书中不少诗我已经知道，也有许多是第一次读到，如《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和“六军不发无奈何，辗转峨眉马前死”的那种凄美让我叹服。但越读，就有越强烈的空虚袭来。我终于不想再读下去。

后来我一直没有对唐诗产生过太高的评价 – 我无法认同弥漫于那些诗中的怨尤。我更向往宋诗的那种平安。

中学语文课本里大约四分之一的内容是文言文和古诗词，都放在课本的最后一部分。我想，课文在课本里的出现顺序大概跟《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里中央领导人的出场顺序一样，越到后面越不重要。我记得茅盾的《白杨礼赞》是放在课本中的第一篇，杨朔的散文《荔枝蜜》和《茶花赋》也都放在课本前面的位置。杨朔的散文很适合我那时的欣赏口味 – 跟我对喜剧的偏爱一样。古文则不大提得起我的兴趣。

按照老师的要求，我还是背过不少古文，如“岳阳楼记”、“琵琶行”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可惜当时虽然能背不少，却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只喜欢“春和景明，波澜不兴。上下天光，一碧万顷”。到了中年以后才逐渐体会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些话的智慧。

学“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的时候，我不能体会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的那种志向，也不理解孔夫子为何那么被其打动。那时的我还不知道心静为何物，而人在焦虑和浮躁中时很难理解曾点的情趣。

近来读到戴建业对这段话的解读：

“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所言，或者勇于事功，或者娴于礼乐，分别秉承了夫子济世与修身之志。想不到孔子虽然没有贬斥和否定前面三位弟子的人生理想，却把由衷的赞叹和嘉许给予了那位只想在沂水中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的曾点。从拯世济民的层面来讲，孔子当然注重事功与道德，从个人的人生境界来说，他又更看重‘曾点之志’，并把这种精神的超然怡乐作为人生的极致和存在的本体。这一则对话中孔子四个弟子所谈的人生理想，在精神层次上一个比一个为高，道德的境界高于事功的境界，存在的境界又高于道德的境界。在这一点上中外智者所见略同，费希特把人的精神分为‘五个高低不同的境界’。他认为‘一个人，即使具有较高的境界，站到了道德立场上，不论他有多么高的德性，也总盼望自己的行动能取得实际成果。可是外在成果永远是没有把握的，对于成败，人总不能完全无动于衷。只有摒弃对外在成果的指望，内向于自己本身，以求心安理得，自己才与本源同一，这才是站到了宗教的立场，这时，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才能享受陶然自得的‘至乐生活’（seligesleben）。’……曾点既不像子路那样汲汲于功名，又不像公西华那般拘拘于礼节，脱略了一切俗缘、功利、计较、顾虑、欲求，无所利念其人生自然便超旷，无所欠缺其生命自然就洒落，这是费希特所谓摒弃功名欲望以后的‘至乐’，也是朱熹‘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的自得之境。”【】

把戴先生的解释用我自己的语言重新理解，子路找到存在感的方式是追求事业成功，其落脚点在未来，曾点则在当下就有平安。子路的价值观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曾点则是中国社会中的异数。这段对话谈的是每个年轻人都应该追问自己的人生根本问题。但是传统文化在那时的可怜巴巴的地位阻断了我与这些思考的缘分。

传统文化被冷落的厄运从清末就开始了。朝廷在西方列强面前的不堪一击将国人的自大在一夜之间打成深切的自卑。他们要“打倒孔家店”、甩掉老祖宗的包袱、从其它国家那里学到强国救国之策。二十世纪初年，他们的学习榜样是日本，周恩来的“大江歌罢掉头东” 就是当年中国年轻人留日大潮中出现的名句。十月革命后，许多人又把崇拜的眼神投向苏联。

“教廷”更是从成立之初即对传统文化采取一笔抹杀的态度，把1949年前的几乎所有东西都以“万恶的旧社会”之名一棍子打死。这一方面是出于每个朝代的共性：一个新朝代想要在百姓中树立威望，就必须否定前朝的存在合法性。另一方面，古时候的每一个新朝代都继承了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文化作为立国之基，所以并未把与前朝的文化连接彻底斩断。而当代的“教廷”则植根于外国引进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对传统文化毫不留情。其结果是“教廷”时代与清朝的文化气息的反差比明清之间的反差大得多。

挟马克思主义的霸气，“教廷”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古代思想；不管是被严厉批判的儒家，还是被嘉许的法家，其角色都不过是江湖艺人手上耍着的猴子。它们被谈论时，不是以思想大厦的地基出现，而是以墙上的小装饰品出现。“教廷” 另有宝书作他们的地基。这就是为什么《侍坐》那样有深刻内涵的文章被老师们和学生们一起忽略 –它讨论的是人立身于世的根本问题，而所有根本问题的解释权都在“教廷”，其他人无权置喙。

我未能从《上下五千年》得到许多教益，也可能是因为作者的写作目的本来就不是为了给孩子们树立立身行事的典范，而是为了说明古人的愚昧、迂腐、不懂马克思主义。这才符合“教廷”的新社会战胜旧社会的教义。

尽管那时中国的社会大潮鄙视自己的传统，传统毕竟根基深厚，不可能那么轻易被除灭。比如，1980年代的普通大众仍然熟悉“四才子书”，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和《西游记》、评书《三国演义》大受欢迎。

另一个例子是大家对高考的重视。考上大学的马上成为全城家喻户晓的明星。高考得中，就鲤鱼跳龙门、进了体制、有了地位、光宗耀祖。在大学生之间，大家再比拼专科与本科、普通与重点、一般重点与名牌、一般名牌与北大清华。这就是古人的科举心态。

高考与科举的一点不同是：科举的考试科目是纯文科，而在1980年代的高考热中，文科是陪跑的丑小鸭，理科才是万众瞩目的主战场。这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理科才是追赶日本的新干线和美国的登月火箭需要的真本事。我在高中时对文科的历史地理和理科的数理化都有兴趣，但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之下，我没有仔细权衡就选择了理科。

现在看中国传统文化，我看到许多层次、许多侧面：有“吃人”的一面，有指鹿为马的一面，有怨天尤人情商不高的一面，也有许多堪为我立身行事楷模的人和事。在国外居住多年后，我感到，不同国家之间的社会运行机制的反差如此之大，即便中国人的学习能力极强，以其它国家为偶像来定位自己的发展方向 –不管是在文化、经济结构还是政治体制方面 – 都很容易丢失自己。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在深切的自卑和不可遏止的自大的混合情绪中不停地追寻各种偶像，又不断地丢失自己。那么，既然自己的传统文化本来就流淌在自己的血液中，从其中找到自己是否会容易一些呢。

传统文化还有另一个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影响极为深远的特征：不用细致的逻辑去分析对象的丰富内容，而是动辄用黑白两极的态度来简单处置，譬如，“教廷”把人划分为“人民”和“阶级敌人”；当代有的人认为儒学一钱不值，有些人把它奉之为宇宙间至高无上的学问；认为中国的东西与外国的东西水火不容等。这种思维方式也是导致当代中国社会难以从传统文化中去粗取精的原因。

顺着这个思路还可以继续追问下去：既然传统中有珠玉，也有糟糠，那么我应该拿什么样的判断标准来确定哪些东西是珠玉、哪些东西是糟糠呢？在我未成年的时候，我的判断标准来自“教廷”。那么如果“教廷”的标准靠不住，我又该去哪里寻找这个标准呢？或者说，我的“根据地”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