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自由主义者如何理解中国米兔和女权运动
去年年底我和陈纯应朋友的邀请为身在美国的中国泛自由主义社群做了一次分享，记得当天的Zoom满员，很多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社群的同道都来听了，大家进行了真诚的交流。虽然对我来说，这些内容都是重复过很多次的老生常谈，但是很惊喜听众仍然觉得学到了新知。
可惜后来我的精神状态变差，直到今年春夏才好转，拖到最近才终于把文字稿整理了出来。希望我的讲述能帮到更多对这个主题有好奇心的人。
大家好，很荣幸能够来参加这次讲座，我首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我的笔名是米米亚娜，是一个写作者，也做媒体工作，我长期关注中国的公民抗争尤其是女权运动，也参与过一些女权行动，但主要还是喜欢观察和论述，大家可以在Matters上看到我的部分文章。
在政治光谱上，我既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它们并不仅仅是我给自己贴的标签，而是我一路走来，去理解、感受、实践出来的生命经验，所以我非常能体会到自己身上自由主义那部分和女权主义那部分的契合和拉扯。今天算是和大家分享我的历程，希望能抛砖引玉，引发更多的讨论。
在开始之前，为了避免误会，我想先定义一下下文所指代的自由主义，我主要是指保守自由主义，也就是在国内普遍被称为“公知”的群体（所秉持的一些观念），这个和所谓“进步自由主义”是有区别的，后者主要是指受到欧美（乃至国际）自由主义的影响，包含了性别、阶级、种族、社会构建等知识的左翼自由主义，前者和后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需要理解它们的差别，才能理解米兔运动中二者的紧张关系。
首先，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个话题？
第一是，国内的女权运动进入一个困难的时期。大家可能对目前社交媒体上显而易见的一些女权声音有越来越多的困惑，比如说它的关注点变得很狭窄，社群越来越封闭、“极端”、“脱离现实”、“不理性”……这促使我想要跳出身份、跳出圈层去进行一些反思，这个时候，自由主义能够充当一面镜子，帮助我们认识女权运动的困境，并去恢复女权运动的公共性。
另外，我想要在越演越烈的铁拳打压之下寻求更多联结。在中国极权化的过程中，自由派的行动被完全压制，几乎无法再推动社会改良的进程，而现在女权主义也备受打击，我们面临的是同样的房间里的大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一些关于社会正义的争议没有充分讨论，没有达成共识，这妨碍了公民团体互相之间的借鉴和支持。这是我想尝试去破局的。
第三，主办者找到我做这个讲座的初衷，用他的话来说：“给公知们补补课。”我觉得很多自由派确实需要补课，他们的知识结构，尤其是在涉及女权，性少数等弱势群体的认知上，是很落后于国际自由主义群体的。就在我准备这个讲座的时候，网球名将彭帅发声控诉张高丽的性胁迫行为， 女性站出来讲述自己遭遇的权力侵害，但一些公知仍然把重点放在“这是一盘高层权斗的‘大棋’”的叙事上。从中可以看出， 在长期的“公知”与公权力对抗的过程中，女性一直被看做斗争的工具。受害者缺乏为人的主体性，她们受到的侵害从不被正视，这存在很大的伦理问题，且本质上是反自由主义的。 女权主义补充了自由主义缺失的性别维度，把一半人类的权利纳入了自由主义的考量范畴内。所以，对于还不了解，或者仍然从一些表面的标签去评判女权运动的人来说，这是必要的补课。
今天想分享的内容非常多，但时间有限，我挑出重点简化成三个部分，分别是：前期—当代女权运动与自由主义的渊源。高潮—米兔与自由主义者的分歧，到后期—女权运动的现状。
在这个脉络里，你会发现自由主义和女权运动的互动是非常有故事，非常有意思的。我尽量进行一个相对系统的梳理，也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个context（语境）和一些可供参考的事件。否则，我们如果只是凭空去讨论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关系，容易不着边际。
首先我想引用一句女权主义圈子里面流行的quote作为开场：
“对性别议题的态度，能够检验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说到女权运动与自由主义的渊源，就不能不提到青年女权行动派，以及女权行动派的领导者吕频 。当然，参与女权运动的人不仅仅只有她们，积极介入公共事件的女权主义知识分子如艾晓明、专注为性工作者维权的草根行动者叶海燕都是女权运动中的突出人物。今天把重点放在女权行动派身上，主要是因为她们是一个有组织的公民群体。
什么是青年女权行动派呢？大概是自2012年起，中国社会涌现了一批年轻的女权主义行动者，她们往往曾经是普通高校的学生，很多也有NGO的从业背景。女权社群里的朋友应该对这些面孔非常熟悉了，她们的特点是非常善于调动媒体，联结大众。她们会去主动介入热点时事，在公共场合采用行为艺术的方式吸引关注，去积极问责政府机构和企业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公开地进行性别平等的倡导；也常常通过寄信人大代表、寄信政府和企业高层等制度倡导的方式，为女性争取平等的社会资源和公民权利。
为什么女权运动与自由主义的这段历史要从女权行动派讲起？ 因为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伴随着经济自由化，文化上的自由化和政治自由化的浪潮也在随之崛起。和之前普遍存在于体制内，和国家议程紧密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运动不同的是，这一波的自由主义女权运动是从当时中国自由主义发展的大背景之中涌现的。而女权行动派这个群体，作为自由主义女权运动中一个最为可见的代表，可以说是她们把女权运动从体制内推广向了民间。所以我认为这是属于民间的，属于公民社会的女权运动的起点。
另外，从她们的理念，和行动方式上，都可以看到鲜明的公民运动特征。女权行动派最初的参与者很多是和NGO有关联的年轻人，她们的行动也常常和广泛的社会精英们（例如媒体工作者、律师、学者等）呼应和联动，她们有清晰的诉求和议程，并进行有组织的行动。和之前作为高校教师、妇联干部等体制内的女权主义者不同的是，她们明确地把国家也作为问责的对象，诉求的也很多是制度上的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她们开始行动的时间是2011-2012年，处于中国公民社会活跃的后期。大概从2008年（普遍被称为公民社会元年）开始直到2014年左右社会活动被大力收紧为止，之间的五六年时间，我认为是中国公民社会的一个短暂窗口期。这场自由主义女权运动便是伴随着这崛起的公民社会而涌现的。
我想再解释一下当时中国兴起自由主义（包括自由主义女权）的大背景。
中国青年女权行动者们诞生的契机可能最早要追溯到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 对于这次影响深远的大会，吕频评论说：“它是一个女权主义的故事，是一个中国和世界全球女权主义连接的故事，但也是一个中国追逐全球化的故事。”
95世妇会不仅启发了中国女权运动，对中国整个公民社会也影响深远。因为在90年代中国重启改革开放（以邓小平南巡为标志）之后，中国急需得到世界的接纳，需要资金、技术和人才去发展经济；而西方社会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也希望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推广民主的议程，并且在后期看到了中国作为一个巨大市场的利益。在这场历史性的“双向奔赴”中，世妇会的举办是中国连接世界的一次重要行动，也是对中国公民社会的一次重要启蒙。希拉里的发言“女权即人权”响彻了世界，可以说从那时候开始，中国人才对“公民社会”有了概念。
据一些参加了大会的前辈描述，当时的这场大会有很多的国外NGO妇女工作者的参与，这对于中国很多（潜在的）女权主义者来说无疑是大开眼界。世妇会也催生了第一波民间妇女组织的诞生。
而当时正在北京《中国妇女报》工作的吕频，也参与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报道。据她自己在《见证中国女权二十年》中的描述，当年作为记者的她在体制内的女权运动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她在参与体制内活动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困惑和不满——运动局限于一个精英圈子内的对话，且过于学术，并没有联结大众，也没有给年轻人主体位置。在当时中国迅速开启的公共讨论的空间中，没有女权主义的声音。因此，对体制内女权主义实践的不满，促使她走出了体制，把女权主义带向了社会——这是一个质的改变。
世妇会之后第二年，吕频就创立了名为“妇女传媒监测网络”的女权向媒体组织。2004年吕频从报社辞职成为自由职业者，2009年她在“妇女传媒监测网络”旗下创办了《女声》电子报，并在2011年在进入新浪微博时更名为“女权之声”，定位为“女权立场，公民视域，行动取向”——你会发现这就是女权之声和女权行动派的所有实践的导向。
直到2018年3月9日“女权之声”被全网封杀之前，它都是中国国内影响力最大的女权传播与倡导平台，为中国民间女权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与指引。
除此之外，吕频和一些NGO工作者于2011年建立的民间活动中心“一元公社”致力于公民社会思想启蒙和社会动员，这里举办了各种女权主义活动，并开放给所有人参与，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许多年轻人（以女性为多，以女大学生为主）在“一元公社”举办的各种女权主义活动中受到启蒙并发生改变，这也就是“青年女权主义行动派”进入女权主义的开始。
如同吕频所说，“年轻人有未被体制所收编的能量，没有被家庭和职业所收编的能量，他们才是社会变革的真实拥趸和参与者，是可靠或者可持续的拥趸和参与者。” 她将长期以来被体制所边缘化的普通年轻人领进了公共参与的大门；而组织“女权行动派”，也同样是一个参与建设公民社会的过程。吕频意识到女权运动只有传播的平台是不够的，也需要有行动组织，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变革。
所以，女权之声作为传播和宣传的平台，而青年女权行动派作为在地行动的组织，这二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所以她们才能形成广泛的影响力。
女权行动派进行过很多街头行动和政策倡导，从开始活跃的2012年至今，经过我粗略统计，行动派发起过近50次有影响力的行动。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查阅我编写的《中国青年女权运动简史（上、下）》，可以看到当时很多主流媒体对她们都有过报道，或者是我参与主编的歪脑的特别企划《抢救断层的十年中国女权运动史：行动者们的群像、历程与现状》，更直观地呈现了这段历史。
这是我根据她们发起行动的议题所制作出来的图示，画面上的圆圈越大，代表他们在这个议题上进行了越多的行动。这些议题的底子都是和中国女性的经历、切身权益息息相关的，有很扎实的现实基础，也比较多元化，具备很好的公共性。
在这些行动当中，大家熟悉的可能是那些经过广泛传播的案例，比如“受伤的新娘反家暴”，或者“占领男厕所”等等。但这次我想重点提到的是那些和公民社会有紧密联动的行动。我举三个案例：
第一个是剃光头反高校招生不平等。2012年七月初，当年高考分数线公布后，媒体发现有多所高校存在分性别划投档分数线的情况，而且男女分差最高达到40分。
经报道之后，高考录取性别不平等问题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及不满。当时有二十多位来自不同省份的律师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为在高考录取中因性别原因而失去平等受教育机会的女性考生，提供义务法律援助，协助考生进行反性别歧视诉讼。
女权活动者吕频和公益律师黄溢智向教育部申请信息公开，询问教育部批准哪些专业可以限制男女生录取比例，而教育部回应称是“基于国家利益”部分特殊专业限招女生。之后在8月30日，女权行动者们在广州文塔下公开剃光头发，指出教育部的回复等于“零”，并高调地要求教育部“亮”出哪些特殊专业需要提高女生录取标准及其依据。
2012年底，四川资中受家暴妇女李彦杀夫一案，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李彦死刑引发争议。由于判决没有认可李彦长期遭受家暴、因家暴而杀人这一情节，判决结果出来后，四百多名律师、学界、NGO组织成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出面为李彦呼吁，希望最高法院能够刀下留人。女权行动者也在法院门口进行了“我不要成为下一个李彦”的公开抗议。最后法院首次承认了家暴受害可以减刑，判决了李彦死缓。
反家暴一直是女权行动者重点推动的议题，也是展开行动最多的主题，比如她们进行的“受伤的新娘”反家暴、裸照呼吁反家暴立法、声援李阳妻子Kim反家暴活动等等，和社会各界一同推动了《反家庭暴力法》在2015年底的成功落地。
最后，推动废止收容教育制度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政策倡导的实践。
收容教育是一项专门针对“卖淫嫖娼人员”的行政强制措施，它规定只要经过执法部门裁定，即可不经过法律程序审判就将收教人拘役六个月到两年时间不等。所以它本质上是违法的，但是它在中国执行了近三十年，直到2019年才被人大废止。
这个废止的过程也是有赖于公民社会的联动，以及体制内外人士的一致推动达成的。14年的时候有张千帆等数百名学者、律师及各界人士参加联署，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废除收容教育制度。而女权行动者也连续数年寄封信给所有人大代表做政策倡导，她们也曾经申请收容所信息公开，并且发起了诉讼起诉了广东省公安厅，虽然案子败诉，但是不输挑战司法的气势。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氛围和现在真的很不一样，改良的通道感觉还是存在的。公民社会有一定的行动空间，很多行动也能看到反馈和结果。包括女权行动派在内的很多公民团体推动改良的策略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成效，这让很多人保持了乐观。
面对迅速崛起的女权行动派，当时也有一些来自“公知”的批评。可以参考的是白信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为何中国女权运动如此接近“行为艺术”》，百信在这篇文章里给出了对女权行动派非常负面的评价，说她们“杯水主义、伙伴暴力、价值观混乱、功利、漠视基本伦理、利用男权资源、反伦理、反社会”，又在另一篇文章《教养、阶级和自我规训》里从谈国人素质出发，称女权行动者其毫无“教养”，“容易在反抗男权——特别是中产阶级的过程中，将反抗无限扩大至社会，乃至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如诚实、忠诚和自由生育及抚养后代等”。这两篇文章激起了当时的女权主义学者张红萍的愤怒，她写了一篇文章《不要污名化“女权行动派”：她们代表着中国女权的方向》反驳这些指控，大家可以对照阅读。
总的来说，面对年轻的女权主义群体的崛起，一部分男性知识分子深感冒犯，甚至搬出了“反社会、反伦理”这样的大帽子，正好暗示了男性知识分子作为既得利益者——既是传统父权制的既得利益者，又是新兴市场经济的既得利益者——是如何与这个社会的“伦理”深度绑定，并且对自己的特权抱有不加掩饰的精英的傲慢（实则陈腐不堪），而这也正是草根女权主义者们乐于反抗和挑战的东西。
从国内“公知”的行文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一种观念的框架，简单来说就是上警惕公权，下警惕庸众，而且主要是反左。所以对于草根、女性、善于调动大众、有平权诉求的社会运动参与者，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反感和疏离（也有人说这是文革PTSD）。“公知”经常用来批评女权主义的另一个名目是“反抗不彻底”或者“和国家主义之间暧昧不明”，所以女权运动要么被说成会和体制苟合，要么就是会被体制收割。他们容易把女性或LGBTQ的平权（权利）诉求等同于政府的扩权（权力）行为而进行抵制，也就是我们说的用自由反对平等。
并不是说他们的顾虑是错的，而是可以去理解为什么国内的自由主义已经无法联结今天的年轻人——后者再也赶不上这些特权者的时代列车，困顿中宁愿再次走向左翼甚至国家主义。另外，时间也证明了，这些女权行动者们虽然不如自由主义群体里最抵死抗争的那一拨人壮烈，却至今初心不改，清澈如昨，远不似无数把灵魂出卖给权力和资本的精英们。
同样流行在自由主义群体里的还有“人权都还没有，谈什么女权？”，也是被诟病很多的说法。当然我接受一个质疑，就是说在我们还没有争取到较为成型的法治和民主社会的时候，边缘群体对平权的诉求是否能够有效地达成，还是说会“变味”，这里先按下不表。你会发现中国就是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状态，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文明和社会议题全部混合在了一起。
在这里我推荐大家去读李思磐的一篇文章《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为何不支持女权主义》，我摘抄她其中的一段评论：“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与女权主义理论之间原本存在的紧张，在自由主义被中国知识分子“拿来”的过程中被照单全收；在中国后社会主义阶段的剧烈历史变迁中，中国男性知识精英成为受益者，却缺乏对自身社会位置的敏感和性别特权的自省；与此相关地，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在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固执于特定的阶级认同和精英思维，对于社会经济平等议题有意回避，甚至将其视为不成功的社会主义实验的一部分或与之对立的左派阵营的主张，因此平等议题，尤其是阶级与性别议题，受到了自由主义的排斥。
但与此同时，中国女权主义发展也存在自身的问题——例如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大于问责，女权议题和其他社会运动普遍表现出的非政治化倾向，以及缺乏与其他社会思潮的理论对话与批判，都造成了自由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疏离。”
有意思的是，纵观中国女权的发展，女权行动派是直接传承了自由主义精神的群体。和早期参与建国的女权主义者，以及后来体制内的女权主义者相比，她们反而是在独立性和问责公权力方面走得最远的。这其实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女权运动，但是却几乎没有得到国内自由主义者的支持，也是很吊诡的。只能说特权者并非意识不到自己的特权，而是无比清楚自己的利益在哪里。
女权行动派开始活跃的时候，其实公民社会的窗口期已是后期。2015年女权运动终于迎来了那个转折点——女权五姐妹事件。2015年妇女节前夕，王曼、韦婷婷、郑楚然、李婷婷（李麦子）、武嵘嵘五名女权行动者计划在三八妇女节前举行反对公交车上性骚扰的公众维权活动，但她们却分别被广州、杭州和北京等地的警方以”寻衅滋事”罪抓捕并遭刑事拘留37天。
2015年女权五姐妹被捕也是整个公民社会被严打的一个结果，据吕频所说，她感觉到明显的压力是从2014年开始的，政府的骚扰变多了。
2014年发生了什么？GDP增长24年最低、昆明火车站、乌鲁木齐火车站暴恐、新疆提升高压政策、香港占中运动、东莞开始扫黄行动……还有更大范围的对网络、学术界、公民社会收紧意识形态行动。
据《端传媒》一篇文章记载，2012年的时候，反家暴、反职场性别歧视、反性骚扰、反性侵害等建议，几乎都各被五、六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接受，转而提出，并通过媒体公开这些议题。但是到了2014年，女权行动派们发现，接受建议的代表和委员们没有大幅减少，但是他们却统一地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有的志愿者大胆地问拒绝媒体采访的人大代表原因，对方回答：今年收到了上面的通知，除非是已经登记、跑两会线的官方媒体记者采访，否则一律不得接受未登记的媒体、非两会线的记者采访。
女权五姐妹事件对女权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它没有遏制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我在这里总结了女权五姐妹事件的四点影响：第一，它使得女权运动失去了街头空间，从此行动者再也不能去进行各种公开的抗议、倡导等活动了。第二，以吕频为主，部分受到冲击的核心行动者转移到了海外。第三，因为核心行动者被打击，这加速了女权运动的去中心化和去组织化。第四，女权运动终于走出了政治安全区，碰触红线之后，也意味着更多的活动只能以去政治化的方式脱敏。
这样的趋势，其实为后来米兔运动能在更加严厉的社会管控下发起奠定了基础。因为米兔运动几乎满足以上一切特质，它发生于社交媒体、它得到了很多身在海外的幸存者和女权主义者的参与、它是一场去中心化的社会运动、它定点爆破个人而非直接诉诸体制。
2018年1月1日，曾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毕业生罗茜茜实名举报，指控该校教授陈小武曾于12年前在她读博期间对她性骚扰，且多年来性骚扰门下数名女生。后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布通报，撤销陈小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师职务，取消其教师资格，之后教育部宣布撤销陈小武的“长江学者”称号。
她的成功举报，为#MeToo 运动这一年在中国爆发的爆发拉开序幕，随着站出来的人越来越多，运动很快席卷了学术界、公益界、媒体界、宗教界……
女权行动者也快速跟进。在陈小武被举报后接下来一周多时间内，中国数十所高校校友纷纷发表连署公开信，要求母校建立机制防范校园性骚扰，其中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知名学府。
有民间志愿者制作了这个网站，记录了米兔运动中被爆出来有性骚扰\性侵害行为的56个人，很多都是在其专业领域颇为知名的存在：邓飞、雷闯、刘猛、霍庆川、章文、沈阳、王光亮、释学诚……
他们中的一些人和举报者之间进行了公开质证，所以引发网上很多讨论。值得一提的是，米兔在这些圈子爆发并不是因为这些圈子侵害女性的现象“特别”严重，反而是因为这些圈子相对来说比较进步，权力结构比较扁平，精英女性也比较多，女性发声能够得到更多支持。而米兔难以闯入的“体制内”，相对来说才更是一个黑箱状态。
但是我们来看看这些圈子：高校学者、公益从业者、 媒体人，这些都是公知扎堆的地方。所以在观感上，当时女权社群对公知群体已经非常窝火了，就是说你们一个个道貌岸然，满口民主自由理性和启蒙，但是你在面对女性的时候，依然是仰仗自己的权力去剥削和侵犯对方，还搞兄弟会那一套互相包庇辩护，那你们和你们所唾弃的强权又有什么区别呢？——女权主义者有很多这样的批评和抱怨，所以在米兔运动期间，对我们来说，自由主义群体显露出了非常大的虚伪、矛盾和伦理危机。
我记得当时泛自由圈还流传一个说法：米兔是在转移人们对疫苗问题的关注（因为刚好是长春长生的问题疫苗引爆舆论后不久）。在很多自由主义者眼里，女性的议题从来就没有主体性，它永远是权力斗争的工具，或者某个一盘大棋的棋子。你会发现这个问题从来都伴随着性别议题——就是对性别议题的视而不见。
所以在这样的语境下，刘瑜写了一篇质疑米兔运动的文章《刘瑜：关于metoo》，就是妥妥的火上浇油，立刻引发了女权社群对公知们的论战。我建议大家重新阅读这篇文章，刘瑜质疑米兔运动的所有理由，比如法治精神、个体权利、无罪推定、程序正义、比例原则、权责对等、“常识”等等，其实就如同陈纯所说：它们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观念，也是中国现阶段的“观念的水位”，刘瑜没有超前，但也没有落后。所以她发出来后，得到了很多自由主义者的支持，但这篇文章却引发了女权社群（或者说是进步自由主义社群）的猛烈抨击。批评者认为老一辈的“公知”，这些在象牙塔里太久的精英们，已经大大落后于年轻的行动者，ta们对自己的性别和阶级红利缺乏反思，也很难注意到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在普通女性身上的作用，从而失去对弱势女性的共情，忽略现有的体制根本无法解决和回应女性受到的侵害。
现在再来平心静气地看刘瑜的意见，我还是认为她是真诚的，她提出了一些真诚的问题，相信很多围观群众心里对米兔也有类似的疑问。米兔大辩论是一次重要的讨论，女权主义第一次这样公开与另一个思潮展开碰撞，如果没有这次讨论，我们的很多观念可能不会这么深入人心。但很可惜的就是刘瑜在开篇就把米兔运动比作大鸣大放大字报，这种类比文革的字眼足够引发任何中国人的应激反应。女权主义者在批驳了这个说法之后，就把刘瑜钉死在了耻辱柱上，至于她提出来的问题，没人再去考虑它们是否值得认真的检视。结果就是在争论之后，米兔和女权运动需要面对的问题依旧在这里。
我同意陈纯在他的文章《从米兔在中国的三波批评看公共文化的生成》里的见解：“刘瑜的批评带给米兔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使相当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对这个运动感到疏离，但它没有对米兔和女权主义产生巨大的撼动效应。让人觉得遗憾的是，讨论到了后来已经有点沦为意气之争，刘瑜提出的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足够认真的对待，比如米兔如何避免冤假错案，如何对性骚扰的不同程度进行区分，如何区分愚蠢的性试探和性骚扰。它们确实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应，但这种回应相比它们的重要性来说，依然是不够的，刘瑜提出的解决途径（诉诸司法）固然难以让人信服，但如果完全像赵丹所说的，依照流行文化的“疑罪从有”，听起来当然解恨，可终究不是妥善之计。中国的进步派，以后还是要回过头来补这一课。”
我想，在同样精英的“进步自由主义者”的滤镜之外，女权社群也并不是脱离现实存在的，我们同样也有很多问题。至于如何面对米兔之后女权的发展，进步自由主义者同样也要取下自己的滤镜，去看到中国女权运动的现实，并重新开启讨论。
当时关于米兔的讨论没有继续下去，也是因为米兔运动遭遇了更强大的第三方力量，也就是审查。其实米兔一直在遭遇审查，总是有被限流删帖之类，但是到弦子曝光朱军之后，米兔运动遭到了更全面的删帖和压制。在行动者肖美丽看来，米兔之所以能在18年这样严酷的环境里爆发，比起其他的维权活动更加难以遏制，是因为米兔连绵不绝的个体爆破方式——你不知道下一个是谁会站出来，所以官方的维稳机制很难奏效，这让米兔得以存活那么久。
米兔这个名字也是为了躲避审查，原本的Metoo变成了谐音的“米兔”，女权行动者发起了很多关于这只兔子的创作，维持它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
当时有网友说：“一点都不惊讶这样的活动会被中共叫停。”或者叹息：“反性骚扰行动在中国就是做不了。”
我们的一位行动者七七说：“他们表现得好像我们被镇压住了一样，但我们的运动并没有被关掉，仍然在进行。如果只关注政治压力这个方面，对行动本身没有什么帮助，反而让行动者有更多负担。而且这何尝不是另一种犬儒主义呢？围观的人想看到的只是自己设想的‘中国的状况就是糟糕啊，做什么都不行’的结果，而对在艰难环境里积极抗争充满创意的行动并不感兴趣，也可以心安理得的不做任何努力。我们面对的打压是真的，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行动主义是女权行动派的精神和力量的源泉，它也是理解这波女权运动的一个关键。流行在行动者里的一句话叫做：“只有行动才是抵抗绝望和虚无的唯一解药。”正是因为有务实、讲策略的行动主义的赋权，女权行动派才会在不断的强大的打压下一直坚持抗争。但是这种务实有时候却会被某些人解读成功利。我觉得自由派很喜欢从宏大叙事的角度去看待一切，这容易让一个人变得渺小和犬儒，并消解了个体的能动性和抗争的动力。
但我们必须承认，审查对米兔的影响也是决定性的。在米兔运动期间，发生了另一个可能被忽略的标志性事件，那就是2018年3月9日女权之声被全网封禁。我在上文说过，青年女权行动派和女权之声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个是在地的行动组织，另一个是传播和宣传平台。所以在女权五姐妹事件后，到女权之声被彻底封杀，行动派这一支女权主义运动，可以说她们的路径是被当局几乎堵死了。
为了取回账号，女权之声的工作人员也是经过了长久的维权，包括我们身在海外的女权主义者也都做过声援行动。她们寄信给中央网信办，而且向北京和广东多个部门申请信息公开，后来还对微博微信提起了诉讼，但都没有立案，也没有回应。
（后来，“女权之声”转世为“回声”，反复经历封号，仍坚持留在舆论场发声。）
女权之声被封禁后，也加速了女权运动的去中心化。当然去中心化的大背景，是当局长期都在极力破坏成组织的公民团体。但是也有技术因素的影响，也就是女权运动在后期变成了基于社交媒体的运动，而社交媒体本身的特质和局限性也在形塑这场运动。
女权话语在社交媒体上继续流行和下沉。由于微博的网民结构问题，年轻（女）用户的涌入让女权理念有了更多受众，网络上的情感动员越来越容易了，在社交媒体上泛女权话语的流行辐射了更多人，当性别议题出现时，基本上不需要任何的核心组织，就能形成广泛的声浪。
第二是女权的分化和被挪用。女权出现了各种有创意的派别，泛女权社群里并没有什么相对一致的女权思想、议程，相反女权主义者之间的观念还可能是针锋相对的。比如一直自诩为“激进女权”的派别就对所谓“平权派”持一种鄙夷态度，还有一些女权主义者秉持女性天生优于男性的观念，比如“母权派”——其的核心观点是女性是第一性，女性当下的不利处境是因为被篡夺生育权所致，所以我们要夺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生育权，实现路径正是反婚反育。持这种观点的人相信，只要每个女性都觉醒，不再选择在父权制婚姻中生育，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就会被瓦解，社会将重建为以女性为中心的结构。这种思路从多数女性都要面对的生育议题入手，很容易激发女性共情，因其简单易行、回避阶层差异从而迎合了城市中产阶层的偏好。
另外，在开启流量经济时代后，微博上充斥着网红和营销号，女权主义也经常被营销所挪用来吸引有消费能力的女性用户。比如说SK-II曾经大火的"剩女"广告，就引起了我们关于女权在被消费主义利用的警惕。我认为这种挪用扭曲了女权主义的本意——也就是为弱势女性争取权利的公共事务，而把女权主义包装成了精英、中产女性的消费品和实践自我价值的途径；自强、独立、美丽、成功的女性形象成为了女权主义的代言，从而对女性施加了“好女人”的更高标准。当然不是说这个方向就不算“女权主义”，强调个体赋权也是女权的一部分，只是要明白什么样的女权是被这个体制所乐见的，并对此保持批判的视野。
最后，去中心化后，女权主义者设置议程的能力也减弱了。比如说一件事爆发出来之后，我们应该怎样去定义和它相关的议题，我们应该问责谁？这件事最后怎么解决的？这些都需要设置议程。但你会发现在社交媒体上，失去了具有足够号召力的“主心骨”后，议题容易被“带偏”，公众也经常会失焦。比如说米兔运动在足够下沉之后，就被一些人解读为一个“声讨渣男”的运动。
另外，我们的议程也经常被官方媒体劫持。人民日报就曾经在米兔运动中的北大高岩事件里，发文表示学校应该倾听学生的声音；它也曾经在微博的“清理同性恋内容”公告之后发文“不一样的烟火，一样可以绽放”表示对同性恋和双性恋的支持。环球时报也曾在巫山童养媳案里质问巫山政府的处理结果，并为受害者呼吁“上级政府”的介入。但是这一切都不影响北大学生被约谈和打压、LGBTQ的活动被叫停、巫山童养媳马泮艳被维稳和捂嘴的现实。
值得补充的是，官媒不但劫持女权主义的议程，甚至一直试图劫持女权主义，劫持对女权的解释权。像共青团中央就多次发微博批判“田园女权”、“极端女权”，并且试图去定义什么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实际上，强权不会去分辨什么是田园、极端，他说是你就是，比如他说女权行动派就是极端女权。
以上这一切，都伴随着女权主义的合法性降低、污名化加重的趋势，我们看到这其中既有环境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因素，更应该去分析一些自身的变化如何是环境挤压后的结果。女权作为消除性别剥削关系的政治合法性被削弱后，一直受到体制内外力量的围剿，除了官方的打压之外，民间污名化女权的声音也在加大，比如“女权支持穆斯林”、“女权组织卖淫”、“女权勾结西方势力”、“女权反党反政权”之类的故事层出不穷，可以参阅的一篇文章是吕频写的《微博反女权小史》。
尽管受到围剿，米兔运动仍然对女权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刘强东案里，我们在社媒上发起了#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的运动，普及“强奸文化”相关知识，号召大量女性用户讲述自己日常生活里受到的性骚扰\性侵害经历。这些女性用自己的语言，将那些从未在公共空间讨论过的、从不被舆论关注的日常受侵害的经验公开讲述出来，并形成了公共知识。她们的讲述奋力澄清父权社会对受害者的污名化，修正大众对性骚扰、性侵害事件的盲点和偏见，以此来抵抗制造屈辱的权力机制。“施害者往往是身边的普通熟人”，“拒绝受害者有罪论”这些耳熟能详的常识，都是这样普及到舆论中去的。
这里我想摘抄一段朱军案当事人弦子对米兔运动的诠释：
“其实米兔就是一个言说运动，它在鼓励女生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不让我们把判定这个经历的权力交给别人，不管是交给让你不要报警的警察，还是交给不承认这个事实的男性，还是交给那些对受害者进行荡妇羞辱的人。女性什么时候开始愿意表达你自己身体上遭遇，这个是女性历史，是一个集体书写的历史的很重要的开始。越来越多的女性有了这个共识……还有更多年轻的男性，对于女性抱有共情的男性，他们意识到了弱者的尊严，我们最基本的身体的尊严是要被看见的。
之前我们没有判断自己经验的权利，因为你得不到知识，所有女性的遭遇没有被纳入到一个整体的趋势当中来，所以你自己被伤害的经历只是你自己被伤害的经历。但是我觉得从米兔开始（就不一样了）……只要我们愿意去做自己的书写，这就是一种精神上的独立，独立于男性，独立于男性组成的集体，你去书写自己故事。我们所有的价值判断都要在自己的叙事当中重新构建。”
但是米兔仍然有一些遗留问题，运动期间女权行动者想要在各大高校、组织或机构里推进防止性侵害的制度建设很难落地。而且就算形成一些制度，在现有的社会文化和权力结构之下，也很难保证是否有效执行。2019年底的时候，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提到了“对极个别教师性骚扰学生等侵害学生身心健康的行为‘零容忍’”。但是却把米兔运动所问责的权力结构问题，转化成了“师风师德”的问题，把一个性别不平等的社会问题变成了某些人“道德败坏”的问题，使得米兔运动的巨大能量落空。
另外，在舆论场上，后米兔时代的米兔案例也遭遇了更多争议。比如清华学姐案、罗冠军案，都使得米兔的正当性受到了激烈攻击，批评者中既有抱团的反女权的民粹分子，也有持“理中客”立场的自由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对“冤假错案”缺乏应对的资源，陷入了消极防守，也是由于在当时刘瑜激起的米兔大辩论时，女权主义者的反思并不彻底（当时也没有反思的紧迫性）。这个问题我在《从“清华学姐”事件说到女权舆论的困境》里有过分析：当米兔运动成就了其影响力后，我们可能要准备好看到更多的“冤假错案”，因为米兔运动降低了举报者的门槛和代价，站出来的人会获得更多的舆论关注和支持。而比起普遍的性骚扰\性侵害事件，此时出现的“冤假错案”反而更容易得到挖掘和传播，成为反女权者的狂欢。但归根结底，一个去中心化的社会运动，本身就不可能永远纯洁正确，负面新闻也必然是它的一部分。
所以，当米兔运动难以找到现实的途径去推动制度性改善，只能被困在舆论场上，在一个一个的个案上打舆论战的时候，它和网暴之间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了起来。
米兔运动大大推广了女权主义，也使得女权更加走向民粹化。女权的思想、理论和话语下沉后形成广泛的泛女权社群。但一套意识形态下沉的特点就是，它很难再保持源头时的初始模样，而是会结合大众文化中累积已久的元素，从而更加接近这个土壤本来就有的样子。
当这个土壤本来就是保守、单一、自恋、社达、功利、反智、党同伐异、缺乏公共精神、且有很强的性别规范时，女权主义者没有办法因为“女权”了，就能自动对这些毒素免疫。很多打着女权旗号的话语和思想其实是反女权的，是父权在女权版本中的镜像，是我们的社群被这个体制腐蚀和吞噬的部分，比如对“以暴制暴”的推崇，对国家威权的崇拜，对穷人（特别是贫穷男性）的歧视，对LGBTQ+群体的敌意；比如一些占据阶级优势的精英女性将女权主义当做扩张自己权力的工具；一些女权主义者给女性施加更多的道德审查（例如被发明出来宣扬女性优生优育的“子宫道德”），有一些甚至表现出强烈的厌女倾向——对“婚女”和选择生育的女性的攻击，对“不离开施暴者”的家暴受害者的攻击等等。
并不是说民粹就一定是坏的，或者社会运动就必须像最有道德的女权主义者所期待的那样去规范发展。一个社会运动可能有很多参与者，很多面向，就如同夕岸在《Metoo与完美社会运动迷思》一文里所说：“运动开放、合作、温和、改良的面貌，可以和封闭、冲突、暴力，和激进的元素共存，而后者体现出的不完美，也往往才是社会运动的独特之处。”并且，和欧美的社会运动不同的是，本土的女权运动还在这么严厉的公权力打压下发展。正因如此，我觉得不应该对米兔和女权运动出现的问题遮遮掩掩。
我个人觉得最可惜的是，处在这样一个被铁拳和成组织的反女权民粹者夹击，同时自身也在遭遇民粹化过程的状态里，女权主义正在失去它最宝贵的公共性。它远离了公民运动时期那种以行动为所有女性谋权利，也要去改变这个国家甚至改变世界的宏图，而变成了身份政治框架下的性别战争，以及女权主义者们拥抱自我的舒适区。
但是我也想说的是，即便在这样的趋势下，还有很多身处国内、海外的中国女权者传承了行动派的血脉，在每一次的社会事件里坚持抗争。作为海外社群的一员，我在这几年内目睹并参与了一些核心行动者们从零开始组织起女权社群、一次次组织对国内公共事件的讨论和声援活动，并且也在诸如Black Lives Matter、Stop Asian Hate等美国重要的社会运动中，去发出中国女权主义者的声音，去拓宽海外华人的抗争光谱。
吕频曾经说：“女权运动可能是中国最后可见的社会运动。”我觉得可能说成“最后的公民社会运动”更准确，因为我不知道以后会否出现完全由民粹掀起的风暴。但这句话激起了我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继国内的自由派行动者们被镇压之后，女权主义者也受到了铁拳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已经是在一个苦苦支撑的边缘，但很少有关心中国的人知晓年轻一代女权主义者们的抗争史。如今整个公民社会都是割裂的，我们记忆断代，难以互相看见和借鉴。所以，与其延续过去的成见，更重要的是重新设想自由主义和女权运动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相信大家通过我的分享可以看到，女权和自由主义都不是没有缺点和局限的，也不是不可批评的，甚至可以说我们的正当性正是建立在局限性上。互相的补充和借鉴就变得尤其重要。不止是自由主义的“失败”，现在女权主义也内化了极权的毒素，要斩断这个暴力的链条我们必须去逆暴力而行，这意味着我们今后怎样采取一种非暴力的方式去互动。我想社群内部的批评者和反思者非常重要，发展跨意识形态、多元视角的观念也很重要，这样的人会成为桥梁。因为我相信自由的含义是一直在被不同的人改善、扩充着，自由主义也是越来越兼容并蓄的。
我还相信，在一个远离了恐惧的地方，关心中国公民社会命运的自由主义社群，和女权主义者们一定能够再次联结。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