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鐵志：村聲如何定義了美國另類報紙

六十多年的《村聲》（Village Voice）可以說是寫下了「另類報紙」的定義，並且推動了紐約以及整個美國的地下文化：如果紐約是一個精神分裂的城市——一面是金融資本與華麗時尚的，另一面是地下狂野與波希皮亞的，那麼《村聲》就是後者的精神象徵與實質推手，尤其，村子（the Village）所指的格林威治村，就是藝術、音樂、文學的革命基地。

「在《村聲》，你可以發現學者拉康或者電話性服務，培養你對權威或者仕紳化（gentrification)的厭惡，欣賞本周這個城市爵士酒吧或者外外百老匯小劇場的權威性評論。在《欲望城市》出現之前，這是許多紐約人學習如何成為紐約人的媒介。」這是紐約時報的描述，而我也曾是那些紐約過客之一。

這份報紙曾經在紐約街角四處的紅色報筒中讓人免費取閱，是紐約最美麗的風景之一，但這個紅色報筒即將要消失在世界上了，因為村聲剛宣佈即將取消油墨砌成的紙本，未來這些另類之聲只會在你的手機和電腦上。

1.

《村聲》創辦於1955年，一個美國歷史的關鍵轉變年代。戰後的美國是保守安逸的——當時重要的文化與政治評論家Irving Howe形容這是「順從的年代」(Age of Conformity)，甚至還有麥卡錫主義造成的政治恐懼。但另一方面，也是在這樣滯悶的空氣中，「垮掉的一代」在五零年代中期把那些暗黑與叛逆的暗流衝上地面，且很快地，在紐約格林威治村會出現民謠復興運動，Bob Dylan和他的同夥們將用音樂並逐漸改變世界。

那是最激烈搖晃的六十年代。

格林威治村在二十世紀初就是一個左翼思想與波希米亞夾雜的基地。二次戰後初期，更有不少歐洲猶太人思想家逃難到紐約，任教於這裏的新社會研究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彼時的格林威治村，就是巴黎的左岸。

《村聲》就是在這樣的時空下出現的。主要創辦人是作家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和他兩個朋友Dan Wolf與Edwin Fancher。前者擔任總編，後者擔任發行人，梅勒並沒有實際參與編務，但他出了錢，還提供了文化資本。梅勒當時已經出版過大為暢銷、並深受好評的想說《赤裸地與死亡的》（The Naked and the Dead），並正在成為美國最具影響力的作家與知識分子。

在那個左右意識型態非常激烈對峙的後冷戰之初，大部分有影響力的思想性雜誌都立場鮮明，但初期的《村聲》卻自詡為一個沒有意識形態的媒體。Fancher說「意識形態讓我們感到無聊——不只是共產主義，還有反共產主義的想法。」在1962 年出版的《村聲讀本》（The Village Voice Reader）的前言中，Wolf說當時「美國最優秀的心靈，無論是激進或保守，都只能自說自話」。

立場之外，《村聲》確實是隨性的，不論是文章的風格或者是版面的安排。關於版面，傳奇的獨立記者I.F. Stone曾跟村聲的著名專欄作家Nat Hentoff說，「我想要讀你的文章，但我找不到他們。」

Dan Wolf的編輯哲學基本上是讓作者自己發揮，幾乎不對作者稿子做編輯。他說，「《村聲》一開始就企圖打破認為新聞必須是專業的傳統觀念。」因為他相信紐約有太多厲害、有企圖心的作者，他尤其喜歡用新人的作品，但常常不付稿費，也因為不付稿費，所以更得尊重作者想寫什麼就寫什麼。因此，《村聲》充滿很多很有個性的文章。

這可以說是平面紙媒時期的博客平台。

他們也培養出許多著名的作家。當然，原本最大的明星就是梅勒，他在1956年開始寫專欄，每一篇都立場強烈，非常挑釁，「我讓自己成《村聲》珍貴傳統之一的唯一方法就是積極地讓自己每周都被討厭」。果然讀者紛紛來信批評他的自戀和討人厭。甚至連他的編輯都恨死他，認為他的文章華而不實、難以閱讀。果然最後他因為和編輯吵架而停掉專欄——他只寫了十七篇。他也停止了他對《村聲》的參與關係。

相對於小說，這些專欄不是梅勒最好的作品，但是卻讓他發展出一些理解時代的重要觀念，例如對「hip」的詮釋就深深影響後人對此概念的使用。

梅勒在專訪中說，本來的《村聲》只是個平凡的報紙。是等到他不寫了，原本經常批評他的讀者開始來信說懷念他，《村聲》才意識到需要有強烈個人風格的作者。

另一個村聲早期的明星作者是是Jules Feiffer的漫畫。他從1956年開始畫，他是典型的不拿稿費但擁有絕對創作自由的作者。他在兩年之後，開始大紅，作品被許多媒體刊登，更成為許多人購買《村聲》的理由。他在《村聲》總共畫了四十一年（後來當然有領稿費）。

此外知名記者包括Wayne Barrett（他是第一個深入報導當年剛發跡的地產商特朗普）、有美國搖滾樂評院長之稱的Robert Christgau、專欄作家Nat Hentoff、攝影師Fred McDarrah，他記錄六零年一切的反叛，從垮掉的一代到安迪沃荷與各種抗議等等。

2.

梅勒曾希望《村聲》可以作為村子的文化平台，希望這份報紙是「憤怒的」，並且「可以讓尚未來到的道德和情慾革命加速來臨」。

他的想法不久後實現了，因為隨之而來的六十年代，正是一個道德、文化和政治的風暴年代。

《村聲》本來就有大量關於文化的評論與報導，但也有許多關於紐約政治和社會的調查報導。他們尤其鼓勵作者和記者去書寫各種新的議題：不論是女性運動、反戰、黑豹黨，因此成為六十年代文化與社會風暴的記錄者。

他們在六十年代的成功還有一個特殊機遇。1962年，紐約市印刷工會罷工一百多天。這場罷工改變了美國的媒體：其一是有幾個人利用這個契機，創辦了一本新刊物《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其二就是《村聲》員工原本就沒參與工會，因此他們在其他媒體不能出刊時，大幅擴張報導內容，甚至把收音機聽到的內容改寫成新聞。結果是發行量增加三倍。1965年的第二次罷工，又讓他們影響力增加。於是，《村聲》從最初的2500份，到1966年是五萬六千份，是全國知名報紙。到了1967年，在報攤的銷量比Time、 Newsweek, and The New Yorker 還多。（不過這些媒體還有大量的訂閱戶，但《村聲》沒有訂閱的部分。）在1970年代，更超過十萬份。不過，《村聲》的收入主要來自分類廣告，一般來說每期有八十頁：三分之二是廣告。

《村聲》更大的意義在於在接下來的幾十年，紐約一切地下的、實驗的文化場景，他們都在場，並且讓那些撞擊世界的聲音被看見。至今都是如此。

更進一步來說，他們對全世界開啟了另類報紙的可能性，在許多城市幾乎都出現這樣的媒體：以地方新聞為主，特別關注文化，重視深度報導，具有進步理念，並關注那些主流媒體忽視的議題。《村聲》之後的第一個另類報紙是洛杉磯的「Free Press」，他們的政治態度比村聲更激進。1965年，在格林威治村的另一邊，東村，出現了另一份對六零年代紐約反文化有重要影響的報紙「East Village Other」。

另一個《村聲》的重要影響是推動所謂的新新聞主義（New Journalism），這種報導不強調客觀的報導，更作者個人觀點和風格、重視敘事的文學技巧、強調對主角個性與人物對話的描述，去報導現實的新聞議題。與他們同時作為新新聞主義基地的是《紐約》雜誌 (New York)。

梅勒本人就是新新聞主義的先驅之一，但他不是從《村聲》開始，而是Esquire的年輕編輯Clay Felker在1960年請他報導當年的民主黨代表大會，他寫出了一篇經典文章《超人來到超市》(Superman Comes to the Supermarket)，並成為新新聞的濫觴之一。有趣的是，這位Clay Felker就是新新聞的最重要推手，他在1968年創辦了《紐約》雜誌 (New York)，讓Tom Wolfe、Joan Didion等知名作家用新新聞風格改變了媒體寫作。在1974年，《紐約》雜誌更買下了《村聲》。

3.

《村聲》這樣的另類媒體，從一開始只是幾個好友的計劃，經歷漫長的六十年的歷史，當然幾經經營權變遷。

兩位創辦人先於1969 年把《村聲》賣給剛當選市議員的商人Carter Burden。1974 年，《紐約》雜誌的Clay Felker入主《村聲》後，幾周後就開除了兩位分別擔任發行人和總編輯的創辦人。但三年後，他把《村聲》賣給了一個來自澳的商人：梅鐸（Rupert Murdoch）。

日後成為保守派媒體大亨的梅鐸當時正要來紐約大展身手，他買下了《紐約》、《村聲》以及紐約郵報。不過，相對於紐約郵報被改造為一份保守派的小報，紐約雜誌和村聲雜誌倒是保留了他們的個性。梅鐸說：「《村聲》是那種一旦你進去後要改變他，你就會破壞它的媒體。」梅鐸在八十年代中期把村聲賣給另一個商人Leonard Stern，另一個著名的保守派。

隨着時代轉變，《村聲》經營越來越不易，於是在1996年，從販賣改為免費取閱，以爭取更多廣告。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主要是靠性服務和伴遊服務的廣告收入為主要來源。

2000年代初，一家以鳳凰城為基地的周報公司「新時代」（New Times），買下了許多城市的周報，並在2005 年買下《村聲》，並把整個公司重新命名為「村聲媒體」（Village Voice Media）。他對《村聲》的（另類）輝煌過去不感興趣，只想建立自己的另類媒體王國（真諷刺！），因此開除許多任職幾十年的傳奇記者和評論人，如Nat Hentoff、James Ridgeway、Robert Christgau，因為他們薪資較高。

十年之後，因為仍然未能幫他大賺錢，所以賣給現在老闆Peter Barbey。

走過了麥卡錫主義、六十年代的反文化革命、里根（港譯列根）時代的新自由主義、克林頓與全球化的九十年代、九一一與伊拉克戰爭，奧巴馬與美國的種族主義之戰，來到了特朗普時代——特朗普在紐約所代表的一切就是他們最大的對比。歷經如此巨大的時代與經營權變化，《村聲》之所以仍然能是一份態度鮮明的另類媒體，正在於他們有着強大的靈魂、有着強烈的編輯自主性，所以不論是老闆或新任的編輯都不敢做出太大改變。正如老闆Peter Barbey對於對於取消紙本說法：「六十多年來，村聲這品牌在美國的新聞、政治、文化扮演了關鍵角色。他曾經是進步的烽火，並且為那些被壓抑的認同、意見和理念所發聲。我希望他會繼續如此，並且更加如此。」

當然，不論是紙本或網絡，都終究只是一個媒介。只希望，於街上的紅筒消失後，《村聲》的靈魂能不滅，繼續用理念與文字抵抗着世界的荒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