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慶隨想

2019-10-10 00:54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里写到用铁链捆绑屁民的封建主 vs 用文化控制屁民的资本家，这不仅高下立判，还让人想到葛兰西的常识批判。人们柔弱的脑神经呵，一种意识形态轻而易举地内化成为“常识”，成为假激进者的信条。在很大意义上，这就是这个国家曾经经历的、正在经历的以及短期看不到终结的历史进程。

前几天在@离开忧郁的热带 上面写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阿尔都塞很绝（本人词穷）地讲意识形态是如何将人“询唤”成为意义非凡的主体。NBA停播了，在99%的人分不清什么是“自由表达的言论”和“反对自由表达的言论”的情况下；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着美利坚的“双标”，网友出征去墙外自作聪明地表达自己“支持9·11”，企图激起美国人的同感/愤怒。这些行为的主体，也不过是国庆节为阿中哥哥打call的年轻人，他们中又有多少曾经“意识形态批判”或者“常识批判”地思考过“出征”的合法性来源——这行为单纯的很，无非是受意识形态机器强烈“询唤”下的假激进，但他们想当然地以为这是一件天然的崇高的行为，“我要这样做，这给我荣耀和自豪感”。

Repo了一条陈纯关于八月进局的随笔，被censorship敏锐识别删除，由此产生一股强烈的失联预感。无论对陈纯还是对北大那位闵逸菲而言，日子想必都是不好过的，人们在“常识”思维下把港独/辱华帽子稳稳扣好，甚至喊出了什么“取消学位”这种荒唐的、不顾程序正义的红卫兵式的口号。极端一点说，若干年后，这将被发现成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意识、无责任的犯罪——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

常识思维的可怕之处在于，他把所有经不起推敲的问题“常识化”，让一切都显得那么顺理成章。比如，在一个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里，人们很难回答“为什么人要自由”这样的问题，转而诉诸“理所当然”，反诘“人怎么可以不自由”；同样地，在一个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泛滥的社会里，人们从来不会思考“我们为什么要爱国”或者“我们爱的国究竟是什么国”。缺乏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国民，从来不会区分一个五千年的民族与一个七十年的政权乃至一个政党，他们用一个“祖国”的概念笼而统之，进而只需要蒙上眼、迈开腿，什么什么永远在路上。

那我们究竟有无可能跳脱常识的枷锁？很难，但也并非别无他法。要打破一种文化霸权，开展常识批判是必要的一步——常识自身的漏洞在于，它永远是在历史地演变着的，像拉康分析语言时的华点：Floating signifier（漂浮的能指），常识本身提供了被撼动的可能性。在人类历史上我们每每看到，一种意识形态——不管这种意识形态的内容是什么——的成功塑造和动员，往往是通过借用、转译、重新阐释社会中的旧常识来实现的。摘举一例：在二十世纪的南非，废除种族隔离运动时期的社会动员，使得人们养成了两种“常识”来理解种族问题：对白人而言，他们面对种族关系的时候怀有负罪感；对黑人而言，他们对白人抱有仇恨。但在废除种族隔离后，南非当局推动“真相与和解”，希望建立一套有利于种族和解的意识形态来重建南非的社会秩序。面对这种情况，南非的中学历史教师一方面循循善诱地重新阐释白人学生的负罪感——种族隔离时期施暴的白人是少数，大多数白人对此并不知情、甚至也是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努力将黑人学生的愤怒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引导”——愤怒的对象应该是万恶的旧社会，今天的种族关系已经完全不同，“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这样一来，旧的常识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而通过与旧常识的有机结合，一种淡化种族矛盾、强调种族和解的意识形态被传播到学生中间。

在中国要想实现这种温和保守的转型，依葛兰西的路径走，还是要依靠知识分子（葛兰西称之为“组织共识的战略家”），依靠知识分子用实践哲学批判引导群众有意识地批判常识，打破所谓的“坚定的大众信念”。当然，作为左翼青年，传统马克思的路径也不是不可以走，让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

近来天下诸事悉皆不宁，宜停止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