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樂死有感

       假如我有需要時，我是願意接受安樂死的，關於安樂死要否合法化，我認為要推出一系列相關的法律去規範，並將提供安樂死的醫院或機構納入嚴格管制，才能確保安樂死不被濫用。任何人都應該有自由去決定自己的人生，倘若活著對他而言是最痛苦的事或是折磨，而且他又經過長時間深思熟慮，最後還是決定了結一生的話，我們又有甚麼權利去阻止他們？我們只能防止一些因一時情緒激動而冒然去自殺的人，卻無法也不可能阻止一心求死的自殺者，更遑論那些身心飽受絕疾纏繞的患者。生命權不應凌駕於自主權之上，否則人永遠無法選擇有尊嚴地離世，死前誓必受到不必要的痛苦和恐懼。

「我死時，要在一間光線柔和的屋子裡......就這樣讓我徐徐化去，像晨曦裡一滴露水的蒸發，像春夜裡一朵花的萎自枝頭，像夏夜一個夢之澹然消滅其痕跡。」五四作家蘇雪林理想中的離世理應是如此安然度過的，遺憾的是她的親人都不在台灣，師生們又不敢妄自決定，導致她要承受急救的痛苦，作為急診醫師看到了這段話，心裡的震撼與歉疚一定頗大，畢竟自己盡力去做的一切竟與病人的遺願背道而馳。安樂死遇到的阻礙與變數實在太多了，尤其是許多病人都沒有在事前與親友協商好，或沒有簽署放棄急救同意書之類的文件，那麼病人的決定權自然落在家屬或醫生身上，因此無可避免地違背了病人生前的意願。

但安樂死不只關乎當事人的自主權與生命權，更涉及醫學倫理等議題，特別是「不傷害原則」此項，消極型安樂死會令醫師身陷「見死不救」的處境；而積極型安樂死則使醫師成為「殺人兇手」，兩者性質、輕重雖不同，但卻違反了醫師的天職，也是最受爭議的要點之一。醫師假如幫助病人積極安樂死的話，恐怕會背上刑事責任，受到法律制裁，而且醫患之間的關係也會增加許多複雜的因素。正因當中的倫理道德始終沒有一條明確的界線，社會輿論常常隨著宗教信仰、死亡的權利等面向游移。

在可見的將來，安樂死會否合法化會激起無窮的討論，我預料合法化的成功率較高，倒不是認為人類越發重視自主權，而是隨著人口老化現象，再加上少子化趨勢，會令本來就不堪重負的醫療系統與養老服務落入雪上加霜的困境，更別提人手不足、社會福利開支龐大的社會問題，政府遲早會因此而讓步、妥協。倘若那個病人已經沒有治癒的希望，他不願意過喪失尊嚴與自主性的生活，那麼安樂死除了可以使他解脫，也可以紓緩社會的壓力，令資源可以得到更好的利用，而非身在道德高地，去否決安樂死，使病人成為「活死人」。為何要執意迎合某些人的宗教信仰，而要犧牲飽受病痛折磨的人？當然，積極安樂死牽涉的層面會比較廣，但政府可以至少從消極安樂死開始著手，畢竟終止侵入性治療這一決定是屬於個人的選擇，其實醫生也不一定有權置喙，若從這一步開始邁進，相信人類對死亡的恐懼會大大降低，也給自己一個「體面的」離開。

我並不認為安樂死合法化會造成滑坡效應，首先審核安樂死的申請流程一定會嚴謹、經多方專家審議且反覆詢問病人意願，才會核准，幾乎不會有漏洞。更何況，以前「台灣同志諮詢熱線」服務亦被人質疑是否會有鼓吹同志之嫌，但一個人的性向不會因為一通電話而有所改變。同樣地，一個人假如選擇死亡，也不見得一定是輕率的決定，也可能是漫長思索下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