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控时代“最后”的受害者：离开中国前168小时

提交申请，体检，英语考试，收到签证。自今年春天被囚禁在上海出租屋83天后，秋天的短短半个月里命运终于给了我一个暂时的答案——去南半球过一个全新的夏天。

从上海飞往奥克兰的航班在十一月底的一个周二，我本想提前几天从老家前往上海与朋友们告别，又担心去往太多场所影响我的行程卡。最终选择了保险方案：周一飞到上海，在机场附近住一晚，如果当日上海疫情形势有变化，就不出机场呆一晚，确保第二天顺利登上飞机。

周日，距离航班还有八天。我和妈妈一起去给家公家婆上坟，妈妈说，要打印一份你的签证在坟前烧掉，跟他们报告一下。她相信是老人在天之灵的冥冥保佑带给了我如此好运，并拜托他们保佑我之后也一切顺利。

“家婆，爷爷，我要出国了”，这是我说的第一句话，然后陷入长久的沉默。这里发生的一切以及我为何离开是如此的复杂，冗长，挣扎，我并不知道该如何在几句话内解释清楚。最后我说，拜托你们保佑妈妈和小狗生活顺利。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们突然听说本地有了新增病例。在过去三年里，这座偏安一隅的西南小城都未曾出现过大规模的疫情爆发。对我的母亲和其他家人来说，无论是长时间的极端封控，还是三天一检的常态化核酸，都遥远得只存在于手机上的新闻报道。在我经历上海四月的封城时，曾在网上购买了许多罐头食品和医疗用品回家，而妈妈对这一切不以为意。“我们这不可能到那地步的，又不是大城市。再说了，我认识多少朋友，有消息都会告诉我的”，她总是这么说。

上海封城结束，我辞职回家后，我们也常常发生争吵，妈妈并不明白我为何有如此多的满腔怨气和绝望，并问我到底想要怎么做。但做好去新西兰的决定后，这一切争执可以停止了，我有了人生的新方向——至少是你可以汇报给父母的听起来比较像样的人生规划。

事实上，在体制内工作的妈妈比我更为熟知强权政治和自我审查。在上海“四月之声“视频在网上疯狂发酵传播时，我也转载到了朋友圈并且未屏蔽任何人。两分钟后妈妈打了电话过来（她通常会先微信确认我有空才会打电话）问那个视频是怎么回事，“你是因为被关太久情绪不好了吗”，妈妈问道，“我觉得还是不要随便转这种没有确定的空穴来风的视频吧”。我开始情绪失控地尖叫，为仅仅只是一条朋友圈让妈妈如此紧张感到悲哀和可笑。

挂了电话后我意识到在她的工作单位是会三令五申“注意朋友圈言论”的事情的，而不像我的朋友圈里能看到这个视频的大规模刷屏，她的手机上从未出现过这些声音和观点。我们是血脉相连的母女，世界上最亲的亲人，但我们就像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说着两代人隔阂重重的语言。我意识到这条朋友圈并不能改变任何事，唯一带来的影响是让我的妈妈不安，最后我删除了。

因此，当我正式定下出国计划时，能干、执行力高、擅长预判风险的妈妈自然而然地建议我“非必要不出门”，希望事情一切顺利。而这条本地新增病例的新闻让我们都滋生出了一丝紧张情绪。在上海经历的经验告诉我，管控的力度会有多大以及持续多长时间都是不可控的，可能是三天，三周，或者三个月。而我们谁也不能保证到下周一时我还能够顺利去机场坐上前往上海的飞机。

车行驶到了主城区边境，我们看到了由简易棚和桌子搭起来的一个关卡，“现在回去就出不来了哈“，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一遍遍重复。

我扭头茫然无措地看着妈妈，“那也只能先回家了，还能怎么办呢。”妈妈再次启动了汽车引擎。

我们先按照要求去了附近的核酸点，此时已经大排长队。妈妈开始拨打电话，听各种微信语音消息，“你把你的行李在今天全部收拾好，做到二十分钟内随时说走就走”，妈妈说。

周一上午，我睡醒时妈妈刚好下班回家，分享了今天得到的最新情况：一位朋友今早进城被“劝返”，同事说已经不允许再出城。妈妈给更多的熟人打了电话，得到更确凿的消息：出城需要24小时核酸报告。

此时是中午十二点，昨天的核酸在下午一点采样，如果要走，现在就立刻出发。

此时手机开始不断收到推送消息，原来我昨天随手在多多买菜下的订单被无理由退款了，银行消息一条条进来。我盯着屏幕发呆，感觉有冰冷的蛇爬上脚背，3月时在清晨六点一遍遍机械刷新购物车结算页面，最后崩溃大哭的记忆涌上来，原来这就是创伤后遗症。

“现在就走吗”，我跟妈妈开始反复讨论，小狗很兴奋，“走”在它的词典里意思是出门玩，他以为我们可以出去散步了，围在脚边打转跳跃。我看着它的快乐心里慌得发麻。这次出国我可能会离开很久很久，我根本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再回来，而这显然不是我预料中的与家乡告别的方式。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又好像是来得太迟了。

妈妈“有门道的熟人”说，官方还没有出报告，但此次新增确诊已经非常多，对于这座小城已经是三年来最大的一次波动，谁也无法保证我一定能出去。在更加没有媒体关注的情况下，层层加码和一刀切显然非常可能。我们最终还是迅速确定好方案，现在赶紧定隔壁城市明天去上海的机票，立刻送我出城，让住邻市的一位叔叔来接我去他们家暂住一晚，第二天早上再送我去机场。

我像行尸走肉一样打包好最后的行李，和妈妈上了车。

出城有两道关卡，我们在第一个关卡被拦了下来，出示24小时核酸报告，登记个人信息，签署承诺书，消息属实。

第二道关卡也出来了，车里的气氛很沉默。“耶！”妈妈的声音带着刻意的高昂，“我们出来啦，你不高兴吗，一切很顺利！”我看着窗外闪过的田野和绿树，想着下一次见到这片田不知是何年何月。

我上了叔叔的车，“拜拜啦”，我冲妈妈挥手，极力忍住流泪的冲动，我看到妈妈的眼睛也是一样。最后我们只拉了拉手，就很匆忙地离开了。这当然也不是我预料中和妈妈告别的方式，但作为并不擅长表达感情的东亚家庭一员，我显然也想不到一个更合适的告别方式，最终它变得像是典型的在这个时代会发生的模样，没有温情的不舍的告别，只是紧张得近乎逃亡的方式离开。

后来妈妈跟我说，那天我一看到你上了叔叔的车，就觉得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当时想我好高兴，你终于可以去过你想要的生活了。

抵达目的地，我赶紧找了医院去做新的核酸，排队时接到叔叔妻子的电话，说她的码变色了，可能是因为几天前去了医院被判定密接。

一时无言，去她们家或许我也会变成密接，所以我们再次启程，直接送我去机场附近酒店住一晚，我在手机上下好了订单。

一个小时后，终于身心疲惫地在酒店床上躺下。我开始在小红书查出发机场和落地上海的最新政策，按指示打开小程序填申报表，我在心里纠结了一下是否要在“出发地”里填上我的家乡城市还是出发机场的城市，最终还是担心引起不必要的盘问，只填写了全市都为常态化管控区域的出发城市。

周二早上到了机场，首先看到的就是一大堆人挤在机场大厅，一时不知道该不该按正常流程去柜台值机。根据中国人的生活经验，去人扎堆的地方一般没错。果然，要申报完成才能登机，而提前完成的我显然赢在了起跑线上，果然信息差就是一切啊，我在心里自嘲。

两个工作人员被围得水泄不通，无力招架诸多乘客们的问题。“能不能快点审核啊还赶着登飞机呢”，中气十足的北方大哥颇为不悦，看起来大概率是来这里出差办事的。而更多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还在笨拙缓慢地操作反应迟缓的安卓机完成申报，他们周围放着编织袋和背包，这个经济不发达的人口大省每年都有大量的对外劳务输出。

下午一点终于顺利落地上海，我前往陆家嘴某酒店办理入住，填写前台递过来的行程信息表。对方接过，“诶？xx市来的，那住不了诶。”

“啊？可是我昨天打电话跟你们确认过的”，我彻底愣住。

“这是今早社区给我们的最新通知。”

昨晚的一切纠结都显然毫无意义，我感觉命运在给我开一个荒谬的玩笑。“xx市是常态化区域，没有任何新增，为什么不可以住？”

没有回答。

“如果不能住为什么不告知我呢，昨天还特意电话询问过的。”

没有回答。

“为什么街道可以自己制定政策，不跟着国务院的来？“

对方轻轻地说，女士，我们是开酒店的，没有把客人往外推的道理，但街道的政策，我们只有配合的义务，没有询问的权利。

“那你可以告诉我是全上海市都是统一规定，还是只是你们街道呢？”对方回答，这个要具体问其他街道办了。

我本来的备选方案是去一位家住静安的朋友家借住，我立刻电话询问他们社区的街道居委，得到的答案是从xx市过来的居家隔离7天，如果没有隔离条件的，自费集中隔离7天。

这一天是周二，距离航班日期刚好7天，“我想请问下7天是从哪一天开始计算的？”对方答不太清楚。

“但目前上海几个主城区应该都是这个政策了”，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一瞬间，我成了在我的祖国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应该在哪里度过这接下来的七天？家是回不去了，而上海哪里都去不了，就近选个周边其他城市？我敢赌吗？

我不受控制地开始流泪，一个工作人员大概出于好心，告诉我可以问问金桥的某同集团酒店，因为金桥属于自贸区，并没有街道管辖。我拨电话过去，对方说，只要你能进上海就能住。至于其他政策，他们并不知情。

我甚至被这个有些荒谬的答案逗笑了，跟工作人员道谢，打车前往的路上我开始打电话，告诉要去借住的朋友目前的情况，再告诉要一起去新西兰的朋友注意形势。

到达酒店，照旧填写行程卡，他们对我被上一家酒店拒绝的情况表示吃惊，我顺利入住。可这家酒店价格较高，我负担不起再连续住七天，索性这周边还有许多家不同档次的酒店。

周三醒来，我赶紧挨个给附近酒店打电话，魔幻的是，即使他们理应都归同一个街道管辖，但每一家对政策的答复都不一样，对出发地城市的限制更是都有些微区别。例如有些只限制某四个最近有新增的省会城市入住，某些是只查验行程卡。但我显然也没有心情去探索这一切背后的原因了，赶去了附近一家价格更实惠的酒店，而入住时更是完全没有要求我出示行程码，也没有任何申报表需要填写，屏幕上的人脸识别对比显示失败，我紧张了一秒，半分钟后工作人员说可以了，这是您的房卡。我一时恍惚，这里是不是停留在2019年了？

在房间坐下，接到显示属地为上海的陌生号码，心开始揪起，接起：“女士，您昨晚入住我们酒店好像丢了一双袜子”，我：“噢，谢谢，那个不要了。”

好在，后面几天平安无事，老家已经彻底封城，全员静默。这座不发达的西南小城在太平的三年后终于还是迎来了该有的一切，好像一切都落后一步但终将跟上祖国的大节奏。出发前仓促打包的行李落下不少东西，妈妈赶在封城前最后发顺丰寄给我，开到城区边境关卡递给快递员。

周一，我与同行朋友汇合，在一早订好的酒店入住，第二天顺利进入浦东机场，排队等待出境。

我掏出看遍网络攻略准备好的所有资料，海关人员是个年轻人，问我去做什么及什么时候回来便放行。一旁的朋友面对的是一个中年男性，把她的护照翻得哗哗响，深究每一个问题，“我看你去了很多次日本啊，你之前去那么多次干什么的？”，我站在远处等她，有一点发抖。

我们终于坐在登机口了，纽航的全黑色飞机看起来很酷，我拍照发给所有家人和朋友。

朋友们发来哭脸的表情，“一路平安啊”。因为大家都被困在各个城市，到最后我们也没见上一面。

一直到周三的下午，我站在基督城市中心的街口时，抬头看缓缓流动的白云，这一切才前所未有的有了实感。我终于意识到，过去三年的生活终于结束了，往后，我会有全新的生活。

一周后，又到一个星期天。突然无数的视频照片文字涌入了手机，白纸运动来了。这么多日日夜夜压抑的不眠的痛苦终于爆发了，所有人同在，但是我不在这里了，我没有和大家站在一起了。

而我的老家，仍在封城中，对大城市的事情只有模糊的印象，一位家人说，现在终于理解你在上海的感受了，这种管控让人发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回复，会好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很快，所有地方都陆续解封了，一切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家族群里的搞笑段子分享主题从封控变成了阳性症状。

在我经历的一切刚好结束的一周后，这荒谬的封控三年似乎画上了句号。我似乎就这样成了这场灾难最后的受害者，逃亡者，我如难民般被迫匆匆离开故乡，我的母亲将所有不舍与难过藏起，如每一个伟大母亲一般想尽一切办法送我离开，去新的，充满希望的阳光灿烂的地方。

在晴朗的日子里我去基督城的博物馆里漫无目的地闲逛，二楼的长廊过道里挂着一个系列巨幅摄影作品，第一张是一张皱皱巴巴的白纸，上面用圆珠笔写着“面包，牛奶，黄油”等字样，这是一张购物清单。

旁边贴着作品简介，“艺术家在新西兰被封控107天时，在家附近散步发现空无一人时捡到了这张清单，在超市排队时所有人都戴着口罩自觉间隔一米，因此艺术家对人生活必需品及生命的脆弱有了许多思考…”

我盯着这段话看，开始感到眩晕和发抖，我很想蹲下来大哭一场。我被关在监狱一样的小小出租屋里93天，痛哭一夜后又在凌晨六点和两千万人一起抢购蔬菜和大米，我逼自己看得更多学得更多，和我的故乡，家人，朋友来不及告别就踏上了飞机。最后我站在你们那么明媚的天气里，看你们说在超市买面包和黄油。

事实上在这之后常常出现这样的一个场景。上海封控结束后我在胳膊上纹了一串锁链，挂着一把写着数字“83”的锁，很多人都问这是什么意思。我总是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这个故事：我在一间小小的公寓里坐牢，我不能出门整整83天，不，我什么也没有做，我也没有感染新冠。

“oh that’s crazy”，人们用英语特有的夸张语气感叹道。我知道大家并不是真的关心，没有人有义务深度关心地球另一端的人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生活在全英语环境里要适应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我仍然习惯说foreigner这个单词，并不合适，首先显而易见我才是外国人，其次我想表达的该是western/white people。而站在英文世界回望中文表达才发现它再精准不过，中国人，“外”国人，这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理解鸿沟。是苦难让所有中国人联系在一起，苦难让我真正成为了中国人。一位出国很久的朋友说，我到哪里都是中国人，而只有不在中国的时候，我才是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