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市第四医院为例看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34）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无论医患，反抗看起来那么绝望，即使暴力之后的第二天又回复老样（不公不正仍然存在），于是，被剥削的医患索性就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沉浸在被利益物质异化的幻境中，一边嘲笑别人，一边被别人笑。武汉市第四医院可能存在某些专家，但他们缺乏超越狭隘的集团利益（上级机构及保护伞）和帮派偏见的能力和责任，他们还无法算得上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如果武汉市第四医院院长书记等人不能超越了他们所处群体或与工作相联系的利益（也许就是私利），既无法改善潜在的“人类兽性”，又无法培养医患的理性能力，那么就是不作为，乱作为，甚至滥权。即使武汉市第四医院存在具备专业素养且热衷于评议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他们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会被迅速警觉。他们的处境十分被动。另一方面，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不惮以清洗平民（某些弱势的患者和医务人员）为代价维护特权阶级。在他们眼里，伤害几个人是一个数字，伤害十几个人也只是个数字。所以会出现一次次的悲剧，而这些所谓智者（上级机构及保护伞等）当局者迷。

       一个医院，如果知识分子集体狂热或集体沉默，这个医院就会生病甚至溃烂。他们的确无法扭转武汉市第四医院颓废的态势，但他们的介入与否，将影响舆论场是变得更良性还是更糟糕。正如某医务人员所说，“即使无力阻止她变坏，也需要有人去学飞蛾扑火，去效螳臂当车。我们或许改变不了结果，但至少我们可以像那泣血的杜鹃一般，喊出自己的声音。让是非不被完全混淆，让善恶不被彻底颠倒。为这个世界，留一线公道在人心。”的确，人是注定要死亡的，肯定如此，无论医患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即使遭到毁灭，也要在与死亡的抗拒之中毁灭。

       武汉市第四医院的很多问题经历许多年依旧存在，是因为上级机构及保护伞滥权，医院领导缺乏清廉，管理缺乏监督以及医院缺乏公平正义所致。如果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自身问题严重，加上希望医患双方懦弱，盲从，愚昧，仍然可以利用人性中固有的恐惧和自欺，指鹿为马。医院里某些人可能很有钱，是高级知识分子，但这并不代表他就不愚昧，可悲的是愚昧还不自知，自以为是，更可耻的是自己愚昧不算，还要去愚弄自己的同胞。为了利益可以不择手段的意识形态，使医务人员集体投入到逐金大潮，对现状的满意和对管理的依赖使得他们成为温顺的“不叫的狗”。这种现实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权力系统的人身依附，因为听人的重要于维护医患的基本权利。

      另一方面卷入其中的当事人却常常因为造化弄人，或者性格的懦弱，或者价值观的缺陷而深陷其中难以重新抉择，所以往往不是缺乏分清是非对错的能力，而是缺少坚持捍卫对的、反对错的勇气和血性。有独立意识真正只按原则和事实办事的医务人员，不但不可能上升，可能连位置都保不住。所以医务人员只能对医院某些领导的黑暗面视若无睹。或许这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吧，某些医务人员已决意在武汉市第四医院随波逐流，却又不愿承担从犯之恶，于是对自己默许的恶行选择性地遗忘，对自己遭受的倾轧通过自虐式的自我解剖来疏解，公平与正义，早已不复存在，道德与法律也正在渐渐被淡忘。

      当然，上级机构、保护伞、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更希望通过时间抹去鲜血和罪恶，甚至抹去人们的记忆。不得不遗憾地说，这套做法是很有效的。武汉市第四医院制造的多少悲惨和冤屈都只存在于历史长河的黑暗之中了，不会再为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