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文茜世界周報在中天電視台倒數的日子感言》之一/陳文茜

评：看看人家陈文茜，比端传媒这种意识形态小报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可以对比端传媒那篇写中天的文章，文风跟胡锡进为大陆辩护的已经接近了）香港有一批人，类似张洁平、周保松，因为和北京对抗，受到压制，因此有些偏执，跟在美国的轮子只有几步之遥。——因为如果这么看，那中东地区那些反美人民也可以同样的——说美国是世界上最邪恶的国家，劣迹斑斑。一直入侵中东，把他们的国家炸烂。

台湾民进党的本质与大陆执政党区别不大，只是民进党嘴上虚伪罢了，大陆还明确说不搞西方那一套呢。

台湾的泛蓝价值取向上还是比较公正的，一方面追求“普世价值”，另一方面不像民进党，也不像香港那种偏意识形态的媒体、政治人物——立场新闻、端传媒、张洁平什么的对北京看法那么偏颇。只是蓝营战动力太弱了，在这个日渐极化的世界，中庸的结果就是两面不讨好。

我知道Matters上大部分是自由派，但我认为这帮自由派小将飘在空中，不能理性务实的面对现实——台湾的独派、香港的抗争者都是如此。他们以为自己是爱台湾爱香港，其实是害台湾害香港。

应该学一学于品海，不然香港的未来和台湾的未来都会走向悲剧。

以下是原文：

我自2000年因腦部出血停了TVBS的節目，之後在蘭萱牽缐下，擔任中天集團董事長，一待前後快二十年。那是一個只負責公開場合露面的工作。當時的我，書看不了，報紙標題看了，也會嘔吐。休息半年後，我開始「文茜小妺大」節目，與我攜手打造中天新聞全新品牌的是「李敖大哥大」節目。他在晚上九點至十點的時段，我在十點至十一點的時段。

2001年，911事件，我猶記得趙少康的評語，李敖大師大罵美國，惡有惡報：而我哭喪著臉，談起美國雙子星大廈中，罹難的美國朋友，幾乎淚流。

是的，我雖然解釋了從波斯灣戰爭後美國和當地的衝突，尤其談到以色列復國主義，英國人如何任由猶太人超過了聯合國同意的領土範圍，佔領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數百萬巴勒斯坦人永遠失去他們的家園，其中有一個叫薩伊德的小孩，流亡至埃及。他的父親為了保護孩子，為他取了一個美國式的名字：Edward 。

但想到我的那些如此悲慘遭遇的朋友，仍備感悲慟。

趙先生說：一個反美，一個半美國人（指我）。我雖然未必同意他的簡化分類，但也説明了人對一件事本來就可以有好幾個不同見解，我和李敖，我的情感和我的知識，也彼此衝突，但也彼此容忍，彼此尊重。

李敖的一生，沒有一個價值可以高於言論自由。

他出錢給鄭南榕辦雜誌，他是統派，鄭先生是獨派。李大哥曾經問我什麼派，我回：Apple Pie。我的心中，什麼主義，都沒有老百姓重要。我的甜點，也比主義重要。

我二十多歲時，曾經是中國時報主編，似乎風光，但我看不慣一黨獨大，憤怒台灣仍有政治犯。林義雄太太自美返台，我掙扎一段時間，決定對不起一路賞識我的老闆，遞出辭呈，為政治犯家屬競選。

之後我以不到原薪資十分之一的薪資擔任黨外雜誌總編輯，面對警總查禁，我拿起一旁垃圾筒，直接丟向他們。這是我一生惟一一次對他人暴力攻擊。

一年後，民進黨成立，接下來開放報禁，我以為台灣走上民主化，有了言論自由，才開始追逐自己的人生之夢，至美國求學。

那一年，我已經28歲，比起我的同學、家人出國，包括蔡總統這一類識時務的俊傑，整整晚了六年。

什麼是言論自由？

它不需要太抝口的語言，就是我看你不順眼，甚至我討厭你的主張，可是我仍然容許你的言論可以有發表的空間。

所謂報禁、老三台、黨禁，就是以國家安全為理由，禁止不同的意見，可以發表，可以被聽見，可以組織起來擁有勢力。

民主化，就是包容。不是包容你喜歡的想法，而是包容和理解與你不同的聲音。

自2000年起至今，中天電視台共歷經三任老闆，各有風格。員工不斷被賣，他們沒有說話的權利，現在只有失業的風險。

尤其自2008年現任老闆，出自於台商，加上霸氣，政治立場，他入主中時集團以來，即風波不斷。而且許多指控，為他量身打造。

例如他要買系統台，叫媒體壟斷：年代買，鴉雀無聲。曾經參與反媒體壟斷運動的張懸問我，為什麼？我的回答：台灣學者專家向來兩套標準，論述一流，良知二流，他們只是為政治傾向效力，發明一堆包裝名詞。

去年一位我小時候的政治圈朋友，告訴我中天新聞換照審查不會過，關定了。我記在心裡。一步步看著它的發展，但我沒有放棄自己在世界週報每個禮拜應有的努力。

我們以大篇幅報導香港，我是第一個全球媒體在佔中之前，赴香港關心普選，並且在北京宣布令人失望的草案後第一分鐘，訪問香港民主派先進李柱銘律師的媒體。中天電視台的老闆可能和我對香港問題有不同的見解，但他不只未曾關切，未曾和我溝通，他還是支付我們龐大採訪費用的人。

我曾經告訴他，世界周報是我整理一生後最後最重要的理想。我不會為了主持費跳槽，穩定、不被干預、成全我們的理想，是我惟一的願望。

這些年，自哥本哈根氣候變遷大會COP15至今，我們年年派團隊採訪，沒有一次缺席。歐債危機，我們的記者在愛爾蘭、希臘、西班牙、巴賽隆納、義大利，了解失落的年輕人，退休金泡湯的老年人。台灣吵高房價，我們前進德國，了解他們的住房政策，如何杜絕炒房。人工智慧時代來臨，我們自2015年，年年採訪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及人工智慧實驗室，以及哈佛大學的創新基地。敍利亞難民危機我們的記者前往土耳其、敍利亞邊境危險地帶⋯⋯

這些報導會有收視率？

當然沒有，它們絕對不如我們寫一則京都暖心食堂的故事。

這些報導，背後不只是我們的心血，還包括每次出差動輒百萬的經費。

我在其中，和同仁一起努力，而我有增加收入？我和中天電視台只是主持約，每次出國，我自己帶助理，付一半旅館費用，請同仁吃飯。我不但沒有增加收入，平均都得自己支付約30-40萬台幣。

但我甘之如飴。因為那些路上，是我的成長、我的新視野，我對世界的關懷。

它們迎合蔡董事長的政治理念？一點也不相干，他只是默默地支持我，並且以世界周報為榮。

我的政治立場和他也不相同，甚至朋友關係也時而不同。我曾明白告訴他，我是郭台銘的朋友。他也忍耐著看世界周報，播出富士康三十週年，整整一個小時特別報導。郭台銘參選，我告訴他，我本來不參與台灣政治，我也不會如他所願支持特定候選人。他的回答：誰沒有朋友？理解啦！

台灣政府對於中天新聞的處置，把我拉回二十幾歲和警總打架的回憶。

某些人振振有辭，馬英九也關過電視台。殊不論那是否是一個新聞台、是否是政治上批評他的新聞台，我想問民主進步黨，一個對台灣民主發展、言論自由曾經有重大貢獻的政黨，你們準備向國民黨看齊？以馬前總統為典範嗎？

報紙沒有換照的法律，電視卻有。因為衛星電視法制定時，仍有戒嚴威權的遺毒。如今，它再度被啟動。

是的，我不是中天電視台的員工，只是簽約主持人。我可以換台，不必在此多言。

但我是台灣民主政治及言論自由的小兵。

當我在街頭為言論自由打架，犧牲自己的青春歲月、前途無量的工作時，今天關台的政府，從總統到主委⋯⋯你們都不在為民主奮鬥的行列。

而你們的年齡或與我相當，甚至比我年長。

你們是台灣民主運動的逃兵，這個我不怪你們，因為人性面對強權本來怯懦⋯⋯但我現在要説，當年的逃兵，如今不只享受權力，還成為言論自由的踐踏者。

這些事，不會只有我一個人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