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

什么是教育？教育这东西，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自古就有，没有阶级的时候就有教育。那时的教育和生产紧密结合在一块。人类总得生存发展，就得向自然作斗争，斗争的经验、手段就一代一代向下传，这就是教育，没有学校这种形式，也有教育存在。不是学校才有教育，家里也有教育，母亲教婴儿说话、认识东西，这也是教育。但是，自从有了阶级以后，教育就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没有一个统治阶级，办一所学校专门为了批判自己，打倒自己。过去没有，将来也没有。

上层建筑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中，政治处于主导的地位。社会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政治观点、法律观点、教育、道德、哲学、文化艺术、宗教观点等等）的发展不但反映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且还受到政治的制约，从属于政治。在阶级社会里各阶级之间意识形态的斗争，直接地或间接地贯串着政治斗争的内容。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它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因此，不同的阶级就有不同的教育路线。什么阶级办什么阶级的学校，什么时代有什么时代的学校，什么学校就培养什么阶级的人。

列宁曾经深刻地指出，旧学校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它的目的是为资本家培养恭顺的奴才和能干的工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六十九页）列宁这个精辟的论断，击中了旧学校的要害，揭露了它的阶级实质，是批判旧教育制度的锐利武器。

封建社会的学校是私塾，一个老先生管着几十个学生，每天拜孔老二，读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这一套，为了学而优则仕念书，学也祿在其中。这就是封建社会学校的样子，封建社会曾经被誉为最象样、最正规、最正统的学校。谁和这个学校不一样就取缔。一八九八年康梁变法，其中有一条叫废科举兴学堂，这叫资产阶级教育革命。革掉封建阶级教育的命。正是这样，在封建社会是不允许的。慈禧太后说这是离经叛道，戊戍变法七君子就这样被杀了。这说明资产阶级要革掉封建阶级教育的命的时候，也需要流血牺牲。但是西太后阻挡不了历史车轮的前进，她和孔老二一样被送上了历史的断头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洋学堂办起来了。这是资产阶级的洋学堂。有一个校长，请几个老师，女孩子也可以念书，教学分科，有自然、地理、历史、美术、音乐。曾经也遭到封建社会的遗老遗少们的一片反对声。说女孩子读书整天唱唱咧咧，跳跳蹦蹦的，不像样子。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劳动人民翻了身当家作了主，但学校的大门工农还是进不去，解放以后的所谓正规大学是接收了国民党学校。把国民党头子一镇压，把三民主义換成马列主义，搖身一变变成所谓正规大学。教育阵地在党内走资派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的前十七年中（（1949年——1966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从教育制度到教学方针，从课程内容到教学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学校仍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也就是说，在教育阵地，还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

解放后，毛泽东党曾经陆续派了一些干部去领导学校，建立了党、团组织，开设了一些马列主义课程。但是，由于党内走资派刘少奇一伙把持教育阵地，先是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基本照旧”，以后又照抄照搬苏联的一套，没有从根本上对旧学校进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统治着学校，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这样的学校名义上是社会主义的，实际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旧学校。它口头上也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实际上它在各方面都浸透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三八七页）｡什么“读书做官”、“智育第一”、“天オ教育”、“知识私有”等等，充斥了学校生活，公开鼓励青年学生“成名成家”，爬上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宝塔尖。显然，这种教育只能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为修正主义上台培植社会基础。甚至当时派进去一些老共产党员，天长日久也被演变了，变成了走资派的代理人，而马列主义变成了单纯的知识来传授，而不是作为行动的指南，战斗的武器，没有一点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概念。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抹煞教育的阶级性，利用“分数挂帅”等手段，把大批工农的子女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有些工农子女虽然进了大学，也被他们用种种手段“淘汰”出去。工农群众气愤地说：“大学校门八字开，工农子女进不来”，“分数线，分数线，劳动人民的封锁线”。一部分工农子女即使上了学，由于学校的根本性质没有变，教的还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旧学校这个封、资、修“大染缸”的腐蚀侵袭下，工农子女也往往丢掉了工农原有的阶级感情，不同程度地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四五页）。这个最大祸害在旧学校暴露得最为突出。这样的学校，根本不可能引导学生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理论脱离实际，教学脱离生产劳动，师生脱离工农群众，成为一切旧学校的共同特征。学制太长，课程太多，讲授又不得法，提倡死啃书本，搞烦琐哲学，使青年越读越蠢。毛主席尖锐地指出：“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下，学哲学的搞不了哲学，学经济学的解释不了货币，学文学的写不了小说，学历史的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学工的开不了机器，学农的关在城市里讲种地。大学毕业了，不懂得阶级斗争，不了解社会，同工农兵格格不入。因此，毛主席一再批评不改造不得了。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发动一场教育大革命。但一九六○年就反复了，1960年九月十五日，刘少奇、陆定一搞了个黑“高校六十条”，把封、资、修的东西全法定化，经典化了，提出“智育第一”的口号，以教学为主，一切为教学服务。教学就是课堂讲授。对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教育大革命大搞反攻倒算。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发表了“五·七”指示，接下来就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主席给美国记者斯诺的讲话中提到，这一场文化大革命就是首先从教育界开刀。毛主席讲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师，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所以这场文化大革命首先从他们身上开刀。一九七五年七、八、九三个月邓小平一伙刮起右倾翻案风又想首先从教育界打开缺口，却认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学校教育“不见得都错了”，不准提“同十七年教育路线对着干”。翻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案，翻教育革命的案，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党中央。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使旧学校起着腐蚀无产阶级专政、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作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始是完全必要的。无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必须开展教育革命，把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曾经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教育事业的面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教育革命蓬勃开展，教育战线上的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逐步建立和巩固起来，揭开了无产阶级教育史上的新篇章。从上海“七·二一”工人大学到辽宁朝阳农学院，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到大寨学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朵朵教育革命的鲜花竞相开放。

无产阶级的学校，最早是毛主席亲自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毛主席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紧紧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大革命服务。毛主席讲阶级、阶级压迫、革命，点燃了农民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取得了农民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随着革命的发展，毛主席亲自创办红军大学，后来改成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毛主席讲抗大要成为一块磨刀石，要把那些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磨得精光，要使每个学生都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创建新中国。毛主席给抗大题词还讲“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毛主席把这个作风看成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这说明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说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场所，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旧学校，由于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宏大知识分子队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仅在数量上占着优势，而且学校成了他们独霸的一统天下。虽然当时党和工人阶级也派了一些人进学校，但是由于当时教育阵地的领导权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也没有搞清楚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致使有的人被排挤出去，有的被资产阶级化掉，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在学校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因此，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尖锐地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毛主席派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并亲自抓教育革命。从此开始，工人阶级占领教育阵地，参加学校全部斗、批、改，并且永远领导学校，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开创了教育革命史上的新篇章。工宣队、军宣队冲破重重阻力，把师生们从城市引导到农村。师生们到贫下中农当中去办学，把农业大学直接置于贫下中农的管理之下。在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上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使社会主义新型农业大学初具规模。学校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顶住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和多次的攻击，坚持了毛主席的《七·三○指示》、《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巩固和发展了教育革命的成果。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和工农群众的直接参加，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根本保证。修正主义者说什么工人不懂教育，“要由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这无非是要排斥工人阶级的领导，重新恢复修正主义路线对学校的统治。事实已经说明，工人阶级完全懂得怎样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旧教育。也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在学校这块阵地上，对于工人阶级领导的任何攻击，都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都意味着对无产阶级的背叛和对资产阶级的投降。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教育战线上面临的任务，总的来说，就是废除地主资产阶级的旧学校，创立无产阶级的新学校。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种可能性：既可能前进到共产主义社会，也可能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两种可能性，决定了学校必然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争夺的场所：它或者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或者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反映在办教育的路线上，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间的根本对立。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懂得或不承认这两种可能性，那就必然会忽视甚至抹煞两种学校、两条教育路线之间的本质区别，走上修正主义的邪路。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列宁为俄共（布）制定了“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七六五页）的教育革命纲领。这个纲领，要求学校“无条件地招收”工农子弟（《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三十页），“培养能够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七四六页）；要求教师大军“和一切战斗着的劳动群众打成一片”（《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一八页）；要求整个教育“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精神，为顺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即为推翻资产阶级，消灭阶级，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而斗争的精神”（《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六一页）；要求学校“把教学工作和儿童的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七六五页）。总之，这个纲领要求“把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七六五页)

在列宁领导下，根据这个纲领，布尔什维克党曾经开展了生气勃勃的教育革命。废除旧俄的教育体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新教育体制，实行学校向工农开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取消学衔学位特权和毕业文凭。在学生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团结、教育和改造教师队伍。这样，无产阶级就在人类历史上进行了勇敢的教育革命的实验，迈出了宝贵的第一步。

从列宁领导的教育革命到后来苏联的修正主义教育制度，是历史的大倒退。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全面复辟了资产阶级的一套教育制度、方针和方法，使苏联的学校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苏联教育演变的历史，充分说明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必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它说明，教育革命是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能否巩固的重大问题。如果不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让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复辟，就会使学校成为滋生新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温床，就有可能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结果。同时，它又说明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崭新事业，因而是一个极为艰巨困难的事业。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改造学校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三八七页）“文化任务不能象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解决得那样迅速。”要解决文化任务，“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并且应该根据这个较长的时期来规划我们的工作，表现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六十页）如果没有这种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就是列宁这条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毛主席正是从“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这个伟大历史任务出发，提出和解决教育革命问题的。在一九五七年夏季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毛主席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的伟大任务，并且着重指出：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又教导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极大的问题。”要完成改造知识分子和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的任务，不进行彻底的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和卫生革命，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毛主席多次发出“教育要革命”的号召，并且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始，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有人对“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思想表示怀疑，进行挑剔。这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教育革命的抵触和抗拒情绪。要不要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是要不要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原则问题，是学校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教育革命既然是一场深刻的无产阶级革命，必然会遭到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抗。这是革命发展的规律，丝毫也不值得奇怪。

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根本区别集中地反映在学校究竟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复斗争的基本内容。

毛主席明确地规定：“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里，毛主席不仅指出了社会主义学校的培养目标，同时又给我们指明了具体的办学道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是由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所决定的，是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学校从根本上来说，总是要为统治阶级培养政治上的接班人。同资产阶级的伪善说教相反，我们从来公开声明，我们的教育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它的政治目的就是“为推翻资产阶级而斗争。”（《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六十九页）因此，无产阶级的学校理所当然地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把培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革命战士，作为新学校的根本任务。任何学校只要离开了这一条，就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旧学校，无论它培养的人本事有多大，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教育界有人说：“现在是政治冲击业务”，这种谬论实际上是把红与专对立起来，用专去反对红，用所谓超阶级的“文化”标准去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

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丝毫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学习科学文化的重要性。恰恰相反，作为科学文化的创造者，工人阶级才真正懂得科学文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作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是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的任务。这个任务就包括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创造灿烂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文化。工人阶级必须而且一定会在这一斗争中培养出自己的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很明显，这样的知识分子必然首先是自觉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的革命战士，也只有这样的战士，才能不辜负阶级的委托， 去努力掌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所必需的科学文化知识，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几年来，广大工农兵学员茁壮成长的大量事实，不是已经证明了这个真理吗？把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诬蔑为“不讲学文化”，这种论调只能说明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的偏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六七页）。

列宁指出：“我们的学校必须使人们在学习期间就成为推翻剥削者这一斗争的参加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五五至三五六页）无产阶级的战士不能在温室里培育，而要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成长。社会主义的学校必须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组织师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使教学和社会生活声息相通。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理工科要“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这是改造旧学校、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根本途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师生遵照马列和毛主席的教导，走出校门，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在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他们在教育革命实践中，创造了开门办学、开设短训班、半工半读、“七·二一”大学和朝阳农学院等多种办学形式，为创建社会主义的新型学校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只有紧密结合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学习理论和科学文化，才能真正学懂学通，获得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把开门办学诬蔑为“实践——实践——实践”，“只当劳动力”，就是反对师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企图把他们赶回到死读书的象牙之塔里去。

对待生产劳动的态度，也是两条教育路线、两种学校的一个根本区别。同轻视生产劳动的传统观念相对立，社会主义的学校把生产劳动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使师生在劳动中培养工农感情，并学会一定的生产斗争知识。马克思曾经设想在无产阶级的新教育制度下，每个受教育的少年儿童从九岁到十二岁每天劳动二小时，十三岁到十五岁每天劳动四小时，十六岁到十七岁每天劳动六小时。要求每个学生“不仅用脑劳动，而且用双手劳动”，“象每个有劳动能力的成人那样成为生产工作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二一六至二一七页）。马克思正确地预见到，教育制度的这一革命在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将具有重大的意义，指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五三○页），“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二十四页）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无产阶级新教育制度的基本标志，是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可靠保证。因此，毛主席一贯提倡知识分子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一九五八年又发出了“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的伟大号召。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对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给予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这条道路就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坚持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为彻底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铲除滋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土壤而创造条件；就是要使我们的学校培养出可以和工农“划等号”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是培养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我们应当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景来认识它的深远意义。

资产阶级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总是在教育质量问题上大做文章。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正确看待教育质量，批判“智育第一”。

对于教育质量，不同阶级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必须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因此，看质量首先要看方向，看路线，要看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即使就业务学习来说，也决不能以上了多少课程念了多少本本为标谁而必颁看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北大是从哪里来的？它的前身是清朝的京师大学堂。美国侵略我国以后，办了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是校长。后来这两个学校合成了北大。而清华是美帝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的洋奴学校，这就是正规大学，名牌大学。里面的学生学的东西全是英美的，全盘西化，再来就是苏修、中修那一套。在中国大学的农学院念书，学的却是美国苞米，连中国的边也不沾，就这还被鼓吹为高质量。

旧北大、清华号称什么“最高学府”、“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可是，摇来摇去，许多学生被摇得晕头转向，追求个人名利，理论脱离实际。学哲学的搞不了哲学，学文学的写不了小说，学工科的既不会开机器，也不会修机器，学理科的只能关在高楼深院里纸上谈兵。有的人怕苦怕死，不服从党和国家的分配，有的甚至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经过文化大革命，北大清华的工农兵学员经过几年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大有提高，业务学习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的人并有发明创造，在校期间就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贡献。清华大学机械系焊接专业一个学员小组，与北京建筑安装公司的工人、技术人员共同努力，打破了外国焊接工艺规范，成功地进行负一百度低温用钢的焊接。电子系控制专业的五名学员和两名教师，同精密仪器系几名工人一起，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研制成功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关键设备图形发生器，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员投身于火热的三大革命运动，写出了充满革命激情的长诗《理想之歌》，出版之后，受到广大工农兵的欢迎。地球物理系和地质地理系的学员一听到云南昭通和辽宁营口地区发生地震的消息，就立即奔赴灾区。在余震未平，山石还在滚动的情况下，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抢救阶级弟兄和人民财产，并在现场进行科学考察，取得了可贵的资料。

工农兵学员毕业实践的丰硕成果，更是有力地驳斥了那种所谓“质量低”的谬论。清华大学的两届毕业学员完成了五百六十四项专题研究、生产任务和重大技术革新，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或填补国家空白的项目占三分之一以上。电子系七二届学员担负的十二个项目，全部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其中九项填补了国家空白。北大文科毕业学员结合战斗任务，编写了五十五本书，在报刊上发表了七百多篇文章；外语系的学员共翻译了十六种文字、二百五十万字的材料，为反帝反修斗争服务；理科学员完成了三百九十三项科研课题，七十九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还有一些项目，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两条路线，两种结果，事实俱在，不容抹杀。试问，无产阶级大学教育质量究竟是“不如过去的中技高”，还是旧大学所根本不能比拟的？

成绩是这样显著，对比是如此鲜明，为什么还出现了对质量问题颠倒是非的种种怪论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智育第一”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作怪。毛主席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有人却采取折衷主义的手法加以歪曲，实际上是去掉两头，光要中间，把“有社会主义觉悟”和当“劳动者”扔到九霄云外，眼睛只盯住“文化”。我们必须警惕有的人故意混淆重视智育和“智育第一”的界限，企图利用人民要把科学文化搞上去的迫切心情，重新搬出“智育第一”的一套陈旧货色。所谓“不要不加分析地批判智育第一”，说穿了，就是反对批判“智育第一”。“智育第一”从来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难道还有什么值得肯定的东西吗？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旧教育早已作了深刻的批判，尖锐指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搞“智育第一”，就是要继续让旧教学制度重新来摧残人材，摧残我们的青少年，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人们知道，苏修叛徒集团的头目，大都是经过大学培养的所谓“红色专家”，正是他们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教训，我们特别不能忘记。

历来一切剥削阶级无不把“学而优则仕”奉为办学宗旨。旧农大打着培养所谓“红色农学家”、“高级建设人材”的幌子，实质上贩卖“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一套货色，学校成了修正主义的染缸，培植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温床。我们新农大，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就要一反几千年“学而优则仕”的孔孟之道，同旧的教育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毛主席光辉的《七·二一指示》，是彻底摧毁封、资、修反动教育传统的强大思想武器。毛主席指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明明是首先针对理工科大学怎么办而讲的，然而修正主义者却偏在这个问题上唱反调，强调理科“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请看，这不是明明要脱离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另搞一套吗？

学校究竟向谁开门，招收什么样的学生，直接关系到教育的阶级性质。劳动人民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但在以往几千年的阶级社会里，却被剥夺了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解放后，工农群众成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主人。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广大工农兵竟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破了这种状况。遵照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大学开始改革招生制度，实现了亿万工农千百年来的愿望。劳动人民进了清华、北大和其他高等院校，培养出自己的第一代大学生。从工农兵中间选拔大学生，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一项重大的成果，是教育史上的革命。这个根本方向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旧学校搞“学而优则仕”，新学校实行“社来社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社来社去，就是学员从农村人民公社中来，毕业后仍然回到社队去当农民。这个制度一实行，曾经受到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反了几千年来“读书做官”的旧传统，向资产阶级法权勇敢挑战，实现了巴黎公社“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升官发财的思想作斗争”的原则。他们朝气蓬勃地战斗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为农业学大寨做出了许多贡献。贫下中农对社来社去的大学生给了很高的评价，称赞他们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先锋”，“领导班子的好参谋”，“一批社会主义的新农民”。

社来社去，是学校山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一出现就遇到资产阶级和旧习惯势力的顽强抵抗。现在奇谈怪论制造者又跳出来拚命攻击，胡说什么强调社来社去“打起仗来怎么办？”诬蔑社来社去是“投机取巧”。他们这样攻击、诬蔑，就是因为社来社去、大学生毕业当农民，拆了“读书做官”的梯子，戳到了资产阶级的痛处，因而他们叫喊说：“培养工人、农民，这样学校就取消了”。按照他们的逻辑，培养工人、农民，就用不着办大学，上了大学就不应该再当工人、农民。这不就是说应当永远保持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应当永远由少数特权者垄断文化科学吗？苏联变修的教训是我们永远应该记取的。在苏联，很多原来的工农子弟，大学毕业了，爬上领导岗位，却背叛了无产阶级，成了修正主义分子。从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我们就不难看出奇谈怪论者的险恶用心了。

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这一新生事物经过实践，已显示出它明显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使大学面貌焕然一新。工农兵学员在工厂、农村参加过几年生产劳动，取得了一定的实践经验，这对于他们上大学是很有好处的。他们通过学习社会，学习工农，提高了觉悟，充实了头脑，逐步明确了方向，这为进一步解决为什么人学习的问题打下了一个较好的思想基础。同时，由于他们有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经验，无论学文科，还是学理工科，理解能力和实践能力都比较强。他们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成为教育革命的一支生力军。这是过去那种从家门到校门，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学生根本做不到的。我们深深感到，只有坚持从工农兵中招生，才能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从阶级路线上得到保证。

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学生“直接上大学”的招生制度，实际上就是否认了毛主席“七·二一”指示对教育革命的普遍意义。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一步一步地被篡改，被屏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被攻击，被否定， “扭”回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去，搞什么“拔尖子”的资产阶级教育，引诱学生爬那个“小宝塔”，即通向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阶梯。与此同时，广大工农兵重新被赶出高等学校的大门。文化大革命前，清华、北大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工农子弟曾被诬蔑为“粗瓷茶碗雕不成细花”，用“泻肚子”的办法将他们赶出校门。那种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历史又重演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斗争并没有停息。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教育革命的论述，弄清楚教育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意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

同志们：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

再则，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江西的工，是农业、林业、牧业这一类的工，学是农、林、牧这一类的学。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的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一九六。年，他们已进大学部门了。他们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是去年（一九六。年）办起的，是中南海党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及其他人员。警卫团是军队，他们有警卫职务，即是站岗放哨，这是他们的工。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与文职机关的学校，是不同的。

一九六一年八月，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写几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们写了如上的一些话。

——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1966年5月7日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1969年7月21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