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被收编、被驯化：心理治疗如何走向政治保守

文｜日鸣

回溯到一百多年前现代心理治疗的起源时期，其实心理治疗不单比精神医学更人性化，而且原本也更具批判精神、解放视野和颠覆潜力；到了上世纪中叶，那些高举人本精神的心理治疗流派，趁着精神医疗“去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或“社区化”而诞生，并迅速崛起，得到更多公众的关注。这一时期，心理治疗开始更加强调人的主动性/行动力和创造力，并在短时间内发展出多种多样的进路、方法或学派，并通过不同渠道对公众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力。

但是，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理想，心理治疗在现实上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批判和解放力量，而世界似乎也没有变得更好；正如心理治疗领域一个重要的人物 James Hillman 在他一本书的书名直接开宗明义地质疑：《我们拥有心理治疗一百年了，但世界变得更糟（We’ve Had a Hundred Years of Psychotherapy – And the World’s Getting Worse ）》那么，为什么心理治疗——尤其是作为一种具有批判性和解放性的实践，而非纯然是一种论述——至今始终没有为迈向人性化的社会改革乃至社会行动带来显著的推动力，甚至往往会变成一股持续巩固着保守意识形态的维稳力量？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社会学的批判眼光去探讨：即使心理治疗能通过不同的生活渠道对公众有影响力，而且原本就蕴藏着批判、解放和颠覆的潜力，但心理治疗也往往易于被体制和市场所“收编”乃至“驯化”（特别是基于它相对于“精神医学”和“学院心理学”在现代化体制中的弱势地位），成为政治和经济系统去管理、监控乃至宰制公众的方便手段和有效策略。

心理治疗原本蕴藏着的批判精神、解放视野、颠覆潜力和人本精神往往在其“正统化” 或得到“正式认可和推广”的过程中被埋没、隐藏、削弱乃至切除，让心理治疗不知不觉间（甚或心甘情愿地）变成披着“关怀个人心灵”的外衣巩固既有体制的帮凶，在论述和认知层面掩盖社会政治问题，并把它们扭曲化约成个人问题、乃至生物层面的问题，甚至通过各种跟市场利益和官方权力挂勾从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森严的专业认证制度和程序，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新的特权阶级，无论是对内或者对外都维持着一种保守的意识形态。被“收编”和“驯化”的心理治疗，其影响力依然足以从公共事务层面穿透进私人生活领域，全面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体制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心理治疗甚至成为宗教以外新的精神鸦片，借着专家的外衣或光环，掌控并形塑我们的社会现实、人际关系与内心世界。

心理治疗之所以容易被“收编”和“驯化”，可说是因为它本身所处的尴尬位置及其自我定位的不稳定性使然。虽然“心理治疗”从上世界中叶开始渐渐摆脱精神医学的制肘，而得到相对独立自主的空间，但其实“精神医学”（psychiatry）、“临床心理学”（clinical psychology）、“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以至“心理辅导/咨询”（counselling）之间一直发生着种种拉锯、合并、分裂和领域重新划定的情况，而原则上四种专业都会使用到“心理治疗”，甚至某些受过特殊训练的社工或精神科护士以至职能治疗师，也会在工作中用到“心理治疗”。换句话说，其实“心理治疗”并不是“心理治疗师”（psychotherapist）这个专业的专利，也有不少“心理治疗师”其实同时具有其他专业头衔或身份。所以由“行使心理治疗的人”所形成的场域，是一个充满身份混杂交叠的场域，当中的竞争和联盟就往往比许多其他专业圈子来得复杂，而在这场域中的人的职业生涯和定位都充满不稳定性。

也因此，对于“心理治疗”来说，专业协会、认证制度和监管机制是专业实践者们赖以建立和维持身份的重要依据，而“学派”这种存在形式也尤其特别的重要性（因为就算不同的实践者在体制中身处不同的专业位置，如社工、辅导员、心理治疗师、临床心理学家等，他们都可以基于其所属的“学派/协会”身份而链接起来）。亦即是说，代表着“学派”的“协会”组织是“心理治疗”作为专业的社会基础。从行业生态的角度看，无论是“协会”，还是很可能有多重专业身份的“个体实践者”，也要以多样化且多变的策略，去面对这个场域的不稳定性和复杂角力，权力和利益争夺的问题尤其严重。

同样特别的是，有一些个体实践者会选择积极地、以紧密依附于协会的方式，来争取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而相应的，协会亦会在认证制度的名义下，制造各种相关的专业培训、督导乃至短期增值课程等，为一些升格为“训练者”的治疗师带来更多的工作收入和更高的专业位置。许多心理治疗专业培训的课业要求中，也会规定受训者/学生先去找该学派的治疗师接受一定时数的心理治疗，这安排虽然也往往有某种实际的学习意义，但同时亦形成了一条为现役治疗师提供生计收入的利益链，而这条利益链是跟协会的体制权力和位居当中权力核心的人紧密相连的。

基于这种生态环境的特性，再加上学派和协会的数目众多，竞争异常激烈，所以一旦学派或协会获得政府层次的官方认可，或得到政府挑选而被委派特定的任务，甚至得到政府的推广，使学派或协会在政府体制中得到席位，绝对会是很大的优势，而个体的实践者-——尤其是协会中有权位或名声者——就通常会更加看重这些机会。正因如此，不同心理治疗学派或协会也往往很容易被政府“收编”然后“驯化”，而实践者们甚至也会有这种被“收编”和“驯化”的倾向或意愿。鉴于这种情况，心理治疗很容易受制于政权或社会权贵，成为维稳的社会控制工具。

亦正因上述这种外在环境的生态，以及相应于此对认证制度和监管机制的倚重，即使在学派或行业内部的生态，也通常是等级性极强的，行业风气也大多偏于保守甚至威权。尖锐、激烈的批判声音和真正深刻的反思通常不受欢迎，甚至是一种不成文的禁忌。当一些疑问、探讨、投诉或批评有可能触及到学派或该专业身份的根本假设时，往往会引起整个体制的集体反扑。对行业体制有疑问或不满的个体实践者们，也很少会联手抗争，更多的个体实践者通常会选择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又或者当不满的人数够多时，他们就很可能集体离开，另起炉灶（即上述的分裂），形成新的协会或学派（而这种情况也正好是政权收编的好时机），那些之前漠不关心或摆出“中立”姿态的人，到了这个时候，则不得不权衡轻重再选边站。这种情况在很多心理治疗学派或协会也时有发生。

因此总的来说，心理治疗圈子基本上是抗拒批判的，实践者们也因此通常抗争意识薄弱——尽管某些心理治疗方法本身似乎于理念上很重视个体的解放和批判反思，实际情况依然会大抵相反，在组织、组织文化或社会互动层面趋于保守甚至等级性强。在这方面，心理治疗的学派、协会或圈子通常有着一种跟部落或宗教团体极为相似的风气、结构和维稳机制。这可说是心理治疗的内在矛盾和自我驯化。

同时，基于上述的场域生态，心理治疗师——或以心理治疗为主的实践者们——往往不易在官方体制中得到稳定而明确的定位（相对于精神科医师或临床心理学家），所以他们也很容易被市场所吸纳，因为：以相对人性化的方式去处理人的内在困扰，对公众有不小的吸引力，亦即是有市场潜力的。趁着精神医疗的“去机构化”，而处理“人的内在困扰和苦痛”又可说是一种永恒的需求，心理治疗进入“市场化”和“私营化”实在是顺理成章之事，甚至会进一步被重新包装成“企业培训”、“人生教练”、“亲子教养”、“心理自助”、“个人成长”等方面的课程、书藉及讲座等商品。在市场中，太具颠覆性和真正具有批判性的东西会被消解或磨平，顶多是化成一些空有激进的姿态而实无反抗力量的销售晃子，去迎合某些业内竞争策略上的需要：因为按照市场的逻辑，商品通常既不会真正冲击政权，也不会动摇大众生活的基本习俗。所以当心理治疗被市场“收编”后也会难逃被“驯化”的命运，失去原可发挥的批判性、颠覆性和解放力量。

此外，当心理治疗服务于产业化，尤其是在社会福利制度不足的社会，而大部分心理治疗又未必会得到保险公司认受的时候，可想而知，大部分能付得起钱去享用这些产业化了的心理治疗服务的“消费者”，大多数都不会是社会中最受剥削压迫那些阶层或群体，而是比较富裕的中产阶级或生活富裕的阶层，而也因此往往会是某些在该地区经济上占优势的种族或群体。于是，心理治疗的实践内容和风格，也往往会有意无意地转变成迎合这些客户的样子，当这些阶级的客户普遍地政治冷感、对社会行动冷漠甚至反感、缺少对主流生活模式及价值观的反思批判、倾向维稳或偏于依附甚至支持政权，心理治疗在实务上的大框架上，也自然向这些方向发展。再加上当不只是心理治疗服务的“消费者”来自这些阶层，甚至服务提供者即治疗师本身也通常来自这阶层的话（这跟成为治疗师于时间和金钱方面的高投资有关），情况就更会变成这样。

心理治疗的权力滥用和治疗室内的隐微驯化操作

这种跟行业生态相关的风气，也会影响治疗室内的治疗，因为这种保守和带着驯化印记的风气，会直接而决定性地形塑那些跟认证制度相关的心理治疗师培训课程的内容和教学模式，以及心理治疗师在认证制度内的晋升阶梯和准则，从而使每个持证治疗师的信念及行为，都会基本上符合——或至少不会逾越或公然挑战——协会的意识形态和行业习俗；若有谁敢不服从，将会受到处分或排挤：受训中的学生会无法毕业，执业的治疗师将无法续牌或被吊销执照，治疗师也很难挤身资深治疗师或培训课程导师的位置。

因此，大多数能长期留在这行业的人，都不会是对这些风气或成规长期深感不满的人；也即是说，他们至少会是信念和行为两者都跟“驯化标准”相去不远的人，而既然行业的风气基本上并不鼓吹批判也不积极支持抗争，这些被驯化了的治疗师在治疗室内大抵也不会有足够的社会意识和抗争视野，去理解和支援案主在这些方面的困扰，或洞察案主所面对的困扰背后的社会政治面向。

心理治疗行业的保守风气，甚至可说是对社会政治漠不关心的意识形态，不只会令这个行业的人通常跟社会政治保持距离，还会在治疗室内以非常微妙或隐微的方式发生作用。最根本的标准操作，就在于先把个人困扰只视为“个人”困扰，再进而把“个人”困扰定性为“内在”困扰、“心理”问题或“精神健康”状况，把个人受困扰的处境经“个人化”之后再“内在化”。经过这两步标准操作，所有外在因素和社会脉络都被抽掉了。

当然，对于治疗效果来说，有时暂时把那些外在条件悬置，可以帮助案主对其自主性产生自觉，从而意识到自主的改变也是改善困境、摆脱困局的重要环节，甚至是先决条件；但问题是，当案主自觉到自己的自主性之后，假如那些先前暂时被封印了的社会脉络和外在因素，依然没被解封而被排除在其视野之外，那么案主很可能会感到，他/她能自主去改变的东西其实只有他/她“自己”，尤其是他/她自己的“心态”，结果在自主意识觉醒之后，他/她发现“行动”的可能性其实就只局限在一些“内在行动”，他/她无法发现回归社会以至更好地参与世界的方式，他/她跟世界/社会之间的矛盾始终没有化解。

接下来的可能性大抵就剩下两个，不是“从内在改变让自己变成符合社会驯化标准的人”，就是“持续保持着跟社会的疏离感，并对无法通过行动带来任何外在改变这状况，有着深深的沮丧和无力感”。这种观念和操作方式可以从现今的心理治疗，乃至心理自助书籍中经常听到的一句陈腔滥调清楚地看到：“因为世界未必是你能改变的，那就改变你自己吧！”

当然，也有一些治疗进路，着重要跟案主一起探索实际“行动”的可能性。但在操作上，这些“行动”通常都只限于如何跟人相处或跟家人/伴侣沟通的行动，而不是公共层面的社会行动。因为正如先前已提及，心理治疗从一开始就把问题“个人化”了——就算不是彻底的“个人化”，对人际关系的考虑，以至对人际关系系统的观点，也大抵会止步于微观层面的人际相处状况，亦即所谓“私领域”的问题；即使最终治疗会发展到以新的行动去回应问题，也只会以这个层面为极限。

所以，这种“驯化了的心理治疗思维模式”即使不是把个人面对的困境“个人化”了，也会把它“私人化”——最常用的套路之一，就是把一切问题都化约为个人成长问题及其中跟家人的关系问题。这种思维模式遮蔽了社会脉络和社会结构对私人领域和个人境遇的影响和形塑力，从而亦令人无法看到原来自己的“行动”是可以、甚至应该指向这些层面的。这种“私人化”的视野甚至会企图把案主的“社会关怀”和“公义之心”化约为他/她于私人生活或成长经历中某些缺失/遗憾的延伸或弥补，又或是一种逃避面对个人问题和避免探索内在的借口或阻抗机制。

“愤怒”这种情绪往往会在这种“驯化了的心理治疗模式”中被扭曲或忽视。例如，在一个充满社会不公义和压迫的社会里，如果有受压迫者、被剥削的人或旁观到不义的人感到愤怒，甚至被持续的愤怒困扰，却遇上了一个被驯化了的治疗师，治疗师只会从案主的成长史，或跟家人的关系去理解这种“义愤”，就会很大程度上扭曲了这种情感。当然，我们的成长史很多时的确会影响我们怎样处理这种“义愤”或“愤怒”，但当“愤怒的源头”被化约整个人的成长问题或私人层面的家庭问题，那么心理治疗将不能真正理解这种愤怒，从而对案主提供适当的协助。

正如二战时的集中营大屠杀经历，会对很多当时的幸存者造成极大的心理创伤并持续产生很多情绪，这些源于社会层面的问题很难以个人或私人层面的框架来达成真正帮到案主的治疗。再举一个更贴近日常生活的例子，对于很多被视为有行为及情绪问题的小孩或青少年，他们所面对的困扰或“心理状况”，其实跟他们在学校被霸凌有关，而这些集体霸凌行为亦同时有其结构性的面向和社会脉络；在学校工作过的心理治疗师大抵都心知肚明，如果不正视这些霸凌问题及相关的结构性条件，案主很难得到真正的帮助，并摆脱困扰。当然，在学校工作的治疗师很可能因为工作权限而无法介入、干预或改变学校的许多状况，但至少他/她在跟受欺凌者进行治疗工作时，其实没必要把正视霸凌状况的社会视野剔除，也不用把案主作为“社会行动者”的身份抹去，更不须把案主因应其社会处境而有的感受或情绪硬塞到个人化的框架中曲解。但偏偏在实务上，一些被驯化了的治疗师却会这样做，甚至这样做了而不自觉有问题，因为他们所受的训练和训练他们的体制都跟他们说这样做符合标准，没什么问题。

有时更易被心理治疗师扭曲的情感，是目击社会不公的人的“义愤”，例如他们可能会想：“既然你自己不是受害者，你干吗这样激动生气？是否你成长中跟家人曾对你做过什么，所以如今才会关心这些原本跟自己无关的事？”在他们的框架中早已预设了“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义”就是“跟自己无关的事”，也预设了“对这种不义感到愤怒是不正常的；就算是正常的，也不是最根本的，愤怒的真正源头在别处”。具普遍意义的“良知”或“道德理性”，在那些心理治疗的框架或行业标准风气之中，并不存在或没有位置；在他们的世界观中，其实归根究底就没有所谓的“公领域”或“个人于公领域的参与”，一切都只是“私领域”的延伸或放大；或者，即使有所谓的“公领域”，个人于“公领域”的参与应该只是理性的，一旦有情感或情绪，就只会是源于“私领域”的或“个人内在”的。

换句话说，心理治疗很可能在无形中把案主引导到“政治冷感”或“失去社会视野”的状态。

这里不是说心理治疗的实践只能像上述情况那样糟糕，也不是说治疗师一定是这样子，更不是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坏心肠，这里要指出的只是：

1. 即使会有某些处于特殊位置的心理治疗师，在思想或言论上未必会完全依从上述的意识形态，但基于行业的生命（？）和体制约束，只要这些个别的治疗师还要保持他们那从协会认证制度而来的身份，他们于行动上也难大幅度偏离那些制肘；
2. 值得追问的是，究竟是在怎样的行业生态和社会脉络之下，心理治疗会变成这样而且往往不自觉有问题；
3. 我们可以探讨，当我们在负责任地运用心理治疗时，或当我们想真正获益于心理治疗服务时，有哪些事我们不得不加以警觉和反思，进而创造新的行动去突破或扭转。一如面对宗教那样，即使我们有时在心理治疗的经验中遇上一些美丽动人的字眼或理念，诸如“和谐”、“内心平静”、“知足常乐”和“感恩之心”等等，也要注意这些听了令人舒服的话，是否一些构成“虚假意识 ”（false consciousness）的操作，以使某种充满压迫和剥削的社会结构得以维持下去；而只有透视到与此有关的社会背景操作和社会结构，个体才有可能通过个体行动和集体行动去超越这些制约和改变它们。

小结：心理治疗实践与批判性社会研究合作互补的解放意义

刚刚说了不少心理治疗可以变得很糟糕的状况，还有在背后使它变得这样糟糕的机制，但同时“心理治疗”的批判性、解放力和人性化潜能也不容忽视，它于实践的最前线累积起来的经验、探索、发现、疑问、试验和反思，对于抗衡压迫宰制、转化社会系统、以至让个体成为自发的行动者并自觉地寻找/创造自己在社会中想要的参与方式，可以有着深远的意义和重要性——虽然心理治疗的这个面向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解放性迫切地有待心理治疗师们和每一位公民去发掘或重新发现。

关键在于怎样使用心理治疗这种实践，和使用时是否带着一种社会视野和批判的触角，以至我们有没有更深入仔细地去研究心理治疗的社会脉络和行业生态怎样影响甚至决定了心理治疗的标准知识/论述和实践指引的构成。

可是，至今比较多的批判性社会研究和反思也往往集中于“精神病医学/精神科医学”这个在医疗体制或官方层面最有权力的专业领域，或在权力阶位次一级的“心理学”（以自然科学作为理想参照的“学院心理学”不等同于主要在临床场域发展起来的“心理治疗”），“心理治疗”这种对公众/民间和日常生活层面以不同方式也有着复杂微妙而具渗透性影响力的实践和论述，很少得到社会研究者真正的关注和批判性反思。

但正因其对于公众日常生活的渗透性和形塑力，以及其本身介于建制和解放之间、可两边摇摆的暧昧位置，“心理治疗”对于更理想的“公民社会”的建立这个愿景来说，是一个社会解放行动者极力争取、反思和开拓的阵地。一种更“人性化”和更具“解放精神”并更能支援照护一般公民以至参与社会改革的行动者们的“心理治疗”实践，其实刻不容缓地有待发展。

同时，那股一直让“心理治疗”得以发展且没有彻底被“精神科医学”或“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所取代的那股动力——即公众对于“人性化”的要求/信念，以至一份想要探索“个体与社会之间如何并存”的关怀——也绝不能忽视，这股动力无论对于更新“心理治疗”还是创造改革社会的新行动，同样重要。

诚然，心理治疗因其部分特性和体制状况，往往会令人把问题化约为个人内在问题，并将出路限制于以个体自己为中心点的私人生活层面。但是，当带着足够的社会意识和批判眼光去使用时，其实心理治疗本应可以让我们认清，无论问题是否由我自己造成，我自己也有能力去离开问题、甚至去带动改变，因而也有责任为自己而这样做；这不代表我只能独自面对，更不代表我只能改变自己的心态和去适应/迎合环境——去主动联合他人、作出集体行动、去改变环境，也是可以做的行动之一。

当然，洞察到自己也有份造成自己的困境或有份加深了困境，对于进行改变是重要的，但只把问题归咎于自己，并因而只孤立地着力于改变自己，是不合理也脱离现实。

所以，如何调整自己、转化或突破既有的自己，让自己成为“行动者”去在某程度上“改变环境”甚至“创造环境”，就是关键中的关键，这里的“行动”包括跟别人联结交流、引发不局限于个人的集体行动或合作。当人跟自己的“行动”和“创造”疏离或脱勾，就会陷入所谓的“异化”状态，困于“被压迫者/被剥削者”的身份之中。

正好，心理治疗一直通过实践而累积、提炼的一些知识和介入策略，无论对于令人变成真正自主的行动者和创造者，还是对于怎样通过介入行动去带来系统性改变，都蕴藏着重要的启示，所以心理治疗的实践智慧（也许不该再叫作“心理治疗”），其实不单对个人转化有帮助，也可以成为社会转化的重要助力。但关键在于：究竟怎样才能在使用心理治疗或其启示时，保持着社会的视野和批判的眼光，对心理治疗往往受政权、体制和市场渗透、污染和扭曲的可能性甚至倾向，时刻保持警觉和不断反思，摆脱专业生态中受其他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保守意识形态、政治冷感以至面对社会不公时的犬儒心态。

借用 Andrew Samuels（一位当今少见的非常有社会批判意识的后荣格学派心理治疗师）在《诊疗椅上的政治》中所说的话，我们现在是时候要重新评估心理治疗在“让我们不再用国家要我们思考的方式思考”这个层面有多少贡献。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对此一职业的整体政治立场进行重新校准。因为，在心理治疗这一行业刚开始的时候，奠基的先行者认为他们本身也同时是社会批判者的角色，并且，批判者角色的重要性是不逊于他们担任个人治疗的角色。

相信很多人都有注意到，心理治疗发展之初有个特色，即行业人士的想法比较激进，但随后为了受当权者接受，就逐渐失去了这激进的声音。“心理治疗的发展历史中慢慢形塑成的制度与实务，也摧毁着心理治疗师长期以来期待治疗这个世界的希望”，所以重要的是“如何找回这种根本的激进主义”。

事实不容许我们把社会问题及与此相关的个人苦难化约为个人的内在困难或心理问题，但同时社会改革、社会行动和行动者的心理面向或内在世界也不该被忽视。如此，心理治疗的智慧与技艺，既可以为社会行动提供个人内在层面的照顾和支援，亦有助于在集体行动中让个体得以保有其个体性，而不至于淹没于宏观运动之中；同时，社会学或批判性的社会研究可以通过批判性地检视让心理治疗变质的行业生态、体制权力和市场力量，探索摆脱或抗衡这些扭曲力量的方法或行动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