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先验论就是要扩大脑体差别，复辟资本主义

1、 剥削阶级宣传唯心的先验论，天才论，就是想维护自己的罪恶统治，走资派宣传是为了扩大脑体差别，复辟资本主义。

在人类过去的历史上，社会分工的发展，造成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从社会发展的过程看，分工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从分工这个社会现象一开始，它就包含着不合理的因素。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反动统治阶级为了保持这种有利于他们的不合理的分工，就夸大人与人之间的“原始差别”，炮制什么“天生之才”的谬论。

随着阶级的分裂和对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萌芽状态的分离也对立起来。

在人类的初期时代，原始人利用简单粗糙的工具猎取或采集自然界的动植物为生，因为当时的生产力非常幼稚，没有剩余产物，那种脱离体力劳动而专做脑力劳动的事情是不能发生的。往后，生产力稍见发展，开始有了剩余产物，同时一个母氏族分化为许多子氏族，于是氏族中许多公共事务就需要有人去做，如对外防御他族袭击的武装组织，对内掌管疏水灌溉、生产和分配、排难解纷、宗教祭祀、魔术、治病等一系列的事情，需要有人去做，做这类事的人是由氏族全体人员共同推选的，并且他们也只是暂时担任这类工作，还不是完全脱离体力劳动的。随着生产力向前发展，剩余产物多起来了，同时氏族又分化为许多家族，父家长制代替了母家长制，各家族有了一些私有财产。由于感到劳动力的不足，就把战争所得的俘虏分配给各家族，于是形成了家内奴隶制，开始有了奴隶与主人的差别。在另一方面，随着畜牧业与农业的分工，又发生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于是又有商业这一门行业出现了。交换最初是在氏族与氏族之间进行的，后来也在氏族内部实行了。商业腐蚀了氏族社会，增加私有财产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从前定期分配给各家族使用的土地，后来也变成各家族的私产了，从前由氏族推举担任公职的一群人，后来变成世袭了。这类担任公职的人，就利用特殊势力来扩大自己的私产。从此，氏族内部各家族的私产发生了很大的分歧。由于土地抵押和利息借贷的流行，穷人负债不能偿还，就沦为富人的奴隶。于是社会分为主人与奴隶两大阶级，人类的历史进到了奴隶制社会的时代，同时，随着阶级的分裂和对立，从前那种只是萌芽状态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就转变为两者的对立了，从此，脑力劳动成为剥削阶级的特权，而体力劳动就专由被剥削阶级负担了。

阶级社会全部的历史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历史。

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主这一阶级，一般地参与统治奴隶阶级的公共事务，特别地产生了属于这个阶级的知识分子。“知识是必要的闲暇。”这类知识分子专靠奴隶养活，成了有闲阶级，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去从事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的研究，因而创造出古代的灿烂的文化（这完全是奴隶的血汗灌溉出来的）。至于奴隶们，则被当作是只能说话的工具，终年在主人们鞭挞之下干着笨重的体力劳动，永远也没有增进智力的机会。这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简直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对立。

在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表现为“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对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这充分说明了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关系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随着阶级矛盾的加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达到空前的高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有关于哲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都成为资产阶级加强对于无产阶级的统治和剥削的工具。无产阶级则成为机器的附件，单调地、机械地重复同一的操作。这样的体力劳动，成为工人们的苦役，他们不能也不愿发挥任何创造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际上成了工人阶级的敌人。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对待厂长、经理、工程师及其他技术人员，就好像对待自己的敌人一样。在几千年的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了巩固自己阶级的统治，有意把体力劳动说成是下贱的，把脑力劳动说成是高贵的。此外，他们还说脑力劳动者是精神的化身，体力劳动者是物质的化身，精神高于物质，先于物质（这是剥削阶级唯心论产生的根源之一）。因此，轻视和贱视体力劳动，就成了一切剥削阶级传统的恶习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过去剥削阶级的历史家，常常把剥削阶级的统治当作天经地义，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这一个历史事实当作永久不变的教条。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道理证明了这种教条是荒谬的。劳动创造人的道理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一开始就是劳动者的历史，而一直到现在，也主要是劳动者的历史。如果说，人类历史到现在是有 50 万年到 100 万年左右，那么其中至多只有 1 万年左右才不是属于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长久时期里，人人都是劳动者，在人类中间是不知道有什么剥削者寄生者的，只在最后的这几千年中间，人类里面，才出现了少数的统治的剥削阶级和脱离劳动的人们，但是，现在又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世界劳动人民的斗争，已一步—步得到胜利，现在的历史发展趋势，是“条条道路都可以通向共产主义”。这就是说，阶级剥削制度是要一步一步地从人类世界的舞台上退场了，我们的世界终归又要完全变为一个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美满的劳动人民的世界了。我们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都正在为着这样的一个将来的美妙前途而进行斗争。

艺术、科学以及一切文化现象，在阶级社会里，似乎是完全由知识分子头脑创造的，而不是劳动者创造的。

但是，首先我们要研究一下，知识分子从何而来？在人类社会里，为什么有一部分人能够脱离劳动，专门从事思想文化的活动？这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相当阶段，劳动者每日生产所得，除了供自己的生活需用之外，还可以拿出一部分的生产物来，养活少数脱离劳动的人。

这就是说，社会上能有知识分子这一种人，也是劳动创造的一个结果。动物界自然没有这种现象，就是在人类社会里，在最初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劳动的生产力还很低，不能提供任何剩余生产物的时候，那时候也就没有这种现象。只在人类劳动的生产力比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更高的时候，才可能有这种肉体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和分化。才有可能出现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同时，我们今天还可以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预见到将来的一种新的美妙的前途：在劳动生产力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将来的共产主义世界里，那时由于每个人只要劳动很少的时间，就尽够满足一切生活需要，因此，人人都会要把从事劳动当做自己生活的必需，而同时又都有充分时间来从事艺术创作、科学研究以及其他的文化活动。到那个时候，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又要消灭了。那时又将是一切都要由劳动的人民直接来创造了。

其次，如果有人又说：知识分子虽是劳动创造的一个结果，但无论如何，艺术、科学本身的内容，仍然是在知识分子的头脑活动中或智慧中直接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劳动创造的。如果有人这样主张，那么，我们先要问他：难道能说，科学、艺术是由某些人的脑子里凭空想出来的？是由他们某一天睡了一觉之后突然想到的？或者还有其他更深的来源呢？当然，它不是凭空被人想出来的而是有更深的来源的。这来源归根结蒂说来，仍然是劳动。

人们的耳朵、眼睛、肢体，以至作为思想器官的大脑，都是人类通过长期劳动实践而有了高度的发展的人体上的物质。虽然人与人之间在这些方面是有差别的，但人们在才能上的差别，主要不是生理条件的不同造成的，而是在社会分工中长期从事不同的社会实践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

社会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已经占了统治地位但阶级还没有消灭的社会，是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曾经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逐步缩小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使工人、农民也能搞哲学、科学、文艺，哲学工作者、科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也能搞工业劳动、农业劳动。

哪里有什么“生而知之”，“无师自通”的“天生的好脑袋”呢？

历史唯物论的历史观认为：人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说一切知识（包括才能）都是从社会实践中得来的，也就是说，是在人民群众的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得来的。社会实践，决不是个人的孤立的实践，而是群众的集体的实践。世界上决没有什么脱离群众的斗争实践而孤独存在的“超群之才”。正如鲁迅说的：“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

“卑贱者最聪明”。在人类历史上，一切文学艺术最初都是在劳动中产生出来的。劳动人民是有从事文艺创作的丰富才能的。在阶级社会中，劳动人民在社会实践中也把文艺作为团结自己的力量和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武器。只不过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劳动人民被驱使去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实际上被剥夺了文艺创作的权利和条件；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被剥削阶级据为私有和加以歪曲，并被用来作为进一步剥削和愚弄劳动人民的手段。剥削阶级利用他们的权势，掠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成果，他们又不必从事体力劳动而享受着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养尊处优，有时间，有机会得到专门的培养、训练而成为艺术家。于是，他们就自封为“特殊的天才”；而他们又把文艺舞台上和文艺舞台下的人民群众诬蔑为“天生的愚蠢”，竭力加以丑化。“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在我国，这种历史的颠倒，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光辉照耀之下，终于又被颠倒了过来。毛主席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工农兵成了文艺的主人。许多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包括工农兵出身的文艺工作者）正是由于集中了广大群众在实践中产生的智慧，才显露出创造无产阶级文艺的才能。我们承认人的聪明和才能是有一定差别的。但是这种聪明和才能主要来源于社会实践，来源于群众。天才是群众、阶级、党的集体实践经验和认识成果的集中表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离开了群众，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而修正主义这一类骗子妄图把被无产阶级纠正过来的历史再颠倒回去，鼓吹什么“特殊的天才”、“超群之才”，就完全是承袭了剥削阶级的衣钵，充分暴露出他们的唯心史观的反动。

任何一个阶级所需要的知识分子，都是他们本阶级利益的维护者。无产阶级需要的，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家。

毛主席说：“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尽管把所谓超阶级的文艺喊得震天响，但他们所需要、所重用的，也只是能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资产阶级文艺家。

修正主义者一类骗子在认识论上，鼓吹“天生之才”，颠倒了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在历史观上，鼓吹“超群之才”，颠倒了群众和个人的关系。他们就是在这种唯心论的谎言的基础上，建立了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的思想体系，以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人们的认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充满着矛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产生唯心主义的可能性，人们在认识客观事物的时候，通常都不能一下子全面地认识清楚，而要由对于事物的某一些方面的认识，逐渐地接近到全面的认识。在这个认识过程中，人们如果把认识的某些方面加以夸大，把某些局部当作全体，这就在认识上陷于片面性、表面性、主观性的毛病，从而可能导致唯心主义的错误，人们的实践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自觉活动，把这种意识的能动作用片面地加以夸大，以至于误认为人的主观意识可以任意地创造出周围的事物来，这就是在实际上把主观、意识摆到第一性的地位上，因而也就滑进了唯心主义的泥坑。

无数事实证明，中修叛徒集团一类骗子拚命鼓吹“天才”，颂扬革命领袖毛主席是假，“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是真，称别人是“天才”，只是为了称自己是“天才”。

现在大把不会做工、不会种田、不会打仗的家伙，竟然被他们捧上了天，吹嘘“全才”、“超群之才”。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颠倒是非，使人们相信“英雄创造历史”而不是“奴隶们创造历史”，崇拜他们这伙所谓“天才”，而人民群众只不过是任凭他们驱使的“群氓”，他们由此就可以放手搞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的一套，封建王朝的一套，搞一个“传之永久”的“家天下”。他们怀着这样的罪恶目的鼓吹“天才论”，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英国唯心论者托马斯·卡莱尔时指出的那样，他无非是要证明：“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的差别，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尊敬这些差别，并承认它们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一言以蔽之，即应崇拜天才。”“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三○七页）

在哲学战线上，两种思想的斗争是很激烈的，这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现在哲学上斗争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坚持唯物论的认识论，还是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唯物论者坚持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后天的学习和经验，不存在所谓先验的知识。因此，唯物论者认为事物是变化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认为时代在前进，今胜于昔，而不是倒退、反动、“今不如昔”。唯心论的先验论者则反之，他们坚持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谬论流传，毒害和欺骗人民群众。

从哲学史上看，一类骗子的那一套根本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而是历史上剥削阶级所宣扬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的继续。

封建社会的思想意识把地主阶级看作生来的比农民高一等的人物，应该在农民面前摆“大人 " 的架子，地主阶级内部，也要按照自己的各种不同的等级地位，摆出各种各样的适合于他们身份的不同的架子。在封建社会里，农民是读不起书的，“读书识礼”是地主阶级的特权，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读书识礼”的目的，也是为着做官，做统治者、“人上人”，因此读书这一件事情，在封建社会里面就被看作高于一切的行业。因此，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就是说把所谓专门“劳心”的人看作高于—切 " 劳力”的生产者。中国封建社会的这种传统思想，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很大，直到现在，中国很多的知识分子，还有一种很大的优越感，以为自己是一种特殊的身份，以为自己应该有什么特殊权利，在劳动人民面前应该摆上等人的架子，看不起劳动群众，不理解劳动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为历史的唯一创造者是知识分子，要他接近工农兵，就认为是可耻的事情，要他从事劳动，就认为受了什么侮辱，这种情形的来源之一，就是在头脑里面还保留着某些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的封建特权思想的浓厚影响。这种浓厚影响的存在，是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的结合比较困难的原因之一。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影响，不仅仅是对一般知识分子发生这样的作用，而且在其他的方面也还有各种各样的作用；例如，在参加革命工作中的人们中间，有些错误的思想，就是反映了旧中国的封建思想影响的：领导上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军阀主义、山头主义、地位观念等等错误思想作风，它的一部分的来源，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专制独裁思想、官僚等级思想以及地盘思想等等的影响。这些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思想影响的残余，在革命队伍中间存在，当然是非常有害的，是应该努力肃清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之一，也应该彻底的消灭旧社会封建思想的残余。

2、 社会主义社会由于脑体差别的存在，复辟资本主义是很容易的。

在阶级社会，领导人员、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这些职位都是统治阶级以及附属其的统治阶级知识分子承担的，而社会上繁重的体力劳动却让被统治阶级主要的是劳动阶级来承担。

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虽然失去了生产资料，但是作为阶级它还始终存在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实现以后，阶级的存在，是同人们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前所代表的经济关系，同人们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政治立场，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由于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三大差别仍然存在，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的存在就更具有长期性。事实上，在土地改革和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实现以后，地主资产阶级依然存在，而且从工人、农民和党员中，都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列宁曾经指出：“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页。）

革命导师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残余和痕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被推翻了，但是，这些阶级及其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的影响仍将长期存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仍将长期存在，资产阶级法权仍将长期存在；因而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仍将长期存在。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以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革命，都不过是用一种新的剥削制度去代替那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的陈旧的剥削制度；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则根本不同，它要彻底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建立崭新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重大无比的任务，不是在一个短暂的时期所能完成的，而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代。

在社会主义阶段，劳动者还主要只能通过国家委派的代表，或者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来领导和管理生产，这些代表一般具有相对的固定性，主要从事脑力劳动。这就是说，在实现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的过程中，还存在领导者、管理者和直接生产者这样一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旧的社会分工。这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旧的社会分工，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消失。那时，领导和管理的职能，人人能够胜任，这种“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3页。）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中，这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旧的社会分工仍然存在，标志着所有制问题上旧社会的传统或痕迹仍然存在。“为阶级差别辩护的最后理由总是说：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无须每日疲于谋生，使它能为社会从事脑力劳动。”（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9页。）

如果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创造条件来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社会分工，而是把这种社会分工巩固、扩大、强化，就会出现新的精神贵族、技术贵族把持和垄断企业的领导权，从而将最终改变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因此，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巩固和完善的过程，就是创造条件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这种旧的社会分工逐步趋于消灭的过程。

社会主义企业（包括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等一切生产和流通部门）是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和交换的基层单位。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大量地发生在企业内部。企业中劳动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有两个方面，即：领导和群众的关系，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脑力劳动者）和工人、农民（体力劳动者）的关系。正确处理这两个方面的关系，“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1972年第10期），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问题，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重要问题。

社会生产需要有人组织和领导，这是任何较大规模的共同劳动都需要的。马克思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7页。同上书，第 367—368 页。）但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生产的性质和目的不同，企业中领导的作用以及领导和群众的相互关系也不同。所以，紧接着那段话，马克思立即指出：“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组织和管理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残酷地剥削工人。列宁说：“资本家所关心的是怎样为掠夺而管理，怎样借管理来掠夺。”（《怎样组织竞赛？》，<列宁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5页。）在资本主义企业里，不管是资本家亲自管理企业，或者是由他们的代理人来管理企业，都是为了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他们同工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阶级对立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企业中的领导人员和群众，从总体上讲，他们都是企业的主人，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们按照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共同管理社会主义企业，他们之间，既有必要的分工，更有革命的结合，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劳动和工作。

再看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脑力劳动者）和工人、农民（体力劳动者）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里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虽然一般不占有生产资料，但他们是资产阶级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受雇于资产阶级，依附于资产阶级，为资产阶级服务。因此，在资本主义企业中，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关系一般表现为阶级对立的关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实现了生产资料国有化以后，一方面把原来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仍安排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工作；另一方面帮助他们改变自己的立场，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使他们能够为工农劳动群众服务。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旧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中，除了极少数对于我们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反动知识分子以外，“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6页)。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无产阶级也不断培养出了自己的知识分子，参加了管理工作和技术工作。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劳动人民同广大的爱国知识分子、劳动知识分子的根本利益也是一致的。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知识分子主要从事于脑力劳动，但是要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同旧社会那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农对立的状况已有原则的区别。

在社会主义企业内部，领导和群众之间，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农民之间的关系，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日益发展着的同志关系，但是，这决不是说他们之间是没有矛盾的，更不是说他们之间会出现“无差别的境界”。

企业中领导人员和群众，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农民都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但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他们之间还受着旧的社会分工的束缚。专职的脱离生产的领导干部、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及其他知识分子，一般属于脑力劳动者；直接生产者的工农群众都是体力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一切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剥削阶级永远不会错过机会，把愈来愈沉重的体力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在那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是根本对立的。“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恩格斯：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1页）这是“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孔孟之道所宣扬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这种根本对立的反映。在社会主义社会，从根本上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分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仍然存在，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也仍然存在，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灭。这种本质差别表现在，脑力劳动者中的大部分人在生产中还处于指导和组织生产的地位，往往参加体力劳动不多；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在生活富裕程度和文化技术水平方面一般地说还有差距，等等。这种差别，标志着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表现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

人们在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相互关系，还会受到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严重影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是资产阶级法权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它的核心是等级制度。有些领导干部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侵蚀，就不以平等态度对人，而是耍威风、摆架子，这就会使他们同群众的关系，从同志关系变成统治和服从的关系。这种现象，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的反映。企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根本改造的情况下，他们也会用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来对待工农群众，因而使得他们同工农群众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某种类似资本主义企业里的那种对立关系。此外，在工农群众中间，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有些人也会离开社会主义原则去处理他们的相互关系。领导和群众之间，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直接生产者之间，群众和群众之间发生的这些矛盾，一般是劳动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在人民内部，还有正确和错误、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等等是非问题。但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种是非问题一般都要打上阶级的烙印。因此，人民内部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归根到底也就不能不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表现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是非关系。无产阶级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非；资产阶级则要推行资本主义的非，反对社会主义的是，由此而形成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矛盾运动。在这个矛盾运动中，无产阶级处于主导地位，因而人们的相互关系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在劳动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方面，如果听任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思想自由泛滥，让它们占居主导地位，那末，人们的相互关系也就变为资本主义的了，那就会使社会主义企业逐步改变颜色。

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特别注意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实行毛主席提出的干部和工农兵学商都要走五·七道路的指示，并逐步做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从而缩小以至最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本质差别。如果不注意逐步地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本质差别，让这种差别逐渐扩大，不但将加深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矛盾，而且有可能使脑力劳动者逐渐蜕化为骑在广大工农群众头上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苏联、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是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重要特征。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一系列指示：“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转引自《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38页。）

“世界上一切坏事，都是从不劳动开始的”（转引自1965年12月28日 《人民日报》）。凡是能够自觉、经常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干部，一般说来，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抵制就较自觉，较有自知之明，能关心和爱护群众，虚心倾听群众的呼声，有利于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对生产情况也比较熟悉，较少瞎指挥。反之，如果领导人员、管理人员、技术人员长期不参加劳动，摆官架子，搞特殊化，不到车间小组、生产队同群众打成一片，拜工农为师，认真改造世界观，那就会一辈子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也有可能蜕化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所打倒。

群众参加管理是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农民最根本的权利。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根本问题，也就是要使企业管理的权力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劳动群众手里，按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维护和巩固劳动群众在企业中的主人地位。列宁深刻指出：“无论如何要打破这样一种荒谬的、怪诞的、卑鄙的、龌龊的陈腐偏见，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有组织的建设。”（《怎样组织竞赛？》。<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5页。）列宁的话是对那些只信奉资产阶级“专家”“权威”的人最有力的批判。“专家路线”是依靠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管理企业，压制工农群众，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群众参加管理，主要是指直接生产者工农群众参加管理。工农群众参加管理，就是以企业主人的态度，协助和监督各级干部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农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武器管理企业；工农群众代表直接参加企业革命委员会，既不脱产，又要工作，这都是群众参加管理的新发展。这对于促进企业领导人员坚持群众路线，密切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时刻代表群众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而发展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实行干部、工农群众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使领导和群众结合起来，使工农群众的实践经验和技术人员的理论知识结合起来，共同研究解决重大生产技术问题。这样，不但有利于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而且有利于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和工农群众知识化，有利于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本质差别，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

恩格斯早就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以后，“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2页）。列宁也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将“充分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使他们获得自由的全面发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列宁全集》第6卷，第11页）。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生产不仅将保证劳动者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而且将保证劳动者逐步摆脱几千年来旧的社会分工的束缚，全面地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为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服务。

在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转引自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的伟大号召下，从一九六八年以来，五年中已有八百多万城镇知识青年满怀革命豪情，奔向祖国的农村、边疆，到人民公社、生产建设部队和国营农场，实行与工农相结合。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股滚滚的革命洪流，猛烈地冲击了几千年来剥削阶级轻视农民、轻视劳动的旧思想和旧习惯，起了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巨大作用，密切了城乡关系，加强了工农联盟，对我国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等领域，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光辉照耀下，各地举办的五·七干校生气勃勃，越办越好。无产阶级的革命新风尚大大发扬，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都有效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

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遵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大军和它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开进学校，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开创了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工农劳动群众亲自参加领导、管理、改造学校的新局面。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间选拔大学生，学校开门办学，工农兵上讲台，也让教育战线出现了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

3、脑体从分离走向结合是历史趋势。

社会主义社会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列宁指出：“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页。）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表现在阶级关系上，必然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任务，就是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逐步地清除资本主义的因素和残余，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趋向完善，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不断得到提高，以促进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击退资产阶级的任何反抗，彻底战胜资产阶级，杜绝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最后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以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因此，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准备，共产主义社会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趋势。“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614页）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和最高理想。

共产主义社会是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具有高度劳动积极性和自觉性的社会，是具有极其丰富的社会产品的社会，是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的社会，是国家消亡了的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人类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联合起来，进行艰苦卓绝、坚韧不拔的长期的共同斗争，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全面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创造条件。

我们需要彻底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包括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对抗阶级之间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如果不彻底战胜、彻底消灭已经存在的老的资产阶级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资本主义就有复辟的危险。在这种条件下，当然谈不上转变到共产主义社会。

在社会主义社会，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法权将长期存在，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将长期存在。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必然要通过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和三大差别的途径，来反对无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在党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无产阶级必将创造条件逐步限制以至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灭三大差别，把资产阶级这个最后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彻底摧毁，实现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社会，要求“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生产者”（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5页）。什么是全面发展的生产者呢？什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生产者的道路呢？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既回答了什么是全面发展的生产者的问题，又为造就全面发展的生产者指明了一条光辉的道路。

毛主席指出：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转引自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

全面实现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使得工、农、商、学、兵每一个劳动者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做到拿起铁锤能做工，拿起锄头能种田，拿起枪杆子能打击敌人，拿起笔杆子能批判资产阶级。这样，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必然会大批大批地涌现，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法权和三大差别必然要逐步归于消亡。因此，《五·七指示》的道路，是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

共产主义时代的新人，都是在半工半读条件下培养出来的“一专多能”的人，既有高度的科学文化水平，又通晓整个生产的过程，既能从事体力劳动，也能从事脑力劳动。至于什么人去攻尖端科学，去发明创造，则是由计划机关按照各人的特长去调配的，并且被决定做这类工作的人也不是完全脱离体力劳动的。有人设想：那时各尽所能，人人都要选择脑力劳动，谁去从事体力劳动呢？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共产主义社会虽然没有国家（在资本主义的包围还存在的时候，国家的对外职能还存在），而社会的组织和计划机关的系统却是很严密的，社会全体成员的劳动力是由组织统筹分配，全面安排的。具有高度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社会成员是完全服从组织的调配的。在这种社会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是在高度的水准上结合着，那种专搞脑力劳动而不搞体力劳动的现象是不可能有的。

在共产主义时代，体力劳动还是存在的，所谓“体力劳动不存在，只有脑力劳动存在”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体力劳动是脑力劳动所以发达的基础，如果没有创造性的体力劳动，人们的体力和智力就不能和谐地发展，就不能获得关于客观世界的各种科学的知识，因而也就谈不上什么科学技术方面的发明和创造。在那个时代，体力劳动还是存在的，所不同的地方是：它已摆脱了笨重的性质，并与高度的脑力劳动结合着，恩格斯说得好，在共产主义时代，“生产劳动供给每人以全面发展并运用自己一切体力智力的可能，它不再是奴役人们的手段，而是解放人们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从一种繁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反杜林论”）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由分离而趋向结合，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