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谱、影线与神话

韦伯将“价值中立”（Value neutrality）摆上了社会研究的顶点，它是北极星。北极星引导作为研究者的学者，不至于迷失在自我观点的海雾里；而北极星又常悬于理界的高天，不可接近。

论理是，社会研究者不同于自然研究者，他们本就接受他们所在职业、文化、阶层和关系的塑造…他们必然不单纯是观鸟者，也是鸟类本身。以嘲鸫之眼去观渡鸦，即使细微，显或隐的杂质便含混其间，扰动证据，引动结论。无“非鸟之鸟”，亦无“非社会人的社会研究者”，所以价值中立必须思以自警，却也不可妄图高攀。

所以，光谱（spectrum）或其正交而致的坐标，作为一种有限经验与人类理性制成的观点，它一定也不可能是，不偏不倚的众星共者。但光谱本身又是一种声称被用来测量、定位观点的工具。这种声称往往暗示受测者，“光谱本身与被光谱定位的观点”不同，后者是纯粹立场，前者公正无立场。

但，以时下流行的Political Compass的测试而言，诸多内部的无端定性便显现出来。支持女性的堕胎权利，反对奴隶制度，反对君主制即使最为开明的君主…这些测试中“进步”的一方被设定为“左派标签”，而支持自由市场，反对最低工资标准，限制工会权益又被归为“右派标签”。但实际上，中世纪的枢机主教也会反对世俗君主，联邦党人汉密尔顿也反对奴隶制，而最低工资标准可行与否根本只是一个技术的政策问题，而非观点问题。

诡异在此，不问其原由而将结论相同者归为一类，是一种斯金纳的“行为主义”(behaviourism)，它用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检验自我定义的结果，而无视其过程。由这种思潮导致的干预政策往往无怀人道，若你要有更多左派，就夸大关于市场造成的恐惧，甚至在伦理上将企业和罪恶捆绑；若你要更多右派，用原教旨的宗教刑罚即可。但这种历史上确有的干预手段与其目的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黑洞，即是，干预不一定是通过“建立认同”影响人的行为的，可能是威胁造成恐惧、或巧言与诱骗。这甚至不是政策的伦理，遑论社会研究。

当“选择”与“造成选择原因”被区分，那这类光谱背后的影线也就遭到披露。实际上，相比于造成结果的过程，那些遭际，选择，才是更值得关注的。而最后的结果，实际上没有意义，不支持动物权利者，有没有没有可能是受到过野兽的伤害呢？被我们称为理性，也就是以因果联系去得出结论的推断，并非人类思想中唯一重要的准则。“被启示而后相信”也是。

光谱，它与被测量的观点一样，只是一种观点罢了。甚至大家会发现，许多光谱，都是那些自称“左”的人创建。但他们，在历史上并没有真正解决他们高呼的危机，而漠视了他们自己创造的危机。他们的叙事往往需要放出一种末世感，为自己激进的倡导与手段搭建舞台。

到底存不存在光谱，到底是否观点之间的权重是谁规划的？拿一位他们阵营里自己的大活动者，居依德波自己的论述而言，这不就是一种“景观社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