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聲細小的巨響

兩個月了。不談立場，僅舒鬱結。

不動聲色是我們很多人長大的標準。恭謙謹慎，溫婉克制，靜悄悄一棵樹的模樣是最好的，內在醞釀滋長的力量，外在延展包容的樹冠。來香港之前，我的土地不是沒有搖動過，但那些如同虛構般的荒謬從來只讓我愈發咬緊牙關地站立。一絲信仰，如煙雨暗千家。

直到這兩個月的香港，轟轟烈烈的憤怒，咬碎堅石，才撼動盤根。不過，在我人生中前所未有地響亮著的，並不是百萬人踏路的鏗鏘，而是一些細枝末節的聲音。

第一聲，是一個法國記者的吶喊。速龍小隊的一發子彈擦肩，讓他控制不住大聲叫喊：”Hong Kong is not China yet!” 我就在他的旁邊，那一句話讓我羞愧。其實那些醜惡與我何幹，我為什麼要為它們負上荊棘？我用一個記者的身分，為世界提供翻看歷史的機會，足以自洽。

第二聲，是同行記者對警察的質問。那晚的沙田商場流了血，一件黑衣被撕裂，一根手指斷了節。衝突結束後，我們跟著警察下樓，想要拍到他們逮捕部分示威者的畫面，一部分先行的記者下去了，我們卻被攔在手扶電梯處。我條件反射地回頭，想算了罷，上去再拍其他，然而後頭的行家們絲毫沒有要離開的意思。他們大喊：“憑什麼不讓我們進去？”“請問警察是不是要妨礙新聞自由？”“已經有其他行家在下面了，為什麼要攔著我們？”警察無可辯駁，最終放行。我一邊接著拍攝，一邊嘴唇顫抖。我開始看到，心底深處的恐懼被打了尾巴，但它依然光明正大地嘲笑我。

第三聲，是元朗事件發生後，林鄭月娥的記者會，同行們充滿火藥味的問題得到了社會大部分的認可。有研究所新聞系的同學問我，這符合新聞原則嗎？我一時語塞。其實我也是第一次置身於這環境中——即便在美國讀書實習時，我也從沒在任何一個政府機構的記者會裡，看到這些憤怒的面孔，聽到這些毫無喘息空間的厲聲詰問——當然也有可能是我當時資歷太淺。我後來認真想了想，只能回覆她說：在一個新聞高度自由的社會裡，會有完整的媒體光譜，從極左到極右，他們代表不同的群體，所以在提問過程中，理所當然地預設了他們所代表群體的立場。更廣泛的受眾在資訊的自由市場裡，選擇單方傾向或者回歸中庸。無論如何，當第四權力可以堂堂正正地被行使時，我不介意這些存在情緒的發問。況且，在面對社會存有共識去對抗的惡行時，中立或許不是一個靠得住的詞。

第四聲，是遍地開花的連儂牆。我去拍了大埔那一整條隧道，幾百米長，綿延鋪滿了小小的正方形的備忘錄紙。它當然是有聲音的，像我其中一個採訪對象說的那樣，走在其中，像是千百香港人為同行者吶喊加油。那些奮力書寫的話語，有些婉約有度，有些則是污言穢語。它們混雜在一起，像無數種原本細微的聲音層層疊加，到震耳欲聾。還有那五顏六色，這麼不規則，這麼不整齊，強硬地霸佔目之所及的世界。這就是為什麼這麼多持反對意見的人會無法容忍這些毫無殺傷力的紙條，甚至以極端暴力的行為去打擊它，去摧毀它。因為不像巨獸般的海嘯唯一預示著死亡，海平面下叫人生死兩難的鼓動才最是百爪撓心。

第五聲，是中大校長在運動發生53天後跟學生的公開會面。無非否認的是，部分激動的學生讓對話充滿對抗性，除了讓校長得到應得的羞辱之外，就只能收窄溝通的收益。我必須在進一步評論之前止步，因為我從沒有在校園裡經歷過如此被寬容甚至支持的，這種對權威的挑戰——或許一校之長甚至無法被認成權威。因為是“一家人”的討論，所以學生們對校長的責問，比起記者對政府的，更加毫無保留，甚至可以丟下碗筷，摔門而出。我本來覺得那些嘈雜實在讓我心煩氣躁，甚至不可理喻，但冷靜下來，我逐漸能理解他們的悲憤交加，因為他們面對的那個人，代表了自己多年來引以為傲的集體，他們用盡半生辛勞把自己嵌進去，再把這個集體的價值觀縫補進自己的生命中，誰知到頭來才發現，你還是你，我還是我。

當然會有很多人去責難這些學生，說他們強人所難，關閉對話。也還有更加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圈層裡的親友，在責難那些激進的示威者，說他們假民主之名暴力橫行，分裂國家之心昭然若揭。我已經無心爭論他們到底是在親手毀滅香港，還是反之，在不惜代價地拯救這個日漸無望的城市。時至今日，我從沒認為這場運動裡的每一個行為都能被合理化。暴力作為手段，確實不當。只不過，憤怒能把一個男人搗碎成無數個小男孩，更何況本來就還是少年的他們，或許有時候真的任由自己橫衝直撞了點，但暴力在這兩個月裡，從來不是毫無事端來由，也未曾是首選之舉。何況，那股初生牛犢的原始衝動，內裏包裹著無窮盡的愛。愛在上，愛有光。

有時候我會想起，我過去的27年裡，是否有過不是因為受到壓迫的採訪對象，而是真正因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而無法克制地憤怒的時刻？有，好像是10年念高三的時候。有一次，全區宣布禁止學校無節制佔用學生課餘時間補課。在書卷中透不過氣的我們高興壞了。然而，學校卻強迫我們寫《自願學習申請書》，然後讓家長簽字，變本加厲地剝奪我們的自由時間。那時我和周遭的同學真的都氣瘋了。那也是除了我們自己，無人可理解的境況啊——馬上可是要考大學的人，犧牲那點時間換來將來的幸福到底怎麼了——怎麼會有人能感受我們的感受呢？我記得同學之間想了好多好多對抗辦法，例如寫信給電視台要求曝光，組織去教育局投訴，甚至罷課。但不消一個週末，大家還是在侷促的課室裡，乖巧地寫好了每一份申請書。我們當然可以義正嚴詞譴責他人的暴力，畢竟我們從沒有真正抵抗過什麼。

這段回憶補充得實在太不恰當了，真抱歉。畢竟香港的這些年輕人，面對的可是龐然的暴力機器，爭取的可是明天，可是一座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