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那些生活中无法摆脱的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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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遍地。

时隔近两个月再次回到父母家。工作日的午后，几条马路之外传来初中熟悉的预备铃、上课铃和下课铃。我离这种因暗自喜欢而期待放课后打个照面的年纪已经过去太久，久到听见这些声音时会忍不住惦念在操场上体训的大课间。附近幼儿园的老师带孩童们来街角公园上课，外放麦克风的声音能顺着风往上飘。而天黑之后是每个社区都难逃的广场舞，跳够两个钟的阿姨们散入灯火丛里，静静等待下一晚。

在这里，垃圾车是凌晨才会出现。有很多个无法入眠的夜，在黎明之前先驶来一辆沉闷的垃圾车，吞下一天内这个街区的所有废弃物和厨余垃圾，再一言不发地离开。这一带的道路极少驶过卡车或是泥头车，因此垃圾车——在晚归的轿车碾过井盖的动静面前——显得有些笨拙。我想象着或许车上夜坐着一个受困于夜班的中年人，或许是一个为更高工资而忙累的老人。

住宅区很静，这可以算得上是“家里”独有的一份优势。虽然车已经在努力压低声响，但车轮在尽它的义务时——总会发出一些声响并为我所痛恨。无比痛恨它的准时：它告知我一些闹钟也不会提起的失败，告知我电子手表里无法显示的、时间流逝的速度，或者是暗地嘲讽无觉可睡的年轻人（也许吧）。

想起居住于此的经历时首先想起的是这些噪音，或滞于暗夜，或悬于白昼。我感觉是与世隔绝的，与一种日常熟悉的噪音相隔千里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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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年住的唐楼间距不算很近，但是早晨在厨房甚至能听到对楼母女的对话，母亲会用刻薄严厉的北方口音训斥孩子，想象一个念初中的女生，在八点前提着一书包测验纸和应付父母的疲惫去上学。如果不关铁门，每天都能听到对门邻居家母亲的怒吼。这是一个每天都会见面而无需想象的形象了，但我总是不免揣测，难道真的在一个教育体系看起来更轻松的地方上学也不会更好过吗？

房间窗户正楼下有一间车仔面，到了下午才会开门，偶尔能听到澳觅的订单提醒，一声做作又热情的猴赛雷。若是想准时入睡，则每晚都要指望一下别开门，起码不要有坐下来慢慢倾计的年轻人。到了十点之后，街对面的烧烤店便会有劳工聚着喝酒，用四川话回应同乡的工友。很吵。明明是要绕过一条巷子但是却能吵到我的窗户前。有时候半夜会下去理论，毕竟理论上噪音法说了九点之后必须安静，但听人理论不如多喝两瓶，我便忍耐或是满怀恼怒直到昏睡过去。

这是一种低矮楼房才有的具体烦恼。某种程度上我是热衷于这种有些穷酸的烟火气的，然而离开这套房子之后一点也没想回去过这种生活，实在是受够了各种无法控制的声响。噪音遍地。于是我融入这些嘈杂变成声响的一分子，在家里大声放音乐放播客在天台说话讲笑，企图消解掉身上那种与声响隔绝、礼貌无比的都市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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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月底搬家了。 搬去了有电梯，有绝妙景观的大推窗（在看到这扇窗户时甚至忍不住发出了“诚觉世间万物尽可原谅”的感叹）的高层住宅，在唐楼住三年的怨气都在这一套两居室里被安顿好了。

以为换一个居所可以享用静谧绿意（的确），可我忘了离都市生活近一点就意味着——单向道随时随地会堵车——以及因堵车而按的喇叭。这几乎成了生活中噪音的唯一来源。当然还有不知道哪扇窗户里传来的中老年K歌高光时刻，隔壁单位的空中花园在周末晚上会放出一笼小孩和尖叫。但这些都不紧要，我接受了这些杂音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再为此所困。

在离了声音的干扰之后气味重新构建了我对这个房子的印象。在客厅和浴室的位置旁边都是邻居的厨房，在短暂的水池洗刷和低声交谈之后便恢复安静了。炒菜的时间不会比煲汤更久，而煲汤也不会比中药的味道传得更远。很好。我并不讨厌中药的味道。邻居家为了通风时常会打开大门，伴随着电视里的无线台新闻和广告，隔壁客厅的二手烟可以顺着走廊来到另一扇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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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外卖的最后一晚，无咩所谓的顾客等来三分钟的黑管独奏。接到电话前一分钟还在脸书欣赏熟人的伴舞，朋友的视频里演出地点是大厦附近的巴士站，还未听到乐声和笑声先听到巴士驶过的声音。结果到我的楼下只有一个乐手和打灯的外卖员，哦，好吧，有音乐总比没有好过一点。三分钟，不像是一个正式的演出片段，更像我因为赶着上课而囫囵吞下的麦记鳕鱼堡。

想起在西湾湖排练的傍晚。听一遍又一遍的口琴，听旁边旅游塔蹦极游客的尖叫，听头顶桥上的车河滚滚。无论走到哪里，音乐多数时候只在单侧的耳机里循环，另一只耳朵留给street voice，人们说这是为了走路不要走神，否则会被车撞到。我心想，若是改装后的机车引擎还不足以吵到我的话，那被撞死也不是没有道理。

噪音愈多，便愈多理由怪罪头脑中的回声是外界的投射，而不去想到底心里装了什么了。我向来擅长找一个借口去不满，无法摆脱的声响就让它们在日常中锤击我的耳膜，以讨来一个厌烦生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