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的日军穷到什么地步？

河北作家尧山壁在其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离奇的事情：

1944年年底，5岁半的尧山壁跟村里七八个大人一起去城里卖粮食。这个尧山壁啊，是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当时还没和隆平县合并，叫尧山县）北楼乡南汪店人，他爸是八路军的一个连长，1939年尧山壁刚出生14天就在战斗中牺牲了。

一行人路过山口日军据点时，鬼子少佐领着十几个鬼子二十几个伪军把他们围住了，大家都以为鬼子要抢粮了，结果鬼子少佐说话了:我看你们卖粮食也挺不容易的，这粮食拉到山南还挺远，不如以后就卖给我们吧。我们加价两成！用现大洋和弹药换！

对你没有看错，弹药……弹药……弹药……

然后，村里的民兵年前就靠着这批山口据点给的弹药，轻轻松松地拿下了离山口不到七里地的一个有五个日军和三十多个伪军的据点。

我估计如果知道了真相，那个据点的鬼子和伪军们非得死不瞑目……

这类事情，其实在1944-1945年的敌后战场并不少见。

44年底，豫北，鬼子凑钱买面买肉置办年货，中队长亲自带人给之前死难的八路家属送上门……

那个中队长和当地八路头头面谈的时候，还不无感慨的说：幸亏前任和八路处得不错，没发生太多摩擦事件，不然真是坑死爹了。（PS：他前任最大的手笔是一次性卖掉四挺鸡脖子。）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写报告全中队上下全须全尾就是机枪全丢了……

哦不对，该部整个44年死亡三人，俩游泳淹死的，一个病死的。

45年的时候为了和北平鬼子粮食换武器方便，当地县委在清华园附近支了个早点摊……

双方约好的，多少条步枪和子弹换多少斤白面，多少挺轻重机枪和掷弹筒换多少斤猪肉。

大炮不能换！

皇军保证拿来换的武器是真金白银，八路保证拿来换的粮食不短斤缺两。

42年间建立在根据地内部的鬼子据点，到44年以后每次向上级领了给养都发愁怎么运回去。最后发展到每次发给养会例行先给八爷一份武器弹药当买路钱……

这些据点要撤回去也很难办。比如沁源县最后俩据点，缩在城西俩碉堡和一排窑洞（县城都是八路的）里当了一年多的家里蹲，天天啃土豆当饭，小队长以上才有小米粥喝。1945年3月间，鬼子被打急了几次突围想跑，每次都给民兵打回去。最后鬼子实在没办法，从全山西挤了一千机动部队出来，费了老鼻子力气才把这最后几个鬼子接应跑路了。

沁源县城尚且如此，中小据点更是呆也呆不住，撤也撤不走。有些地方的鬼子心思活络一点的又打起了武器弹药的主意。先提前打好招呼（找人打招呼倒容易，随便哪个维持会长都是双面间谍，反正鬼子又不敢抓），小队级鬼子要撤，留下一半的武器弹药，中队一级一般留下一两挺轻机枪几百发子弹跑路的干活。

1944年秋冬，河北省广宗县件只、核桃园据点，南宫县高家寨、南便村、苏村等据点的日伪军为了筹集过冬的柴火和粮食，就已经被迫拿出部分枪械弹药来和当地自卫团、青抗先甚至区委做交易。到1945年春，核桃园据点一个小队的鬼子想跑，为了保平安，竟然把当地民愤最大的伪军头头和一个日本军曹灌醉了捆吧捆吧送给八爷当买路钱……

最狠的是新四军。在芜湖附近，新四军竟然把抗日捐收到了路过芜湖水面的上海日本洋行头上。日本洋行告到芜湖当地日军，结果一众日军高层嗯嗯唧唧打完了官腔把洋行人给踢出去了。后来有眼尖的洋行职员发现新四军拦截洋行船只收抗日捐用的竟然是钢制汽艇，那汽艇上不显眼的地方还有没抹去的假名……

没错，那些汽艇，全是驻芜湖的鬼子后勤部队偷偷卖给四爷的。于是整个抗战期间，日本洋行老老实实向新四军交“抗日捐”，成为当地奇景。

当然不止汽艇，驻芜湖的鬼子从43年开始，从药品到武器弹药机械设备，没样不卖，光是给新四军造迫击炮用的无缝钢管都卖了好几百根（小老板搞无缝钢管故事的原型之一）。芜湖老字号药店张恒春，就是鬼子和新四军走私卖药的地头，总账房就是新四军的大走私贩子，额不对，大特务头子，额不对，地下党领导人。各种军需药物通过这里转运到另一个地下党杨太炎开的“运通运输行”，再运到新四军根据地近旁的无为县汤沟镇，然后再从汤沟镇装上新四军的粮食药材等货物——哦对了，还有四爷特产飞马牌香烟——返回芜湖。贸易之繁盛竟然让小小的汤沟一时繁华无两，号称“小上海”。

原因？根据新四军七师供给部部长叶进明和敌工部部长段洛夫的回忆，芜湖鬼子后勤部队（总部在上海，主管征粮工作）的最高长官楠木椿，是货真价实的非国民，公开说“中国人民是正义的。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有次新四军贸易总局的干部王渔、朱革等五人在安庆不幸被捕，楠木椿亲自赶到安庆，一口咬定这五个人是他部队的雇员，硬是把这五个人捞走了。

楠木椿一个“非国民”就能造成这么大影响吗？当然不是。根本原因是，驻芜湖的整个日军高层都对楠木椿的“非国民”行为默许甚至是纵容。到45年，甚至连驻芜湖的鬼子最高军事长官吉村都被拉下了水，把大批日军武器弹药运送给新四军，仅轻机枪就有40挺，子弹数十万发，武装舰艇两艘。815后，楠木椿带着五名日本军医高高兴兴地投奔新四军，后来安然回到日本。

为啥大家印象中凶神恶煞死硬到底的鬼子，突然就变成“非国民”了呢？一个字：饿。

1944-1945年敌后战场上鬼子们的日子那是一天不如一天。

根据日军战史资料及幸存士兵战后回忆，侵华战争初期，日军官兵的主食中大米占70%，后来递减为50%，主食中掺杂了大豆、小米与杂粮。供应量也由原来的每天6合减为5合（约700克）。每餐仅一小碗。到后来很多日军干脆连一粒大米都吃不起，只能以小米，土豆之类充饥，美其名曰“代用食”。在副食品的供应上，刚开始为猪、牛肉及鸡、蛋等，后来逐步为生鱼、腌鱼、海带等代替。至1943年后又被代之以酱菜、南瓜、萝卜等。

这本来就不太够吃的饭， 军官还经常克扣，借口说：打仗时吃不饱肚子怎么办？为了做到在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也能打仗，平常就应该经常多练习练习饿肚。于是为了练习饿肚子，日军军官便下命令把该发的粮食减去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这就叫做实行‘减食’训练。其实日军军官把粮食私自卖掉分钱。可日军士兵们就更遭殃了。一般老兵还能想点办法但新兵们却饿得够呛，只能捡拾老兵们的残羹剩饭。特别是晚上站岗时，肚子饿得只能一个人站岗，一个人到外面街上去找东西吃。

日本和平学研会曾采访过的200多个侵华日军老兵，他们回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部队伙食就已经很糟糕了。为增加份量，吃抢来的麦子时经常不去麸壳，下地挖野菜，捉蛇捕蛙、上树掏鸟窝的事屡见不见。青黄不接时，甚至连地里的青苗也不放过。抗战末期，山西清徐居然诞生了一条新的歇后语：日本人吃茭子——没办法了！所谓茭子就是高粱。当地日军孤立的据点由于补给不畅，只能吃到高粱米，加上不会做面食，结果小鬼子吃得面黄肌瘦，没几天就投降了。这一景象就成为了一条新的歇后语，用于形容穷途末路。

面对这样的窘迫的境地，44年以前，鬼子主要是通过抢劫老百姓来缓解军粮问题，但是到44年以后，随着敌后抗日武装力量越发壮大，敌后鬼子们越来越发现，抢不动了……

一方面，经过多年消耗，鬼子的战斗力下降得越来越厉害。1944年补充新兵的平均体重竟然已经下降到100斤以下，兵力又越摊越薄，处处处于抗日军民的包围之下。驻山东的日军甚至发现，他们如果要组织一次机动作战，就得先把机动兵力从一个个被包围的县城和据点当中解救出来。而另一方面，通过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八路军已经从1942年大旱和敌伪顽夹击的打击当中恢复过来，战斗力迅速增强。此消彼长之下，日军相比八路军已经只剩下武器弹药的优势了。

1944年的时候，驻苏南地区的日军每月只要发了肥皂牙粉，就拿到点心铺交换吃的。还有的日军拿军大衣去换地瓜吃。山东诸城的日军吃野菜团子的照片，登上了日伪的报纸。北平郊区有日军向农民讨要蔬菜果腹，状如乞丐。战争末期，侵华日军里还多了不少上了年纪的手艺人。这些人为解决吃饭问题，开小店，做买卖，修农具，出租军马……

河南商丘有一个日本鬼子成为了当地地主的上门女婿，并且还派了几个手下到家里做长工，而地主家吃饭管饱，这竟然让当时很多日本鬼子都非常羡慕。

最丢人的，1945年正月，河北冀县的鬼子实在饿得受不了了，集中了两个小队外带一挺重机枪去吃当地维持会长的大户，然后因为饿的体力不支被维持会长手下在大院里用棍子一顿胖揍，最后装备留下，人管了顿羊肉饺子扔了出去。

当然也有混得还凑合的。河北省南宫县，鬼子在这里有一个修械所。随着南宫县的抗日力量越发强大，乡野据点十不存一，南宫县城的鬼子也当了家里蹲。最后大家一合计，干脆把修械所改成了农机站，拆吧拆吧替老百姓造农机，还出租军马当大牲口，生意一时做得风生水起。据说他们做的农机质量还不错，有的深耕机竟然保存到21世纪，也不知道是不是拿炮钢做的……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本文里这些萌萌哒的鬼子绝不是因为他们本性纯良，而是抗日军民以巨大的牺牲，坚持抗战，一点一点磨掉了这些军国主义野兽的嚣张气焰。

以本文开头尧山壁先生的故乡隆尧县（由隆平尧山合并而成）为例，八年抗战，两县殉难7500多人，伤残5000多人，700多人被抓为劳工，14000多栋房屋被毁。两县县委都曾被鬼子破坏，书记牺牲，县大队也都曾被打散。但两县党员、群众无一日停止抵抗。党员干部牺牲了，后来者接过他的枪继续战斗。队伍被打散了，重新组织起来接着抗日。惨绝人寰的北阎庄大屠杀吓不倒隆尧人民的勇气，31座炮楼、碉堡也困不住抗日战士的决心。战斗，只有不屈不挠的战斗，一点一点逆转了战局。到1944年底，隆平尧山合计31个据点已经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处还在苟延残喘。这才有幼年尧山壁经历过的鬼子卖枪换粮的窘迫。

这才有抗日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