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评论】《卡斯帕尔·豪泽尔之谜》：人的反社会化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在其著作《政治学》中提到：“从本质上讲，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那些生来离群索居的个体，要么不值得我们关注，要么不是人类。社会从本质上看是先于个体而存在的。那些不能过公共生活，或者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过公共生活，因而不参与社会的，要么是兽类，要么是上帝。”

1975年，著名的西德导演赫尔佐格在《卡斯帕尔·豪泽尔之谜》中塑造的主人公卡斯帕尔，正是一位自幼年时期便被囚禁于四面围墙的地下室里，直到成年之后，才第一次接触人类社会。当卡斯帕尔还未学会直立行走和习得语言时，其实与兽类无异，但性情比猛兽更温顺。当他掌握了语言来表达内心的愿望和书写个人的传记时，他才真正获得了理解人类社会的能力，但并不意味着他便成为了符合主流社会所认同的人类。他的奇特之处在于他缺乏被社会中既存的宗教、民俗、文化和思想所规训的历史经验，时常从嘴边蹦出一些对人类社会的质询，导致社会中博览群书的文明人哑口无言。

导演赫尔佐格塑造这样一位奇观式的人物角色，实际上潜藏在叙事策略的核心诉求背后，是导演本人对社会中既存的各种文明领域的解构式质询，以此展现他对客观世界的独特认知视角。除了对社会文明规范的大胆挑战，导演还伴以人性关怀的目光体察着社会边缘群体和底层农民的生活，以此讥讽着贵族社会中普遍蔓延的歧视心理、虚伪姿态和认知短浅。

在笔者看来，卡斯帕尔·豪泽尔短暂地降临人类社会，其实是一场被导演精心策划的反社会化的过程，接下来本文将详细地梳理和展示这个过程中启人思考的地方。

直立行走是成为人类的标志之一

起初，卡斯帕尔被囚禁在地下室时，背部被一根锁链牵连着，身体被人为地束缚在地面上。由于双脚从未被使用来支撑他的身体，因而四肢的肌肉羸弱，无法独立地站立甚至坐直。为了能够融入人类社会，第一件事便是成为一个能够独立地直立行走的个体。其次，便是穿戴着一套符合自身阶层地位的服饰和鞋子，接受他人的打量和审视。

语言是表达还是限制心灵的工具？

卡斯帕尔第一次接触文字时，是在父亲的教授下书写自己的姓名。其中值得令人反思的是教育过程中涉及的惩戒和规训。当卡斯帕尔分心于木马玩具时，父亲举了一根棍棒重重地打在他羸弱白皙的手臂上，留下的疤痕便成为了身体被规训的迹象。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规训是近代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卡斯帕尔自小便被笼罩在父亲的权力支配下，失去了个体最基本的人身自由的权利。当父亲决定让他进入人类社会中时，依靠强制性的命令和蛮力来敦促他习得人类社会规范化的语言和行动。

卡斯帕尔真正开始掌握用嘴巴说出的语言能力是在一个农夫的家中，由单个的词语到童谣中的诗歌，逐步地理解日常长句的意思。

语言作为人类表达自我的工具之一，传递着心灵的愿望和情感。当卡斯帕尔主动地逃脱于马戏团的囚笼，不仅象征着他拥有向往自由的个人意志，以及拒绝被奴役的决心，还在峰屋内首次地抒发着内心强烈的愿望：“我想像骑手一样飞翔，在战争中浴血拼杀。”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语言也是一种规范化的表达方式，基于沟通的目的，人类只能选择固定的词汇和句式来传递他的情感和思想，然而人类亦仍然未能完全了解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存在大量未知的事物等待被定义和阐释，那么语言和人类思想之间是否也存在着错位和局限呢？正如卡斯帕尔在书写传记时遭遇的表达阻碍，或许是词汇量的匮乏导致他难以细致地挖掘自我，又或许是思想与语言之间产生着既存的隔阂。

趋于平等的世界观

由于卡斯帕尔的性情温顺、本质善良，同时缺乏对人类世界既定样貌的历史经验，因此在他的视野中，客观事物拥有自我意志，动物被拟人化，男人与女人应当平等，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应当摒除歧视。

比如影片中卡斯帕尔曾将猫咪的双手提起来帮助它直立行走，将误闯他花园的丹顶鹤称呼成“有人闯了进来”；以及卡斯帕尔和两名科学研究者争论苹果停在哪个位置是否是由人类决定的。

而卡斯帕尔关于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的提问更具有现实意义。影片中的故事背景位于19世纪初期的西德国家，同时自由主义思潮开始盛行于西欧各个国家。对于个体来说，个体的自由和自治是生命观的核心，国家和社会应当以之为建设目标。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思想流派便是基于自由主义而诞生出来的，主张家庭妇女摆脱家庭事务的束缚，追求与男性获得平等的工作机会和社会地位。帕斯卡尔虽然没有经历与女性相似的个体经验，但他发现家庭妇女的活动范围几乎局限在家庭附近，她们的劳动亦几乎围绕着家务活展开，在帕斯卡尔看来，重复单调的日常事务对家庭妇女的束缚不亚于他曾经被囚禁的痛苦经历。

卡斯帕尔的身世之谜吸引了英国的一位贵族，被邀请至贵族阶层的盛大宴会里。在宴会上，卡斯帕尔显得局促和紧张，人群里一位看热闹的小姐的一句话暴露着整个贵族社会对文明的亵渎和对底层的歧视：“他就像一位穿着光鲜的野蛮人。”再庄严华丽的服装和高雅的文化品位，皆无法掩藏他们刻薄和丑陋的人性。

欧洲的文明与野蛮向来是同时出现的，一方面是最具革命性的科学技术、文学音乐、艺术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伴随着贫富悬殊、阶级歧视、战争灾难而摧残着无数无辜的人类生命。如今，真正的野蛮人或许并非是远古丛林法则中未开化的人，而是企图以文明作为丑陋人性的遮羞布的所谓文明人。

科学的局限性

自从卡斯帕尔进入人类社会之后，始终有一位研究者时刻记录着卡斯帕尔异于常人的行为特征和思想模式。直到卡斯帕尔去世之后，他在人体解剖室里将卡斯帕尔的大脑取出来后，用生物学的方法证明卡斯帕尔的大脑是畸形的，由此得出他所谓科学的结论。

导演赫尔佐格将这个部分作为影片的结尾，讽刺了依靠精密仪器和规范的学科体系，又或者直指生物学在认知人类的方法和思维上的局限性。

人类文明中出现了许多种认识人类自身和世界的宗教思想和理论体系，对真理的追求始终是激发着人类探索奥秘的无限动力。然而，我们看到的是出现了以某个权威作为认知客观对象的唯一方法，权威的出现使思想被规训，同样会导向人类的傲慢、歧视和偏见心理。

导演赫尔佐格在结尾以诗意化和开放性的寓意作为他的世界观的回应。

在这幅构图中，卡斯帕尔躺在床上作为视觉的中心，周围的人都在注视着他，唯独钢琴架旁的盲人面向了窗外。随后，卡斯帕尔也讲述了一个盲人带领一队探险者成功穿越了沙漠险境。

或许唯有人类不再为思想树立权威，允许对待客观事物有多种看法的时候，人类才能像那唯一一位望向窗外的盲人一样，看见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