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冈部直三郎日记》中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2)
6.4.善后处理与教训总结
11月10 日。此日,被派往涞源视察并指挥战斗的冈部参谋返回张家口,向冈部司令官报告了如下战况:
绿川部队〈独混第二旅团〉前面之敌昨日已向南方及东南方退避。部队正在整顿中。关于黄土岭附近战斗,实际正面战场并没有出现激战。7日旅团司令部遭到敌炮火不意袭击,旅团长战死,部下也出现部分伤亡。但从总体看,〈黄土岭战斗〉仅战死兵20,负伤59名。由于司令部被摧毁,一时出现指挥系统的混乱。悲观中电报员肆意发出求援信号。因预感危机过早烧毁了密码表,所以只能使用明码发报。
以上是视察前线的冈部参谋报告。除了旅团本部受到炮火袭击,旅团长战死之危机外,各战场并没有出现“激战”。全体损失合计也“仅为战死20,负伤59名”。报告主旨在订正误传的“黄土岭前线危机”的旧情报。此前由于从紧急明码呼救电文中得悉旅团长战死,驻蒙军司令部一直以为前线全体出现了重大危机。9日的调查汇报,终于使阿部直三郎按下心来。报告中的损失数字,应是9日战斗结束后,涞源前线指挥所初步掌握的数据。之后也没有太大变化。18日驻蒙军对陆军省的报告数字“我战死约百名,负伤约百十名”,是雁宿崖,黄土岭两次战斗的综合统计。
约百名战死者中,可得知雁宿崖战斗占80名,其余为黄土岭,战死约20余名。按笔者《官报》调查的最终实名统计,雁宿崖,黄土岭两战,阿部旅团共战死105名(包括战伤死),其中雁宿崖战死79名,黄土岭战死26名(见卷末名单)。可见结果和当时驻蒙军司令部掌握的初期损失情报并无大差。
此日,冈部直三郎通过参谋报告,在日记中初步分析总结了雁宿崖失败的教训:
雁宿崖附近战斗,如同事先军司令部所推测的一样,由于上了敌军引诱作战之当,才蒙受巨大损失。即在两侧为断崖的隘路中与敌遭遇后,尖兵队立即展开攻击,本队也随即被投入。而正面之敌为装备不良的土民兵,仅以步枪,手榴弹抵挡。我军经约20回突击后敌开始退却,但立即遭到后方督战队的阻拦射击,不得已掉头再战。〈此举使我军疲于应战,疏忽了警惕〉,致使〈陷入敌诱因圈套〉突然于隘路遭到来自两侧高地及侧背之敌夹击,山炮小队全灭,火炮被敌缴获,出现战死90,负伤60名的巨大损失。给予敌方损害称兵员不下五百(以上为将校报告内容)。清扫战场至本日,敌遗弃尸体已被整理,但还未得出最终统计结果。我方的机枪等武器,也多数被敌缴获,具体数量还未查明。从以上判断,敌并不是被全面击退,只是一时性的撤退,至少撤退前还有亲手打扫战场的余裕。总之,不管怎样说,此战斗都是一次大败。应记住此教训以借鉴于将来。
以上是冈部司令官本人对雁宿崖之战败因的分析判断。指出了失败原因是上了敌当,被引诱到地形不利的峡谷中正面作战,致使四面被高所之敌围攻,蒙受巨大损失。“给予敌的损害为兵员不下五百”,应是辻村大队长的口头报告内容,从括号内特注“以上为将校报告内容”看,冈部并没有相信这个数字是事实。并通过武器的大量损失等,看穿了辻村报告中“最终结果将敌全面击退”内容不实。指出有余裕亲自打扫战场之敌,绝不会是被“全面击退”,而只是“一时性的主动退避”。从此精辟的分析,洞察力和严谨的战果,战损数字掌握方法中,可看出冈部直三郎是一位有分析能力的,卓越的指挥官。
黄土岭战斗结束后的此日,绿川支队(独混第二旅团)各作战部队已整顿完毕。从涞源南方完县来援的第百十师团(约两个大队)接近雁宿崖。石黑大佐指挥的驻蒙军主力第二十六师团四个中队,也在雁宿崖集结完毕。各部队做好了次期“对银坊,走马驿实行扫荡的作战准备”。驻蒙军之所以集结多数兵力的理由,是事先入手的“黄土岭危机”的错误情报。
由于判明了黄土岭危机只是是一场虚惊,所以冈部司令取消了立即进行大规模扫荡的当初设想。仅命绿川支队(独混第二旅团),继续完成当初计划(扫荡银坊,走马驿之敌)后收兵。冈部早已预测到,此类报复性的扫荡,实际上不会取得任何战果。
“…彻底的大扫荡,由于目下准备不周,不宜立即进行。以上局部行动完结之后即可收兵。现在不见方面军有部署大扫荡之意图,也不同意将百十师团投入涞源南战斗”( 251页)。
11月11日
此日,阿部规秀旅团长的遗骸被飞机运到张家口。冈部日记记载:
阿部中将遗骸,今日乘机到达。17时到官舍吊唁。由于有老交情,所以倍感沉痛。遗骸置于担架上,还未入殓。石川参谋同机到达。两官同被迫击炮弹致伤,阿部中将腹部中弹,终于殒命。石川大佐大腿负伤,幸亏未骨折。
这里提到的“老交情”,指的是两人约一年间(1938年)在第一师团(黑龙江孙吴县)时代的上下级关系。11日,上级北支那方面军决定发动“ラ号作战”,冈部日记中也有对此大型报复作战部署的具体记载(内容略) ,虽心里反对,但也必须服从命令。
11月12日
日记中记载了阿部旅团长的后任,“人见(与一)少将任命书下达”之件。人见少将到任时间为10日后11月22日。赴任后23日到达前线,与绿川大佐交替指挥,亲自指导了 “ラ号作战”中独混第二旅团的行动。
11月13日
雁宿崖和黄土岭的战斗结束后,驻蒙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面临的新问题,是如何处理,报告阿部规秀中将的死亡,和雁宿崖战斗的惨败。冈部的努力之一,是借用媒体之力宣传在山地与共产军作战的艰难。 “ラ号作战”开始后11月13日,冈部吩咐:
此回讨伐作战中,让从军记者也随部队行动。此措施可以让世人了解到作战地区地形复杂,和共产军民众工作彻底的现状(258页)。
11月17日
在驻蒙军司令部做成的阿部规秀死亡报告资料(『陸軍中将阿部規秀戦死ニ関スル報告』)上呈之前,为补充材料内容,冈部直三郎前往张家口陆军病院,看望了与阿部一起负伤的旅团高级参谋石川大佐,亲自问询了阿部规秀中将战死的细节。下面是日记中记载的石川大佐供述内容:
7日敌我间发生激战,各高地被反复争夺,时而出现白刃格斗场面。黄昏时分旅团长为整理战线,将各部队传令召集到后方凹地村落中。正准备向传令人员部署战斗任务时,飞来一颗迫击炮弹在院内炸裂,旅团长当场倒地,大佐(石川)被爆风掀起甩到屋内。不久发现出血,才知道自己负伤,立即做了紧急止血处置。此时月冈副官将旅团长搬入屋内。(石川)参谋立刻察觉到混乱中的危险,来到屋外严斥狼狈中的士兵,使其进入守备态势。之后没有下达任何命令(此时已无下达命令的余地),司令部在森严警备中彻夜。为防止万一,又将旅团长转移到高地。石川参谋还称:此前并不知道敌拥有迫击炮,此为敌迫击炮初射。当时处在混战中,旅团司令部周围聚集了如征用苦力,非战斗员,各队传令官等多数人员,成为敌攻击的绝好目标,伸展的无线电台天线,也引起了敌炮兵的注意,结果遭到了敌近距离的准确射击。院内为砖瓦舖地,更增大了炮弹的杀伤力。仅一弹即使旅团长,参谋等多数死伤(256页)。
后一部分应是石川大佐自己的事后分析,想象,内容并不正确。笔者调查结果,昼间战斗中,下级部队战斗记录(辻村战斗详报)中已出现过八路军方面有迫击炮存在,并不是首次射击。按报告,敌方迫击炮两处(昼间)都在两公里远之外。杨成武战斗详报,也记载昼间战斗时,迫击炮连在战场东方的寨坨附近(离上庄子2.6公里)。此外,按日历,11月7日上庄子(河北省涞源)的日落时间为17时16分,天候亦是阴天(冈部日记),天黑时间更早。阿部中弹的18时30分(公式记录)天已经接近漆黑。按天文学术语,日落后24分内称“民用薄明”(可朦胧分辨人物),之后的48分钟间称“航海薄明”,“物体已不再能被辨识,航海时仅可辨识出地平线”。之后称“天文薄明”(天色完全黑暗,肉眼仅可可辨识出6等星)。阿部旅团长负伤时间的1830-1850间,日落后已74-94分,完全已进入“天文薄明”阶段,对肉眼辨识来说已是名副其实的暗夜。
四周已漆黑一团,当然不可能目视,或目测迫击炮最短射程中(150-200米以远)任何目标。辻村大队战斗详报也记录,派传令将校赴指挥所受领命令时间为“1800稍过”(578页),击各队命令受领者到达后,才发生炮击事件。旅团正式记录也记载阿部规秀的负伤时间,在确认死亡(2150)的三小时前,所以炮击时间为18时30分以后不会有错。在此条件下敌迫击炮绝不可能“瞄准射击”。且从火炮性能看,既使白昼,迫击炮也不可能一炮击中目标,需要反复修正弹道。黑暗中当然不可能。所以若是被一弹击中,只能认为是一个“偶然”现象。
笔者考虑,司令部的位置地点,白日已被八路军方面察觉,如同石川大佐供述的一样(有人员走动,天线显露)等。此时发现目标的八路军方面(陈正湘部队)的炮兵观测手已掌握了方位,距离等射击数据。只是迫击炮还未上山(在两公里西方寨坨)。晚间到达后才得以按已掌握的观测数据射击。属于定点盲射,当然自己不会知道结果。为何杨成武,贺龙等将领在日军公表阿部规秀战死详报前,对其死讯,死因及时间,地点没有任何自觉?其理由就应在此。
《陈正湘将军阵中日记》中描写了这段炮击:
杨九坪迫击炮连在803 阵地,我令该连四门炮第一次是打教场的独立家屋以南中间小山头。我发现敌几个挎战刀的军官用望远镜向我们观察,午后四五点钟又打了几炮, 8 日15 时许,为支援三连攻占孤石山支撑点,又令四发齐射,…这两天炮打的百发百中,可惜炮弹太少,不然可大大杀伤敌人[1]。
称是白昼间的观察和射击。文件是否是“日记”,首先就令人怀疑。日记为何出现两天内容?称发现几个挎战刀的军官用望远镜向我们观察时命令炮击的时间,是7日白昼,射击的最后一次(又打了几炮)的时间为“午后四五点钟”。若在午后4-5时,是有可见度时分,但该日记并没有记录炮击结果。8日15时的炮击记录更离奇,此时包围圈已被日军突破,阿部规秀也已于前日晚死亡。
笔者认为,此文是陈正湘早期的备忘录手记,作成于得知阿部规秀中将死亡消息之后不久。记录的目的,是婉转主张阿部规秀很有可能在自己指挥的几回炮击下被击毙。没有敢直接主张和请功的理由,是证据不足。因为,此时阿部死因不明,八路军内存在着杨成武部(独立师)与友军贺龙师(120D)主张的枪击说的争执。所以此处申述的仅是一种可能性。
之后八路军总部按日军提供的材料,裁决了阿部规秀为炮弹击毙后,陈正湘才有机会将此《阵中日记》内容再次发挥,将之前的可能性主张改写为事实证据。之后的回忆录中,内容被重新发挥如下:
我发现中间那个山包上有几个挎战刀的敌军官…在教场小河沟南面距南山小山头100 米左右的独立小院内,有腰挎战刀的敌军出出进进。我们判断,独立小院是敌人的指挥所,南面小山包则是敌人的观察所。我当即令通讯主任邱荣辉跑步下山 ,向炮连杨九坪连长传达命令:迫击炮迅速上山,在团指挥所左侧立即展开,隐蔽地构筑发射阵地。炮兵连进入阵地后,令杨连长和各炮手到团指挥所受领任务。下午3 时多, 当杨连长和各炮射手到达指挥所后,找指给他们两个目标,…四发炮弹呼啸着飞向高空,瞬间,在目标点爆炸。…从望远镜里观察,看到小山包的敌入拖着死尸和伤员滚下山去,独立小院之敌跑进跑出,异常慌乱。…阿部规秀,日寇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官兼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此次战斗最高指得官,…终于葬身在黄土岭山谷[2]。
新回忆录中,前述《阵中日记》的7日,8日的两天炮击内容被拼凑到一起,击毙阿部规秀时间也被定为 “下午3 时多”(日记中8日的内容)。发射方法为白昼数炮齐射。此拼凑的午后3时射击的新内容,被堂堂地导入横店剧本《太行山上》镜头中。——日人演员工藤俊作,白昼下随着炮火齐射的硝烟,拄着被杨成武自称缴获的军刀,倒在黄土岭战场。之后银幕中又映出了醒人入目的,假作《朝日新闻》《名将之花凋落太行》的镜头。
1940年1月21日,调查无方的八路军总部,经两个月内部争执后,最终情不自愿按日军提供的情报拍板定论,称阿部规秀“1939年11月7日下午六时在上庄子附近被我迫击炮击中要害”身亡。此时被表彰的功臣部队仅仅是“第一军分区炮兵连”(杨成武独立师属)。
诸如今日众所周知的,陈正湘用望远镜发现敌司令部,调李二喜炮组上山瞄准射击,避开东侧房内革命群众,一弹击毙敌酋阿部规秀之说[3],不仅情节虚构不实,其来源也不是当时,都是产生于战后1990年代的八卦。李二喜为何人?包括聂荣臻,杨成武留下的各种记录中,谁也没提到过此人。历史记录,档案中也从未曾出现过有关此人的信息。
按示意图082的实地测量,从塞坨附近阵地,向上庄子敌旅团司令部射击距离为3公里,标高亦低于教场百余米,且不提射程局限障碍(此时国军装备的82式迫击炮最大射程仅2850M),已接近全黑的晚18时30分的“天文薄暮”状态下,如何从低处对三公里外的敌目标瞄准射击?
6.5.辻村大佐的责任追究
11月21 日
正午,日本国内陆军省通过电台广播公布了阿部规秀死讯。冈部日记记载,发表日期是由驻蒙军“与中央协定”的结果。之前未及时发表的理由是“为防止人心动摇和鼓舞敌方士气”。而发表的契机则是后任旅团长人见与一少将的上任(22日)。有必要在官报公布人事调动前处理完此事。
是日,雁宿崖,黄土岭两战斗中的注目人物辻村大佐,也从涞源前线返回,到张家口驻蒙军司令部汇报了战况。询问结果,冈部再次判定有关雁宿崖附近战斗的事实如下:
1. 部队虽蒙受巨大损失,丧失了兵器,粮秣,被服等形如溃败,但大体上可以认为将兵一同勇敢奋战,并未使部队名誉受辱。战斗中,部队在广阔地域中分散为分队,小队,在相互失去联系的状况下与十倍于我之敌奋战,其结果导致了被分割歼灭的悲剧。或者与阵地全灭,或者奉命后退。除大队本部的主阵地外,皆陷落于敌手。此间,行李四散,战死伤者的武器也被敌缴获。眼看敌在我面前屠杀我伤兵,略夺我服装,我部队却失去对此敌的攻击能力。此敌…之后更逼近我主力阵地,傍晚由于弹药消耗殆尽,眼看我炮小队全部被敌围歼也无能为力。
2. 敌在3日夜间,将虏获的所有兵器弹药收集完毕,并处理好自己的死伤者后扬长而去。此时将我方数名负伤者也强行带走。
3. 大队本部阵地集结了约两小队兵力,此部分从3日晨至4日,…始终坚守阵地并未退却一步。总而言之,可以称辻村大队以寡兵对战10余倍强敌,始终未放弃攻击精神。除午后接受大队长命令后退的最前线中队外,并没有人畏缩,全体决死奋斗到最后一刻。
冈部的总结确认了雁宿崖战斗出现了俘虏,兵器损失(被缴获),炮小队全灭,敌手八路军打扫战场的事实。也可以佐证辻村大队本部阵地并没有被敌攻陷的事实。还可看到冈部司令最关心的问题是作战部队中是否出现过萎缩不前,主动降服,见死不救等畏敌,溃败现象。从损失程度,内容面看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此点。但调查结果,冈部对此加以否定。肯定了以辻村为首将兵一同的敢斗精神。对作战失利原因的分析结果,冈部认为是过度分散兵力,以致被强敌各个击破。
冈部还进一步分析了辻村大队长作战指挥中的过失:
1. 战斗开始时,尖兵小队未能领会大队长作战意图。不仅自己突出陷入孤立,亦不能阻止尖兵所属中队的再次孤立…。 2. 由于掌握不住地形特征,守兵过度分散,使寡兵部队更寡一筹。3. 眼见敌逐渐形成包围,也未能下令适时整理作战布局。总之,部队的指挥系统未能切实生效,有见机行事之嫌。 4. 由于各下士官兵多处于溃乱状态,放弃,忽视了对兵器的保管处理。此点命大队长再作详细调查。
第4四点的“武器遗失”,其实也是和前述“畏敌表现”,后述“出现俘虏”一样,对精神中心主义的日军全体来说属于有关“皇军的名誉”的大问题,比战术上的缺点,作战过失责任要更加重大。为了军全体的名誉,日军中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即是直接责任者的引咎自决。冈部司令官似乎也在暗地期待辻村大佐能有此选择,好为独混第二旅团,驻蒙军挽回一些面子。可是辻村并没有这样做。冈部日记记载:
大队长自身满足于部下的舍命奋战,对自己的行为,思想精神面都称“内心无愧”。并下决心迅速恢复部下团结,实施教育训练,以期将来挽回部队名誉。不见其有自决之意。
辻村之所以拒绝自决,应是雁宿崖失败后,受到了阿部规秀旅团长在战场上的诚心激励(4日)结果,和自负于在黄土岭战斗中带领第一大队最先突破敌包围圈,为旅团全面反击开拓了道路之战功(8日)。即已立功赎罪,挽回了部队名誉。当然,若辻村本人无心寻死,上级的冈部司令官也不能强要。唯一的处置法就是使这位不名誉的败将早日退役。4个月后,辻村被调到国内第二线(北海道大学勤务),转年52岁被编入预备役。此结果应反映了冈部司令官的处理意见。
6.6.有关俘虏的考证
最后还有一个未解明的重要事项,是雁宿崖战斗中的日军俘虏。出现日军俘虏是作战双方都公认的事实。但八路军到底俘虏了几名日军,又如何进行了处置?至今并不明确。杨成武回忆中称“六百多日军除被我们生俘十三名外,其余几乎全成了死尸” [4] 。可是同为一人,在史料价值更高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中又称俘虏为“日军士兵9名,伪军4名”[5]。当然,从资料性质判断,后者比前者准确。还有一个数据来自于《聂荣臻传》中引用的“军区司令部《阵中日记》,称雁宿崖战斗“将敌全部歼灭并毙敌炮兵大佐1名、步兵大队长辻村大佐1名,俘日军6名”[6]。9名和6名,到底哪一个正确?下面看一下冈部日记中对俘虏的记述。出现在1940年1月6日条,全文如下:
ラ号作战期间行踪不明者的9名士兵中有4名归队。都是负伤兵,一名因骨折被送往北京病院。3名被收容于涞源宪兵队。几位被共产军俘虏后受到相当的优遇,被实施常套的宣传教育后,发放路费遣还归队。按其口供,还有一名在收容期间,被我方飞机轰炸致死。
在此“ラ号作战期间”肯定是冈部的笔误。如后述,ラ号作战中,人见部队(独混第二旅团)几乎没有与八路军正面接触,也没有出现一名战死者。所以绝不会有9名士兵失踪。此处的9名失踪者应出于雁宿崖战斗。但是否全部成为八路军的俘虏?笔者认为可能性也不大。上述冈部日记中仅可确定5名俘虏的存在,其中有4名被释放回涞源,一名被友军飞机轰炸致死。对比下,可见此5名和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阵中日记》记载的数字(6名)十分接近。所以可以说有5-6名俘虏,的确被带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本部。
其他的3-4名“失踪”者,笔者认为应是濒死的重伤员,或搬运途中自决者。一同九人虽被活着带出战场,但3-4名没到达收容地便死在路途。真正能活下来,又受到反战教育的俘虏应只有冈部日记中出现的4名。从此分析看,杨成武战斗详报记载的俘虏(带走了)9名之说,也应是一个事实。只是没有都活着运到晋察冀军区本部。归队俘虏怎样被处置?冈部继续写道:
几位俘虏士兵12月29日归队,1月4日消息才传到军指挥部。我接到法务官已将此件备案的报告后始得知。不仅参谋部情报部门没有掌握此件,也没能亲自(对俘虏)进行询问调查,事务处理程序十分不当,为此对担当者的高级副官进行了训斥。又,被拘留的三名中已有两名作了战死处理报告,必须马上订正。这对原队来说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274页)。
冈部对俘虏处理问题上的不满,来自执法的宪兵系统,没有将此件及时通知给驻蒙军,而是在进行完军法处理程序后,才通报给驻蒙军司令部的做法。实际上宪兵的处置才是正确做法。宪兵隶属于军法系统,独立于部队。目的是监视军队的违法现象。所以不通知驻蒙军司令部并不是一种工作怠慢,而是怕驻蒙军出面干涉对俘虏的法律处理(干涉军法会议决定)。
还有一点重要记录是冈部日记中的“被拘留的三名中已有两名作了战死处理报告,必须马上订正。这对原队来说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的记述。如前所述,部队的焚尸记录是80具,可是对陆军省上报的死亡数却是83名。可证实冈部的以上处置为真。即有两名以上的俘虏已被作为战死者处理。若不被八路军遣还,此处理不会成大问题。可是偏偏在死亡处理完结后,活人返回了部队。此时辻村大队所属战死者66名的骨灰(其余14名为旅团炮兵属)已被护送回国(12月19日与阿部规秀骨灰同时从宣化出发,但不都是雁宿崖战斗的战死者)[7], 26日抵达东京站后归还原队[8]。到此阶段,不管怎样说,将名誉战死订正为不名誉的俘虏,对负责善后的“原队”[9]来说的确“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三名俘虏的战死处置,影响到雁宿崖的83名战死报告数。但和笔者统计的79名无关。因为笔者使用的资料数据(战地其他死亡者通报,和靖国神社合祀者名单)都是两,三年以后的最终统计,此时这个“棘手的问题” 肯定已得到订正,解决。
关于俘虏的处置,冈部称“此三名,将交付军法会议处断”。负伤被捕,不属于叛国投敌行为,又受国际法(日内瓦条约)保护,当然不会像横店剧本《太行山上》[10]的镜头一样,被惩罚处死。笔者认为,八路军档案中,也肯定会留下对此五名俘虏的处置,教育,释放记录。去研究,寻找,公开此类情报,才是历史研究者应做的工作。比甘作御用傀儡,协助媒体编造“神炮手李二喜”,“名将之花凋落太行”的传奇故事,价值要高得多。
6.7.其他战斗的断片
冈部日记中有关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记录到此结束。末尾再介绍一些日记中有史料价值的其他内容断片。
1. “ラ号作战”与日军“烬灭作战”的记述:
12月7日,黄土岭战斗后的报复性大扫荡ラ号作战结束,各队归还驻地。8日,独混第二旅团长人见少将,前来驻蒙军司令部向冈部汇报讨伐战果,云:
“一,11月23日以来(人见上任日),仅三次与100至300名之敌遭遇,并没有过大规模作战。二,除了将(八路军)兵器制作所,病院,印刷所破坏烬灭之外,还烧毁各个村落使敌不能再利用其宿营。三,由于道路艰险,平地时行进速度一小时3公里,山地时2公里,夜间还要折半。行军中为了不使携带行李失散,不得不降低行军速度。四,作战期间中旅团没有出现战死者,仅出现数名轻伤员”。
从此可见大规模的“ラ号作战”,没有取得任何战果。这是反对报复性扫荡的冈部司令官早已预见的结局。由于在山地作战,部队行进缓慢,到处扑空,并没有能捕捉到八路军主力。所谓的“作战”内容,不过是在各根据地村落放火,破坏(烬灭)。“烬灭作战”,国内称“三光作战”。在此至少烧光,抢光(破坏至尽)两项内容可以在日军记录中得到佐证。此举当然不仅是独立混成第二旅团自己的作为,12月9日,第二十六师团讨伐队石黑大佐对冈部司令的报告内容中也同样提到“烬灭作战”,内容如下:
“一,部队在严城镇附近,遇到企图切断我后路之敌约300名,进入战斗后将敌击退。二,此战敌遗弃尸体约百具。我部也出现若干名死伤。三,本次作战期间,我全部损失为战死4,负伤7名。四,将行动(烬灭)地域内各村落彻底烧毁。但对该村老人,妇女分发了食粮,住宅给与了保护。烧毁的村落几乎都是无人居住地区…”。(262页)
这里出现了人道式的“保护”内容。在“烬灭” 作战原则下,如何实施对老人,妇孺的保护?事实与否,有待研究。此报告可知至少内部存在烬灭作战中保护老弱妇孺的内规。
像冈部司令官早已预测的结果一样,在近一个月的扫荡中,驻蒙军人见,石黑两支部队(推测总数约2000名),并没有发生过与对八路军部队的正面接战。可见其“敌进我退”游击战术的成功一面。
2.有关包头袭击战的记述:
正当北支那方面军各队在晋察冀边区大规模扫荡,“烬灭”八路军根据地的11月下旬,国军第八战区部队根据蒋介石展开“国军冬季攻势之作战”要旨,部署了第八战区绥西部队与第二战区北路军协同的包头战役。目标是诱敌出笼后于12月中旬“攻略包绥”[11]。
冈部日记中精确地记录了12月中下旬,与傅作义第三十五军在包头附近作战中驻蒙军的死伤数。此战斗据冈部日记的记录,开始于17日中国军在萨拉齐附近的渡河(佯动)作战。19日夜约3,000名敌趁包头日军部队出动后的空虚,奇袭包头日军骑兵集团驻地,其中约300名部队入城占领了城内西北角死守,并坚守阵地达两天以上。战斗全体一直持续到23日,此作战中,19日从北方来援的日军固阳支队(騎兵第十三联队?)途中被包围,折损人员近半。按冈部直三郎记录,
对包头附近战斗“精查结果”,“此战斗中我战死187名,负伤193名,不明5名,死伤总数385名”。其中有204名是来援包头的固阳支队的损失(268页)。
25日的冈部日记,又追加记录了“我骑兵队损害”为死8名,军属5名,伤24 名,死伤共达37名的数字。两次统计相加,驻蒙军合计死伤总数达 422名(战损自报数)。是日军在雁宿崖,黄土岭作战中总损失数的两倍。对比之下,给与敌方的损害称“遗弃尸体1960具,死马578匹,俘虏60名”(270页)。
据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抗日战史》第61卷《包头争夺战》记录,日军的作战对手是傅作义第35军,包头攻城部队指挥是新编第31师长孙兰峰,围歼固阳支队,安比援军的是新编第32师(袁庆荣),称“此次战斗,我参加步兵三个师,一个旅,炮兵一个团及游击军二个师,二个旅,一个独立团,毙敌千五百余名,…我亦伤亡一千八百余名”(战损自报数)[12]。
按战损自报原则,包头附近战斗日军(不包括蒙古军)死伤为422名(内死亡200名),国军傅作义部队死伤为1,800余名。比较八路军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毙敌数字(105名)孰不称为“大捷”?可国军并没有此类战功报导。从数字记录可见,起源于喜峰口大刀队的大浮夸风早已消失,国军方面的歼敌战果报告,此时已接近真实(与事实相差仅约3倍,若算入蒙古军(伪军)方面损失,差距会更少)。远远低于八路军战果报告的夸张率(10-30倍)。
国军12月分的包头附近作战,是驻蒙军冈部直三郎上任司令官后三个月间经历的最大型战斗,对驻蒙军全体的影响,远超出雁宿崖,黄土岭之战。也是国军方面计划的,集中优势兵力趁虚而入的主动出击。并没有像共产党方面那样大肆宣传,仅称包头战役,但不称大捷。
总之,冈部直三郎日记的内容十分丰富。通过以上的精读,可以了解,补充许多新的战史事实。如作战参谋提供的有关雁宿崖,黄土岭的战斗情报,死伤人数情报,辻村大佐汇报的雁宿崖战斗细节,石川参谋讲述的阿部旅团长被弹负伤经过,及冈部记录的有关俘虏去向的内容等。从冈部直三郎司令官的分析中,还可以了解到八路军真正的有效战术,并不是利用险要地形的“大规模歼敌战”,而是在有利地形掩护下,集中十倍以上优势兵力将敌分割为小队以下各个击破的战术。1939年八路军的几个成功作战,如大龙华歼灭战(杨成武2,500名对战日军3小队),陈庄战斗(120师约5,000名对战日军7小队),雁宿崖战斗(杨成武3,000名对战日军5小队)都以此战术得到成功,而黄土岭战斗失利的原因,也在于作战计划胃口太大,集结兵力仅为日军的约4-5倍,亦未能将敌主力分割。
过度的“大捷”宣传,不仅曲写历史,在战史,战术研究面,也会产生大量浮夸敌军数量及歼敌数量的相乘效果。更导致了普通人对八路军的持久战,敌后游击战本质面的误解。若共产党军队能想宣传中的中流砥柱那样所向无敌,轻易取胜,打歼灭战,为何还要停留在敌后打游击?
6.8.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小结
以上通过对日中两军史料进行综合考证对比,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一,1939年11月3日的雁宿崖战斗中,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辻村大队主力约310名,被八路军晋察冀军分区杨成武部队为首的3个团近4,000名包围在雁宿崖附近山险要隘之地,经过分割就歼,重创了辻村大队,使其损失近半。共击毙日军79名,击伤约49名,俘获8-9名。并在战斗中,借对敌最后阵地封锁包围之优势,成功地打扫了战场,缴获到日军4门火炮,3挺重机枪,6挺轻机枪等武器,还有百数十匹驮载物资的骡驴。但也必须澄清,此战斗中八路军并没有攻陷敌主阵地,达到全歼辻村大队目的。获胜后,八路军各部是夜主动撤出战场。而遭到重创的辻村大队,经整顿,改编,继续参加了6日开始的黄土岭作战。
二,黄土岭战斗中,由于八路军方面初战失利(6日晚黄土岭村失守),和各部配合不周,杨成武的6日黄土岭歼灭战计划化为泡影。一面阿部旅团也疏忽大意,并没有察觉到八路军在此地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企图,认为八路军主力已向东方撤退。此轻敌使八路军第二次包围计划获得成功。11月7日,杨成武部三个团与贺龙120师特务团约4,500名,成功地将阿部旅团三大队约1,000余名,包围在黄土岭东方两公里处上庄子盆地中,并给与其前卫(转进命令后变后卫)辻村大队一部(约一分队)以沉重打击。午后,当日军觉察到八路军伏击企图时,已陷入重围。7日,被围日军在上庄子盆地中苦战终日,日暮后1830,指挥官阿部规秀中将遭八路军迫击炮盲射负伤,21时50分毙命,此突发事件使阿部旅团指挥系统出现一时混乱。
黄土岭战斗面,由于日军数量众多(约1000名),抵抗顽强,八路军虽一时完成包围,却不能将敌分割。致使8日晨,辻村大队从西北方突围成功,中熊,堤两大队同时展开反击,迫使黄土岭正面之敌后退,使八路军的包围圈瓦解,黄土岭歼敌计划顿挫。为了避免敌援军到来形成内外夹击,杨成武于9日,将主力全部撤出黄土岭附近战场。
黄土岭战斗中日军共死亡26名,负伤约59名。辻村大队损失重机枪1挺。但没有被缴获火炮,也没有出现俘虏。即此战斗两军都未获胜,且伤亡也都不大。由于之后发现偶然击毙了敌酋阿部规秀中将,在之后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战中,被人为地扩大成歼敌900余名的黄土岭大捷。雁宿崖,黄土岭两战,日军死亡105名(战损自报)。死伤者总数约200名(不包括伪军,民夫)。对比下八路军方面共死伤,失踪545(内死亡136名,失踪37名)名(战损自报)。
三,比较之下,八路军作战中的歼敌,缴获,俘虏等主要战果都出现在雁宿崖一战。日军部内,也都视雁宿崖之战为惨败。相反对黄土岭战斗,除了阿部规秀中将死亡外,并不认为作战本身失败。即八路军雁宿崖歼灭战的战果和其影响,对日军来说远远超出黄土岭之战。当初这也是一个日军与八路军双方共认的事实。但由于之后共产党中央借黄土岭击毙阿部规秀中将之机,展开的一系列大规模政治宣传攻势影响,黄土岭战斗的名声被人为抬高,形象迅速扩大。特别是战后的宣传教育,使“名将之花凋落太行”的革命故事出现在各种小说,剧本,学校课本中,最终导致了雁宿崖,黄土岭两战斗地位,评价的逆转现象,黄土岭之战,在抗战故事,大众认识层面完全取代了雁宿崖,成为今日涞南大捷的主角。
四,现在在国内广泛流传的对“名将之花”阿部规秀的地位,影响,指挥才能面的种种评价,都为共产党政治宣传的产物,在日本国内,军内并不存在。 “名将之花”一语,也来自于杨成武的创作。造语本身,就存在对日语语义的曲解,是一个仅仅在中国大陆流行的,抗战史宣传中的固有名词。
[1] 石同欣编著《光辉的足迹:华夏名将陈正湘》华艺出版社,2000年,269页。
[2] 石同欣编著《光辉的足迹:华夏名将陈正湘》华艺出版社,2000年,136页。
[3] 《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39页。杨成武回忆录中仅出现过炮兵连长杨九秤的名字,有关神炮手李二玺(喜),据笔者不完全调查,最初出现在1995年《源流》第六期,林艾整理的《功勋神炮的神炮手李二玺/自述难忘的黄土岭战斗》一文中。之前并不见其人存在。
[4] 杨成武《“名将之花”命丧太行山——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纪实》福建党史月刊, 1995年第2期。
[5] 文章是黄土岭,雁宿崖两战斗的总结。由于黄土岭并没有出现过俘虏,所以指的应是雁宿崖(前出《杨成武军事文选》88页)。
[6]《聂荣臻传》《“名将之花”的凋谢》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283页。
[7]『蒙古の黄土/第一中隊戦史』、サンケイ新聞社生活情報センター、1985年, 108頁。
[8]『朝日新聞』、1939年12月26日。
[9] 原属部队指征兵地军管区(联队区),由于独立混成旅团都是在大陆地区编成,兵员由各军区拼凑,所以原属部队并不一致。独立步兵第一大队多在名古屋,大阪,茨城地区。
[10] 200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制作,导演韦廉、沈东、陈健,剧本著者陆柱国。电影曾伪造“名将之花凋落太行”的《朝日新闻》报导,上映后获得数次大奖,在国内流毒甚广。
[11] 《第八戰區包頭戰役戰鬥詳報》中國文化服務社陝西分社印,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1-3頁。
[12] 按《二十八年冬季攻势第八战区各部队人员伤亡表》的详细统计,傅作义军全体负伤1281名,死亡866名,失踪554名。由于此数字中包括包头作战以外的战斗死伤,所以并不准确(参考国防部史政局编『抗日战史』、第61卷《包头争夺战》,432-435頁)原统计出于前述《第八战区包头战役战斗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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