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会对事实视而不见？

作者Elizabeth Kolbert自1999年至今一直任《纽约客》 (The New Yorker) 特约撰稿人，所著《第六次大灭绝：一部非自然史》 (The Sixth Extinction: An Unnatural History) 荣获2015年普利策奖非虚构文学奖。

本文首发于2017年2月27日的《纽约客》上。

正文部分

1975年，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邀请了一群本科生参加一项关于自杀的研究。研究人员将每两份自杀前的遗书分为一组，每组中有一篇是伪造的，由随机人员撰写，而另一篇的作者则确实在之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研究者要求学生从每组遗书中分辨真伪。

一些学生发现他们有着分辨的“才能”。在二十五组遗书中，他们正确分辨了二十四组。而其他学生则意识到自己并不擅长于此，他们仅正确分辨了十组。

但就像大多数心理学实验一样，整个研究设计都是为了“欺骗”学生。尽管确实有一半的遗书是真实的，源自洛杉矶县验尸官的办公室，但学生的最终得分是虚构的。那些以为自己具有分辨“才能”的学生，并非真的辨认出了几乎所有真实遗书，而是被研究者欺骗了。事实上，他们的分辨结果平均而言和那些被告知不擅于此的学生差不多。

在研究的第二阶段，研究者告知所有学生他们被骗了，整个实验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评估他们在自认为是对是错时做出的回应（当然，这本身也是一个谎言）。现在，研究者要求学生们估计自己实际上正确辨认出的遗书数量，以及在他们当中正确辨认的平均得分。这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之前被分在高分组的学生往往认为他们的正确率远超他人，尽管他们刚刚才被告知自己的“分数”掺了水份。相对的，那些被分在低分组的学生往往认为自己的预测结果远低于平均水平——而这一结论同样毫无根据。

“印象一旦形成后，会持续很久。”研究者讽刺地评论道。

几年后，一批新的斯坦福大学学生参加了后续相关研究。学生们被要求阅读关于两名消防员Frank K.和George H.的个人材料。Frank的简介显示，他有一个小女儿且喜欢水肺潜水。而George有一个小儿子且喜欢打高尔夫球。在这些基本信息之外，还有一份补充材料：两人所作的风险 - 保守选择测试 (Risky-Conservative Choice Test) 的结果。这时学生被分为两组，收到了不同的补充材料，在一份中称Frank是一名成功的消防员，在测试中，面临风险时他几乎总是选择优先确保安全。在另一份中，Frank虽然同样总是选择规避风险，但被描述为一名风评糟糕的消防员，曾多次被他的主管通报批评。和上一个实验一样，在实验的第二阶段学生们被告知，之前阅读的关于两名消防员的信息是完全虚构的。研究者这时询问学生，他们认为成功的消防员在面临风险时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收到第一份补充材料的的学生认为优秀的消防员会选择规避风险，而收到第二份材料的学生则认为优秀的消防员会选择直面风险。

研究人员指出，即便“过去支撑我们判断的证据被驳斥后，人们也难以对这些先入为主的判断做出合适的修正”。两次实验获得的结果虽不足以支撑结论，但仍“令人印象深刻”。

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后来名声大噪。要知道在1970年代，一群学者提出人们毫无理性可言的立论是多么惊人。然而现如今这已见怪不怪，后续的上千次实验已证实这一观点，并将之发展得更加详尽。每一个关注心理学研究的人，甚至只要偶尔翻阅过《今日心理学》杂志，都知道看似理性的人往往完全跟理性搭不上边。在当下，这种洞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意义。然而仍有一个根本难题悬而未决：我们为何会如此？

在新书《理性之谜》 (Engima of Reason, Havard) 中，分别来自里昂的法国研究机构和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的认知科学家Hugo Mercier和Dan Sperber试图解答这一问题。他们指出，同双足直立行走或三色视觉 (three-color vison) 一样，理性是后天进化出来的特征。理性诞生在人类初次出现的非洲大草原上，所以也必须在那样的背景下加以理解。

撇开认知科学的专业术语，Mercier和Sperber的观点大致如下：人类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在于人能够互相协作。协作难以建立也难以维持。对于任何个体而言，“搭便车”始终是最佳的行动方案。进化出理性不是为了让我们去解决抽象的逻辑问题，或是从不熟悉的数据中得出结论。相反，它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在“协作小组”（译者注：人类早期的群体生存形式）中生活带来的问题。

“理性是人类为了适应超社交群落 (hypersocial niche) 而自己进化出来的。”Mercier和Sperber写道。在主知主义者 (intellectualist, 或译知性主义者) 看来怪异甚至愚蠢的思维习性 (habits of mind) ，在互动论者 (interactionist) 看来却会觉得颇具洞见。

回想一下近来常说的“确认偏误” (confirmation bias)，人会更倾向于接受支持自己既定想法或假设的信息，而拒绝或忽略与之相悖的信息。在已经被认识到的的诸多形式的谬误思维中，确认偏误是我们认识最为完善的一部分，有整本教科书记载与其相关的实验。其中最知名的一次仍然是在斯坦福进行的。在这项实验中，研究人员选定了一群对死刑持相反意见的学生。一半学生赞成死刑，认为其有效阻止了犯罪；而另一半则反对死刑，并认为它对犯罪没有影响。

学生被要求在阅读两项研究后做出回应。第一项研究提供了支持死刑威慑论的数据，而第二项则提供了与之相反的数据。这两项研究，你猜对了，当然都是瞎编的，它们只是为了给学生提供两份客观上有着同等说服力的统计数据。先前支持死刑的学生认为亲（死刑）威慑论数据高度可信，而反威慑论的数据难以令人信服；而先前反对死刑的学生的观点则恰恰相反。实验结束时，在被询问对死刑的态度时，那些一开始就支持死刑的人变得更加支持；而那些反对的则更加反对。

如果理性是为了产生明智的判断而被设计出来的，那么确认偏误可以说是最严重的设计缺陷。Mercier和Sperber说，想象一只有着和我们一样脑回路的老鼠，这只老鼠一心认为它周围没有猫，并只想去确认这个观点，那么它很快就会成为猫的晚餐。在某种程度上，确认偏误会导致人们忽视新的或未被充分认识的威胁——那只埋伏在墙角的“猫”——，本应当是在（进化过程中）被抛弃的特征。但是人类和人类的确认偏误却存活至今，Mercier和Sperber认为，这证明确认偏误必然是为了适应生存环境而出现的功能，而这种功能与我们的“超社交性” (hypersociability) 有关。

Mercier和Sperber（比起确认偏误）更喜欢用“自我偏误” (myside bias) 这个词。人类并非盲目轻信，在别人提出论点时，我们非常擅长发现其中的弱点。而我们共同的盲点在于审视我们自己的立场。

Mercier和一些欧洲同事最近进行的一项实验，巧妙地证明了这种双重标准。参与者被要求回答一系列简单的推理问题，并解释自己的回答。如果他们在解释时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们有一次机会修改答案。大多数人对自己最初的选择感到满意；只有不到15％的人改变了主意。

之后，研究者展示给参与者一个他们回答过的问题，并附上两份不同结论的答案，一份是他们自己的，一份是他人的。但是研究人员在这里动了一个小手脚，被标识为他人的答案，实际上是参与者自己先前给出的答案，反之亦然。大约一半的参与者意识到了这个手脚。而另一半参与者似乎突然变得更具批判思维，近60％的人现在否定了自己之前满意的答案。

根据Mercier和Sperber的说法，这种不平衡正反映了理性得以进化而来的原因，即防止我们被自己群落的其他成员欺负。我们的祖先在由一小群狩猎采集者组成的团体中生活，他们主要关心的是自身的社会地位，并确保自己在冒着生命危险进行狩猎时，不会有人待在洞穴里等着吃白食。表达逻辑清晰并没有什么用，只有在争论中占上风才有甜头。

我们的祖先可以不用在乎很多东西，比如死刑的威慑效果和消防员的理想品质。他们也不必与捏造出来的研究、假新闻或推特斗争。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在今天我们的理性似乎总是令人失望。Mercier和Sperber写道，“同许多情况一样，环境变化太快而进化步伐又太慢，自然选择还没能赶上来（译者注：同智齿的问题一样）。”

分别来自布朗大学和科罗拉多大学的认知科学家Steven Sloman教授和Philip Fernbach教授也认为，社交能力是人类思维运行的关键，或者更精确地说是运行失灵 (malfunctions) 的关键。他们在《知识的错觉:为什么我们从未独立思考》 (The Knowledge Illusion: Why We Never Think Alone, Riverhead) 中，将眼光投向了抽水马桶。

几乎所有生活在美国乃至整个发达世界的人，都应该对抽水马桶不陌生。一个典型的抽水马桶有一个装满水的陶瓷水缸，按下手柄或按钮时，水——当然还有水中的废物——就会被吸入水管并由此进入污水系统。但其中每一步的原理又是如何呢？

耶鲁大学的一项研究首先要求研究生自我评估对日常设备，包括抽水马桶、拉链和密码锁的原理了解。接着，研究生们需要逐步详细解释这些设备的工作方式，并再次自我评估。显然，这让学生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知，因为在第二次自我评估中，结果有所下降。（事实证明，抽水马桶比看起来要复杂得多。）

斯洛曼和芬巴赫将这种效应称为“解释深度的幻觉” (illusion of explanatory depth)，它们无处不在。人们实际知道的远少于其自以为通晓的。而其他人的存在，使得我们能够一直自以为是。别人设计了抽水马桶，而我可以轻松操作抽水马桶。人类非常擅长于此。在我们的进化史上的一个关键是，自从我们学会一起打猎以来，我们都一直依赖于彼此的知识技能。我们协作的效果是如此之好，Sloman和Fernbach说，以至于我们已经分不清自己的理解与他人的知识之间边界在哪里。

他们写道，“一直这样划分认知劳动 (cognitive labour) 的做法，意味着在我们自己和所在团体成员的想法与知识之间已经不存在明确的边界。”

这种无边界性，或称之为混乱，对于推动我们的进步同样至关重要。当新工具被发明出来并带来新的生活方式时，人类同时在这一新领域达成了无知的共识，不去深究；如果每个人都坚持在拿起刀子之前必须掌握金属加工的原则，那么青铜时代就不会带来多大的进步。正是因为我们对新技术一知半解，才更敢于接纳并运用它。

但是在政治领域中，这份自以是为和不求甚解会将我们带入困境。我们不需要知道抽水马桶的工作原理就能够冲马桶，我们同样也可以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支持（或反对）一项移民禁令。Sloman和Fernbach引用了一份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位于乌克兰境内的克里米亚后开展的调查：受访者被要求指出乌克兰在地图上的位置，并判断美国将对此作何反应。结果显示，在乌克兰的实际位置上偏差越大的受访者，越支持军事干预。（受访者对乌克兰的位置是如此无知，中位数猜测的位置与实际位置相差了一千八百英里，大致是从基辅到马德里的距离。）

许多有关其他议题的调查结果了同样令人沮丧。“我们普遍在对一件事有深刻理解前就已经扯旗站队了”，Sloman和Fernbach写道。而在这里，我们对他人智慧的依赖又给问题火上浇油。比如说，在平价医保法案 (Affordable Care Act, 又称奥巴马医改) 上，你旗帜鲜明地支持或反对，而我相信你的判断，然而实际上我们的立场都毫无根据。之后我和Tom聊天，并让他支持我们的立场。现在，我们三个人的共识让我们更加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可实际上我们从一开始就在信口开河。在获得“战友”后，我们开始认为与我们立场相悖的信息都是假新闻，呵呵，就像特朗普政府一样。

“知识社区就是这样变得危险的，”Sloman和Fernbach如是说。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抽水马桶实验”，不过把主题从家居部件换成了公共政策。在2012年的一项研究中，他们首先要求人们对下述问题的立场（从强烈同意到强烈反对）进行评级：是否该由公共财政来提供全民医保？教师工资是否应根据绩效？此后，他们尽可能向受访者详细地解释了实施每项政策将带来的影响。当被要求重新评估自己的立场时，大多数人都犯了难，最后均不再旗帜鲜明地强烈支持或反对某个议题。

Sloman和Fernbach从中看到了一缕曙光，如果我们——或者我们的亲友乃至于CNN上的权威人士——不再囿于为自己辩护而多去解每项政策可能的影响，我们就会意识到自己的信口开河并让立场变得更加温和。只有这样思考，才能打破 “解释深度的幻觉”并改变人们的态度。

科学，是一种可以纠偏人们自然倾向的系统。在一个运行良好的实验室里，没有“自我偏误”的空间；得出的结果必须能够在其他地方被重现，而重现的研究人员并无动机去得出肯定的结果。这种系统，证明了为何科学如此成功。无论何时何地，这种方法论总能平息由观点不同带来的争吵。即使我们受困于理性，科学仍然能够发展。

在《死不悔改：为什么我们忽视救命的事实》 (Denying to the Grave: Why We Ignore the Facts That Will Save Us，Oxford) 中，精神病医生Jack Gorman和他的女儿、公共卫生专家Sara Gorman，告诉了我们科学的认知和自以为是之间的不同。世界上持续存在着一些不仅明显是错误的并且可能致命的“信仰”，比如认为疫苗有危害。但疫苗之所以被发明，是因为不接种疫苗疫苗才危险。“免疫是现代医学的胜利之一，”Gorman父女说道。无论有多少科学研究证实了疫苗的安全性，并且证明了接种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译者注：所谓的三联疫苗会导致自闭症，源自英国医生Wakefield 1998年在柳叶刀上发表的论文，该论文广受批评，于2010年已被撤销），反疫苗者仍然无动于衷。（他们现在有特朗普的“支持”，虽然特朗普和妻子让儿子Barron接种了疫苗，不过也没有遵循儿科医生推荐的时间表。）

Gorman父女也认为这种自我毁灭性的思维方式，曾经是适应环境的结果。书中不少笔墨也花在了确认偏误上。这些偏误背后有生理学的解释。人们在听到支持自己观点的话时，会分泌多巴胺，并因此感到快乐。“即使错了，我们仍会固执己见，因为这很爽，”Gorman父女说。

Gorman父女不仅想要记录我们出错的方式；他们也想找到一种纠正的方法，能够让人们相信疫苗对孩子有益，而手枪则有害。（他们想要告诉人们：尽管人们普遍相信持枪会让人更安全，但统计数据并不支持这一点。）但他们却在此碰壁，人们对真实的信息并没有多少兴趣。投其所好才能吸引人，但这样显然与促进科学的初衷背道而驰。

《理性之谜》，《知识的错觉》和《死不悔改》都是在2016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写成的。但他们预见了Kellyanne Conway（特朗普的竞选经理）和“另类事实”（译者注：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当被记者追问为何虚造特朗普就职典礼参加人数，在极其容易证伪的事情上撒谎时，Conway声称这是在给出“另类事实”）。如今的日子，整个国家像是被交给了史蒂夫·班农（译者注：特朗普白宫前首席策略长）开展大规模心理实验似的。理性的人或许能不囿于其中，然而上述文献揭示的结果并不能让人安心。

来源：Kolbert, Elizabeth, Why Facts Don't Change Our Minds, The New Yorker, Feb. 19th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