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賜香：如果袁世凱當上皇帝

中國人民向來有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所以袁世凱帝制取消後——事實上對所謂的帝制，中國民眾也做了偏狹之理解，想當然地認定老袁要做傳統的專制皇帝，而不是所謂的立憲君主。民眾不懂國體無所謂（國家主權屬於誰），關鍵是政體（政體是國家政治運作的方式），英日德能行君主立憲，為嘛中國就不能？君主立憲對中國傳統的皇帝專制主義來講，怎麼著也是政治上的千年大躍進，不能不由分說地說他復辟倒退。當初革命黨把總統之位讓給袁世凱，就一百個不情願，無奈實力、威望、外交支撐、人脈資源及行政經驗處處不如人，只好眼巴眼望地拱手讓出。讓出之後，心不甘情不願，於是通過《臨時約法》大做手腳，第一把孫中山的美式總統制改為法式內閣制；第二它甚至不是法式意義上的完整的責任內閣制，具體來講，只有國會對行政首腦的裁制權，行政首腦卻沒有相應的對國會的反裁制權。總之，所謂的三權分立，在《臨時約法》里的體現則是一權獨大，國會稱霸——大家不分陣營、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滿漢，空前團結地一窩蜂倒袁去了，管你啥帝制，有無立憲，說你復辟倒退，要做秦皇漢武、明宗宋祖那樣的皇帝，所以你先給我們退位再說。

痛打落水狗的輿論高潮中，最引我注意的是一份所謂的《十九省公民否認袁世凱冒稱總統書》。

第一，且不論袁世凱是否「冒稱總統」，但說這「十九省公民」的說法就特別的令人狐疑，瞪眼細瞅，卻是在書後附錄了19省每省2個或者3個人名。相形之下，這是更大的冒稱啊。數十個人名，就代表十九省公民啊？

第二，這份所謂的公民書，徒稱意氣，用詞刻薄，說「吾國近三十年來文明進化之大障礙物，厥惟袁氏一人」；「袁逆不死，大禍不止，養癰蓄疽，實為亂基。願國人速以決心，再接再厲，撲殺此獠，以絕亂種。」［1］

袁世凱是被你們撲殺了，爾國政治文明進化沒？亂種絕沒？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老大難，越是轉型時期，越是需要威權人物與威權政府，何況日本的維新與德國的崛起，行的都是中央集權之路，日皇與德皇都有無上的威權。問題是從晚清立憲開始，中國就進入了二桿子狀態，一波比一波激進，一波比一波不負責任，導致中國這艘千年破車開上了現代高速，不是玩漂移，就是玩拐了拐了，先是玩翻大清，後是玩翻袁世凱，他們如願了，中國終於進入了碎片化時代與無政府社會。是為北洋軍閥割據時代。

我始終不認為袁世凱算是軍閥。但大家把1912-1928年的時段稱作北洋軍閥統治時期而不是北洋時期，也算約定俗成，就像我們大陸一直把秦以來的宗法專制社會稱作封建社會一樣，名不符實，將錯就錯罷。若按某些學者的邏輯推論，袁世凱都是軍閥了，那岳飛豈不更軍閥？袁世凱的軍隊至少沒有叫袁家軍；袁世凱至少沒有像岳飛那樣不是撂挑子不乾（皇帝幾次派人都請不動），就是藐視中央政府的十二道金牌（視政令如兒戲），而是叫回家歇著就回家歇著，叫重新出山就重新出山。

更重要的是，袁世凱一做總統之後，作為國家政府首腦，最想做的就是裁軍，就是軍隊國家化。打著革命和自治之類的旗號，堅決不聽合法政府之政令的各種真假革命黨和地方軍棍才更具軍閥的嫌疑——辛亥革命時十四個省獨立，但只有廣東、江西、安徽才算革命黨的真正地盤，而十四省都督不管是不是革命黨，在對抗中央威權方面則是一致的，那就是堅決擁護無限的極端的省自治，這裡難保沒有私信小算盤。

西方人士認為，晚清以降，中國傳統的士農工商之外，出現了一個拿革命當職業的新興社會階層。兄弟我認為，傳統的士農工商好歹有自己的職業道德，這個新興的社會階層卻是典型的三無品牌：無底線、無道德、無規則。因為革命是他們唯一的底線、唯一的道德、唯一的規則，議會也成了他們參與革命分紅的主要堡壘和跳梁基地。其實孫中山罵南北軍閥一丘之貉的時候，這革命教主還不知道，他後來模仿蘇聯而建立的的黨軍體制比他所咒罵的南北軍閥不知要軍閥多少倍。

袁世凱在的時候，至少能維持表面上的統一。等袁世凱被撲倒之後，民國連這最後一根支柱也沒有了。放眼望去，無一可望。當然，矮個裡挑將軍，段祺瑞成為整合民國的最有希望的人選。

可是，袁世凱都整合不了的民國，段祺瑞能整合得了嗎？可以說，民國之悲劇因子，從一開始就潛伏下來了，並且隨著歷史的運行，愈加惡化。

第一悲劇因子便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深處及中國人的血脈裡先天缺少民主共和的素質，且在革命前又沒有足夠的民主訓練。

用黃遵憲的話來概括，中國民眾也是三無牌的：無權利思想、無政治思想、無國家思想。［2］

用梁啓超的話來講，則是中國國民「只能受專制不能享自由」。這是他1903年遊歷美洲，考察美國各地特別是舊金山華人組織後得出的結論。一句話，身處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度，華人依然不往公民方向發展，而是保持了中國傳統的宗法主義和專制主義。

他說：「吾見其各會館之規條，大率皆仿西人黨會之例，甚文明，甚縝密；及觀其所行，則無一不與規條相反悖」。各會館主席選任，還是中國式的：「此縣與彼縣爭（各會館多合同數縣者）。一縣之中，此姓與彼姓爭；一姓之中，此鄉與彼鄉爭；一鄉之中，此房與彼房爭。每當選舉時，往往殺人流血者，不可勝數也。夫不過區區一會館耳，所爭者歲千餘金之權利耳。其區域不過限於一兩縣耳，而弊端乃若此，擴而大之，其慘象寧堪設想？恐不如南美諸國之四年一革命而已。」各會館組織，若領導強勢，就必淪為「眾人唯諾而已」的「寡人專制政體」，「一二上流社會之有力者，言莫予違，眾人唯諾而已，名為會議，實則布告也，命令也」。若領導弱勢，則必淪為「無政府狀態」的「暴民專制政體」，「所謂上流社會之人，無一有力者，遇事曾不敢有所決斷，各無賴少年，環立於其旁，一議出則群起而噪之，而事終不得決。……若其因議事而相攘臂相操戈者，又數見不鮮矣。」梁啓超由此又想到了國內的組織與此一個毛病，「不徒海外之會館為然也，即內地所稱公局、公所之類，何一非如是？」［3］

梁啓超神就神在，他提前十年就把革命後果及民國亂相的根源全部指明了。當然明白人也不僅他一個，黃遵憲、嚴復甚至袁世凱，都是明白人。找不到中文資料，只能從西方學者那裡找到袁世凱1913年12月發表的一段有關自由平等共和民權的演說，從這段演說裡，我們可以發現，袁世凱對中國的弊病包括革命黨的底色還是看得很透的，他說：

「今天人人嘴上都談‘平等’一詞，而平等只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並不意指等級之分應予取消，各人皆可否定法律，自立準繩……‘自由’是另一華麗的現代詞，但它是限制在法律範圍之內的，在此範圍內人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自由，這個東西是不存在的。那些主張平等、自由，而又不問對不顧法律的放肆是否要給予制裁的人，清清楚楚地知道這個東西是沒有的：他們把堂皇的口號當作推動叛亂的號召而加以利用……再者，‘共和’也是一個雅致的詞，但外國人對這個術語的理解，只是在國內有普遍的發言權，而不是全民都必須干涉政府的行動。這種干涉除了造成混亂之外，還可能造成什麼結果呢？至於‘民權’這個術語，除了選舉總統的最高特權外，它還包括代議權、選舉權；它切不可理解為包括處理行政。」［4］

民國第二悲劇因子乃是革命黨為了一黨之私，罔顧國家前途及國家根本大法，因人而設、兒戲而設的《臨時約法》。

《臨時約法》是革命黨為了制裁袁世凱而設計的臨時憲法，用孫中山的話來講，是為了給袁世凱戴個緊箍咒。這咒還不是像唐和尚那樣萬不得已，確信自己正確時才念，而是不管不顧，隨時隨地隨性地念。一句話，《臨時約法》本身的缺陷導致它是一部不可執行的憲法，不可執行導致執行者不得不出軌，而一方出軌導致博弈的另一方更出軌，最終的結果只能是再沒有人願意遵守遊戲規則或者乾脆視遊戲規則為兒戲，於是中國進入了傳統意義上的大分裂時代。

民國年間為中國政府當了幾年憲法顧問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政治學教授韋羅璧說：「折磨中國人的政治動亂主要不是由於普遍缺乏維護自治或政治監督的代議制方案的能力，更多的是因為他們一直試圖在基本上不完善的憲法下管理他們自己。」［5］

說得太對了，不是大家執行能力不夠，而是憲法沒法執行。由此，新生的民國在西方人眼裡也變成了三無牌的：無領導，無原則，無效率。［6］

附參考資料：

［1］李希泌等：《護國運動資料選編》，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625-627頁。

［2］張朋園：《知識分子與近代中國的現代化》，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頁。

［3］梁啓超：《新大陸遊記》，《梁啓超全集•第四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7-1188頁。

［4］費正清：《劍橋中華民國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頁。

［5］費正清：《劍橋中華民國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頁。

［6］費正清：《劍橋中華民國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90頁。

我覺得，在想做皇帝這件事上，袁世凱本人也說不清他是怎麼有了這主意的。對於袁世凱來講，他本來的政治理念就是君主立憲制。是革命黨在南北和談時，咬住共和不放鬆，不得已的情況下他做出才妥協。本來是袁世凱想用君主立憲招革命黨的安，結果卻是革命黨用共和總統招了袁世凱的安。

妥協之後，袁世凱決心共和，可是一個因人而設的漏洞百出的臨時約法，外加一個囂張的罔顧國家利益不知何為的國會，倒逼著他向左轉：這叫哪門子共和啊，還不如中國傳統的那些東西穩重實在。

晚清十年新政，確實搞得很實在，很穩健。第一，廢除科舉，新式教育全面啓動；第二，廢除傳統的中華法系，引進大陸法系，司法獨立開始起步；第三，官制改革，傳統衙門開始向現代政府部門過渡；第四，中央和省先後出現議會預備機構：資政院和諮議局；第五，地方自治開始起步，各種民間團體誕生，公民社會發育；第六，政府雖有報律，但民間辦報自由，社會輿論空間不小；第七，經濟發展不慢，19世紀末清政府的財政收入僅有8000萬兩，但是1900年達到2億8000萬兩，1911年受到革命的影響仍達到2億6000多萬兩。［1］第八，政府官員中，不論滿漢，都有數量不少的改革精英，且改革已成為大家的共識。總之，若不爆發辛亥革命，晚清新政可能給大家交出一張滿意的答卷。

革命黨人利用了政府的失誤——第一失誤就是所謂的皇族內閣，1911年建立的內閣固然有皇族性質，可是政府答應1913年就要召開國會，一經國會選舉，注定皇族內閣僅是過渡性的。再說原先是人家皇帝一言九鼎，現在讓皇族其他人參與進來，開始由皇帝的寡頭政治向貴族精英政治轉型，總歸是一種進步。第二失誤就是鐵路幹線收歸國有。民營鐵路公司不但資金缺口大，且管理不到位，比國營鐵路部門的貪污腐敗、挪用虧損還要嚴重得多，政府乾嘛急著收歸國家呢？讓股民自己發現問題後鬧去，鬧得不行了，政府再出面充好人，幫他們收拾爛攤子。為嘛非得提前充好人，結果讓人借著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旗號當壞蛋打而冤死，革命也以近乎兒戲的方式成功。

對於革命黨來講，破壞容易，建設難。

第一，破壞是他們的職業特性，這種職業特性如果沒有強健的社會與法治攔著，在革命成功後會成為一種慣性，典型的例子就是孫中山，放著法律渠道不走，在辛亥革命後發動三次非法戰爭：二次革命、護法運動和北伐，特別是二次革命，給民國帶了一個不良的由頭，那就是動不動拿槍桿子說話。

第二，知識儲備不足。就上了些日本專門針對中國留學而開設的速成性質的野雞大學，還沒好好上。日本政府當時鑒於清國留日學激增，魚龍混雜，亂七八糟，應清政府之請，訂立一個《關於清國人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則》，就是讓學校加強管理，學生好好學習之意，但是革命學生不看規則本身就開始造勢，聲稱此乃中日兩國政府之勾結，於是做出了一系列激烈舉動。說穿了他們所追求的就是不用跟政府報名、不用在學校上課、隨處住宿、到處亂竄、吃喝嫖賭的學生生活。這種追求能學到些什麼，恐怕只有盲從革命的熱情和共和口號的空泛吧？

第三，為目的不擇手段的德行和自認正義而泛濫出產的道德優越感。一句話，做再沒有道德底線的事兒，都可以打著革命自由的旗號。袁世凱看穿了革命黨，而且他的向左轉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緣於革命黨無良無德的倒逼。

另外我們還不得不承認，任何社會轉型時期，都是新舊紛陳，歧義多重的。任何深度改革，都會觸及人的物質特別是精神層面。有人走向未來，必有人走向過去，而未來和過去常常是相通的。正如黑格爾所言，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復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2］

站在這個角度，袁世凱的向左轉，頂多是回歸傳統。一句話，現代化遭遇挫折，回頭去傳統里找出路，也是唯一的選擇。這無關對錯，只是現代化道路上的頻繁試錯而已。還好，並不是我一個人持這種觀點，很討厭袁世凱的莊士敦借用一個法國神父的觀點如此評價曰：「他也認為，如果與當時中國所能建立起來的議會制度相比，袁世凱如果能夠延續其獨裁統治，將會給國家帶來更多的利益。他說：‘袁世凱打破了國會對國家束縛的不利景況，顯示出他有能力把那個民族從毀滅中引導出來。’」［3］

袁世凱回歸傳統的舉措大致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尊孔。康聖人對民主共和十分不滿（我也不滿），革命前後一直堅持孔教至上。其徒弟陳煥章，大清末科進士兼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貫中西，雖然反對老師的帝制思想，但也堅倡孔教，1913年創辦《孔教會》雜誌，且與嚴復、梁啓超聯名上書參眾兩院，要求奉孔教為國教。黎元洪、馮國璋等更是通電響應。不得不承認，這也是民意之一種。袁世凱選擇的是聽從。1913年6月22日，袁世凱發佈尊孔令。9月3日，孔教會在國子監舉行祭孔大會。袁世凱特派梁士詒參加，以示尊重。之後更是有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尊孔活動。按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的記載，袁世凱這方面的觀點是：「我深信保護中國之傳統信仰十分重要」；「政府要想著重指出，孔夫子的倫理道德原則乃是教育的一個部分」。［4］

第二，復古。指責袁世凱復古的最大證據，是祭天。雖然袁世凱認為「天視民視，天聽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等古老的政治智慧里也含有「天下為公」的意思，但是指責者只想到了「天子」二字。袁世凱祭天，我倒不認為出格，仰望星空嘛。何況內務總長朱啓鈐對此還有中國特色的解釋，他對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說：「忽視祭天，對民國政府來說是有危險的。全國農民根據陰曆查看有關播種、收穫以及其它農事的儀式。如果廢除現在政府已經確定要舉行的冬至祭天典禮，而跟著來一個荒年或大歉收，全國農民一定要責難政府的」。「當然，祭祀並不能一定保證豐收，但無論如何，卻可以減輕政府的責任。」［5］

第三，尊崇清室。1913年元旦，袁世凱特派朱啓鈐到乾清宮向宣統皇帝道賀。2月15日隆裕太后壽辰，又特派梁士詒致送國書，祝太后萬壽無疆，並命趙秉鈞率領全體國務員，以外國使臣禮進宮祝賀。時隔七天，隆裕太后病逝，袁世凱親臂黑紗，命國務員至祭，令國務院通電全國，各官署一律降半旗27天，文武官員一律服喪，以志哀悼。10月19日，袁世凱向大清皇帝陛下寫了一個報告，陳述了自己奉太后懿旨，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共和國體，自己當選總統的經過，最後保證自己要好好乾，並恪守優待條件，以慰太后在天之靈。

袁世凱這樣做過分嗎？一點也不。倒顯出他這人厚道的本質來。也許是太厚道了，讓某些前清遺老遺少產生了幻覺，或者說，就想騎袁世凱頭上了。代表人物是勞乃宣。義和團之亂時，他是直隸吳橋知縣。現在，覺得袁世凱應該還政於清了，給袁世凱上了一個方案，說辛亥革命誤解了共和，共和就是皇帝年幼，內閣總理和國務大臣共同負起責任而已。估計這老兄想起了歷史上的周召共和，所以他建議袁世凱：中華國不能再稱中華民國了，得稱中華共和某年；總統任期五年，如許再任，得延長至十年；袁世凱還政之後，大清皇帝賜袁世凱世襲王爵。袁世凱本就與他交情不錯，看了之後，不但不生氣，反而邀請他來京參政。這一來，清室遺老更張狂了，紛紛叫囂起來，弄得好多人士沈不住氣了，紛紛質問政府。於是袁世凱要求查辦，並對清室作了尊重中華民國統治權的一些細節規定，清室復辟派這才消停下來。

第四，修正《大總統選舉法》。1914年12月，袁世凱公佈了新修正的《大總統選舉法》。主要精神如下：大總統任期十年，得連選連任；大總統連任，參政院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即可；大總統有權舉薦三位總統候選人，其姓名由總統書於嘉禾金簡，鈐蓋國璽，藏諸總統府特設的金匱石室中。金匱的鑰匙由大總統掌握，石室鑰匙三把，由大總統、參政院院長和國務卿分執其一，只有大總統令才能開啓；大總統由大總統選舉會產生，選舉會由參政院參政、立法院議員各五十人組成，選舉之日，大總統將三位候選人公佈，他們可與現任大總統一塊兒參選。

第五，老袁回歸傳統最猛的一招是，擁抱帝制。這方面，老袁是有些糊塗，不知道，「孫中山這尊雕像的意義在於僅僅制止人們搞穿龍袍、戴皇冠、登基大典之類的復辟形式，卻並不能阻擋不穿龍袍的皇帝君臨中國！」［6］一句話，你乾嘛不發明一個主席或者委員長的稱呼呢？但百姓更糊塗，不知道按保守主義的視角，政權掌握在一個人（皇帝）、少數人（貴族精英）或者多數人（民主）手裡，都不是問題，問題是權力運作的方式！一句話，國體無所謂，關鍵是政體！

糊塗遇糊塗，容易釀成悲劇，所以洪憲帝制既是袁世凱個人的悲劇，也是中華國民的悲劇。袁世凱給自己的帝制起的年號是「洪憲」，按照他給美國公使芮恩施的解釋，這個年號的意思是「偉大的憲政時代」。[7］按莊士敦的解釋，意思更豐富了——「洪」是清王朝的尅星,「洪武」是明朝第一個皇帝的年號；第一個與滿族人作戰，後來被他們打敗，做了清朝皇帝顧問的是明朝總督洪承疇；差點把清朝哈滅掉的太平天國領袖叫洪秀全；反清復明的三合會，內部成員自成「洪家」；武昌起義後軍政府都督乃黎元洪等等。［8］據說梁士詒還想把袁崇煥弄成袁世凱的祖先，就因為袁崇煥乃是明末的抗滿英雄雲雲。[9］

附參考資料：

［1］袁偉時：《昨天的中國》，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74頁。

［2］轉引自阿蘭·佩雷菲特（法）：《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三聯書店1995年版，扉頁引語。

［3］莊士敦：《紫禁城的黃昏》，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版，第95-96頁。

［4］芮恩施（美）：《一個美國外交官使華記》，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6頁。

［5］芮恩施（美）：《一個美國外交官使華記》，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7頁。

［6］李劼：《我們的文化個性和個性文化：論世紀現象》，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頁。

［7］芮恩施（美）：《一個美國外交官使華記》，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46頁。

［8］莊士敦（英）：《紫禁城的黃昏》，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版，第92頁。

［9］莊士敦（英）：《紫禁城的黃昏》，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版，第8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