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祛魅，神坛的跌落和人的神化

本文为《现代性的神学起源》的读后笔记，参考了部分豆瓣书评

“上帝死了。”

现代性的构建从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开始，作为哲学上的概念，将历史划分为“古代”与“现代”则已经代表了一种现代的时间观，即线性的、无限的时间观。这种观念的产生本质上是由于启蒙运动带来的。启蒙运动乃至“科学”、“理性”作为现代性的开端这一点虽然在不同学科之中略有差异，但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将上帝从完美的神探上拖下而将人的理性和道德生活摆上，从信仰上帝的神性到信仰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将物自体的本质进行理解，不盲从于信仰而坚信人的道德。

自培根和笛卡尔时代起，欧洲思想就将其特有的、自我理解和理性批判的一部分归结为了“现代性”这一观念，在培根的眼中，现代总是优于古代的，一方面是因为现代本质上能够获取更多的知识，并且生产力的水平有了充分地提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当时的欧洲社会，的确涌现出了无数超脱原有历史范畴的开拓者，其佐证既是哥白尼和哥伦布的发现。培根认为古人并非无法超越的完美典范，希腊人也没有那么纯粹完美，“与他那个时代的人相比，希腊人只不过是一些孩子，因为相隔千百年的人类经验，他们还不够成熟（p11）”。

原有的、经典的、循环的时间观被无限的、线性的时间观所打破，而新的历史观正在出现。古代与现代的分界线在于对“共相”的不同立场，古代的“唯实论”认为共相是最终的实在的同时，现代道路的“唯名论”则认为个体实物才是真实存在的，而共相仅仅是名称而已。个人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萌发将现代与古代严重的割裂开来。康德利用形式逻辑推演出的关于时间与空间、基本粒子、自由意志和上帝的二律背反使得现代性所设想的自然和自由之间无法共存。

在“现代”之前，人的理性是无法理解上帝的，只能通过不断的解读《圣经》来自外向内的进行理解，神无法被人的理性所理解，而只能通过《圣经》的启示或神秘体验而理解。（p22），人的理性在中世纪经院哲学看来并不能理解神性的宏伟而只能通过教会和僧侣的解释才能窥见其皮毛“人并没有自然的或超自然的目的”，唯名论的出现使得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努力化为乌有，它“只是强调神的能力和不可预测性，而非神的爱和理性”(p23)。

而人本身不能作为手段而需要成为目的，在后来的所有思想，包括人文主义和现代性等都接受了唯名论在存在论层次上的个体主义，而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和现代性则是囿于存在着层次上存在着优先性即存在领域的等级结构的问题，其中的矛盾难以调和，形成了巨大的裂缝。现在性存在的基础是时间的线性性，但又同时有需要用历史性的存在来规定时间的线性性，那么只能通过理解人的实践性来理解自己，且时间性只能作为永恒的背景，这样的讨论才是有意义的。

彼特拉克将不朽归结到了所有被效仿以及所有创造和维系了“古典世界”的人，不朽不仅仅属于圣徒和殉道者，通过对于这些杰出榜样共性的研究，彼特拉克肯定了个人的内在价值和自我完善的能力，个体的人和目标是重要的，强调个人在存在者层次上的优先性和价值，与当时占有统治地位的原罪和堕落教义形成对比，使得文艺复兴和现代世界成为可能。彼特拉克要求人美德和自由意志，人是作为个体存在的，同样也是意志的存在。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则重点关注古罗马的榜样，将普罗米修斯式的个体主义进一步的拔高，从而试图做到将神性赋予人；稍温和的北方人文主义虽并没有试图将神性赋予人，但也承认道德生活的重要性，人是可以通过自由意志获救的。但其本质上还是对于原罪和堕落教义的补充和发展。但对于这两种人文主义而言，两者都没有把人看成理性的动物，而是看成有意志的个体存在应在政治领域，它们都试图发展出更具共和主义色彩的权威理论。(p102)

在当代语境下，文艺复兴仿佛总是和宗教拥有难以调和的矛盾，并试图用人文主义的方法扬弃宗教的部分，但是要注意的是，人文主义本身并不是反基督教的，人文主义作为“似乎并不相容的成分的奇特杂糅”（p102），对于个人美德、悲剧文学、艺术与哲学的追求这种被彼特拉克崇尚和赞美行动的生活以及维持他所需的美德和僧侣们践行的沉思生活的美德，人文主义都试图将他们结合起来，并将有闲暇来沉思和创造作为新的世俗私人生活的新设想。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似乎是将英雄罗马人积极的政治生活与奥古斯丁主义的基督教进行无可奈何的融合，教会的腐败并非是由于教义或是教会的制度结构所造成的，而是由于人本身的弱点，使得教会被“人”所腐蚀了。

彼特拉克之后的人文主义者也尝试过平衡和调和道德和虔诚这两个要素，一方面，一直以来的保有的思维惯性是他们认为上帝”by all means is good”的想法，另一方面，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则认为，既然是上帝创造了世界，其实异教徒也是基督徒，只是没有意识到这是基督而已。因此追求古希腊英雄们的道德生活的本质就是在追寻基督，而人文主义的目的就是为了塑造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督教。但“北方人文主义则有更民主的诉求”（p126），伊拉斯谟将“人性和虔诚成功的融入了一种生气勃勃的基督教人文主义中”（p128），它不仅反对经院哲学，也反对唯名论。宗教的核心在其看来其实是内心的虔敬而非教义的断言，并对形而上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反感。所有的人文主义者并不否定神的存在性和重要性，但他们同样相信只能通过人来到达神。马丁路德接受了唯名论形而上学的立场，将所有尘世间的人都归位了撒旦的奴隶，只有通过聆听神的言语才能回到正道，而运用理性则是傲慢的一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蛊惑，只要能够聆听《圣经》，那么教会理论上是不需要的，教会不需要世俗化的权利，只需要通过人内心的感召就能够让人合法的相信。路德和伊拉斯谟的争论在几十年间从未停止过，而其中伊拉斯谟的伯拉纠主义的立场既被天主教会批判，也被路德所嘲讽，但其关于宗教战争的预言却应验了。

笛卡尔的出现，通过将唯名论的神归结为纯粹的理智实体，最终是做到了虔诚和道德的调和，也可以说是笛卡尔“驯服”了神，“他试图通过发展一种能够提供现象背后真实世界图景的数学科学，而使人掌控和拥有自然”（p222）。神的理智的光环可能是虚假的，只要通过人的思考能够再现出来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但这样的再现永远的只能存在于主体的想象中。人与神的本质对于笛卡尔而言并无差别，而只是程度的差距；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从而可能导致理智的误用。通过这样对神的理解，那么所有的关于宗教的仇恨都将消失，唯一支配人类自己的就是人类的良知本身。

到此为止，人与神本质上已经不存在任何区别，神本身就只是一个全知的人而已。唯名论已经推翻了实在论，但是却并没有构建出一整套完整的、健全的哲学神学价值观，在人有伟大的主观能力并应该追求道德生活以及人作为上帝的产物存在先天不足这两种论调中摇摆着前进。在整个现代性建立的过程中，奥卡姆通过神的全能观念将神作为知识的可能消去，并同时将人作为神的偶然创造，被抛入没有目的的世界，之后的彼特拉克则试图重新强调重拾人的道德生活，让人回到了万物的中心，但仍然受到命运的约束；伊拉斯谟则与路德针锋相对，在路德的眼中，神是人的内在动力，人应当聆听神的教诲而非使用自己的理性来挑战神的权威。笛卡尔则将人作为了纯粹的意志的存在，能够通过自我的思考而做到掌握和拥有自然，运用理性批判恶魔的幻想从而成为全新的、完全自由的存在。

人文主义分化出了现当代所有的政治哲学的开端，甚至对于当下也有较深的影响。现代性所宣称的自我创造和用于统治的政治性从来都是联系紧密的，在本书的前言和后记中，作者都提到了当今西方文明应当怎样对待伊斯兰文化带来的冲击，两大文明冲击的标志在作者看来可以简单的归纳为十字军东征和世贸大厦的倒塌，前者是“辉煌”的中世纪对异教徒的挑衅，后者则是近现代以来所受到的反噬，进步史观在柏林墙的推倒后陷入了发展的僵局，而现代性的支持者则主张进一步的净化现代性，马克斯·韦伯认为是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塑造的新教伦理创造了现行的资本主义社会，把上帝从神坛上拖下换上自己的同时，现在的人试图把自己的理性从神坛上拖下，而放上更多的东西：民族主义构建的现代国家、个人主义带来的身份政治和无处不在的民粹主义。被构建的现代性在当下有被异化的可能，现代性是否会被更加“现代”的后现代性所取代的关键，就是如何处理当今愈发多元和复杂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