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网左冒险结社及其它幼稚病：从“激浪”到RCI刊物“布尔什维克”（写于2023年7月。2025年3月12日首次公开发布+按语

按：这是一篇写于2023年7月、当时只在很小范围传阅的文章，惊人的是这篇文章对网左团体的“当头棒喝”就像一个悲剧的预言：就在作者刚写完文章、刚向有关左青传阅时惊讶而又不太意外地得知相关团体“激浪”不久前遭到了当局的全面镇压，而且据说是由国家公安部这一级别出手镇压。作者在写这篇文章时就预料到「冒险的主张及其活动往后必定还会有」，「决心借着批判这个激进网左小刊物的这些冒险主张及它的其它问题，一次性彻底说清这类主张的危害，并厘清其中包含的合理希望」（出自本文“前言”）。

果不其然！仅仅一年后，就又出现了一个同样很有野心、问题也很类似（也是贸然政治结社+夸大斗争形势-严重误判形势）、但看起来理论水平和政治判断能力更低幼的团体：RCI-IMT（革命共产国际-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的中国内地支部——看起来名头很大，然而从其更加薄弱肤浅的社会斗争分析以及其“社论”实属入门水平的理论分析（甚至都还不如“激浪”）来看，很可能只是一些初学马克思主义一两年、内在精神极度浮躁狂热的05后左青。

因而，重发这篇近两年前、详尽分析批驳“激浪”的1.8万字长文就有了很大的现实必要性——它不仅可以继续成为对于那些急于有所行动的真诚而冒进的左青的当头棒喝，也可以提供一些有助于深入认知现实与理论思考的养分，更可供我们去思考：在实际上相当严峻、专制自1989以来最强化、劳动人民反抗资本及其国家的力量对比空前悬殊的当下，我们可以做什么？这篇文章都有审慎严肃的考虑和清楚的回答。

本文作者还注意到，上述RCI-IMT的支部组织最近的一大重点是所谓反驳“融工论”，对于这一错误需要另外反驳并结合历史回顾加以辨析；不过，该组织对“灌输论”的反驳倒是对的（见该组织电子刊物《布尔什维克》今年3月发布的第3期的所谓“社论”），也恰好是本文所赞同的（见本文第6节）。

此文原题《反对冒险政治结社，支持寻求严肃政治思想共识的现实研究》（当时署名“革研”，因为当时作者仍处于第二次因涉政事件被捕后的取保候审阶段，以常用笔名发此种文章有较大风险，故另拟了笔名），而后发布在知乎的题目为《反对网左团体“激浪” “杜临”之流（以及同路人“热浪”）的冒险鼓吹》。现题目是今天根据新情况重新拟定的。全文的粗体标记是今天重新加上的。

（本文作者：Infj幻琴·秋火 2025年3月12日晚）

编按：2023年以来网络左翼群体（简称“网左”）似乎是由于去年11~12月的群众抗争的激发出现了新的涌动，这其中当然不乏一些新的觉醒和真诚谋求改变的热忱，但也再次出现了——近二十几年来已经多次出现过的冒险结shè鼓吹，相应的还有诸多根本站不住脚的轻浮浅薄的形势研判、极度简单化的症治认知。其中最积极鼓吹者是一份名为《激浪》（后更名为《呼声》）的网左刊物和它的一个主要撰稿者、笔名“杜临”，相关的不同组织的同路人至少还有刊物《热浪》及其已经成立的名为“革共同盟”的团体。

（这是2023年8月19日13:56 发布在我知乎上所加的“编按”——然而这个发布没有显示出来，尽管我只是发了这段“编按”以及此文目录的图片版。所以此文此前只是在与“激浪”有关的小圈子里散发过，以下发布是首次公开发布）

反对冒险政治结社，支持寻求严肃政治思想共识的现实研究

革研

【前言】

今年（2023年）3月中发行的激进左翼网络刊物《激浪》第五期一篇署名“宋越阳”的文章谈到：「过去几个月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和联络点几乎是井喷式地发展起来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尝试从过去几年的散沙和亚文化状态中走出来，并在社会的意义上组织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文章还批评了这些潮流里暴露出的一些「缺陷和谬误」；

两个月后该刊物更名为《呼声》，又专门发布了名为《我们的组织任务》的小册子，其中署名“杜临”的文章《我们的组织任务》也批评了近几个月的各个「马克思主义者团体」的各种问题，然后以《激浪》(即《呼声》)编辑部的名义提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任务应该是建立政治组织，而且是向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看齐的革命政治组织：

「根据杂志一贯做出的社会分析和政治讨论，《激浪》编辑部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目前面临的最大路线问题不是别的，正是：要向布尔什维克看齐，致力于建立富有有机关系的革命政治组织，还是要向一般的学生社团学习，仅仅建立一个围绕兴趣爱好和交友轨道运转的空谈家组织？《激浪》编辑部公开反对任何拒绝前者，拥抱后者的个体或团体……」

「只有在认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情况后才能自觉地投入到政治建设中，为建立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组织做实际的工作。」

「……必须使组织成为政治意识的实体化，这样才能使之同其他一般的组织和社团划开界限，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组织。」

鉴于这样不合时宜的因而属于冒险的主张及其活动在过去二十年以来远不是第一个，往后必定还会有，然而公开严肃的批评却总是缺乏，而且很多历史上有过的批评也早已过时，多年来总是有一些左翼青年前仆后继地白白牺牲于此类冒险活动，笔者决心借着批判这个激进网左小刊物的这些冒险主张及它的其它问题，一次性彻底说清这类主张的危害，并厘清其中包含的合理希望（即某种“基于严肃政治思想共识”、为着真正有利于革命社会主义事业的努力）。

一、【反对冒险政治结社：三大理由】

       第一，中国当今的专制统治集团从来不容许任何组织独立地介入群众斗争、更不容许任何组织从中发展出自己的政治基础，在2018~2019年的大扫荡之后更是很难突破这个障碍，在这种难以参与群众斗争的情况下任何“政治组织”都只会是空中楼阁——既不会是真正的“政治组织”，也经不起任何政治冲击：有司真正决心铲除的冲击一来就马上崩溃——“一冲即溃”。(过去20年来这种例子太多了，下一节详说)

      第二，在2018~2019年大扫荡之后专制政权就更加不容许任何独立的组织的存在——尤其严防校园学生之中、企业工人之中的独立组织，更不用说政治性的组织了，动辄抓捕、判刑，组织的代价高昂。(但如果以具体的研究、讨论在刊物或投稿平台名义下聚合，风险可能相对小些。)

      第三，专制政权的监视无孔不入，目前暂时未被收网进笼不代表未被监视；积极致力于政治结社的活动分子很可能早已被监视，被维稳当局视为鱼饵；之所以维稳当局还没拉起鱼竿，只是想等待更多鱼咬上钩——也就是静待更多热心青年与结社活动分子紧密联系后，鱼竿才拉起；还有一种更划算的可能是：暂时只收拾接近鱼饵的小鱼，等到鱼饵没利用价值了或者鱼饵真的要结社了，再一网打尽。——注意，这里并没有说主张结社的活动分子主观是怎么想的，而是说无论他主观怎么想的，监视无孔不入的情况在客观上使得他很有可能成为维稳当局的鱼饵。

鉴于笔者过去二十年来对维稳当局监控和打压的领教与对当今网络大数据的见识，这种沦为“鱼饵”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正如某位很不讨喜但很清醒的“挖掘圈”大佬所说，互联网上一切“秘密活动”基本等于裸奔）

二、【没有扎根无产阶级群众的政治基础，就谈不上任何意义的“先锋队”或“马克思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 “政治组织”】

笔者浏览了《激浪》的几期刊物和“杜临”的若干大作，发现杜临对革命组织的民主性（称之为“有机关系”）有很务实、更富有政治生命力的理解，对“毛托联合”的幻想也有很清醒的原则性的批评，在批评“内左联”的盲动狂想时显示了对“纲领”的应有内容有所认识和对政治经济现实的认真重视，然而杜临及其《激浪》编辑部小将们还是有一个重大疏漏：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组织，不但应该掌握现实情况、善于分析认知，即具有【理论基础】，有一批组织起来的活动成员，即具有【组织基础】，还应该扎根在无产阶级群众中，经过现实的群众斗争的考验和锻炼，发展出一批具有实际斗争经验、认同本组织纲领的进步群众，也就是【政治基础】。

这种【政治基础】最少也得是“有政治经验的积极分子”，或者在一个政治组织之初就得到有政治经验的同志的直接支持，例如中共党的创建，它一开始就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共产国际干部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而且为了弥补【政治基础】确实不足的状况，一开始就有大规模介入无产阶级群众的活动。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是中共的创建，还是《激浪》小册子《革命组织和知识分子》所推崇的中共早期农运活动家彭湃的斗争事迹，都是在已经有了结社自由的环境里（所以组织工会、农会、乃至部分区域的罢工活动都是合法公开的），而且都得到了所在区域里的当权政治势力的默许甚至公开支持（尤其彭湃，他直接就是在国民党的组织架构下，在广东国民党统治区范围里做农民运动的）。也就是说，即使是中共这种诞生时政治基础比较薄弱的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它所诞生、活动的环境是比较容易发展出【政治基础】的——特别是与现在中国政治环境比较起来是容易得太多了。

【政治基础】的关键实质可以概括为这几句话：一个政治组织无论有怎样的思想理论、现实分析、策略、结论和目标计划，都应有负责任的行动对本党这些观念做过检验，得到群众的真心认可、拥护，乃至群众会以实际行动支持政治组织的活动、为组织及其活动辩护。

——由此来看，没有坚实的政治基础，才是导致众多左翼青少年发展不起真正的政治组织、或者即使搞出一个“政治组织”却在实际政治事变中“一冲即溃”的根本原因，——而不是“杜临”回顾反思2018年“莱茵学社”失败时所总结的领导者个人性格问题或个人的能力问题导致的。

当然，即使政治基础更强一些，“莱茵学社”或其他政治团体也会被压制下去，毕竟群众普遍政治不积极和专制政权占据压倒性优势是近数年来至今——即现阶段的局势的主要特点；但是如果它们真的有政治基础、在群众里扎了根，那么它们不至于完全失败，还会留下一些有生力量。而事实上包括2018-2019年毛左的佳士运动在内，仅就笔者所知的2002——2019年绝大多数左翼政治组织努力都没有在政治打压后留下有生力量，这全都可以归结为它们在标榜建立政治组织时无一发展出【政治基础】（也许有少数不为人知的地下毛左组织例外，毕竟那么多年来还是有不少毛左成员反复多次参与了群众斗争）。

2018年之后才转向左翼的人们肯定想过：难道之前的左翼从来没打算建立政治组织？实际上，至今（2023年7月底）为止的所有新起的左翼政治结社设想，过去二十年来每一代左翼都有很多人同样尝试努力过，而且不乏想得更完备、更周全的：

2003~2004年最早的几个地区性的共产主义者联合组织就在网站上和线下公开讨论合并重组事宜，商讨、辩论共同纲领草案，笔者至今还记得他们的新组织“马克思主义网络联合会”网站的极其“勇猛”的全国各地区组织架构大公开(让人感觉疯狂的程度不亚于今天的“内左联”，且他们比“内左联”的狂想曲走得更远)、批判“劳动力商品化”的文章、刊登“老共产党员愤而退党”声明和辽阳工运报道（他们可能有人参与了当时东北如火如荼的国企反私有化工人运动），他们组织的政治纲领草案却是有一定水平的（hk先驱社网站的社会观察类栏目里曾经长期收录了那篇文献）。(当时国内的“墙”还很不发达，其网站竟然存在了至少大半年，只是偶尔连不上，全网都可以自由访问)

2006年春由华东、华北等地毛派网友发起的“毛泽东思想网络联合会”也有完备的组织架构和详细的章程，并在不到一个月内迅速吸纳了300多名会员(要交纳会费，用于网站及刊物，账目公开)，当时他们的一个组织者还专程跑来与笔者见面大谈“你们托派可以在联合会里成立一个独立的反对派，可以有自己的纲领”（这可能是当代我国最早的组织层面上的“毛托联合”提议了，不过笔者从未同意这种无原则也无意义的闹剧）。

2008~2013年毛左也先后推出好几个党。2018-2019佳士运动的组织者被捕后供认他们很早就建立了政党组织，并在2016年开始策划工运活动。

更有实际意义的是早在2003(有可能更早)~2007年毛左的主人公、工农兵、星火马列毛等论坛上就有一批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毛左网友(有的是老造反派)热衷于贴出很长的政治纲领草案，大段的引用进行批评、争论，反复修改，成了部分毛左网络的经典传统活动。

在2012~2014年，发起于昆明西安成都等地的左翼网络团体“少年中国学会”(英文首字母缩写YCA，成立于2007年)也发起过公开讨论，YCA的积极分子早就长篇大论主张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亦有托派撰文参与讨论。

至于国内的托派，也早在2006~07年就出现了公开主张建立政治组织的文章和活动，与此有关的是2005年底欧洲托派组织cwi就出台了面向中国的决议，决定在中国展开政治组织活动。尽管有反对声(笔者正是首当其冲反对者之一，没错，在2007年笔者就表达了这篇写于2023年7月的文章的同样理由)，但是国内最初的托派组织在cwi名下还是发展起来了。

除了cwi，在2014年以后也有另一些托派，至少是按照政治组织的标准在发展某种模糊(擦边?)的政治组织。

总的来说，相对来看，毛左的政治组织想得更为完备，他们的资源也明显更多。

（笔者确信以上这些列举不会给相关组织带来麻烦，因为以上提及的组织早就被维稳当局扫荡光了。维稳当局对这些组织的了解程度也要远远超过笔者，笔者所说的都是当年网络上的公开信息）

列举了这么多是要说什么呢？

其一，近二十年来所有这些政治组织，要么早已全都被扫荡光了，要么少数不得不隐匿起来不再活动守口如瓶。事实是只要被打击过的，都受到加倍严厉的监控，很难再从事政治活动，或者再投入原来的圈子客观上就成了前述的“鱼饵”，连累所有相关的人。（一个在2018~2019大扫荡中被打击的左翼分子在两年后告诉我，他走过某地的地铁安检时甚至触发了警报，只是因为他有“案底”登记在册。那两年被打击的人很多至今还经常被约谈“关怀”）

其二，没有【政治基础】的政治结社冒险，当年都是热血沸腾，仅仅不过数年后，如今没人记起，没人再敢提起，也没人真的在继续默默为之奋斗。（说得再远一点，白纸运动本来可以成为“潜伏的地下组织成员”活动的机会，但我们看到出头的要么是自由派，要么都是年轻人，并没有什么“之前潜伏的地下左翼成员”活动的迹象）

（最后顺便说下，无论是2014年YCA有关建立政治组织的公开争论，还是当时部分托派尝试建立政治组织的努力，笔者都表达了原则上的反对和其他意见。遗憾的是2018年以后的左翼青年已经很难再看到这些争论的历史文件，笔者曾经专门集结了这些文件的网络平台早已被维稳当局扫荡光了。本文接下来就要说明尽管冒险政治结社不可取，但是仍有很多研究工作可做，需要将它们与政治活动严格区别开来）

最后再结合说下“杜临”这两句话：「在无数团体的发展过程中被强烈谴责的那种“左圈”或“网左”习气不是网络本身的性质、阶级出身或者亚文化“圈子”导致的，而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现实力量发展的早期阶段的特征」

——第一句话是对的，“网左”问题当然不是网络本身导致的；第二句话却不符合事实：历史上俄国和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即使在初期也是已经扎根在无产阶级群众中了，并且都在初期就经历了、甚或直接脱胎于有组织的工运-群众斗争，相对来说这些组织因而一开始就更严肃得多、很明显更“有的放矢”；但是在今天中国，左翼之所以是“网左”就在于普遍严重脱离无产阶级群众，更少经历过比较像样的群众斗争，如此对比不难想到：在缺乏群众切实而灼热斗争需求和犀利目光审视的情况下，一群群左翼大、中学生的高谈阔论很容易沦为不着边际的吹水空谈。

三、【寻求严肃政治思想共识的现实研究活动是可取的；但这不同于政治组织活动】

“杜临”谈“组织任务”的文章虽夹杂了以上已经批驳的冒险政治结社的错误狂想，但笔者也看到其中含有很多对于寻求政治思想共识与严肃努力的盼望：

「……有机关系实际上就是思想团结的具体形式…是要在具体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取得一致，从而也就是在运动的方式、变革的目标以及各阶段任务及其具体操作上达成一致。……一些团体和组织认识到了缺乏有机关系和一致意见的重要性，试图通过几份纸面纲领来规定自身。然而，这些纲领只是发出关于组织制度的长篇大论，不是完全没有研究过现实问题，就是用一句话草草地把共识一笔带过。」

「在目前谈论“我们的组织任务”时，精力首先应放在组织之前的那些问题，即提出任务的前提，而不是立马操盘具体的组织机制或短期目标。」

「取得同志间的有机关系必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推进的过程中难免遭遇分歧甚至分裂。原本以散漫社交关系形式存在的团体有可能在建立有机关系的过程中完全撕裂开来，这就是为什么以往的和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团体都无法或不敢提出严肃地建立组织的任务。」

「而在已经建立的小组那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能不能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反思原本并不牢靠、带有相当大偶然性的组织基础。」

寻求严肃的政治思想共识，包括寻求对政治形势、各个政治问题的一致认识，包括追求「在运动的方式、变革的目标以及各阶段任务及其具体操作上达成一致」，都是可以努力去做的，包括为这些认识展开一系列现实研究（下一节笔者就会说到“激浪”们、“杜临”们的现实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更是极为必要，甚至笔者也赞同以灵活多样、“重实际不重形式”的组织方式进行集体的研究。当然，为了安全，宁可不要组织的名头，比如继续只是以刊物的名义、投稿和交流的方式进行集体研究就很好。

但要知道，这样还远不等于政治组织活动。什么是政治组织及其活动？这里谈谈笔者对“最起码的政治组织活动”的理解：

首先，政治组织活动必定是以共同的政治纲领为核心来争取群众——当然不只是争取学生，而是争取包括纲领所强调的那些群众，这种争取过程必定意味着批判、说服、争取转变，也就是政治斗争的过程。凭什么说服群众？只凭一纸纲领加上一通辩论说辞吗？当你亲自试过争取一个普通群众而争辩就会马上发现这是在对话开始几分钟后就很快出现的非常实际问题（相比而言说服学生往往要容易很多，因为很多学生可以只凭理论言辞就转变思想，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不能真正完全理解政治词句在现实实践中究竟意味着什么）———政治组织活动者需要有从群众斗争中得到的具体经验和实际成果作为争取群众的基础，否则根本说服不了群众，连“政治组织活动第一步”都迈不出去，只能做“只能争取学生、无能争取无产阶级劳动者的‘无产阶级’政治组织”，或者“没法争取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组织”——即：仍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组织。

第二，政治纲领的内容——正如杜临批评“内左联”时所示意的，应该有对现实政治经济情况和各个主要的社会问题的分析、有对农牧民和工人等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位置以及阶级矛盾的分析，但是此外还应该有：对群众斗争的准确估量和把握，对整个政治格局中的其他政治流派的阶级分析和态度区分（例如对于国家主义、女权主义、毛派阵营、右翼自由主义(包括新自由主义)、左翼自由主义、社民主义等，以及这些流派在当代中国的代表者，分别怎样看待和对待），这些都是政治纲领必须要有的内容，因为这些实际上的党派在斗争展开时是绕不开的，它们会表现在包括无产阶级的所有群众身上，直接涉及政治斗争中的敌我友问题，直接涉及如何对待不同思想倾向的群众的政治实践问题。

（托洛茨基在批评1930年代初西班牙革命中的一个“工农同盟”的政治纲领时就抨击说：贵组织的政纲里完全不谈其他主要党派的情况，贵组织难道是想在政治真空里大显身手吗？——见托氏《论西班牙革命》之《评“工农同盟”政纲》，1931.6.12）

恰恰是在上述这两个政纲里应有的非常重要问题时，“激浪”“杜临们”表现出认知严重不足——由此可见政治意义上他们还远远不成熟——下一节就来具体谈谈。

四、【《激浪》对2022年郑州富士康工人斗争和乌鲁木齐政府反应的研判，显示了他们对21世纪以来中国群众斗争的认识严重不足】

在《激浪》第二期的署名“宋越阳 杜临”的文章《从郑州到白纸运动——两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观察》（以下简称《观》文）以及《激浪》的小册子《我们的组织任务》（以下简称《组》文）里有四处对于这些群众斗争的重要判断——从以下摘抄的措辞来看，显然是被赋予了政治指针意义的重要判断：

（一）「在2022年以前，中国无产阶级所发起的经济斗争通常以政府调解为结局。从富士康工厂运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重庆工人暴动，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日益表现为大规模的暴力冲突，这个新形式表明工人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并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更严峻的任务。」（这整段是《观》文最后一段话）

（二）「乌鲁木齐市民自发哀悼死者，……抗议市民一度冲到市政府大楼前，这使得乌鲁木齐市政府的领导人不得不同群众进行对话，在21世纪的中国这还是头一次。」（出自《观》文）

（三）上述《组》文再次强调了（一）的结论：

「我们在自己的第一篇政治评论《从郑州到白纸运动》中提出“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日益表现为大规模的暴力冲突，这个新形式表明工人斗争进入了新阶段”，这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对新的阶段做出判断，提出自己的任务。」

（四）另外《观》文还提出：「在这场工人斗争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事。除了普通民警之外，属于国防力量的武警也大规模出动进行了镇压，这意味着这场运动虽然仍追求经济利益，但在当局眼中已经超越了以往的那些可以在民法典内解决的合法斗争。」

——以上这些判断有一连串的错误和问题，逐个说明如下：

其一，进入21世纪的近二十几年里，中国工人早已经出现了多次暴力斗争，其中在2004~2009年发生得比较多，有些冲突的情形类似于2022年郑州富士康工人斗争，例如2004年东莞鞋厂的大规模打砸暴动；有些斗争不但暴力激烈程度超过了2022郑州富士康，更是有组织的，例如2004年重庆3403厂三千名下岗职工手持棍棒和啤酒瓶占领工厂，2009年吉林省通化钢铁集团退休工人和在职工人联动，上万工人阻停工厂生产，围堵通钢集团总经理陈国君，当场群殴将其打死。

上述这些冲突当然都出现了警察的身影，此后的工人斗争，各种警察出动得更为频繁，工人的自发武装程度也没有之前那么厉害了，但是工人和头戴钢盔手持防暴盾牌的警察当场对峙、相互试探的情形是非常多的，至少在2010~2018年网络上有大量这类照片、网友拍摄视频和资料，出自全国各地众多劳资冲突和各个群体事件。所以工人斗争暴力化并不是最近一年的新现象，以前就有，而且更多。

更合理的解释是：疫情已三年，到了2022年地方政府财力人力都极度疲乏，加上政府人员更忙于防疫形式工程、更加漠视群众申诉，才使得工人维权无门，绝望激愤而诉诸暴力，加上河南、川渝等内地工人有很强的地域集中性，有抱团一致对抗的传统，诉诸暴力时会更有信心和斗志。

其二，除了普通民警，武警也介入工人斗争更不是2022年的新现象，在工人斗争较为密集的1990年代末~2018年这近二十年来已经发生了无数次。在2014年东莞裕元鞋厂3~5万工人长达12天的大罢工之后，防暴警察甚至监督着工人复工；在此后的广东其他一些罢工事件中，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甚至押送工人进车间，守在车间里逼迫工人复工。

在2010年代出现过很多企业偷偷搬迁工厂设备跑路、逃避对工人支付工资和遣散补偿的事件，当时很多企业的工人自发组织起来警戒、侦察、直接在工厂门口集体打地铺过夜、连续几天强行阻拦设备装车或阻止搬运车辆离开，当场与资方和资方召来的警方对峙，这种冲突场面不知上演了多少回。

更早在2010年之前，珠三角的大街上还出现过大批年轻的打工仔和打工妹手拉手组成人墙，一步步逼退前来镇压罢工的警察的动人景象，这种斗争的勇敢、团结、自发组织程度超过了那些泄愤打砸之举。

正如卢森堡在其著作《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中谈论20世纪初的俄国工人运动时所说（大意）：处于专制政权的统治下的工人经济斗争，不可避免会衍生出政治斗争的性质。所以中国工人斗争从1990年代末兴起的一开始，就同时面对资本家的剥削和专制政府的镇压威胁，就不能简单地看成是纯粹的经济斗争，而当任何一处斗争的工人足够坚决或者实在没有退路时（这种情况已经无数次发生）他们就会连站在资方一边的警察一起反，经济斗争就直接生出政治斗争性质。

其三，“宋越阳 杜临”的《观》文说乌鲁木齐市政府在抗议市民面前出来对话「在21世纪的中国这还是头一次」，更是大错。

这种事同样发生过很多次，而且有的政府对话级别更加高、抗议阵势更加惊人，比如2017年秋，全国各地退伍军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有组织串联聚集到首都北京，在中央军委大楼前发动上万人请愿示威，成功迫使一些国家级的军政官员出面与退伍军人代表谈判，并且签订了有关落实退伍军人利益的初步协议。其它的还有：

2007年6月初，厦门上万市民“散步”反对化工污染项目PX落户厦门，不但成功阻停该项目，厦门市政府各部门全体出动连番各种安抚民众，福建省委省政府都出动做了指示。

2012年1月13日，江西景德镇市的昌河汽车厂工人罢工，抗议资方重组政策并要求提高工资，江西省政府、景德镇的市政府两级政府都出动了，到工厂里去和资方、工人沟通承诺解决问题。

2011年9月~2012年初，广东汕尾陆丰市乌坎村的村民因土地利益、换届选举问题而发起的抗争运动（多次上访、重选村委会和自治、与政府多次谈判和冲突），不但得到过陆丰市政府、汕尾市政府的回应，后来更是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直接带队了专门的省工作组进驻乌坎村去解决问题。乌坎事件当时是公开的，影响力远超2022年郑州、乌鲁木齐市政府前发生的事，当年乌坎事件还激发了广东沿海一连串农民运动，乃至激发了四川成都、攀枝花两个大型工厂的大规模抗争（其中有一些工人明确对记者提到是受到了乌坎抗争的激励，这种信息当时主流官方媒体竟然还能报道出来，现在的人可能都难以置信）。

最后，我们再看，“杜临”们、“宋越阳”们判断中国工人斗争出现了“新形式”、“进入了新阶段”的上述依据其实都不新，因而他们的结论：“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更严峻的任务”也就失去了基础；

但是这里存在着更重要得多的问题：我们究竟该如何判断工人斗争或者说整个群众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呢？

由此还会衍生出这些问题：现在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究竟到了什么阶段？“新阶段”是早已在过去某个时候出现了？还是说尚未出现？2022年从郑州到乌鲁木齐到全国各地的白纸运动再到今年初的重庆工人暴动，难道都没有什么凸显新阶段的意义吗？

五、【问题重重：如何评估群众斗争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
以及为了在政治上团结群众如何对待其他不同政治党派

——在高谈阔论政治结社前必须着重研究解决的问题】

为了要考察群众斗争是否真的出现了新特点、在何种意义上出现了所谓“新阶段”，就必须对至少1990年代末以来至今的群众斗争有一个准确、透彻的通盘了解和把握。由上面粗略的列举和简单分析，就已经看到高喊政治结社的“杜临们” “激浪们”远不具有这样的认知，整个关于“新阶段”的立论基础都是错误的。思考的结果，是冒出了更多的问题有待研究解决。

究竟何以判断“新阶段”或者说革命力量“破局”之关键？出于真诚起见笔者最后会谈谈自己并不很有把握的推测，但更值得讨论的重点在于：应该从哪些方面去思考研究这个问题，从而让有志青年们一起来发挥聪明才智研究这个问题。所以该从哪些方面考虑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笔者已说过的需要对二十几年来的群众斗争有通盘了解，这些“历史”并不是“翻故纸堆”，而是属于当代史，属于当代群众斗争现实，因为当今中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主要部分直接脱胎于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国企私有化改革、农村土地生产关系的重组以及由当年以来的群众抗争和反对派政治所推动政权打造的全方位维稳管控体系。而且今天无论左翼还是自由派，多个反对派的主力或多数部分也是在过去二十几年兴起的。

这里笔者要检讨一点是，2019年大扫荡尾声时笔者曾经打算写几篇目录索引式的长文以分别总结过去十多年中国工人运动、左翼政治等主题的经验教训和主要论题作为历史备忘录，以免后来的进步青年和进步工人不了解前人有过的斗争，但当时笔者对政治思考心力交瘁，未能做这些总结。及至今日，又见历史教训重现，才考虑匆匆补做一篇高度浓缩的索引目录备忘录《1999~2019的五波左翼潮流与群众斗争、重要论题》欲亡羊补牢。

第二是必须对阶级力量对比有准确评估。不仅需要网上、媒体上搜集来的各种数据资料，更需要切实估量政治势力的分量的经验和能力——这方面最值得铭记的尖锐教训就是马列毛主义者们在2018年发动的佳士运动：他们有的组织者曾经以为可以发动十万人以上的罢工，并认为左翼力量浩浩荡荡，声称光是90年代陆续出狱的文革造反派就有几十万人，但在2018年7月发起的联名公开信只有1千多人签名，佳士全厂千余工人只有80多人在申请工会的联名文件上签字，实际动员参加到直接争取的集体行动的就只有二十多人，而且这二十多人里还有大约七八人是左翼组织派去潜伏或培养已久的骨干分子，所以实际上追随了佳士运动核心组织的佳士厂工人仅有十几人。

佳士运动一开始就极为强调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强调是工厂工人争取改组工会，也做了很多争取工人的工作，也确实吸引了众多乐于相信表面言辞的在校学生和知识分子们的目光，但是实际上一开始就没有真正争取多少工人，当时的照片和叙述中都有大量细节反映出佳士厂绝大多数工人的犹豫、观望、甚至怀疑，这不仅为有经验的群众斗争观察者所注意，也受到很多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其他行业维权工人的注意和忧虑。佳士运动很快(仅一两个月后)就变为完全依靠在校学生(而且首先是受到重重束缚的高校学生社团)推动的实际上的学生运动，消息更加难以扩散到社会上。

最终事实残酷无情地证明，佳士运动的青年组织者们对斗争形势的判断完全错误，他们也曾经在2018年7月断言中国工人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并且极度夸大了有利于革命力量的阶级力量对比格局(在2018年8月中的一篇署名“佳士斗争声援团”的宣言中，他们竟然认为佳士斗争正在接近“无产阶级革命决战”的阶段，并且竟然扬言说佳士厂所在的深圳市坪山区的区政府领导将会因为这场斗争而倒台)。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佳士行动者正是根据这些完全错误的判断发动了多次围堵派出所、主动迎面抨击警察的斗争，简直恍如隔世。

佳士运动当年持续大半年，连后续镇压扫荡算在一起有一年多，卷入的工人不过几十，直接卷入而被捕的学生及学生出身的社工、左翼自媒体人却有好几百人之多，连带几十个左翼社团被团灭（参与这些社团的学生可能至少一两千人），至少十多个扎根工业区辛苦耕耘多年的工人服务机构被摧毁，至少数十人被判刑、从此受到严厉控制。如此重大的事件，可以从很多方面反思、汲取教训（可参考：翻墙到“红色中国网”搜索笔者所写的《佳士运动教训备忘录》，写于2019年，全文6万字）。其中最大教训之一就是这么多优秀组织者活动者(主力实际都属于同一个政治组织)完全误判了群众斗争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

相比2018年，5年后的今天中国无论群众斗争形势方面还是阶级力量对比方面对于抗争者都变得更加不利了，尤其是专制政权的监控借助于摄像头、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变得空前强大，政治结社的风险成本更上升了数倍。

而《激浪》编辑的政治结社鼓吹里，甚至根本没考虑到这些问题，也完全没考虑仅仅几年前的同类误判的重大教训。

此外，《激浪》在对待其他政治力量的考虑也是欠缺的，尤其是对于自由主义者、国家主义者的看法。在《激浪》第五期署名“宋越阳”的文章《自由主义的社论与马克思主义刊物的投降》里，作者完全以敌对的态度抨击自由主义，并且这样理解自由主义：

「在疫情封控解除后，热爱自由的自由主义者选择继续捍卫资产阶级扩大剥削的自由，至于无产阶级免于灾病的自由，他们是一概剥夺了。」

以马克思主义批判自由主义当然有必要，但是现实政治里只有这一种“捍卫资产阶级扩大剥削”的自由主义吗？文中其实也提到了某些刊物的表面上的“左翼自由主义”，却只是为了一时论战一笔带过，但是严肃认真关心现实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更完整分析自由主义。在现实中，有大量普通群众只是希望能有西方那样的政治自由和民主选举权，并在网上论争中被他人骂为“白左”，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些群众只要一概打倒、只管批评、此外一概不理吗？

笔者注意到《激浪》也很重视并重新翻译了《哥达纲领批判》，这个文献中有一个很经典的批评：马克思批评了一个拉萨尔式的纲领条款——对工人阶级来说，其它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套用这个句式，很多“网左”也会认为“对左翼(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其它反对派都是反动的一帮”——“网左”之所以是“网左”，确实不是因为“网”本身，而是因为“网左”从来不考虑争取普通群众，只想照着自己政治思想观点画一圈线然后圈地自萌，唯我思想最革，圈外的其它群众一概只有挨批判的份。

以马克思主义为准绳的思想理论批判当然是必须的，但“政治思考”还意味着以争取群众、以Marxism原则和阶级利益团结群众为目的，需要鉴别在群众追随其他政治思想(比如自由主义)时所包含的合理可取的愿望(比如要求政治自由权利和民主参与政治的权力)，从而以多种形式去争取群众（非涉及原则的具体交往合作、技术层面上的斗争配合协调、或者不失时机地直接争取过来）——这才叫做政治，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政治态度。

所以在高谈阔论政治结社之前，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还很多，结合当代已有斗争来看是相当沉重的，需要花费相当大的艰苦努力，而笔者在《激浪》的刊物中看到这些认识还是极为不够的，虽然确实表现出了少有的热忱和激情决心，也确实有几点精神气质上的优点。而这些认识不够也不仅仅是“认识不够”，不仅仅是头脑中的观念的问题，也是实践上的【政治基础】欠缺的反映——即使“政治组织”在名义上、形式上“宣布”建立起来了，实际上也没有政治基础。因为笔者这一节所说的都是建构【政治基础】直接相关、必然涉及的政治考量，而《激浪》却很少考虑——很少考虑政治基础的情况下竟然就大谈要政治结社了，这一点甚至都还远远不如2000年代早期的一些地下左翼冒险政治团体。

六、【初步谈谈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反对“灌输论”】

“激浪”的作者“杜临”在小册子《我们的组织任务》中还特别反对了十多年前的托派们对“灌输论”的批评——但是这里面存在了很大误解。所以笔者这里着重做个澄清解释。

“杜临”在小册子中引用了笔者在2007年的一段发言(顺便感谢下“杜临”客气地称笔者为“一位值得尊敬的老托派”，但其实笔者并不老，年近四十，仍属青少年)，发言中提到把官方翻译的对工人「灌输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按李星提示的俄文原文重译为「把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理想）带到（送到）他们中」，在这段引用后“杜临”发问并责难道：

「把阶级斗争思想带给群众和灌输给群众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无非只是觉得前者更好听，更符合让无产阶级自发地成长的想法罢了。老托派在反斯大林主义的路上越走越远，甚至要把在他们看来可能导向官僚党的列宁主义灌输论也一同避免掉！」

这真是一个很大的误解。这两个翻译确实有实质不同，而且早已在群众工作实践中(包括当代中国群众斗争的实践中)显现出来了。首先从意思上说：

「把阶级斗争思想带到群众中」意味着：在群众有困惑、或有兴趣、或有思想需要的情况下，把阶级斗争思想介绍给群众，包括直接提供原著、解答、结合现实分析、辩论、并由现实分析和辩论说服群众，并不强迫群众接受，并不使用洗脑的宣传，而是在充分群众自主自愿的情况下让群众充分理解阶级斗争思想。

——即使暂时不理解也不强迫，那更可能是因为斗争水平还不够，现实的矛盾发展和斗争情况还不足以说服群众。因为究其根本，无产阶级群众是被现实尤其是现实斗争说服的，而不是听信了能言善辩巧于辞令的雄辩演说家，马克思主义者的作用只是在适当时机适当场合下借助了栽培已久的与群众的亲密信任关系把阶级斗争思想带给群众。

「灌输给群众」则意味着：不管群众是否有怀疑，像赶鸭子上架一样强行把观点灌输过去，包括实际上某些工人不是那样想的、却在文宣里用那些工人的名义来为特定政治思想背书和鼓吹，包括传销式的洗脑宣传，包括从人际关系和生活方面拉拢、乃至提供争取权益的帮助，以换取群众对若干思想词句的接受、对这些洗脑宣传的默许。

——有些年轻左翼可能会说：这都行？！都3032年，这怎么可能呢？

这不但有可能，而且就是近一百年从斯大林主义到其毛主义变种以来不断上演的事实，而且在近二十年的当代中国毛派群体里继续“发扬光大”——

至少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或许更早)毛派乌有之乡每年寒暑假期都面向高校左翼学生和社会人士组织连续几天几夜的活动密集连轴转的洗脑式宣传培训活动，以灌输“毛时代的工人当家做主就是好”之类的经典毛左神话；

在2010年前后的毛派知名工人研究网首页推荐的重点案例——西安整流变压器厂(一个遭遇私有化改制的小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集体抗争，毛派制作的相关工运调研小册子里，该厂职工维权积极分子S表达了鲜明的马列毛主义观点，但是当时有左翼青年前往西安直接与当事人S面对面交流时才发现S根本就是很反感毛时代一套做法的；

2018年8月佳士斗争声援团贴出过多位工人的具有明显马列毛主义色彩的宣言，但事后就有当年毛派社团组织参与者透露，这些宣言全是主导声援团的那些毛派学生“润色”加工出来的，而且正如笔者前文所说，大张旗鼓标榜工人运动的佳士斗争总共只有20几个佳士厂工人参与，其中还有七八个是左翼组织早已指派潜伏的积极分子，结合这种情况可以同时看到马列毛主义青年的“灌输论”景观及其“如何争取了群众”的惨淡结果。

“灌输论”的后果之一是，其所培养的积极分子不但缺乏起码的辩论能力，甚至根本无法面对来自其他人的不同意见。2018年笔者曾经在私下的小群里和几位毛派组织骨干分子发生激烈冲突——起因只是笔者试着尽可能友好而温和地提出不同意见，却迅速引发几位骨干分子勃然大怒，其中某位后来被证实是佳士毛派核心组织者贺某的ID甚至滑稽可笑地怒骂说「等收拾完了条子再收拾你」，且不说此君三个月后被捕时不到几天就写下了长达几十页的忏悔书并招供出直接导致他们毛派组织大面积崩塌的详细信息，更重要的是这些看似名头很大的毛派领导人物究竟是如何成长起来的？为什么这些马列毛主义骨干分子对于他人的不同意见会如此暴跳如雷而洋相百出、毫无招架能力？

其实更早在2010年笔者就会面过一位当时堪称赫赫有名的某地红歌会的核心骨干分子，自称马列毛主义者，还是他主动邀请和笔者“谈谈马克思主义”(最初起因是笔者接触了他们的人，在工人调研方面有一些具体的技术合作)，还是他主动请笔者先说的，我们当时是坐在沙发上、还有其他与笔者合作的毛派朋友在场的友好氛围，然而让笔者印象深刻的是，笔者仅仅只是平静的几句话一分为二评价了毛泽东（记得是：“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但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具体说到革命者，毛泽东也有其成功之处和失败之处……”），他竟然就开始怒了，立马急着反驳，眼见其情绪越来越大，最后不欢而散。后来那个和笔者合作的毛派朋友说，笔者所见的这个红歌会的人后来私下扬言要揍我一顿。当时他们那个红歌会在全国都是有名的，发起过成功的街头群众宣传活动，然而其自称马列毛主义者的核心骨干成员却连辩论开始的几句话都会勃然大怒想要打人。这样的人一直以来究竟是怎么争取群众的呢？

所以这就是斯毛派的“灌输论”的糟糕实践后果：连最起码的不同意见对话的能力都没有了。当然笔者不否认马列毛主义者里也一定有一些能言善辩的人物，但就他们的前线活动组织发展情况来看，无能辩论、无能对话不同意见的核心骨干分子是相当多的。而如果你们真的尝试与普通劳动群众对话，很快就发现他们的意见是非常多样的，也不乏有自己思考的普通群众，有志于投身无产阶级群众的左翼分子怎么可能逃避与众多的不同意见的对话？“灌输论”的当代实践者早已多次展现出他们在这种基本辩论(即：争取群众的最普通场景)中是多么失败。

而毛派之所以还能拉拢不少群众，更多是依靠他们传统的社群人力资源(老职工-老造反派群体-二十多年前就投入其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和体制内资源(退休干部的退休金支援、一些公共活动空间)，他们也曾经有很多真诚热情的学生能够以实际行动帮助群众维护权益，是主要用这些现实力量，而不是基于群众自主自愿、用他们的思想力量来争取群众。

所以，真正理解了上述真实的、已经大量实践过的、彻底失败的“灌输论”之后，就不难明白这种斯-毛主义的灌输论的实践传统，与马列主义的群众工作传统根本不是一回事。当年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最初到工人群众中，都是心平气和地把充分的材料带给工人的，是在无数的讨论和争辩中、在大量的小组学习中(学习本身也是“把思想带给群众”)来不断争取群众的，1900年代初的布尔什维克工人核心骨干分子巴布石金的回忆录(在中马库首页的“巴布石金”词条 - 传送门 )生动记录了这种场景——这种马列主义的促使工人自主觉悟的工作方式，决不同于当今中国失败透顶的斯毛主义灌输论的做法——笔者至今仍极为推荐所有左翼青年去读读巴布石金同志的回忆录（这组文献就是笔者2007年录入上传的）。

实际上，以上都还只是从最直接最紧迫的当代政治实践方面谈论了灌输论的危害，还只能算是初步的谈谈。从长远来说，灌输论最大危害在于损害工人的自主性，根本上违背了革命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原则：“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因而必须发挥工人的主体性、催生出具有主人翁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战斗工人并使之领导整个运动。灌输论的实践传统还与左翼包办替代主义在组织上是配套结合在一起的，其发展的结果就是演变出毛派那种经典的“左翼指挥工人的工人运动”、“知识分子和学生领导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运动”，还远没等到革命胜利，就先把官僚集团的雏形发展起来了。所以，有志复兴真正马列主义传统的青年们仍有待以更大工夫来深入批判灌输论，为复兴真正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自主斗争开辟道路。

七、【未来数年恐将有更残酷前景，需要沉下心观察、学习、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但也必须尊重其他同志的不同行为选择】

回到前面第四节提出的何以判断群众斗争“新阶段”的问题上。在19世纪到20世纪前期的工人组织领导的斗争里，都谈论过“从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转变”的问题，也就是“工人斗争进入了新阶段”这个主题的原初版本。但是我们注意对比历史和当今中国的差别，会发现几个具有实践意义的重大不同：

当年谈论“阶段转变”的这些斗争积极分子都身在一定规模的有组织工人力量之中，并且社会上存在群众运动的气候和群众中已经有一些希望变革社会制度的心理，这些都使得置身其中的斗争积极分子有推动集体力量的斗争来进一步改变群众心理的空间，而这几个因素在当今中国都是完全缺乏的；

而且19~20世纪初的欧美各国包括专制的沙俄，以及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等亚洲国家，群众斗争所面对的政府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很多反对派发声的空间，而这一点在2018年之后至今的中国也是完全没有的。今天中国不仅专制政府的政治压迫几乎密不透风，而且民间、网络上还有一大批得到了官方支持和鼓励的极端敌视任何反对派乃至政治不满声音的冲锋队狼狗、自带干粮的极右翼粉红纠察队。

所以，现在不可能单单凭借任何群众斗争所表现的特点就判断出现了实质政治转变意义的“新阶段”，甚至就算到了“被统治阶级活不下去了”的程度——如果单单只有这个现象(即表现为某种严重人道灾难或社会危机)——都不足以说出现“新阶段”，只有在统治阶级的专制统治遭到了实质的削弱、被迫做出政治让步、比如专制审查出现了缺口使得新的群众斗争和群众组织涌现时，才谈得上出现“新阶段”，因为只有这种情况群众才会开始突破政治恐惧，从而在“组织起来斗争”这件事上走得更远、想得更远。

有人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而实际上过去十多年发生过看起来类似的事：2012年2月重庆打黑干将、重庆副市长王立军携带高层内斗机密企图叛逃成都的美领馆后，全中国境内互联网防火墙竟然消失了几个月，外网、反对派网站竟然都可以不借助梯子自由访问了，当时也出现过群众斗争和反对派大受鼓舞的情况。但其实专制政权只是主动地默默打开了一个网络自由的口子，根本上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削弱才导致不得不对谁妥协让步。当时暂时打开网禁，真实目的可能只是高层内斗的某一方为了引蛇出洞，也可能是高层内斗的另一方为了便于搅混水造声势而火中取栗。所以那时也并没有发生真正的阶段转变，而且很快(从2014年)统治阶级就开始全面增强了专制统治。

在历史上，强大的专制政权如果被削弱，更多是因为战争的失利或久拖不决损耗过大。例如1905年俄国革命很大程度就是沙俄在1904~05年日俄战争的惨败所激发，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的爆发直接是因为沙俄在一战中的僵持和过大损耗(即使俄国是名义上的战胜国)，同样是一战战胜国的意大利却在战后不久1919年爆发了具有革命性质的工厂委员会运动，1918年德国革命更与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密切相关。

鉴于中国专制政权空前强大(无论是资源、技术、乃至很可能包括群众基础都超过了历史上大多数专制政府)，更有参考性的可能是1904~05日俄战争的后果：未来因为一场失败的或久拖不决损耗过大的局部战争(目前来看很有可能首先在台海…)，政权遭到实质削弱，不得不让新的群众斗争涌现，但它自己仍未能倒台，而是被迫做了某种政治改革后与新的群众组织继续共存十几年直到下次更大的国际冲突危机……

也就是说，很可能直到这样一场战争的到来，发生上述情形后，才会出现实质意义的“群众斗争新阶段”——当然它还远不一定是1917十月革命那样的革命，最多类似于1905俄国的情况（这都算最乐观估计了）。

因为今天中国存在着相当多真心支持专制政府的保守群众基础甚至是很多反动群众基础，这个基础很可能超过当年沙俄的基础——至少现在互联网+多媒体时代的官方动员能力就肯定远超一百二十年前。这种情况会使得将来专制政权被战争撕开口子、不得不让步时，社会上会发生更多复杂情况：例如反动的群众组织与进步群众组织同时崛起，在不同地区分别占据优势，某些失序区域官方可能复活黑帮、联合反动群众组织共同“驭民”——其实2010年代希腊极右翼组织“金色黎明”在某些地方就是这么做的，更早在拉美也普遍出现过这种反动局面；

最近十年已有些许征兆：2014年香港占领运动时，安全机关就暗中怂恿当地黑帮和“爱字头”的极右群众组织来冲击占领街道的民众；在2014~2015年国内一些大案(比如讨薪女工周秀云亡命案、车站民警击毙访民徐纯合案)的网络围观中，也已经出现了警察民间组织的活跃身影（国外很多民间极右翼组织的主要参与群体之一就是退休的甚至在职的警员），其中2015年初全国各地就有上万警察联名为当众扼死讨薪女工周秀云的太原民警王文军喊冤，甚至有一些线下串联、鼓动呼吁、游说活动；甚至在徐纯合案舆论期间，有些警察自媒体网络鼓吹呼吁“中国警察要有更大的持枪权”，俨然是准政治活动（极右政治活动）的架势。当然目前这些民间极右势力更多时候同样被专制政权压制、掌控着，但它们的潜在群众基础很庞大，一旦专制撕开口子，它们也必定会崛起。

所以笔者认为，即使未来数年因为战争削弱专制而出现了真正的斗争新阶段，也将会发生更多更复杂的残酷情况——残酷不单单只是说表面形式上的暴力冲突程度，而是将来真正“新阶段”时在政治上争取群众的斗争会极其尖锐（比如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马克思主义者正在召集并说服争取几十个工人，另一帮几十个官方模范党员工人扛着执政党的镰刀锤头红旗、在公安局长带队下并带着官方记者跟拍已经堵到了楼下门口，马克思主义者怎么办？）。

不过，如果专制真的撕开口子，虽然不免发生上述野蛮混乱，但根本看也是重大利好；然而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政治现实会更加黑暗，尤其是如果战争爆发后，真实的战时状态之严厉必定远超过前几年疫情封控时期，尤其是对互联网和所有言论的管控，必定远远超过现在。仅此情况，也可称得上是远比现在更残酷的前景了。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有所远见——当不久数年后上述恶劣残酷现实到来时，今天大吹大擂拔高鼓吹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组织”该如何自处呢？笔者多年来最担心的事情之一就是真正的大量群众投入的战斗还没到来时，左翼小将们就在圈地自萌的高潮中集体被扔进牢笼里了(然而佳士运动已经发生过一轮了，其中相当多青年走向了幻灭和彻底退化，接下来还有多少人要重蹈覆辙吗……)。

其实笔者持有某种程度的宿命论的理解（说来复杂暂不解释，简单说笔者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含有“某种程度的宿命论”）：注定会有相当一部分积极分子会白白牺牲掉，也注定会有少数积极分子会因为与笔者接近的考虑而保存力量，将来新的群众斗争的积极行动参与者更主要是后起的新人，将会很少有我们这些发生在专制松动之前的“老人”。所以笔者写此文时几乎不指望现在就有人能幡然醒悟。也许牺牲仍然不够，不足以让今天仍十分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醒悟，很多人都要亲自撞得头破血流才肯相信那道墙是真实的。

如果《激浪》对于笔者以上批评基本不能接受，也许是可以继续往前冲几年，甚至发展到更大几倍的规模，但最终却只是给过去二十几年众多冒险政治结社教训再添一笔，更重要的是参与者殊不知他们都早已在某个时候成了有司“鱼饵”周围牵连着的网中之物。人们常常不能在“当下”完全理解自己所作所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因为置身一个在几十年里形成的复杂环境中，单凭有限几年在某一两个圈子的经验远不足以理解“当下”，更难预见未来。虽然可悲但确实有可能：有些人或许将来会在看守所里回想起笔者这篇谈论“更残酷前景”、让人厌恶的可恶文章。

然而即便如此，笔者最后还是要说，正因为这些残酷现实和更残酷糟糕的前景，现在更需要沉下心来观察、学习、研究，更需要以耐心和智慧以及踏实诚恳的精神来保存希望。

也正是基于对复杂残酷现实和对于未来数年极可能更加残酷的必要的预计，马克思主义者更需要尊重其他同志的不同行为选择：即使有的人想要淡出，也应当尊重；即使有的人更愿意自己去做研究，也是可以的，当然即使这种独立研究也应当鼓励交流、避免闭门造车（应当是耐心友好的鼓励，而不是苛责），有条件做集体研究的可能会更有动力，但切记不要冒险乱来。

至于那些坚决要冒险政治结社的人、以及那些坚定要跟冒险政治结社鼓吹者走的人，其他进步青年必须特别堤防，拉开距离，严加防备，不是因为他们的动机可能有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极有可能会成为(也许即将成为、也许早已成为)有司暗中监视的“鱼饵”，你对他们的人透露的任何信息都可能一句不漏地转达到公安局国家安全保卫大队的电脑里（而就这种安全问题来说，在巨大的专制政治现实面前，那些个人考量动机究竟是什么根本就不重要）。

革研 写完于2023年7月下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