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足作为方法：中国男足的理论价值
最近足球圈大事不断，先是男足大年初一输越南，坐实了范志毅的预言家身份；接着女足一路逆转越南、日本、韩国，16年后再度捧起亚洲杯。然而由于流量差距，对女足的溢美之词大多仍落脚于对男足的批判。一周以来，无数文章长篇累牍地分析为何国足沦落至此，一如这二十余年间的无数梦醒时分。然而，这些批评但凡有点效用，男足也不至于每况愈下。于是众人陷入下一轮期望与失望的循环之中，继而又是下一次无谓的批判。
有没有一种可能，“错”的不是国足，而是我们审视国足的视角？
时至今日，无论对男足痛心疾首、还是犹有幻想的人，都很难否认，国足最大的特征是极端的稳定。稳定地好也好，稳定地烂也罢，稳定性本就是社会中颇为珍贵的一种现象，因而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如数理中有所谓的不变量，体现了事物在特定变换（时空、拓扑、代数）中维系自身特征所必须拥有的特性。
某种意义上，男足也具有这种不变性。无论在怎样经济、文化、政治的外部环境鼓噪下，男足始终稳定下滑，深刻体现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人们开玩笑说“世间万物皆可错付，只有数学不会：数学不会就是不会。”男足何尝不是如此痴情，无论是大年初一的期盼，还是上层领导的关怀，男足都不为所动，为我们展示了客观现实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朴素辩证法：“不行就是不行”。
上述固然只是玩笑，但也颇可推敲：不变量所蕴含的不变之变，能厘清不同概念间的分类与边界，因而广泛运用于数理研究。由此观之，男足也应成为我们考察一般问题的线索。本世纪以来，学界流传一股“中国作为方法”（China as method）、“亚洲作为方法”（Asia as method）的趋势：与其用欧陆理论来检验中国与亚洲，不如反过来从中国与亚洲的经验出发，总结出考察问题的一般方法。作为近乎不变量的存在，国足同样应该作为我们分析各种宏大模型与观念的工具，而非妄图用后者来考察或矫正前者：这不仅注定徒劳，甚至暴殄天物。因此我提出，国足作为方法。
国足之于中国社会，犹如经典力学的两朵乌云
作为方法的国足，首先揭示的问题是人们在给具体事物归因时，往往会引溯一些大而无当、不可证伪的宏大叙事。越是诉诸短期内难以证伪的单一原因，就越接近于某种遁词。纵观这二十年媒体人给国足的灵丹妙药，不外乎“足协体制封闭”、“商业化程度不够”、“足球人口太少”、“课业压力挤压踢球空间”，还有更离谱的“农耕文明不适合足球”等等。
这些老生常谈但凡有一点用，也不至于一点用也没有。毕竟，男足近二十年的改革至少在大方向上，确实是朝着开放体制、联赛商业化、及吸纳资本投入的思路演进。当然，批评家们永远可以通过指责这些改革不是“真正”或“彻底”的“改革”来为自己的理论辩护。且不说这样的话术有“真正的苏格兰人”般诡辩之嫌，即便改革不彻底，也不能解释为何改革的结果与预期背道而驰：当年被臭骂的范志毅与后辈一比，宛如天神下凡。如果这些批评家的理论正确，何以越改越弱？
因此我们必须得承认，国家男足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反例。一个在改开以来各项指数蒸蒸日上的中国，为数不多逆势而动的指标。几乎唯一一个举国上下想大力发展，却在亚洲也日渐三流的运动。一切中国改开以来发展工商业、服务业、互联网以及其他体育项目的金科玉律，放到国足身上几乎全然失效。
几乎没有任何历史事件可以用单一的因果关系解释，中国足球同样如此。一个令几代足球人徒呼奈何，数以百亿计的社会资源打水漂的问题，显然不是媒体人拍拍脑袋就能解决的。中国足球是一个伟大的反例，犹如经典力学中的两片乌云。
熟悉科学史的朋友应该了解，在20世纪初，学界一度认为物理学大厦已然在牛顿力学的地基上建成，物理学家的任务只不过是对大厦的细节日常修缮。对于当时难以解释的两个现象，仅称之为“两片乌云”。然而当这两片乌云的真面目被爱因斯坦所揭示后，整个物理学的大厦也轰然倒塌。相对论取代牛顿力学成为了新的研究范式。
中国足球的意义正在于此。倘若真能梳理出国足这一反例的内核，应当能得出相对论级别的对中国当代社会的颠覆性认知。这并非耸人听闻，目前我们考察国足的理论工具几乎全部失效：首先、足球在世界范围内的高度商业化与职业化，使中国专攻冷门项目的举国体制失效、短期内纵使砸钱也难出成绩。其次、由于足球在世界的普及性，无论贫富、人种、战乱与否的国度都不乏完胜国足的队伍：那些诉诸文化、体制、资本的关于“中国足球为何不行的宏大叙事”，轻易便能用足球世界的反例驳倒。
总之，中国足球的问题既不可能归结于单一的因果关系，也不可能被当下的媒体人想到完善的解决方案（爱因斯坦在数学和物理上都有颇高的天分，才拨开了那两片乌云；而中国足球媒体人的业余，恐怕还甚于男足）。但这反而是一大幸事，越稳定的不变量越蕴含着本质的特征、越顽固的反例越能揭示既往认知中忽略的一般性规律。百年后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倘若能从国足身上洞悉某些中国社会的深层内核，区区足球又算个球。
但是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把男足当做艰涩的社会议题实证研究；而媒体人如今轻佻的态度，仿佛面对经典力学的两朵乌云，不耐烦的说“这东西我用先天八卦就能解释”、“肯定是观测设备的原因导致以太漂移说不成立”、“八成是物理协会阴谋颠覆牛顿的权威。”
说白了还是对男足这一伟大的反例，缺乏“敬畏之心”。要知“国足作为方法”的真正威力，不妨看看下面几个具体应用：
国足vs河殇派
今早看到一篇文章，有人把国足与a股的失败归为封闭、守旧的“农耕文明”对“海洋文明”的失败，不觉莞尔。这种论调基本继承了河殇思维的衣钵。70后应该对《河殇》这部纪录片不陌生，甚至至今仍有不少拥趸。其中的河即“黄河”，所谓“河殇”，即哀叹中华民族受困于农耕社会的封闭思想，无法走入由海洋文明所引领的自由富饶的现代之路。《河殇》及河殇派最大的价值在于史料价值：体现了社会转型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迷茫与愤怒。但其理论性乏善可陈，归根结底是一种欧洲中心视角的文化还原论，看似能解释一切中国的落后，实则陷入了“打哪指哪”的循环论证。
这种二元式的东方主义话语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欧洲，也一度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甚嚣尘上，甚至部分为五四所继承（河殇的精神源头），但在如今学界早已乏人问津。毕竟无论是对东亚还是西欧，了解越深入就越能发现这种粗暴二分下的矛盾。（河殇话语几乎把海洋文明等同于西欧美日，但德国是海洋文明吗？素以贸易起家、如今战乱频仍的阿拉伯难道是农耕文明？）
可不得不承认的是，由于五四话语的潜移默化、以及大众缺乏对于历史复杂性的认知，河殇派粗暴的文化还原论如今仍颇有市场，想要三言两语地系统性批驳并非易事。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国足这个不变量的指标意义了。用国足反驳河殇派，一句话就够了：
国足连自诩“小中华”的越南都输了，再输下去全世界都是海洋文明了。
相信国足，十年后还你一个世界大同。
国足vs唯制度论
中国足球烂了这么久，从解说员到村口老大爷，张口就一句“中国足球是体制问题，不是人的问题”。结果现在中超商业化这么多年，除了人傻钱多之外，足球每况愈下。不过从香港来看，香港人比大陆少多了，但和南美东欧比也算是人口大国，群众也有热情，每年给英超交的转播费比整个大陆都多，足球也还是一样稀烂。我不明白为何大陆球迷从不用香港来证伪“唯体制论”，可能是大家在意识形态的海洋徜徉久了，都忘记了：足球归根结底是人踢的。
前央视解说刘某，素以业务能力不过关而著称。但此君在非球迷群体中口碑还不错，为何？因为他经常在解说中为“中国足球的体制问题”大声疾呼，好一个铁骨铮铮。有次某英超俱乐部来中国踢友谊赛，刘君功课没做好，英超队员都认不齐。只见这时某国外球星打进一记世界波，球迷大声欢呼。他居然急中生智，说道“什么时候我们国家的球员也能收到这样的欢呼呢……”然后开始连讲十分钟“中国足球的体制问题”，悲痛之情溢于言表。对第一次看球的人，这是一个很有国家情怀的解说员；但看他类似的表演看多了，我知道他又开始扯淡以掩饰业务能力不足了，体制、体制，体制到底是罪魁祸首，还是免费且不可证伪的遁词？
不论国足近三十年的体制改革多么人浮于事、漏洞百出，但总体上仍是朝着群众呼吁的大方向变化，从体工队改为商业联赛、吸纳资本投入、提高队员待遇。三十年前的国脚甚至会因为偷几百块钱引发互殴，现在这些年薪千万的国脚可能不屑于弯腰捡钱了。但与此同时，无论是青年队还是国家队几乎全面溃败。国足的竞争力相比于闭关锁国时代，反而不断下滑。如今国足踢更为封闭的朝鲜也够呛，何况人家朝鲜在1966年就打入世界杯四强了。
当然，我们可以说现行的制度改革都是换汤不换药；但这本身也体现了制度改革的成本或局限性。在经济、文化、政治领域鼓吹唯制度论的人，往往不会意识到，制度换了之后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依然会像中超一样半死不活。他们就像金元足球时代的球迷脑补千金易骨一样，沉醉在一个制度激励决定一切的美好蓝图中。而国足无疑把这一美梦击得粉碎。
国足vs市场万能论
恒大高溢价搅动足球市场时，不少球迷津津乐道：“只要钱砸下去了，还怕球星不来吗？有了球星和短期成绩，自然就能吸引更多人踢球，一切进入良性循环。”哪怕他们大都知道日本90年代初足球烧钱厉害多了却徒劳无功，但他们坚持日本足球后来的崛起是金元足球的遗泽。如今十年过去了，真相浮上水面：除了靠外援获得两个俱乐部层面的洲际冠军，中国足球仍是一地鸡毛。而始作俑者恒大，也陷入自身难保的境地。
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楼塌了。盛宴之后，似乎可以定论，恒大引起的金元风暴，不过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投机。资本固然有自我繁殖的属性，但倘若足球资本并不是为了在足球领域通过投入产出比获得收益，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呢？看看恒大近十年的兴衰史，足球那点净投入在动辄千亿的房产市场不值一提。中超最癫狂的那几年，一个中甲球员甚至能被炒到上亿的转会费（据德国转会市场评估，去年中甲中国球员身价最高仅45万欧。溢价超3000%）。看似许老板人傻钱多，但恒大则快速积攒了万亿资产。即便今日恒大深陷泥沼，其个人资产早已安全切割。至于号称“未赢够”的广州足球，又与他何干？
这十年的中国足球深刻展示了资本如何异化一项产业。每一起3000%的溢价投入背后，都是更高的预期回报，这回报小小的中国足球承载不了，自然落到了房奴与股民身上。搞笑的是，即便在资金链尚未断裂，中国足球挥金如土，球迷以“第六联赛”自居的那几年，国家队正赛仍不敢稳定本色。逼得足协翻山越岭，寻觅了数位巴西族的海外孤忠——可惜依然带不动。
资本或许是万能的，或许不是。但至少，当资本以非理性姿态进入某个市场，它一定不会愚蠢到十几年如一日地深耕这一市场静待那微不足道的收益。追逐利益的本质只会驱使它们如蝗虫过境，让那些为蝗虫欢呼的农夫尸骨无存。这是男足对市场万能论的一个朴素教训。
国足的启示：从不变之变到无用之用
写到这里，或许有人要说，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告诉我怎么才行？这个问题还是对于中国男足的特殊性缺乏敬畏。应试教育的一大危害在于，让学生误把排除法当成解决现实问题的主要工具。但现实不是选择题，我们并不知道全部可能的选项。内化了排除法思维，就如同民科质问数学教授：“你凭什么说我对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不对，你自己能证明吗？”教授当然也不行，但不妨碍他能证伪民科的思路。男足同样如此。
因此，本文无意提出拯救中国足球的一般方法，这超出了包括我在内的绝大部分球迷的理解力乃至想象力的极限。我的思路毋宁说是废物利用。无药可医的国足本身，却是矫正我们心中许多思维误区的灵丹妙药。在这个意义上变废为宝的国足，哪怕对于完全不看足球的人们也大有裨益。中国足球大可不看，但中国足球数十年徒劳无功的改革史，和其中无数破灭的幻想，则是国足赠与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毕竟一件事、一个人再差，也不至于全无价值，至少它们还有可供借镜的史料价值。
如果有心的话，这样的辨析还可以继续延展下去，国足vs进步史观、国足vs本质主义、国足vs文化特殊论等等。不过拘于字数，就此打住。这篇短文仅供抛砖引玉，大家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把国足作为方法，做出自己的评判。国足强大的理论性也得益于足球这项运动本身，很少有其他运动像足球一样吸引不同文化、语言、种族的国家投入其中，也相对地对不同身高、体质的人种较为公平。因此在足球世界，我们总是能很轻易地找出各种各样的反例，毫不费力地把那些大而无当的宏大理论拉下马，国足以其无与伦比的稳定性，无疑是这一宝库中最璀璨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