悸动多彩的一九八零年代（1）我的童年（1980年前）

苦寒过去之后是春天万物的疯狂生长。1980年代，中国大地在熬过了二十多年政治运动的苦寒之后终于迎来了万物的疯狂生长。

光从“政治运动”这个词的表面很难看出它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的震撼程度。用一个当下流行的说法来形容，或许可以把那几次运动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几次内卷。

惨烈内卷之后迎来的万物疯狂生长的1980年代也是我的世界观形成的年代。迎来1980年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告别1980年代时，我已经是个成年人。是悸动多彩的1980年代养育了我。

1980年代与其后的年代也大不相同。1989年，在北京等大中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后遭到残酷镇压。许多曾经在那些年中蓬勃生长的事物随着长安街的枪声嘎然而止。所以1980年代的十年或许可以说是共产王朝历史上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的十年。

记录1980年代的历史多是聚焦于高层和宏观尺度的政治经济现象。这里我从一个最小的尺度来记下那段历史：那个时代在我 – 一个孩子、少年人、大学生 – 的记忆中刻下的一些痕迹。那个时代给普通人消费的资讯远不及当代这样丰富，我听到看到的东西也是千千万万的同时代人听到看到的东西，所以记下这些痕迹或许有点意义。

1. 我的童年（1980年前）

这一节介绍中国迎来1980年代时的一些社会背景。

1970年代的最后几年，我们一家四口人，父母、哥哥和我，住在县机关职工宿舍。那是一个由许多排平房 –多数是南北走向、少数是东西走向– 围起来的长长的院子。院子的名字叫“社会主义大院”，里面大约住了上百户人家。

“社会主义大院”与王朔笔下的北京军队大院有点像。王朔笔下的大院是京城的特权阶级，我住的社会主义大院是县城的特权阶级。自然，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那时社会主义大院里的生活是相当清贫。一个例子是那时的蔬菜品种极为单调，整个冬天的蔬菜只有秋天储存在地窖里的土豆和腌制在大缸里的酸菜。我家只有两个孩子 –这在当时我们那里是少的– 且父母都上班，是“双工资”，生活还算宽裕。邻居王叔叔家只有他一个人上班挣钱，要养四个孩子，生活就较为拮据。父亲讲给我们的王叔叔家的笑话是：过大年那天，王婶给全家人炒了八盘菜，其中五盘是炒油麦窝窝。但这生活水平比起周围的农村来已经好多了。

那时县城机关单位的规矩是每周七天上班，星期天不休息。到了星期天，父亲或母亲要带我到他们单位呆上一整天。单位里其他年轻父母的孩子们也是如此。每个星期天，不少孩子在单位院子里玩耍折腾，打弹子、抓蚂蚱、捉迷藏，也算是那时的一道风景。

除了本职工作以外，父母亲每天早上还要去单位政治学习。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当时的党中央精神，比如有一段时间他们学的是“批判投降派”。那时“造反派”是中国社会中的红人，“投降派”是人人可得而辱之的坏人。政治学习的一部分内容是《水浒》中宋江被招安一段。据父亲说，他们的学习材料里有李逵痛斥宋江的话：“招安，招安，招甚鸟安？” 轮到一位同事起来朗读这段话，他没看清“鸟”字中间的那个点，读成“招安，招安，招甚乌安？” 大家哄堂大笑。后来我读了一点历史之后知道，那时候全国上下之所以要花那么大的力气跟一个小说人物过不去，是因为当时高层的一方要抢占舆论高地，将总理周恩来钉在投降派的耻辱柱上。这种指桑骂槐的做法不只常见于王谢堂前，也常见于寻常百姓家，在邻里冲突中、在夫妻之间的吵架和冷战中。其目的都是羞辱。

父母每天早上的政治学习有一个多小时，他们解决全家早饭问题的办法是早早起来把米和水下到锅里，上火，让哥哥帮忙看着，然后去单位学习，结束后回家吃早饭，再去上班。那时没有现成的面条馒头可买，一天三顿饭都是从原材料开始做起。做饭也并没有天然气，而是要自己用煤粉和泥烧火。父母亲的家务劳动已经强度不小，再加上周日不休息，他们每天在工作、政治学习、做饭洗衣烧火之间忙得不可开交，还要接待川流不息的左邻右舍亲戚六人的串门聊天。我不记得他们有任何空余时间跟我和哥哥交流。

他们可能也不认为有与孩子交流的必要。在他们看来，孩子只要听话就是好孩子。我因为听话经常受到他们的表扬。他们不需要听到孩子表达，也不认为孩子是与自己平等的交流对象。

大院里其他家庭也大致如此，所以孩子们都属于露天放养的走地鸡型，每天一群一伙地在大院内外出没。我家斜对面的赵叔叔家有个孩子叫健子，比我小一两岁，健子的奶奶给全家人做饭。每次做好了饭，奶奶就走到大院中央，以充沛的中气长声呼唤，“健子哎！吃饭啦！---- ”在整个社会主义大院回荡。每顿饭时我们都能听到这长声呼唤，由此可以推断健子基本上没有在家的时候。

大院里每家的住房面积差不多，大约三十平米上下，每家大约五口人：父母和三个孩子。这比起现在中国的住房标准来是相当拥挤了。我们家分到的一套是三间房：最大的一间是卧室兼客厅和餐厅，较小的一间是储藏室，最小的一间是厨房。卧室/客厅/餐厅的里面一半是炕。当时在我们那里床很少见，多数人睡在炕上。本来炕既是睡觉的地方，也是冬天取暖的工具，整个冬天都要烧着火，为整个屋子加热取暖，但我家的炕只作睡具，而从未作为主要取暖工具，我记得主要原因是两个：一来是烧炕比较麻烦，父母亲没多少时间管它；二来是炕的安全声誉不佳，时有听说烧炕的人家煤气中毒的事，可能是因为炕的建筑质量不过关，导致一氧化碳泄漏进屋。

我们的主要取暖工具是一个直径约一尺，高约两尺的铸铁煤炉。煤炉烧起来也很麻烦，经常熄火，并且热力有限，到了冬天，晚上睡觉时炕上冰冷。在极冷的日子里，父亲会在炕膛里点一些旧报纸作为辅助加热，但报纸点完了之后炕上还是冰冷。我每天晚上钻被窝都是个折磨，钻进去后身体要很长时间才能暖和过来。

客厅/卧室/餐厅那间屋子本来就不大，又被炕占了一半的地方，地上的活动空间就更小了。餐桌是一个矮脚的一米见方的枣红色方桌，四个人坐在小板凳上围着餐桌吃饭。吃完饭，把桌子立到墙边，把凳子搬到墙角，地上就算是腾出来了人可以走动的地方。

根据countryeconomy.com的数据，在1980年，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是12553 美元，日本是9659美元，香港是5704美元，台湾是2367美元，中国大陆是307美元。“中国人的平均食物热量摄入仅略高于最低存活要求，其中农村低于城市。有两亿五千万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1】但我并不觉得那样的日子有多么艰苦，因为我所看见的小天地就是我知道的整个世界。我们都是枯井中满足的小青蛙，不知道什么是GDP，也不知道有的国家里几乎每家都有至少一辆小汽车。这可能距离让老子心向往之的“无知无欲”的理想社会不远了。

那时一个像点样子的家庭的标志是拥有“三转一响”：三个转的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一个响的是收音机。三个转的东西每一样都是普通职工几个月的工资，收音机稍微便宜一些。我家大约在1976年前后添置了一台砖头那样大的蓝灰色“春雷”牌收音机，把“三转一响” 凑齐。我记得那台收音机的价格是32元左右，大约相当于母亲一个月的工资。

广播是1980年代之前普通人家最重要的获取信息的方式。记得好像就在收音机买回来前后的那段时间，父母亲每天早上的政治学习也停止了，这样他们可以更为从容地做早饭，然后收听六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晚上他们还要听八点钟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尽管我发现这两个节目讲的内容基本一样。

在那些年里，两个节目一早一晚每日不停地灌进我的耳朵，但我不知道它们能不能算是我理解社会的启蒙教材，因为现在我对这两个节目的记忆只有它们隔三差五就要念的冗长的中共领导人名单。这些人的顺序每次都固定不变，以至于有许多串名字到现在还 –套用一句当时的官方语言– 活在我的心中：“……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

另一个现在还有印象的节目是《对农村广播》 – 有印象的不是节目的内容，而是那首欢乐跳跃的节目开始曲《公社是棵常青藤》。我从小就害怕任何冲突，只喜欢这些欢天喜地的歌曲。

公社是棵常青藤

社员都是藤上的瓜

瓜儿连着藤

藤儿牵着瓜

藤儿越肥瓜越甜

藤儿越壮瓜越大……

社员心里乐开花

那时的农村是以公社为单位，相当于现在的乡或镇，农民都称为“社员”。现在在我看来，这首歌是中文语境中一种常见的表达方式，表面上是叙述一个事实：社员心里乐开花，实际是给社员下一个命令：你们只许心里乐开花，其它的想法和情绪都为非法。这类似于那时的一句政治术语 “全国形势一片大好”：表面上，这是在叙述一个事实；实际上，这是在下一道命令：你们只能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说全国形势有任何问题都为非法。把叙述句用成祈使句，是因为叙述句中叙述的“事实”并不是事实：一个偌大的国家总会有许多问题，包括各种愚昧、丑恶、不幸和残忍。同样，社员也不可能七天二十四小时“心里乐开花”。

这样的表达方式并不是那个时代的发明，也并不只是有权者的专利。我们的祖上早已有之：在“指鹿为马”的故事里，指着鹿说“这是马”，表面上是个叙述句，实际上是个祈使句：你只能说这是马；说这是鹿就要掉脑袋。历史书上的许多记载都表明中国人民有相当懦弱的一面，对外敌和对骑在自己脖子上的官府和强盗都是如此，但受过一点教育的中国人都相信“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这同样是把叙述句当作祈使句来使用，不这样说这样想的人就有被定罪为汉奸的危险。

我自己喜欢的广播节目是中央台的学龄前儿童节目《小喇叭》和面向大一些的孩子的《星星火炬》。至今还记得“故事爷爷”孙敬修先生那慈爱的嗓音。

每天晚上八点半，《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结束，我在现实世界中的一天便告一段落，开始在虚拟世界中的遨游。父母还在地下忙碌，我拿着收音机钻进炕上的被窝里，把音量放小，把那个直径一寸左右的银色调谐旋钮从一头慢慢拧到另一头，在每个出现声音的地方停下来，听一段时间，再从这头慢慢拧回那一头。这是1970年代版的刷手机了。

经常可以听到来自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 – 对大陆同胞广播”。许多节目我听不太懂，但这并不影响我的兴致。有时候，女播音员会宣布：大陆官兵如果驾驶某某型号的军舰、战斗机或直升飞机起义，会奖励黄金几万两或几千两 –这是我听得懂的，虽然我对这些黄金到底值多少人民币没有任何概念。有一天，播音员说“台湾在赶美国，大陆又在赶台湾”，这让我浮想联翩这个美国到底是个什么模样。还有时候会听到苏联电台的普通话广播，抨击中国政府的一些什么政策。播音员的口音浓重，应该是学了一些中文的苏联人，而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这些台在那时候都是“敌台”，都会被干扰：刚找到的时候声音清晰，但过一会杂音就越来越大，直到什么也听不清。那些台也善于打游击，不断变化频率，每天晚上、甚至每过一会儿能找到他们的地方都不一样，我需要经常把调谐旋钮拧到这一头，再拧到另一头，在每个听到声音的地方停下来细细辨认。

偶尔，台湾的播音员会宣布某某大陆飞行员驾驶某某型号的飞机投奔自由，伴有飞机着陆的刺耳呼啸背景声音。于是我就把调谐旋钮拧到大陆电台这边，听有没有播报这位飞行员当了叛徒的消息。这大概说明我对“敌台”的新闻的真实性有一定的警惕。我从未怀疑过大陆电台的新闻的真实性 –这也不难理解– 在我的下意识里，台湾只是“寇”而已，大陆才是堂堂的“王”。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大陆电台提及有飞行员叛变的事，于是只好放弃交叉求证。最终我无法肯定台湾那个消息是真是假。

我听伙伴们说收听敌台会被抓走、关禁闭，但是听敌台的诱惑太大 –也可能是大陆电台吸引我的内容太少 – 我实在无法收手。我从未与父母或其他任何人交流过听这些节目的感受。当我在被窝里进行这些地下活动时，父母大概在厨房或储藏室里享受着他们一天中仅有的一点不那么忙碌的时光，对我的活动也全无察觉 –否则他们应该不会不疾言厉色地对我提出警告。于是来自海峡两边的显然是互相矛盾的内容就这样未经我的理解力的任何梳理而成为共同沉积在我心底某个角落的夹生饭。

事实上，在回望1980年代时，我发现那整个时代灌入我记忆中的绝大部分信息都是未经我的理解力梳理的夹生饭。消化这些夹生饭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之一。

苏联电台、台湾电台与大陆电台都是政治味道满满，是我习以为常的慷慨激昂语气。有时候也能听到讲《圣经》的基督教电台 –这我不用向父母查证也知道是敌台了，因为其语气沉静，与《新闻和报纸摘要》的语气完全不同。那语气好像有一种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权威和魔力，以至于我每次听到都生出一种无名的恐惧，要马上把旋钮拧向下一个台。现在我想，这种恐惧应该是一种害怕失去精神依赖的恐惧。近来脱口秀艺人“池子”在北美巡演时，在场的一位中国留学生观众称“我们到最后都不太敢听”，这应该是出于同样的恐惧。大陆台也好，台湾台也好，其语气都像是我父母亲的语气，所以也是给我以安全感的语气。基督教台则不然，所以我把它想象为要把我从父母身边抢走的劫匪了。

我在开始钻在被窝里把调谐旋钮拧过来拧过去收听敌台的时候只有八九岁，或许可以获得全国最年轻翻墙者的殊荣。

电影是我们那时最重要的娱乐方式。我家离电影院不远，走路十分钟即到。每隔几天，父母就会领着我和哥哥去看电影。那时的电影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战争片，如描写抗日战争的《铁道游击队》、描写解放战争的《南征北战》和描写抗美援朝战争的《上甘岭》等。我更喜欢描写解放战争的电影，而不太喜欢描写抗日战争的电影，因为日本兵的残酷让我害怕，而国民党兵很“菜”，总是被我军打得满地找牙。第二类是描写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如《金光大道》、《火红的年代》、《青松岭》等。好像第二类电影中的每一部都会有一个反面角色出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连儿童题材的电影如《向阳院的故事》都不例外。这些反面角色就是当时所谓的“阶级敌人”。每次“阶级敌人”在电影上出现时我也很害怕。

各种各样的“敌人”给我留下的阴影直到我上了中学还没有散尽，尽管那时的政治气氛已经回暖。1983年，我在电影院看《城南旧事》。那是个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的故事，于是我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大批的敌人出现，把英子一家的平静生活撕个粉碎。这样的情节一直到散场也没有出现。直到最近，把这部电影在油管上搜出来看，才发现那时我在电影院里等着大批“敌人”出现时错过了多少真正动人心魄的悲欢离合。

在我的现实生活中也经常有被批斗或公审的“阶级敌人”。虽然那时文革已经结束，我还是亲眼目睹过不少批斗、公审大会。

1980年前的中国有点像欧洲的中世纪，大家都在“教廷”的擎天大伞之下小心谨慎地过日子，唯恐哪天被打为“异教徒”绑上火刑柱。

我还记得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堂语文课，是学五个字：“毛主席万岁”。老师带着我们在田字格里一遍一遍写这五个字，一遍一遍纠正我们这些从没说过普通话的孩子的发音、声调。毛主席就是我们的教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