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理心的边界

看见小孩掉入井中，哪怕与这个孩子非亲非故，也会感到不安，想去救下这个孩子，这便是被孟子视为“仁之端”的恻隐之心，也是“仁”源起的根基。不忍于他人所承受的苦难，希望帮助他人解除痛苦，可以被视作利他行为的人性起根基，由此一来，道德行为也有了“人性善”的基础。

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

近些年来，神经学研究也证实了这一古老的哲学假说。Dunbar (1998) 提出了“社会脑”的概念，他认为，灵长类动物的大脑反应了复杂的社会系统的计算需求。大脑，是人类的社会行为的生理基础。社会行为以社会认知能力为前提，也就是感知他人（如面部识别能力）、思考他人的意图、形成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 ToM）、产生社会性动机等能力。心智理论是一种能够理解自己以及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这些心理状态包括情绪、意图、欲望等。心智理论的形成意味着人们可以以类推的方式，假定他人也拥有和自己类似的心智，拥有主体性以及意向性。这个来源于心灵哲学的假设使心理学家有了一套解释人类社会行为的概念基础，一些神经疾病，如自闭症的症状也可以用“缺乏心智理论的能力”来描述。 心智理论能力使得同理心（Empathy）成为可能。涉及心智理论能力的神经通路负责区分自我和他人，感知、预测和评估他人的意向（Intention）等。影像学研究（e.g. Gobbini et al.,2007）发现，与心智理论能力有关的脑区有颞上沟、颞上回、内侧前额叶皮层、颞极等。Mitchell 和他的同事（Mitchell et al.,2006）的一项研究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检测了被试对诸如“你更希望和政治倾向是自由还是保守的人成为舍友”等问题的大脑活动，有趣的是，当人们想到和自己相似的人时（政治立场相符），在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就会检测到更多激活，而当人们想到和自己差别很大的人时，背内侧前额叶皮层会激活更多。与同理心相关的脑区结构则有岛叶和前扣带皮层。Singer 和他的同事（Singer et al.,2004）使用核磁共振研究了人们自己感到疼痛和看见伴侣感到疼痛时的脑活动，当伴侣感到疼痛时，岛叶与前扣带皮层—也就是同理心网络就会被激活。

同理心与同情心

同理心被视为同情心（Sympathy）的基础。同情心通常被定义为，个体不仅能够感受到他人的情绪，并且能切实地为他人着想，渴望减轻他人的痛苦。只有当人们先能够觉察到他人的痛苦时，他才能去同情他人，并采取行动。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在英文或德文的语境下更明晰，在中文日常语境下，通常只有“同情心”一词被用做概括这两个现象的概念而广泛使用，更适用于“同理心”的语境则通常用“理解”、“共情”来表达。简而言之，同情心被认为包含着帮助他人、希望他人的境遇得到改善的动机。 既然同理心意味着从他人的角度，切身体验他人的感受、认知和想法，那么一个看似合理的推论将是，“更具同理心的人，更能共情他人，对他人的敌意也就更少”。人们通常会期待同理心更强的人对待他人更宽容，更能容忍分歧，也更不容易产生极端的观点与态度。然而，这个推论真的成立吗？从逻辑上看，这则推论假定了1.“更具同理心”是一种稳定的特质；2. 具有这种特质的人，无论何时，对谁，都更容易“共情”3. 与他人共情就意味着对他人的敌意会减少。然而，这些假设并不一定全部成立。

心理学学术界通用的大五人格模型 （Big Five）将人格分为了外向／内向性、情绪稳定／不稳定性、经验开放／保守性、亲和／敌对性与尽责／随性五大维度。最常用的大五人格模型量表（NEO-PI, Costa & McCrae,1985）在每个维度下还划分了六个亚特质。利他行为作为亲和性的一个亚特质，可以被假设与同情心高度相关，然而，这并不能代表同理心也是与亲和性显著关联的，正如上文所述，具备同理心不一定意味着具备同情心。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在医院工作的医护人员常经历到的“同理心倦怠感”（Empathy Burnout）：一位常年在加护病房工作的医生，感觉自己已经完全崩溃了，她必须与那些她知道要长期忍受着残疾和痛苦，或者马上就要死去的人们打交道，因此她天天都感受着他们的痛苦、焦虑和绝望。为了逃避这些折磨人的情绪，她开始害怕与病人相处。在这个例子中，这位医生的同理心使她几乎失控地被病人的悲伤感染，但她并没有因此更充满爱意地和病人相处，而是选择了逃避。因此，尽管“同情心强”可以被合理地假设为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但“同理心强”是否也符合这个标准，仍需要更有说服力的经验研究来证明。

而假设同理心强是一种人格特质，那么这种特质是否意味着，具备这个特质的人，会实际上更容易共情每一个与他打交道的人呢？

共情谁？一个自我选择的过程

Bloom （2016）的研究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同理心体验存在着系统性的偏差。Simas（2020）的研究也证明，一个人何时，以及对谁产生同理心，是一个自我选择的过程。这意味着，当人们有选择的时候，就会寻求尽量减少与和自己差别很大的人或想法的接触。这种自我选择的基点是一个人的经历、观点与立场。人们更容易理解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他人的经历和自己的越相似，共情他人所花费的情感与认知资源就越少。当人们遇到与自己截然不同的群体时，去理解、共情他们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并且，理解他们的故事甚至可能对自己的价值观造成冲击，以致于产生“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比如，一个来自富裕家庭，成长在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可能觉得很难感同身受一位来自贫困地区，在工厂流水线一天工作18小时，并且因为恶劣的工作环境患上疾病却得不到赔偿的人。设身处地地为这类底层人群着想可能会威胁到他的价值观，因为他身居高位的父亲，可能正是默许这些厂商无视劳动法的官员之一。

每个人看待这个世界、评价他人的框架都经过自身体验的塑造。面对可能会动摇自我价值感的“他者”时，人们可能会“不想与他们共情”。同理他人，因此是一个经过“自我选择”的决定。这个过程可能是有意识地，也可能是根据习惯和社会规定而无意识进行的。如果一个社会，将一个群体塑造为“无价值的、可悲的、道德上有欠缺的”，那么不属于这个边缘群体的其他人，可能就会默认这个社会规范，从而选择“不去理解他们，拒绝共情”。由此，“同理心隔阂”（empathy gap）就会产生。

此外，共情与自己相似、和自己属于一个“圈子”的人，更容易得到社会激励。这不仅是因为，当人们拥有相同的价值观、背景和经历时，他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对方，他们的共情会 "更成功"，获得更多现实回报。也更是因为，对圈子内部成员的共情，更容易获得其他成员的赞赏，增强其内部的凝聚力，使成员们更团结。如果圈子内成员的不幸可以归罪于其他群体，那么对群内成员的共情可能会导致人们完全拒绝理解其他群体的人，因为对“敌人”的理解往往意味着丢失自己在群内的地位，受到其他成员的排挤。而完全拒绝理解对立方的经历、情感和态度，则会加剧对他们的负面印象和敌意，使得群组间的对立愈加尖锐。

同理心的边界

同理心并不是没有边界的。人们倾向于通过拒绝理解他人，来捍卫自己和团体的价值，这也是加剧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和群体间敌意的心理因素之一。和自己不同的人相处并非易事，了解他们的故事意味着承受自己的价值观随时被撼动的危险，也意味着自己深以为然的信念可能需要重新审视。然而，只有敢于承受这样的挑战，不同群体才能展开对话，群体之间的关系才能从对立走向沟通。群体间的敌意与仇恨已经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悲剧，可是这根植于人性的“缺陷”，该如何弥补呢？同理心隔阂”又该如何化解呢？

心理学家将希望寄托于训练人们的一项认知能力：换位思考能力。一些研究（Wang et al., 2013，；Mutz，2006）表明，不涉及情绪反应的换位思考，相比于共情更有利于减少对他人的刻板印象，善于换位思考的人更能容忍分歧、更愿意与他人对话，并且能促成更佳的谈判结果。毫无意外的是，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假定“纯粹”的理性思考，本身就是理性与感性二元对立划分的结果，这种划分不仅如今备受理论上的批判，在操作化上（operationalization）也面临着控制单一变量的困难。

另一种可能性

难道我们就只能接受“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对着人性悲叹吗？或许哲学家能提供一丝微弱的希望。理查德罗蒂在他的《哲学与自然之镜》一书中，提到了小说在道德教育（Erziehung）中做出贡献的可能性。罗蒂认为，小说之所以具有民主的力量，是因为它能帮助读者了解，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是如何生活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背景导致他们的行为在大多数人看来"不正常"。在小说和影视作品中，边缘群体的故事得以被展开叙述，观众被引导着，倾听他们诉说自己的感受、需求与困境。感同身受地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故事后，观众可能就不再会将这个群体扁平化、标签化，他们行为背后饱满的人性将被呈现出来。与此同时，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一定程度上的虚拟性，也能缓冲观众因价值观不同而受到的冲击。温和地劝说（nudging）常常比强硬地反驳更有效，它更能突破人们的心理防卫机制（defence mechanism），使人们平静下来，开始耐心地听他人的声音。

参考文献：

Ingrid Strobl (2017), Mitgefühl, Psychologie Heute.

YAN Zhiqiang, SU Jinlong, SU Yanjie. Empathy and Sympathy or Compassion: Source, Conception and Measurement[J]. Studies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al, 2018, 16(4): 433-440.

Empathy. (n.d.). APA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Retrieved March 12, 2021, from https://dictionary.apa.org/empathy

Simas, E. N., Clifford, S., & Kirkland, J. H. (2020). How Empathic Concern Fuel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4(1), 258–269. https://doi.org/10.1017/S0003055419000534

Rorty, R. (1979).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

Pinel, J. P. J., Barnes, S. J., & Pauli, P. (2019). Biopsychologie (10. Aufl.). Hallbergmoos/Germany: Pear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