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會的崛起：「災情太嚴重，中國政府只好開放民間團體進入」
成都是四川省會，古來就是岷山腳下的富庶之地，唐朝詩人李白曾以「九天開出一成都」形容這座城市：九天，指的是天的中央和八方，也就是大自然的意思，換句話說，此地承受億萬年地質板塊運動，原是陸海之地，也是日後的天府之國：「萬戶千門入畫圖，草樹雲山如錦繡，秦川得及此間無？」
李白筆下這般市井描摹，千年來沒有什麼太多變化，成都人仍然愛吃愛玩，到處都是酒樓飯館。當地人總說，自己不想爭些什麼，也不必出什麼風頭，只想好好過生活。二○○八年那場地震，震壞了這悠哉的景象，成都人全都爭著擠在室外，公園裡或車陣中，市內沒有任何一處停車位，因為沒有人敢回家。媒體宣稱還會再有次大震發生，因此，即使這城市一棟房子都沒毀，人們仍恐懼滿溢。人人都想逃，卻不知道該逃到哪裡去。
但這座城市還是有自己的風骨的。災後我走在成都街頭，仍能在路邊街角見到老人拎著鳥籠，悠閒地哼著歌；也常看到許多人圍著一方桌，邊打麻將、邊喝一口清茶。這座城市的氣質明顯不同於其他地區，即使在抗震救災的主旋律中，也不會拋棄自己的底氣。他們維持自己的步伐，施展著自己的能耐，溫婉地實踐「公民社會」的概念。
台灣人嫻熟的「公民社會」詞彙，是在汶川地震後才在中國成為一個公開討論的詞彙。具有影響力的自由派媒體，甚至以「震出一個新中國」發表評論，文字不無煽情：
一個開放的、透明的、全民參與的現代救援體制正在拔地而起。但它並沒有給政府添亂，反而跟政府力量配合，形成了最大限度的合力。這個嶄新的救災體制，或將是未來中國公民社會的模本。
評論者認為，這一切都建立在前所未有的「開放」、「透明」和「全民參與」上。無獨有偶的，《亞洲週刊》也以「地震在廢墟中建立了一個公民社會」作為封面標題，該刊總編輯邱立本接受採訪時談到：訊息結構決定民眾的認知結構，也決定了行動結構，公民社會建立與訊息開放的自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川震算是一個里程碑了，訊息開放、公民社會的建立跟採訪的博弈。」
一位在自由派媒體工作的朋友卻說：即使沒有這個地震，成都還是會往這個方向走，因為這裡人文素養深厚，從三國時期就有讀書人聚積，也是知識分子逃亡的地方，有名校，也有名報。從唐朝、到清末，與民初，革命黨和自由派都聚集在這裡，成為一個相對開放之地。「川震其實是給了一個破口，一個機會，讓成都的知識分子可以實踐過往就已埋下的開放種子。」
我以為造成民間介入的「破口」，或許是地方政府遭受空前人力物力損失，而黨國無法控制與壓制。但這些媒體人的正向評價，確實也是事實：自汶川地震後，四川民間團體就十分活躍，不時舉辦公民社會論壇，相較於四川其他各地，成都市政府對這些討論的態度寬鬆，也不反對公民社會這樣的詞，甚至在二○一一年十二月推出城鄉社區治理條例。對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社會所所長郭虹這些知識分子來說，這些政策代表了對「公民社會」概念的肯定。
二○一四年六月，我重訪四川。從居住的成都青年旅館轉了兩趟公車，來到西南邊的青羊區時，已接近落日，天空灰沉，但和我相約的高圭茲與郭虹夫婦還在雅安回成都的路上。川震後，他們夫婦全力投入災區社會服務，原以為階段性任務已然完成，但災後這六年來，中國西南邊境無一刻平息，災害不斷，前一年又發生規模七的雅安地震，只能馬不停歇地再赴災區，推動重建計畫。
當我在門口把玩玻璃瓶時，一輛黑色廂型車在我面前停下。郭虹從車窗向我招手，喚我隨他們進去小區裡一間水泥公寓，並不時回頭向我解釋這一切的開始。地震後，當她從北京趕回四川時，成都機場已被大批拎著包包行李、想奔赴現場救災的年輕人塞滿。這些青年看了新聞後，一股腦兒買了機票就上路，卻不知道能做什麼、該往哪兒去，只好留在機場協助扛包、運送物資。郭虹一看這景象，忍不住想：因為中國對民間的嚴格管制，合法註冊的公益組織寥寥可數，這些志工空有熱血卻尋無門路。
「整個災區只需要一百到兩百萬志工，最後卻來了三百多萬人。」高圭茲向我補充。
這比台北市人口還多，我忍不住大叫。
「志工」在當時的中國還是很新鮮的概念。一名中國記者曾跟我提過，山裡面的老百姓在地震後才知道有「志願者」這樣的人存在，卻很難相信，原來可以有一種人是不用給錢、不用給紅包、不需要用什麼交換，就跑來替你張羅吃喝、解決事情的。「經過一場災難，才把這樣的概念從城裡傳到大山裡面。」
但對高圭茲他們來說，卻是另一番景象：志願者本來就不少，只可惜，能夠協助、疏導他們的團體數量不足，NGO更不算專業──因為實施黨的一元領導，遏制民間力量，直至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中國才有民間組織出現。但這些組織只是配合黨的需要運作，要遲至一九九○年代，才陸續有相關概念與法規制訂；又因為限制多、審核嚴格，仍是極少數人才知道的領域。
別說志工了，連捐贈物資都無處可去。
「災難發生時，只有七家國字頭基金會可以接受捐款。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日後，中央發布重建法規時，特別將公民法人與民間組織加了進去，鼓勵民間參與重建。」郭虹向我強調，這是相當罕見的，「不過，整個中國，只有四川有這空間。」
因此，當川震激起百萬志工，人人爭相往災區跑時，就顯得混亂無序，而理應解決問題、負起責任的民政系統，因救災任務繁重，沒有多餘人力心力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困境，就將連繫管理之責交給團委系統（中國特有的共青團）承擔。團委系統因此在災後設立了許多工作站，方便協調管理，竟意外架起了一個讓中國非營利組織集體出場的舞台。
高圭茲與郭虹原先創立了一個專作農民工調查服務的組織，在災後第一時間，收到香港朋友的問候，竟促成了境外公益團體合作救災的契機。他們一邊整理資源與需求，前往災區考察，確定救災方針。當時每天都有七級左右的餘震，狀況還很危急，政府對民間也有層層限制，但他們仍不顧一切進行。最後，決定針對那些「逃出來後滿是灰塵、除了泥濘外什麼都沒有的災民」提供具體援助，像是臨時安置、護理服務、物資需求，甚至幫災民收小樁（油菜、小麥）、種大樁（水稻）、帶小孩，成立帳棚學校。
高圭茲像做簡報一樣，向我一一列舉當時所做的細項，像是生理期用品，內衣褲和藥物等等，務求事事仔細。但因為物資金錢捐贈受到限制，他們得列表向北京或其他省市的組織、朋友提出需求，再由他們採買。「四川人一般吃得挺好的，我們也要照顧到。就買大鍋、大米，送到災區去。」看著桌上的美食，我頓時理解。
當然，參與救災的組織不只郭虹夫婦。根據四川省民政廳統計，約有超過六千個社會組織直接、間接參與抗震救災工作；有將近兩千五百個社會組織、十五萬名志工直接投入救災，還有將近六千多個組織向當地政府發出募捐的倡議，對災區捐贈超過二十六億、捐贈物資折合人民幣共超過十六億。
「災情太嚴重，政府只好開放民間團體進入。」高圭茲認為，這樣的慈善動機與志願者動能，意外開拓社會空間，地方政府不僅在註冊規定上鬆動，也將街道辦公室的職能空出來，由民間組織填補，開始「購買社會服務」的制度。
見我對「購買社會服務」這說法疑惑，高圭茲進一步解釋：「就是政府出錢，委託民間組織做事。」
我暗想這是否是某種維穩的手段，好讓民間組織能在政府控制下做事？但對民間來說，確實促成社工類NGO的迅速發展、政府也迅速立法作為問題回應，像是在二○一一年時開放社會組織成立，成果在兩年後的雅安地震看到：大批社會組織、市民組織成立，政府購買服務的力度也變大了。NGO在中國──嚴格來說是四川──成為新的行業與專業，高圭茲因此下了這個結論：公民社會的概念在四川發展了起來。
「當然，跟你們台灣比，我們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頂著白髮、戴著金邊眼鏡的郭虹就像一個久久不見的遠親那般，語氣溫暖輕柔而不見威儀，「但能在災後形成這樣的公益高地，對我們來說，很不容易。」
高圭茲也認同：「四川因為這場災難，比其他省對這些方面多點接觸，知識也多了些。對整體社會資源和力量，或多或少或深或淺都有些影響，這些成果到了雅安地震都能看到成效。」
滔滔不絕一個多小時後，他突然頓了一下：「大陸從來沒幹過這件事，幹得挺好的。」隨即滿意地笑了起來。
【摘自阿潑《日常的中斷》第二部『大地呻吟』《公民社會的崛起》一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