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102:「庚申改革」的流產
1981年《七十年代》被迫脫離天地,正值中共不久前提出大幅度政治改革的時期。那時在中共內部提出一個叫「庚申改革」的方案,因1980是庚申年,故名。方案是根據鄧小平8月18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講話內容作出的,又叫「8.18改革」,其後收進《鄧小平文選》,題目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但對原講話已經作了大幅度刪節,改革的目標和一些具體措施也不見了。
在鄧小平8.18講話不久,就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廖蓋隆提出一個六萬字的報告,在第四部分,就是「庚申改革」,長達一萬八千字。講明根據鄧小平講話所作出,因此有主流派的權威性。《七十年代》從某渠道取得這個講話的油印本,並於1981年三月號全文刊登。
當時的社會背景是文革後,一些制度上的問題已經突顯,鄧小平、胡耀邦等開明改革派經過文革的教訓,深知制度問題的嚴重性,除了經濟採取改革開放政策之外,也亟欲作政治改革。他們已經掌握實權。而當時的社會氣氛,也有政治改革的要求,尤其是年輕人。因此,這是中共作政治改革的最好時機。
「庚申改革」開宗明義講改革的目的就是民主化,而且肯定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而且是最終目的。推翻了中共過去認為民主只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手段的說法。
「庚申改革」的內容很廣泛,除了批判主政以來的種種弊端之外,更提出一些重要的具體措施,這些措施絕大部分在《鄧小平文選》中沒有出現。
首先提出要大幅度修改憲法,使憲法能夠保證人民有民主權利。具體做法第一條,就是把三千多人的全國人大的人數削減到一千人,分兩個院,一個叫區域院,由全國各個地區的人民代表組成;一個叫社會院,代表各階層、各企業的利益。兩個院共同行使立法權,互相制約。並指出三千多人每年開一次會,根本無法議事,被人指為「橡皮圖章」也是事實。改為兩個院後,開會要多些,時間長些,要真正議事。人大常委現在三百多人也不便議事,將來兩個院的常設機構應該只有六、七十人,都是年富力強的,而且是專職,不做其他工作。
司法就定下三條原則,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凌駕法律的特權;二是每個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公民權利受法律保護,隨便抓人、抄家、刑訊要受法律追究;三是司法獨立,黨委不能干涉。
行政方面過去一直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黨委說了算,而且是第一書記說了算。改革要厲行黨政分工‘黨只通過黨員在行政部門發揮政治影響,不能代替行政部門執行政策。
「庚申改革」特別提到要有代表工人權益的工會,工會的領導者要通過選舉產生,不能由黨去委派。遇到工人與企業管理層發生衝突,工會要代表工人權益去談判。此外,要在全國和各地建立獨立的農會,領導者也由選舉產生,獨立運作去代表農民利益。
「庚申改革」更提出黨和政府決定,除了國防外交的機密之外,原則上把一切告訴人民。新聞記者獨立報導新聞,評論工作者獨立發表評論,要求和鼓勵對黨和國家發表批評建議。
此外,還有企業、事業管理民主化,基層實行直接選舉,等等措施。
上述提到的這些,其後都未見執行。只實行了收進《鄧小平文選》中建議黨中央設立三個委員會:中央委員會、紀律檢查委員會和顧問委員會。
還有不少沒有執行的,包括方案指保留毛澤東遺體的決定錯誤。但至今毛遺體仍保留。
「庚申改革」大概1980年11月在各級傳達。有不同政見者在民間刊物作回應。
當時中共開明派大概對改革的實行很有信心。我那時覺得雖然方案中多處強調黨在各領域的政治領導,但領導層至少看到制度上的問題所在,會大致實行方案所提出的改革。但想不到的是幾乎完全沒有執行,全部無疾而終。最關鍵的原因,我認為是一個由列寧式政黨建立的國家,很難做到「黨政分開」,即無法避免黨插手以至代替行政、司法、立法。
這樣好的時機,又有真正想改革的領導人,政治改革都無法走出哪怕一小步,就知道建國政黨加上中國的專制主義傳統,和人民的奴性,中共國的政治改革是不會有希望的。從那時起,儘管胡耀邦、趙紫陽輪流站在最高權力地位,儘管其後每一個新領袖上台就有些人看好,儘管經濟發展就有論者說會帶來政治改革,儘管每一次中共大會都提到「黨政分開」,實際上就是永遠擺脫不掉以黨代政,而中國的政治氣候、人民的權利、自由和法治,已經遠遠倒退至1980年之前了。
「庚申改革」這四個字,從未在中國公開的報刊出現過。它的流產,使我從此對中國的政改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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