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吳鳳銅像破壞事件思考集體記憶

託林宗正牧師的照顧，4月7日前往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針對吳鳳銅像破壞事件與談。有這個機緣也是多年前到嘉義時，在詹三原老師的工作室發現一幅1989年2月28日嘉義火車站前行動者集會的畫作，也與詹三原老師的次子、詹子宏老師聊天。今年初詹子宏老師聯繫我，提到這次詹三原老師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展覽，將邀請林宗正牧師演講。與牧師聯繫時，提到我之前拜訪工作室。牧師也就希望我能在演講後與談。對我來說，演講或是與談都很困難。見識越多、閱讀越多，也就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到底有什麼對人們有助益的價值。這次又要談「吳鳳銅像破壞事件」，分享時也才確定自己目前看待這段歷史的切入點是什麼。因此也就整理起來。

今日也是鄭南榕殉道日，每年想起這位學長，重新思考他的生涯，面對自己眼前的境況，總有新的體會。

但我目前仍未很有系統地去思考以下的概念。反正先寫下來。

核心問題是，苦難是如何記憶下來。

具體問題是，紀念碑的意義是什麼。

現實經驗是，「吳鳳銅像」這座紀念物，成為受壓迫的原住民與壓迫他族的漢族沙文主義者對峙的戰場。在1988年12月31日白日，銅像被拉下來。隔年2月28日，行動者集會，想在空蕩的基座上放上詹三原先生製作的和平鴿。但由於和平鴿有「228」字樣，因此未果。國民黨隨後放上「自由之鐘」。時任市長張博雅協調，讓由詹三原設計的二二八紀念碑於市郊的三叉路口建立起來。但施工中、完工後，詹三原遭到恐嚇、工地遭到破壞、完成後又被潑漆，詹三原後來亦被誣陷入獄，獄中又遭到酷刑對待。暗指原住民落伍野蠻的「吳鳳銅像」被拉下後，反而引起更大的風波。畢竟嘉義火車站前廣場是二二八事件後的三月屠殺，嘉義眾多地方仕紳被槍決的第一現場。這個空間反覆地被擱上統治者同意的紀念物，意圖遮掩統治者過去所做的惡行，從吳鳳銅像到自由之鐘。就算到2016年，嘉義市政府舉辦線上投票，詢問大眾詹三原老師設計的二二八紀念碑要搬到嘉義何處，縱使投票結果是嘉義火車站前廣場，政府也不予採納。

統治者對政治宣傳相當敏感。已故學者陳香君在其著作《紀念之外：二二八事件．創傷與性別差異的美學》[1]提到：學者莫里斯哈布瓦赫認為，記憶源於集體的、社會的建構，人們重建過去是為了回應別人或其他社團團體成員，如家人和朋友可能提出的問題：「重新記取、辨認和將回憶定位」。而「集體記憶總是選擇性地為符合社會團體「現下的需求」（present needs）而「重構出來」的。這些「現下的需求」通常是由不同支配團體和擁有論述霸權的權力擁有者所生產和散播的「優勢社會思潮」所決定。...過去永遠是安靜無聲的，完全任由現下主義者所挪用與操控。一旦「現下的需求」有所改變，「集體記憶」也會隨之改變。

十足弔詭。如果集體記憶是回應「現下的需求」，就問我們的本土政權，台灣人對二二八的記憶這麼破碎及模糊，沒有真相，多種版本，這種記憶的狀態是回應了本土政權政治菁英的什麼需求？是為了交換仍孺慕黨國的公民的政治支持？是為了使國民能形成最大的團結？

但不以「真相」為基礎的團結，都是虛妄。「真相」是什麼？介入現實的人會知道，「真相」是人們面對權力者及其維護與改造的體制，所進行的思考與行動，從而人們認知到權力者及其維護與改造的體制，如何鞏固權力者本身，讓人們只能在其提供的有限選項裡，成為「加害者」或「受害者」的一員。

心中懷抱普世價值的行動者，不時因他人的苦難，尋思叛亂的可能，面對權力者及其體制，首要是凸顯這些政治辭令及神話的本質就是讓人放棄同胞愛、做出不義的抉擇、甚至壓迫他人。因而，行動者總是要找尋更公義的、共同生存的方案。

因而作為政治辭令及神話的材料的「集體記憶」，就成為關鍵所在。本身受害或見證受害的人們，不可能遺忘，因此統治者只能禁止談論。當真相逐步為世人所知，那就編造另外一種真相的版本：突出227晚間的緝菸事件，淡化228白日發生在行政院前，軍隊對和平集會的群眾無差別開槍的事件。這就是圖謀轉移焦點，使人無視當時作為盟軍代表管理原日本領土的中華民國政府，在軍事佔領狀態下屠殺平民的不人道行徑。至今台灣人仍未普遍意識到中華民國政府當時所做的戰爭罪行。如果政權前科累累，就必須扼殺「集體記憶」。因此遊戲「返校」才有那句充分描寫老一輩台灣人心理狀態的台詞：「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

1980年代，鄭南榕的《時代雜誌》戮力拆解黨國的政治宣傳及神話。為了維持政治宣傳及神話，統治者當然會去剝奪人們的言論自由，鄭南榕必然會與統治者在言論自由權上對峙，但不惜一切代價爭取到底，是鄭南榕自己的抉擇。而如詹三原的行動者們，在廣場拉下吳鳳銅像，試圖另立紀念碑，至今仍與權力者拉扯。

至今權力者仍是慣於去扼殺「集體記憶」，例如三二三在行政院廣場對和平靜坐的民眾施暴的警察，縱使照片永存在網路空間，這位警察未曾被檢控。如果集體記憶是回應「現下的需求」，就問我們的本土政權，...這種記憶的狀態是回應了本土政權政治菁英的什麼需求？是為了交換仍孺慕黨國的公民的政治支持？是為了使國民能形成最大的團結？

每一次投票，我都在企盼一個能揭發三二三真相的政治力量出現。也因為在三二三受害的同志的苦痛被漠視的經驗，使我能稍微同理二二八遺族千百分之一的痛苦。

在自由開放的社會，人們可以藉由言論自由來使真相曝光，也可以因自由集會來尋求真相：三一八學運期間人們在路上交流，相互分享個人的遭遇與觀點；三二三時警方的暴力，讓人們知道權力者親中的意志的多堅決。這些人們真實的集體記憶、我們共同的生活經驗、我們具有同胞愛的基礎。但我仍強調：人們在真相之上締結的關係，才是穩固的關係。

近年來由於政府檔案的開放，人們越能理解國家暴力的受害者的經歷。甚至國家暴力的受害者的親族，也更能理解自己的家人的遭遇。

時任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還原真相是對受難經驗與生命進行肯認和撫慰。就各國或台灣目前的經驗看來，真相委員會的官方報告、經歷長年被霸凌、歧視與消音後，能為社會傾聽與理解，甚至是自身故事載錄為歷史資產，往往對受難者及其家屬具有相當大的療傷效果。」「我們是要清創，不是要清算。」「否則創傷不知道到第幾代，還可能繼續傳下去。」「轉型正義的重要性不僅在於找出元兇」...「我們可以用遊戲規則來想像，在那樣的威權政體下，我們在某種遊戲規則的規訓之下生活，但是遵循規則，很可能就構成壓迫。也就是說，可能沒有人是元兇，但每個參與其中的人都是共犯結構。」[2]

我認為以上態度並不是對個人做道德質問，而是真誠地期待在這塊土地上生存的每一個人，即時地懷抱同理心去認識同胞所經歷的一切，那些受害經驗、加害經驗，釐清其複雜的是非曲直，認錯、懺悔、原諒、安慰：集體記憶形成。

舊記憶藏在腦袋深處，又因當時的防衛機轉、後來的「當下需求」，越益模糊；新的記憶仍未存入長期記憶區、仍和情緒和感受交織，活潑地決定我們將如何覆寫舊記憶。而紀念碑，是進入集體記憶的鑰匙。並不是因為紀念碑文的權威性解釋，而是發生在紀念碑旁的一切儀式、說詞、展演，我們共同重塑集體記憶。

因而未能回到嘉義火車站前的、詹三原老師所設計的二二八紀念碑，成為永遠無法插入鑰匙孔的鑰匙。

我們乞求記憶（動詞）讓我們更接近真相，讓我們的記憶（名詞），成就我們能創造出一個更公義的、能夠共同生存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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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香君，《紀念之外：二二八事件．創傷與性別差異的美學》，2014年，典藏藝術出版
[2] 談轉型正義，不就是要回到每一個人嗎？，陳俊宏，新活水https://www.fountain.org.tw/article/transitional-jus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