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大綱》讀書筆記之十二

文獻標題：第七編 元明之部

版本：錢穆.國史大綱[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文字摘錄&讀書心得：

第六編 元明之部

第三十六章 傳統政治復興下之君主獨裁

除卻漢高祖，中國史上由平民直起為天子的，只有明太祖。（元末群雄，如河南韓山童、韓林兒，乃白蓮教師。湖廣徐壽輝，為販布者，其部將陳友諒，乃漁父。江蘇張士誠，為運鹽舟人。浙江方國珍，乃販鹽者。安徽郭子興，則賣蔔者之子。朱元璋，皇覺寺僧。四川明玉珍、福建陳友定，及明太祖部下徐達，皆農民。常遇春則為盜。元末群雄，較之秦末，更見其為平民色彩。）

這是說明蒙古人的政權之下，絕沒有漢人的地位。因此在蒙古政權被推翻的過程中，沒有讓政權之自身醞釀出權臣或軍閥來操縱這個變局。（如東漢以來歷史上之慣例。）

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三十二“明祖行事多仿漢高”條中寫到：明祖以布衣起事，與漢高同，故幕下士多以漢高事陳說於前，明祖亦遂有一漢高在胸中，而行事多仿之。[1]

二、傳統政治之惡化

1、惡化原因之一：洪武廢相。P665

洪武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誅，遂廢宰相。形成君主獨裁的局面。

（太祖昭：“以後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朱國楨皇明太訓記卷九謂：“臣下敢有奏請設立宰相者，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淩遲，全家處死。” ）

2、惡化原因之二：明代不惜嚴刑酷罰來對待士大夫。

胡惟庸之獄，株連被誅者三萬餘人。又藍玉之獄，株連一萬五千人。

草木子謂：“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2]故其時文人多不仕。

太祖又有“士大夫不為君用”之科。靖難之變，方孝孺夷十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P666

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三十二“胡藍之獄”中寫到：獨至明祖，藉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舉取天下之人而盡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蓋雄猜好殺本其天性。[3]

洪武十三年殺丞相胡惟庸，二十六年殺功臣藍玉，胡惟庸和藍玉的關聯人犯被殺的稱為胡党、藍黨，人數在四萬人左右。[4]

朱元璋對付不肯和新朝合作的封建文人（如一些江南文人），採用嚴峻的刑罰，特別制定一條法律：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成說其來遠矣，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是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5]

四十年中，據朱元璋的著作：《大誥》《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大誥武臣》的統計，所列淩遲、梟示、種誅有幾千案，棄市（殺頭）以下有一萬多案。

鞭笞捶楚，成為朝廷士大夫尋常之辱。（洪武九年，葉伯巨上書：“今之為仕者，以混跡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

從一個時代的恐懼與期待中，足見“時代精神”之所在。

終明之世，廷杖逮治不絕書。P667

其慘酷無理，殆為有史以來所未見。

（魏叔子集載廷杖事，言：“每廷杖，必遣大璫監視，眾官朱衣陪列。左中使，右錦衣衛，各三十員，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襞衣，執木棍。宣讀畢，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東之，左右不得動。一人縛其兩足，四面牽曳。惟露股受杖。頭面觸地，地塵滿口中。受杖者多死；不死，必去敗肉鬥許，醫治數月乃愈。”）

而監杖用內官，行杖用衛卒，遂使士大夫懸命其手。P668

明朝一種諂媚結附之風，蓋由中葉以後，政治渾濁而引起。嚴嵩當國，朝士為幹兒義子者至三十餘輩。

黑暗政權之普通象徵，厥為賄賂。P679

“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6]p699

（明太祖與近百年國史有深刻的精神關聯，具體可參見余英時《史學與傳統》[7]中《從中國史的觀點看毛澤東的歷史位置》一文的論述。以及吳晗的生平經歷）

[1] 趙翼.廿二史劄記[M].卷三十二明祖行事多仿漢高條.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582.

[2] 趙翼.廿二史劄記[M].卷三十二明祖晚年去嚴刑條，引草木子.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582.

[3] 同上，579-580頁.

[4] 吳晗.朱元璋傳[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245.

[5] 《大誥續編》蘇州人才第十三，轉引自《朱元璋傳》,268頁.

[6] 顧炎武.日知錄[M].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北京:中華書局,2020:364.

[7] 余英時.史學與傳統[M].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2:290-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