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格达骚乱背后，尴尬的选举制度与伊朗渗透
2021年10月10日，伊拉克举行议会大选，却在结果出炉后陷入长达数月的政治瘫痪，并诱发了8月29日民众攻占议会大楼、冲入外国使团所在地“绿区”的流血事件。
一片混乱中，政治领袖萨德尔的武装支持群众与亲伊朗民兵爆发激烈冲突，最终导致30人死亡、70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前来维持秩序的110名伊拉克安全部队成员。
8月30日，萨德尔呼吁支持群众从巴格达街头撤离，混乱多日的局势重归平静，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亦于同日下午发表声明，宣布解除全国宵禁。然虽说骚乱暂止，伊拉克的困境却依旧难解。
根据联合国报告，伊拉克虽有丰富的油气储量，其人口却有三分之一生活在贫困之中，青年失业率更是高达40%，经济前景十分黯淡；与此同时，政治精英们受困于结盟博弈、境外干预的“政治游戏”，至今都无法组成新政府，即便看守政府总理卡迪米仍将继续任职，其也只能处理伊拉克日常事务。
换言之，百姓们短期之内将被迫忍受治理无能的漫长折磨，直到忍无可忍、再度上街。而由伊拉克的视角观之，此次冲突的爆发体现了伊拉克政治在“后萨达姆时代”的两大困局：选制的反噬、伊朗对伊拉克的干预。
选制的反噬
首先，伊拉克有利小党生存的选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2021年10月以降的政治僵局。
去年10月10日，伊拉克举行了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在总共329个议席中，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所领导的“萨德尔运动”获得73个议席，成为议会最大党派。但根据伊拉克宪法规定，筹组政府的第一步，是议会必须以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票选出总统，而“萨德尔运动”显然还未达门坎。
在此情况下，萨德尔先是与逊尼派的“库尔德斯坦民主党”（KDP）结盟，后者由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亲土耳其的巴尔扎尼领导，在议会中拥有31个席次。然即便如此，其依旧难达三分之二多数门坎，此后萨德尔即便向库尔德势力其余政党、逊尼派势力抛出橄榄枝，亦未能如愿形成三分之二多数。
与此同时，有意组建政府的也不仅萨德尔一支势力，由亲伊朗什叶派组成的政党联盟“协调框架”亦然。然在此次选举中，伊拉克政坛的亲伊朗势力受到重创，导致其同样无法达到三分之二的推选总统门坎。以伊朗扶持的“法塔赫联盟”为例，其在2018年的议会选举中，还能拥有48席的成绩，此次选举却暴跌至17席，版图缩水了一半以上。
在此情况下，身为最大党的“萨德尔运动”虽不能成功推选总统，却有能力否决对手联盟提名的总统人选。如此各方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状态，导致了伊拉克新政府的持续难产，僵局时长创下“后萨达姆时代”纪录。而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是6月以降的一系列政治变化。
6月12日，“萨德尔运动”的73席议员集体辞职，理由是抗议“伊朗代理人”干涉伊拉克政治；但根据伊拉克法律，议会中若有任何席位出现空缺，则由该选区第二高票候选人递补，故“协调框架”的总席次上升至122席。
亲伊朗势力遂开始尝试绕过“萨德尔运动”推选总统与总理，例如获伊朗支持的前总理马利基便毛遂自荐担任总理，但受到了萨德尔与其支持者的猛烈抨击；“协调框架”又提名了前内政部长苏丹尼，但萨德尔的支持者们同样不满意，因其认为苏丹尼是马利基的忠实支持者，基本上与马利基无异。
而在发现“以退为进”成效不佳后，“萨德尔运动”自7月起开始了街头示威，地点遍布伊拉克各省。7月27日，示威者第一次袭击并闯入位于巴格达的伊拉克议会大楼，但仅停留了大约两个小时，便听从萨德尔的号召离开；7月30日，上千名“萨德尔运动”支持者再次占领议会大楼，甚至闯入外国使团所在地“绿区”。
此次冲突的暴力程度比起27日高出许多，根据伊拉克卫生部表示，约有125人在混乱中受伤，包括100名示威者与25名安全部队成员，且发动占领的萨德尔本人并未迅速劝退群众，而是直到31日还在社交网站上称，静坐是“从根本上挑战政治制度、宪法和选举的绝佳机会”，并呼吁所有伊拉克人加入这场“革命”。
8月29日，萨德尔忽然宣布“退出政坛”，同时关闭伊拉克各地的“萨德尔运动”办公室。几个小时后，萨德尔的武装支持者冲入绿区的共和宫，并在街头与亲伊朗民兵爆发冲突。民兵甚至向绿区发射火箭，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的C-RAM防空系统一度响声大作。伊拉克安全部队随后将示威者逐出共和宫，并要求双方停火谈判，结果却只是吸引了更多示威者前来“助阵”。
最终，萨德尔于8月30日呼吁支持者进行“和平革命”、离开绿区，表示自己不想成为暴力革命的一部分，也不想让伊拉克人流血，示威者这才逐渐散去；亲伊朗民兵也顺势呼吁了“进行对话”，但政府难产的僵局持续至今。
回顾上述过程，萨德尔在6月以降的一系列政治操作，虽是激化冲突的导火线，但导致政治僵局的主要根源之一，还是选制问题。
自2003年美国发动战争推翻萨达姆政府后，伊拉克政治经历无数波折，终在美国强硬扶植、内部各派系勉强达成共识下，形成了如今的议会民主制。而为平衡伊拉克内部的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等多方势力，其议会选制采取强调“弱势也有机会发声”的“比例代表制”，而非“多数决制”，前者容易产生小党林立的政党体系，后者则相对容易催生两大党对决制。
由政治学视角观之，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因为极难产生议会席次稳定过半的大党，故往往都要组成政党联盟，拿下议会过半席次，才有执政可能。换言之，倘若有关键小党退出执政联盟，政权将被迫垮台重新大选；若迟迟无法形成席次过半的执政联盟，国家将在僵局中原地打转。
以色列之所以在近期上演了3年即将5次大选的政治荒诞剧，便是因为不同的关键小党议员先后退出执政联盟，导致政权瓦解，只能被迫深陷大选怪圈；德国则曾在2013年联邦大选后进行了85天的政府组成谈判，比利时更曾在2010年至2011年发生长达541天的政府难产危机。
但即便“比例代表制”容易导致小党林立，倘若伊拉克议会能产生席次过半的执政联盟，也不至于导致僵局。但在比例代表制外，伊拉克又为追求领导人的代表性，采取了类似黎巴嫩的宗派分配制（Muhasasa Ta'ifia），规定总统须由库尔德人担任、总理须为什叶派、国会议长为逊尼派，而议会选举结果出炉后，须经三分之二同意门坎选出总统，总统再任命总理，并经议会表决批准后就职，如此方能形成政府。
换言之，伊拉克的政党联盟存在两层执政门坎，除了与多数比例代表制国家相同的二分之一议会席次外，还有一道与推选总统相绑订的三分之二多数门坎。如此设计放诸多数西方国家，都是过于严格的标准。
而比例代表制在伊拉克实践多年，即便2021年的伊拉克议会选制有所调整，由纯粹的比例代表制改为不可转移单票制（SNTV），但其目的同样是增加地方的代表性，对小党存续有利。故短期之内，伊拉克政治型态都不可能发展出美国这般典型的共和两党对决制，而是会持续多党林立的态势。
如此结构，一旦遇上撕裂共识的政治氛围，便容易触发政治僵局。而这便是导致此次冲突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后萨达姆时代”的第二个政治困局：伊朗对伊拉克的干预。
伊朗对伊拉克的干预
简言之，伊朗支持的政治势力曾在伊拉克呼风唤雨，如今却渐遭伊拉克民意排斥，原本团结的什叶派阵营亦为此分裂，间接导致了此次长达数月的政治僵局，以及后续失控的流血冲突。
回顾伊朗对伊拉克的介入，可追溯至2003年的美军入侵。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伊朗忧喜参半：一来，萨达姆政权与伊朗有过8年的两伊战争血仇，如今一朝倒台，伊朗自然欢欣鼓舞；二来，伊朗亦会担忧，继阿富汗与伊拉克之后，自己可能成为美国下一个军事干预目标。
几经考虑后，担忧最终压倒了雀跃，伊朗决定先下手为强。故自2004年起，德黑兰开始支持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包括最初期的“马赫迪军”（Jaysh al-Mahdi），以及2006年以后崛起的“真主党旅”（Kata'ib Hezbollah）、“正义联盟”（Asa'ib Ahl al-Haq）等。2011年美国正式宣布将从伊拉克撤军时，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已创下近代以来新高。
2014年后，“伊斯兰国”开始在叙利亚、伊拉克之交肆虐，伊朗更是把握了这一战略机遇，积极扩张军事影响力。第一，伊朗统合了自己于伊拉克境内支持、培训的武装团体，使其组成“人民动员部队”（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简称PMF），与伊拉克军队共同执行反恐任务。第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圣城旅部队在伊拉克政府要求下，入境伊拉克协助伊军与“伊斯兰国”作战。
2017 年底，“伊斯兰国”政权在各方围剿下垮台，但伊朗的军事存在已然扎入伊拉克，部分武装团体更在2018年共组“法塔赫联盟”，参与全国大选，并如前所述获得48席的好成绩，是当年的议会第二大派别。
但也就在2018年5月，特朗普对伊朗发动了“极限施压”，不仅单边退出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更对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领导人实施制裁。
2019 年起，驻伊美军与亲伊朗民兵对峙加剧，前者开始对后者的阵地发动袭击，后者亦会回以颜色，双方冲突在2020年1月3日白热化：美军无人机于巴格达机场发动空袭，成功击杀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以及副指挥官穆罕迪斯。
伊朗此后虽对美军基地展开回击，但无奈形势比人强，德黑兰只能咬牙切齿，誓言“要将美军逐出伊拉克”，实际上是一边与美军进行互射火箭的骚扰战，一边暗自期待美军能像撤出阿富汗般，几乎全数撤出伊拉克。
但由结果来看，驻伊美军人数虽持续减少，却始终没有完全撤出，根据2021年1月数据，驻伊美军人数由5000多人减少到2500人左右，但与此同时，北约却应伊拉克政府要求，将驻伊兵力由500人提升到4000人。短期之内，伊朗要完全排除伊拉克境内的其他武装势力，应是相当困难。
此外，伊朗也面临伊拉克内部的汹涌民意冲击。2003年以降，伊朗之所以被不少伊拉克民众视为正义使者，是因发动战争的美军承担了“入侵者”的邪恶形象，“伊斯兰国”的恶名昭彰更让参与反恐行动的伊朗身披道德光环。然在美军逐步撤出伊拉克、“伊斯兰国”倒台的时空下，伊朗逐渐沦为占据伊拉克的“新入侵者”，关键原因有二。
第一，部分伊朗支持的民兵自视战功卓著，便自认能不受伊拉克法律管束、不受伊拉克政府控制，开始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横行霸道，不仅参与不透明或非法经济活动，更自设检查站征税、开设建筑公司强包工程、干预海港运作，甚至被指控犯下多起针对反伊朗政治人士的暗杀等。
第二，上述种种行径，既让伊拉克政府如坐针毡，更让不少民众心声厌恶。但后者眼见政府无所作为、任由民兵干涉伊拉克内政，自然会更加怨恨伊朗，从而形成强大的反伊朗民意基础。
2019年，伊拉克爆发全国示威，民众的抗争核心虽是低薪、公共服务失能、裙带关系盛行、猖獗腐败等治理议题，却也同时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既喊出反美口号，也对伊朗干涉伊拉克发出怒吼；伊朗驻伊拉克纳杰夫（Najaf）和卡尔巴拉（Karbala）的领事馆甚至遭民众包围与袭击，而这两大城人口皆以什叶派居多，传统上是与伊朗往来密切的重镇，却被民众放火焚烧领事馆外墙，伊朗自然备受震撼。
而让伊朗更加头痛的，还有萨德尔等传统亲伊朗政治领袖的疏远。回顾过往，萨德尔出身什叶派宗教领袖世家，本在意识形态上就对伊朗具有天然好感，2003年美军入侵后，其也一度率领伊朗扶植的“马赫迪军”（如今已成萨德尔自身武装）与美作战；然而美军逐渐撤出后，萨德尔敏锐察觉到了伊拉克渐起的“反伊朗干涉”民意，遂与伊朗渐行渐远，并开始将自己塑造为强烈反美又反伊朗的“伊拉克民族主义者”。苏莱曼尼遇刺后，萨德尔更是毫无顾忌、屡屡公开批评伊朗干涉伊拉克内政。
而在尝试与伊朗保持距离上，萨德尔并非孤例。伊拉克现任看守总理卡迪米虽受伊朗支持，却试图与海湾国家发展关系，甚至公开表示伊拉克应与美国保持良好互动，其目的不言自明：要平衡伊朗日渐强大的干涉。与此同时，卡迪米也采取多项措施来限制“人民动员部队”的权力，而此一举措同样受到与伊朗关系密切的伊拉克前总理马利基支持。
简言之，有鉴于伊拉克民众对伊朗的角色认知发生变化，在当今伊拉克社会，与伊朗亲近已不再是全然正面的政治资产，传统的亲伊朗政治精英亦要因应舆情变化，校正己身立场。
其中萨德尔走得最远，直接站到了伊朗对立面，卡迪米、马利基则更多是进行微调。而此一校正的直接结果，便是导致本为伊拉克政坛多数的什叶派阵营发生分裂，难以形成政治上的统一势力。
细究萨德尔的支持群众，什叶派、反对伊朗干涉可谓是两大指标；此外萨德尔亦与伊拉克共产党合作，喊出改善经济、反对腐败等口号，故也吸引到大批底层群众支持，得以成为当今伊拉克政坛最大势力。
然而其余什叶派阵营未必愿与伊朗全然决裂，“法塔赫联盟”更是由伊朗直接扶植而成，即便在此次选举中受到重创、不如过往威风，却依旧能囊括一定席次。故短期之内，伊拉克什叶派恐难回过往的统一态势。
而由伊朗的视角观之，其亦不可能放弃对伊拉克的政治、军事干涉。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使其认知到，如果伊拉克国力强盛、且由民族主义或泛阿拉伯势力主导，将对伊朗构成潜在威胁。故其即便难以全面宰制伊拉克政府，却也不可能放弃借什叶派的“战略支点”干涉伊拉克内政。
此外，伊拉克亦在伊朗的地区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由地理位置来看，伊拉克是伊朗通向叙利亚、黎巴嫩的“必经陆桥”，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伊朗支持的民兵更是借此地利之便，频繁往返于三国之间。
若伊朗要继续推动什叶新月战略，第一步便是确保伊拉克的畅通，尤其要避免伊拉克被美国及其中东盟友所控制。
由结果观之，在伊朗的长年布局下，其并未能在伊拉克经济市场扮演角色，但伊朗的军事与政治存在，着实在控制伊拉克政府立场上，发挥了一定作用。然而面对伊拉克民众的情绪，以及希望政府更加独立自主的要求，伊朗的挑战恐怕会日渐沉重。
一来，伊拉克政治精英似乎希望维系与美国的战略关系，而非如伊朗所述，希望美军全数撤离；二来，伊拉克政府同样欢迎土耳其、沙特前来平衡伊朗的独大存在，沙特与伊朗的长年竞争自不待言，土耳其屡于伊拉克北境打击库尔德武装之举，令德黑兰陷入了地缘焦虑：埃尔多安是否有意在伊拉克复制叙北模式，建立土耳其实控的安全缓冲区？
回到伊拉克自身，如今其国土上存在两层竞争维度：第一，伊朗与美国及其区域对手正在伊拉克展开地缘博弈；第二，政坛上的亲伊朗、反伊朗势力对峙渐趋白热化，并导致了政治僵局与流血冲突。
虽说卡迪米等人希望平衡外交关系，建立稳定的中央政权，但上述两层竞争维度导致种种期许沦为幻梦。眼下萨德尔虽呼吁再次大选，但什叶阵营的分裂态势短期难复，伊朗更不可能退出伊拉克，故在可见未来内，政治僵局与亲伊朗反伊朗的对峙，将在伊拉克重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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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9.7
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