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能怎么留住我的表达

最近审读新译著的清样，越看越光火。除了看不懂而把对的改错，更让人恼怒的是，它喜欢用没有感情的词替换有感情的词，用没有动感的词替换有动感的词，连作者用第一人称说“我”的地方，也要冷冰冰地改为“笔者”。它用最通俗的词语替换在学术上更正式的或更有文采上的词语，却偏又把原文引用古人直白且不符合语法习惯的说话改成合乎书面的格式。它一方面喜欢用罗哩叭嗦的汉语（比如没完没了的“了”和无穷无尽的“的”）替换较简洁的表达，另一方面又反复取消英语有强调意义的被动句式。翻译时是按照英语格式把多个修饰语置于中心词之前，还是改成一个个短句，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比如整个句子的长短、语境、表达重心，但修改意见常常与我的判断相左，偏要把长长的分句加一堆“的”放在中心词前面，又非要把不算长的修饰部分切成短句。翻译毕竟是翻译，不是自我放飞地改写，我不能彻底排挤作者的表述习惯和用词考虑，我不能让思想和风格各异的作者经过我的手之后就变成一个模样，但这份清样就肆无忌惮地对我和原作者统统无视。

我心想这是什么人吃饱了撑的，错误挑不出几个，就在表达上找碴吗？询问编辑后，大惊失色，原来这位修文圣手不是人，而是校对软件。说是软件，可能确实是的，因为它词汇贫乏、头脑刻板，但我又怀疑它太智能了，因为它还能自作聪明篡改词语，仿佛是因为某个词不符合它的算法呈现出的审美或逻辑。传统上属于排版员的这项工作（先不说让排版员审核语法和字词是否合理）现在交由电子筛，排版员只负责地把软件的修改誊录好。整个过程竟是一派祥和宁静，没有翻书索典的慌乱，也没有往复诘问的紧张。在印刷术强加了版式的划一后，又由电脑软件强加了表达方式的标准化，先是印刷工人无需有读写能力，再是排版员无需能读通文句，无人格化精神产品的生产就是省时省力又省心。看来技术的进步往往只是降低一些工作的门槛，而不是推动更多人追求更多文化和提升精神品质。当然技术的妙用并不止于此，这种软件更大的用途是改造语言和抹除人格。

这本书并不会触发异端裁判所的嗅觉，但是这些修改令我感受到深切的语言压力。这种压力的强度，用小说中的常见修辞，就是五秒钟内升起千百种发泄和谩骂的方式，但最终默默地点根烟抽的强度。有一种意志通过它，以规范语言的名义实现表达的统一，用被设立为规定的某一种貌似正确（却无关贴切）的表达法抹除包含多样性的个人风格印记，对译著而言还在抹除原作者的风格印记，直至变成统一的句式，统一的格式，统一的语气和统一的用词。不要说这对文学创作不可理喻，对学术研究和包含历史文本的著作也是不可容忍，对重视语言和文字的人都是不可饶恕。

比火冒三丈更糟糕的，是跟这个冰冷的、无面目的、不屈不挠的、缺乏语言感知力的软件天天斗争，结果会对自己的语言产生怀疑，会正儿八经地掂量一下那些“标准”用语是否更合适。这说明它们日复一日灌输的语言标准很容易影响人。这些修改也隐约让我看到创作者将死的前景。修改文章的大权下放到了排版厂和一台机器，创作者和编辑被投以怀疑和鄙视的目光，日益沦为出版程序中可有可无的点缀，并且反复被暗示：你们不久将被一脚踢开。

看到后期，越看越慢，既因为我开始怠工，也因为（不知是否错觉）我感觉需要纠正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微。我还在多看和少看之间心情矛盾，既不想漏看所有软件改动，又不想每天跟它缠斗太久而耗尽心理补给。校对软件也是一种审查，对抗这种审查的方式只能是反驳，指出它的错误，驳回它的句式，否定它的用词。就算明知这个非人化的机器压根不理会你提出的词语与词语的或明或隐的差异，就算去跟操作软件的排版员据理力争怕也只能换回面无表情的“规定就是规定”作为回答，我还是要耗神费时地跟一个××意志代理器角力，因为在这个过程亦即我写下修改理由的过程中，至少感到情绪有个出口，否则这份工作怕是要中辍了。我们此刻面对的或许是还可以较劲的最后时期，而在词语表达上较劲或许是可以较劲的最后领域，错过了恐怕要后悔。

我揣测校对软件应该是一款功能更完善的翻译软件或写作软件的一期产品，而这些软件的最终目的就是替换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因为在可以用机器或所谓人工智能体现某种意志的时刻，从效率角度和思想整齐性角度看，活人都是多余的。我甚至隐隐觉得，这个校对软件已经在履行全文翻译职责。（可笑的是，最近刚刚批准设立翻译的硕士博士学位。）表达的统一深挖下去是什么呢？当然是思想的统一与简化！语言的深处还是思想问题。关于简化语言的思想意义（这跟前一阵网上讨论的还能不能好好说汉语的问题是形式不同但内涵相通的问题），奥威尔在《1984》中借助新话辞典一位编纂专家赛姆的口说得一清二楚，描得入木三分，在此全文引用（今天读《1984》，就像读预言书一样脊背发凉）：

“我们要搞定语言的最终形态——也就是说，除了这种语言，人们不能再说其他形式的语言。等这工作一完，像你这样的人就要重新开始学。我敢说，你一定以为我们的工作是创造新词。不，完全不是。我们在消灭单词，几十几百地消灭，每天都是这样。我们让语言只剩下一副骨头。……消灭单词真是妙不可言。动词和形容词有很多是多余的，名词也可以去掉好几百个，其中既有同义词也有反义词。总之，如果一个词表达的只是另一个词相反的意思，那它还有什么必要存在下去呢？就拿‘好’来说。有了这个字，为什么还需要‘坏’字？用‘不好’就可以了。这比用‘坏’要好，这正好表达了和‘好’相反的意思。再比如，你需要一个比‘好’语气要强一些的词，为什么要用诸如‘精彩’、‘出色’等意思含混又没有用处的词呢？‘加倍好’就可以了。当然，我们已经在使用这些词了，在新话的最终版里，不会再有其他的词。要表达好和坏的意思只要六个词就够了——实际上只有一个词。……你仍然喜欢老话，尽管它们词义含混，不实用，差别小。你不知道消灭词汇的好处。新话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词汇越来越少的语言。……你不明白新话的目的就是缩小思考范围吗？让每个人都不会再犯思想罪，因为找不到可用来表达的词汇。每一个必要的概念都只能用一个词来表达，这样它的意义就受到限制，它的次要意义就会被消除，被遗忘。第十一版和这个目的相距不远。但在我们死后，这件事还会继续下去，词汇的数量每年减少，意识的范围也跟着变小。……到时候整个思想的氛围都会发生改变。事实上，不再有我们今天说的这种思想，关于思想，正统的含义是——不想、无意识。”（第五章）其实主人公温斯顿刚出场的时候就已经声明，他很少写字，工作都是用语音记录器。我们应该知道，说得多而写得少，对头脑会有什么影响。

近日看到“三辉图书”的推介总结莱维《这是不是个人》，“用冷静又克制的文字记录了集中营对欧洲犹太人肉体和精神双重的残暴迫害，更深邃地描述了法西斯暴政的本质——法西斯用平庸、仪式化和冷漠的暴力，完全抹杀‘另一群人’的尊严和意志，让其仅剩下一副勉力求生的躯壳；更是利用人性的‘灰色地带’，用权力腐蚀囚犯的尊严，导致其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服膺于这种暴力。”（三辉图书《当下最该警惕的，是奥斯维辛的常态化|普里莫·莱维作品集》）我引这段话是因为，抹杀人的尊严和意志，让人服从平庸、仪式化和冷漠的暴力，这种情况不会仅仅出现在纳粹的集中营。抹杀语言表达的个性，这也是摧毁人性、把人变成机器秩序下流水线上一个无差别无面目环节或零件的必要步骤。少年时读过一部日本小说《银河铁道999》，巧得很，里面的机器王国征服和消灭人类的方法正是把人统统变成锅炉上的标准规格螺丝钉，然而诱骗人类去机器王国自我毁灭的方法却是许以个性和永恒——去那里任选一个你喜欢的机器身体换上，从而以喜欢的姿态永生。人类倒也认可个性是永恒的必要条件，然而行动起来总是南辕北辙。

刚刚看过的一篇文章忧虑发问，会不会在数字时代，那种为很多人向往但名字不能提的政体才是处于信息劣势的那一方？其实根本不用问，显然，我们熟知的政府对本国数字有着巨大权力从而天然处于信息优势，正如它在利用数字技术达成标准化和统一化方面有无与伦比的优势。既是奥威尔的同胞也与他同期写作的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早就预言了这种局面，“国家全面控制所有的人类活动，以及既包括精神能量也包括物理能量的所有人类能量，国家对无论什么目的的指引都出自国家的利益……。以前的专制君主曾做过这种尝试，因为上帝-国家一体的状态是上帝所有敌人中最古老的。但是过去，国家的权力受到它所能支配之手段的限制。今天它却是无限制的。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在无限提高人对环境之控制力的同时，也提高了社会对个体、国家对社会以及统治者对国家的控制力”。道森与奥威尔的语言截然不同，但他们同等深刻地描述出规划型社会的两个巨大弱点：1、它似乎给人身自由只留下一丁点空间或没有空间；2、它轻视精神财富。一个以严格科学精神规划的社会“将是一个静态和无生命的秩序，在保存自身以外别无目的，且终将引致人类意愿的弱化和文化的贫瘠”。而从科学决定论走向摆锤的另一端，竟然就是纳粹德国那样任由暴力与侵略的力量挣脱出来主宰并毁灭世界的形态。

唠叨半天，我无非就是担心我再也贡献不了什么精神价值，甚至很难回去。

2022-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