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三峽-16】高壩：懸頂之劍（楊浪）

 一種新的威懾以及報復戰略，很可能是隨著羅納德 里根的卸任而誕生的：

 1988年12月22日，里根對北非沙漠深處的那座利比亞化學工廠發出威脅，“若不採取積極措施，美國不排除對工廠發動襲擊的可能性。“

 真正的”襲擊“至今也沒有發生。只有1月4日發生在錫比克灣上空一次不大的空中格鬥，它的效果是增加了美國對利比亞的這種”威脅感“。威脅所造成的影響卻是深遠的。

 12月下旬起，利比亞全國進入戰時狀態，首都的黎波里街上到處是掩體和槍砲。1月7日，利比亞匆忙組織外國記者參觀傳說中的化學工廠，試圖為自己“辯誣”。聖誕節前後，大批的黎波里居民逃離首都。西方通訊社分析說，居民遷移的原因是試圖逃避戰爭後化學品泄漏的影響，畢竟，這間爭議中的化學武器廠離首都只有96公里。

 與此同時，美國與西德扥過的外交交涉，西德，英國，日本等國有關大公司試圖擺脫干係的活動至今未平。——一次不大也不小的國際糾紛，隨著里根的卸任將漸趨平靜。然而，我國一位年輕的軍事分析家評論說，87歲的里根已經成功的對卡扎菲進行了一次“心理轟炸“。

 其實舒爾茨在1月5日已經把話說得很清楚了：”美國有意讓卡扎菲不舒服。“針對化學工廠的一次電視講話，弄得世界震動，造成利比亞全國混亂。仔細研究這一事件的我國軍事分析家賦予這種“軍事威脅”，一個新的名詞：“定點威懾”。在國際從總體上走向緩和，但局部衝突和危機不斷；在大範圍突防兵器和精確制導武器飛速發展的今天，這種新出現的戰略威懾方式有著不可低估的力量。

 問題在於，我國是否需要或者是否具有這種威懾能力，同時我國是否容易受制於這種威懾——這應當是我們從軍事角度觀察和論證三峽工程建設所始終圍繞的一個焦點。

懸劍之刃

 已有不只一位專家指出了三峽工程對於國防的這種威脅。四川省政協調查組在一份報告中認為，戰爭”是決定三峽工程能不能上的一個關鍵“。他們認為”戰爭一旦爆發，三峽大壩必然成為首先要目標，大壩倘被摧毀，中下游大城市頓成澤國，後果是不堪設想的。”（《科學報》1986年6月14日）

 主張三峽工程上馬的一派意見則認為：“現代戰爭有症候可查，且三峽工程建有大量洩量的底孔，可以預警防水，在最多七天內將水庫降至防洪限制水位；即使發生潰壩，由於下游南津關峽谷底寬僅二三百米，對突洩洪水起約束作用，還可保護上游圍堰及大壩底部，使下游流量增加不多，影響範圍僅為局部性災難，遠非波及整個中下游“。所以有關戰爭襲擊導致災難問題”不成為三峽工程的制約因素“（《人民日報海外版》1988年11月28日）

 如何判斷戰爭導致潰壩的可能，成為目前爭論的唯一焦點。儘管三峽工程於戰爭的影響決非今次一點，我們仍可以從這裡進入分析。

1.關於“現代戰爭”徵候及其對策。

 在軍事學術研究中，對於戰爭徵候裡來並無一致的意見。國家之間，主要國家集團之間的戰爭（世界大戰，主要地區間衝突）一般有徵候可尋。如朝鮮戰爭，中印邊界，中越邊境衝突，從邊境摩擦，矛盾激化，兵力集結，戰場對峙，一般總有十天至一個月以上的準備過程。從這個意義上，戰爭的預先徵候是很明顯的。

 但是，未來戰爭樣式很可能與以往戰爭發生很大的不同。政治家一方面要維護國家利益和地區級戰略利益，另一方面盡可能避免全面戰爭對國家經濟的大規模摧毀。因此，“外科手術式打擊”，“單一目標突擊”已經成為一種被經常使用的戰爭樣式。1985年美空軍對利比亞首都的長距離突襲以及上一年以色列對伊拉克核設施的兩次成功突擊便是明證。

 從這個意義上講的未來“現代戰爭”。很可能根本無徵候可尋。另一方面，即使有遠期戰爭預警，但敵國何時發動突襲，突襲淺近還是深遠目標，戰略還是戰役目標，是很難有具體徵候可尋的。

 實際上，一旦發現“戰爭徵候”，高壩將最有可能給總參謀部乃至政治家造成一個左右為難的局面。要麼因洩水而影響整個國民經濟，在實際戰爭打擊之前造成“全員動員”的態勢；要麼不洩水而可能造成轟炸潰壩後的全面危局。這一點我們將在後面還將詳細論及。

2. 關於潰壩只能造成“局部性災難”

 對於潰壩後果的分析是水庫建設論證所必須的。在這一方面，軍事上的分析與水利建設部門的分析很可能不盡一致。從歷史上看，潰壩所造成的災難從直接效果上看可能是“局部”，但是間接致災卻是全局性的。

 1938年花園口潰壩，致災面積遠及安徽，蘇北，而花園口掘口並未從軍事上擋住日軍南下，造成了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政治上的極大被動。蔣介石作為致人民塗炭的“千古罪人”的惡名傳及今日。

 1954年為了抵禦荊江洪水所進行的開閘分洪，儘管力求將災難控制在最小範圍，仍將造成致災人口一千九百萬，死亡三萬餘人，京廣鐵路中斷一百天。

 1975年，蓄水量僅為4.9億立方米的河南板橋水庫潰壩，造成駐馬店等一市四縣被淹，死亡逾萬，京廣鐵路中斷18天。

 據軍事部門分析，蓄水23億立方米的葛洲壩水庫如發生潰壩，湖北境內長江中游兩岸將造成災難性後果，武漢市危在旦夕，造成京廣鐵路中斷至少兩個月。

 可以想見，一旦壩高185米，蓄水175億立方米的三峽水庫發生潰壩，其所造成的影響是絕非以“局部災難”可以容的。

 從軍事的角度看，任何“局部”都是整體的組成部分之一，而三峽在地理上所處的那個“局部”，恰恰是國防整體中一個十分敏感和十分關鍵的部位。一旦發生潰壩，在空間上和時間上都將對整體發生重大的輻射狀影響，形成“災場效應”。

 “災場效應”之一：有生力量損失

 眾所周知，中原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在和平條件下，中原亦是最主要的屯兵之所。根據英國倫敦戰略研究所《1988～1989年度軍事力量對比》報告之中國部分，在我華中，華南，華東三個大軍區，駐有陸軍10個集團軍，2個裝甲師，28個步兵師，3個空降師，這部分病兵力占我陸軍空降師的100%，集團軍的45%，步兵師的38%，裝甲師的20%。中原屯兵，是我戰略預備和戰略機動的力量所在。然而三峽築壩，使它們在兵戎相見之前，卻受到三峽潰壩的巨大挾制。處在高壩下游的戰略預備隊如為潰洪所吞噬，其所造成的後果是如何設想也不為過的。

 潰壩所造成的不僅是軍事力量的損失，包括戰略核打擊力量在內的國防科研力量，後備兵員力量，鋼鐵，兵器工業，交通等準軍事力量所受到的損失，也將是戰時國力所不堪承受的。

”災場效應“之二：交通，能源中斷

 在歷史上，潰壩對京廣鐵路所造成的威脅已如上述。有軍事分析家指出，設想三峽潰壩，則京廣鐵路不是計算中斷時日，而是計算重建週期的問題。

 由於我國交通尚不發達，線路不盡合理，即使我戰略預備隊不受或少受損失，但由於京廣線暫時中斷，由於襄渝線與長江平行而首先致災，由於缺乏公路迂迴線路以及空運能力不足，在戰爭條件下我戰略預備隊的南北向，東西向機動都將受到重大影響。

 如果我們“樂觀”的估計：由於提前發現戰爭徵候，在七天內（附帶說一點“常識性”問題：現代戰爭武器發射到命中的時間是以分，秒計；而不是以“天”計；導彈命中精度在7米至150米之間）瀉水至預警水位，然後將發生的是，由於水位降低，勢能降低，華中，華東，華南供電大幅度減少。因此，為應付“預警”而迅速開動起來的戰時經濟馬達轉速驟減，反過來，為應付“徵候”的防禦戰爭的能力在七天至一個月內同步大幅降低，起碼降低到1988年中國工業企業“開三停四”的狀態。

“災場效應”之三：“內衛”任務增加

 戰爭徵候——三峽泄水——能源緊缺——生產生活用電緊張，這樣一系列的過程，勢必造成社會心理的不穩定，在未準備應付戰爭突襲的內地軍事力量，勢必又要分散一部分精力去從事維護軍事生產，動員預備兵員，保持社會安定的任務。

“災場效應”之四：裝備與兵器的角逐

 一旦發生戰略預備力量的不足與受制，戰時工業經濟的短缺，最後，從軍事上，我們不得不考慮一個我們最不願發生的情況：國土內陸作戰。儘管這一點遠未提上今天的議事日程，但我們仍應指出：

 由於三峽水庫在我國腹地（而不是周邊地區）造成的一片總面積逾一千平方公里的寬廣水域，這一新地理態勢，勢必給戰役兵力的隱蔽和機動，給戰區和戰場的工程建設，給不部隊克服寬廣水面障礙的能力——帶來一系列新的情況和問題。

 屆時解決這一系列問題的核心，全在於裝備與兵器的角逐。正是在這一點上，即使下個世紀，我軍也是很難佔有優勢的。

 懸劍之刃是鋒利的。潰壩所造成的遠不止是“二三百米的峽底對洪水的約束“，而是整體的，全局性的災難。

懸劍之危

 在戰爭對潰壩，潰壩對戰爭做了如上一番推演之後，從邏輯上我們就該進入下一個旗津基本上未被人論及的問題，這就是“和平時期”高壩對於國防的潛在影響，也就是對未出現災害的情況估價。

1.關於“安全態”與“險度”的概念

 二戰後40多年來，美蘇從全球利益出發，先後提出變更自己的國防和威懾戰略。僅以美國為例就經歷了杜魯門的“遏制戰略”，艾森豪威爾的“大規模報復戰略”，肯尼迪——約翰遜政府的“靈活反應戰略”，尼克松政府的“現實威懾戰略”以及里根政府的“發展了的靈活反應戰略”。

 制訂國家軍事戰略的出發點，就是對國家安全利益的一種估計。具體說，就是遏止以及消弭對國家利益的“危險態”，通過戰略目標的制訂和部署，使國家進入一種“安全態”。

 人類對於生態平衡，人口發展，能源緊缺等諸多問題的關心，皆源自這種對生存“安全態”的關心。如果這種“安全態”遭到破壞，“險態”就會增加。一切對人類發展的追求皆建立在這種生存安全的基礎之上。

 從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迄今為止，相對於三峽工程對未來國民經濟發展的作用（發展觀），我們對這一工程對國家安全（生存）所帶來的影響，考慮是不夠的。

 潰壩對於戰爭所造成的災難性影響已如上述。而導致這一威脅的並不唯戰爭。

 已有專家論及超大型水庫對誘發地震的可能，這種可能已有國外諸多前案可尋。還有專家論及水庫誘發滑坡，造成湧浪，危及大壩的可能，這種可能也有葛洲壩建壩後的多次滑坡以及最近三峽燕子岩崩崖威脅為證，據悉，另有衛星照片發現，三峽上游山體上有一巨石，已在近年內發現明顯位移，一旦巨石下落，撞擊下游大壩，亦將造成重大危險。

 諸多已經和尚未意識到的危險是現實存在的。這裡可以借用航空工程學上一個著名的定理，“墨菲定理”：“凡有可能出現認為差錯的地方，遲早要出現差錯。”這種“差錯”又將隨著時間的推延而增加其發生的幾率。有如阿波羅11號成功的登上了月球，然而八年後的“挑戰者號”卻因一個小小的橡皮墊圈，導致空中解體。

 生活中的“危險態”是可以計量的。這就是“險度”。

 春運期間的鐵路運輸“險度”就比平時達；汛期江河下游的“險度”就比上游大；大型水庫潰壩就比中小型水庫潰壩的“險度”大。實際上，我們的生產，生活都在無形中為“險度”所調節，制約。為了防止不期然的“雷擊”和降低“險度”，大量“避雷針”式的投入是必不可少的。

2. 國防“避雷針”

 現在，新的問題出現了：

 一旦三峽築壩，長江中下游所有人民和財產的頭頂就放置了規模巨大的“一盆水”（1984年北京大汛，報刊上便有人疾呼北京頭上“官廳”，“密雲”兩大盆水，並因此而大修堤堰），即便我們假設這個“盆”的質地牢固，但至少頂盆的動作也必須小心翼翼。同時我們還要準備“避雷針”一類的各種防範措施。

 在國防建設上，這些措施起碼需包括：

 （1）調整和變更戰略預備隊部署。其調整原則須圍繞可能的潰壩，使兵力，裝備集結在盡可能少損失的位置上。鑒於潰壩將導致的交通中斷，在部署上還需考慮將戰略預備隊分做南北兩個集團，以便發生戰爭和災難時部隊向相反方向的迅速機動和規避。

 （2）圍繞新要點進行部署。高壩築成後，長江上游和中，下游將以船閘為界形成兩段水道，考慮到今後數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經濟發展，以船閘為軸心，勢必形成決不亞於武漢的華中腹地溝通南北東西的關鍵樞紐，為確保國家經濟樞紐安全，必將作為新的戰略要點進行大規模兵力，兵器部署。

 （3）新的戰場建設和裝備研究。為達到上述目的還需考慮新的戰場工程建設，戰略迂迴道路構築，有效利用和克服寬廣水面障礙的裝備研究。為了避免在國際爭端和衝突中因高壩而受制於人，從國家安全的利益上，還必須考慮：

 （4）切實建立和發展遠程精確打擊的常規兵器。提高這類兵器的突防能力和打擊能力，以形成相應的威懾手段。

 （5）急速發展遠程預警系統。以縮短預警時間，提高經受“第一次打擊”的能力。為切實保障國家生存利益，減少和消弭“懸劍之危”，上述部署必須與三峽工程建設同步進行，其中，近期投資最保守的估計也在一百億元之上。

 這也是一筆從未被想見和列入的投資。

 這是一筆目前國力顯然難以承受的投資。

誰執利劍？

 或許有人處於僥倖或是別的什麼心理，不願看見或時不願承認這樣一種現實。因為“二十五年至五十年內外”打不了世界大戰。

 對此只需提出兩個問題：

 花數百億元建設的大壩難道僅為了五十年？此問題一。1975年越軍攻克西貢之際，誰會想到不到四年後發生的那一場中越之戰？此問題二。

 ——沈默？

 歷史永遠不會沈默。國家（如果世界上還有國家的話）關係之間的最高準則永遠不是道德，而是利益。

 或許我們到這裡可以離開嚴肅的思考而轉入一小段頗具文學幻想色彩的故事。

 ——2040年，迄今整整五十年之後。

 185米的高壩雄踞於中華腹地。

 它提供的強大動力帶動和促進了大陸半月形沿海地區經濟的飛速發展。有著13億人口但人均資源具世界末位的中國深感資源的重要。在沿海大陸架的某一點，與A國發生小規模衝突。在擴大的海上衝突中，我海軍力量取得優勢並一舉獲得周圍島礁，海域的實際開發權利。A國與A國所依託的地區集團發出衝突升級的威脅。鑒於國內巨大的人口和勞動力壓力，海上資源的利益以致民族榮譽，使我不得不在衝突中保持強硬立場。國內少數“緩和”議論被佔壓倒優勢的“強硬”輿論所淹沒。2040年12月22日（52年前里根發出對利比亞威脅的同一天），一直支持A國的C國總參謀長在新聞發佈會上聲稱，正“切實考慮”對我進行“定點突襲”，突襲“將使用常規武器”，目標是“三峽大壩”。與此同時，軍事對抗姿態加劇。世界戰爭史上最大規模的“定點威懾”戰例開始了。“預警”！“戰爭徵候”！10天之後，2041年元旦剛過，三峽蓄水降至防洪水位了。華中，華南，華東大批工廠因三峽供電銳減而能源緊張，開工不足。迅速機動，集結的軍隊加劇了交通的緊張。居民供應開始短缺，人心浮動。隨著緊張狀態的持續，先是宜昌附近，後是長江中游，荊江，漢江，湘江流域居民開始無組織遷徙，以圖躲避可能的災害。缺點，少米，人心浮動造成半個中國處於半癱瘓狀態。面對日益嚴峻的政治和現實壓力，政治家與軍事家們一直緊張的討論對策。

 在不可能將戰爭從“常規”擴展到核打擊級別的情況下，此時的最優選擇：”對等威脅“。然而，缺乏真正有效的遠程常規打擊兵器；而且，更重要的是，在C國，A國乃至世界範圍內，根本沒有可與三峽大壩所”對等“的目標！此時的中等選擇：”以時間換取空間“。強化國家機器和行政機關的組織，整合能力，最大效率的調遣資源，穩定人心，在時間的推移中，尋找和利用保全國家榮譽和民族利益，緩和緊張局勢的國際因素。

 2041年夏，夏汛將近，B國正準備出面調停，三峽水庫重新開始蓄水，人心趨向穩定。正在此時，C國總統再一次發出”打擊三峽“的同樣威脅......國內再一次動盪。動盪中的《中原時報》發表一篇引起廣泛注意的社論，題目比較長：

《50年前，前輩們花幾百億給我們留下的“大包袱”》

……

——今天，1989年2月4日，這篇社論作者的“前輩”，正在這裡撰寫這篇題為《高壩：懸頂之劍》的文章。作者用以下一段話結束了“誰執利劍”這一章：

 從國防利益上看，我們準備用三百億元鑄就的三峽這柄懸頂之劍，劍柄並不在我們的手中。正如“水利”也有可能化為“水害”，在我們用這只劍的一面鋒刃劈山開路的同時，也可能用這劍的另一面割斷民族生存的命脈，中斷民族發展的進程。起碼，我們很有可能花幾百億元，向未來的敵國奉送一種巨大的千百億元也難以“贖回”的戰略主動權！

誰鑄利劍？

 三峽工程——一個偉大的夢。無論是孫中山，還是毛澤東，都曾把目光投向這裡。三峽工程也可能是一柄利劍，懸在中華民族的心臟。無論是老將軍，還是“小參謀”，也將這劍懸在心中。在這次採訪中，我接觸了不少軍人。我驚訝的發現，戰爭對於三峽工程的影響，三峽工程對於國防建設的影響，這樣關乎民族命運的一個重要問題，除了象徵性的“徵求軍方意見”，經迄今未有過真正充分和系統的研究論證。

 那位擔任過志願軍工程兵司令的老將軍，曾親自指揮部隊克服美軍飛機轟炸水壩所造成的破壞。他問我：“這麼大的事，怎麼沒人問問我們呢？”

 那位曾在軍區作戰機關直接負責大型工程項目，並評估其對軍事影響的年輕軍官也告訴我：“你是找我了解這方面問題的第一個人。”他，為我系統提供了許多極有價值的思想。

 “戰爭”，“這是決定三峽能不能上的一個關鍵。”早在1986年就有專家提到了這樣的論點。然後，就在不久前結束的三峽工程論證中，儘管有412位專家，有學部委員，教授，副教授，研究員，副研究員，有高級工程師，卻沒有司令員，軍長，沒有戰略分析家，情報分析家，沒有參謀，參謀長和高級軍事教員。在這次論證中，專家們分14個專題進行了大量研究，內容包括地質，水文，泥沙，移民，生態環境，樞紐建設，防洪，發電，航運，資金，施工乃至機電設備，卻唯獨沒有一個軍事及國防問題的專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令人遺憾的重大缺陷。所幸，今天畢竟只是一座紙面上的高壩，一柄想像中的利劍。“上兵伐謀”。軍事鬥爭的最高策略是防患於未然！

 如果真要“鑄劍”，請不要忘記應當持有它並將衛護它的人——軍人。

 最後的引述或許不是多餘的：”達摩克利斯（Damocles），希臘神話中敘拉古暴君狄奧尼修斯的寵信。常說帝王多福，於是狄奧尼修斯請他赴宴，讓他坐在自己的寶座上，並用一根馬鬃將一把利劍懸在他的頭上，使他知道帝王的憂患。後來“達摩克利斯劍”一詞，便成了“大禍臨頭”的同義語。“（《辭海》 2376頁）

 我們會為下個世紀的同胞在頭頂上懸一柄利劍嗎？

注：本文採寫中曾得到譚善將軍，胥光義將軍及齊長明上尉，王小建中校，王江上尉的大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