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日记（十六）咖啡和派对

有那么一些时候，我感觉记录这些 PhD 生活细节是很无聊的。并不新鲜。

很多感受，都是常见的感受。但即使意识到如此，我也无法停止记录。这些文字对别人是垃圾，对我自己也是垃圾。但我仍然需要写，写作完全是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就像我无法停止喝咖啡。

大部分中国人并没有喝咖啡的习惯，但很多上班族都喝茶。近几年似乎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对快销咖啡品牌店挺热衷的。而咖啡在各个西方国家，向来是文化和历史的一部分，人们有喝精品咖啡的消费习惯。

瞧，当我这么开头描述一件事的时候，现在，连我自己都会发现有多老套多无聊了。

Anyway，我要说，我这学期对咖啡上瘾了。

自从我买了咖啡机以来，一开始还好，现在，不管我每天早上几点起床，只要没喝咖啡，我的身体无法苏醒，整个人都特别疲乏，而咖啡入口的一瞬— —似乎我新的一天正式开始了，我陡然清醒，我神奇地有了力气，血液开始循环，大脑开始运转。

为什么会这样呢，明明我以前不会这样。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过去只在熬夜复习考试的时候才喝咖啡。

我逐渐发现了睡眠和死亡之间的相似性。身体休眠，大脑停止思考，当你苏醒的一刹那，你需要适应沉重的身体，就像你的灵魂从远处回归了这个地方。你像是完成了一场旅行刚刚回家。你虽然起床了，但你的意识还停留在旅行的氛围中，没有完全回到现实生活。咖啡是科学与理性的产物，它像一支药剂，从化学层面将你唤醒，迫使你面对现实生活。

除了咖啡，我还对褪黑素上瘾，没有它，我就无法入睡。这已经有一年时间了。

分析一下上瘾的原因，我发现。

我是一个容易沉迷的人。本科生的课堂上提到了美国binge watching (狂看电视)的文化。差不多类似这样的概念。当我在夜晚思考的时候，我的大脑过于活跃，即使做出了睡觉的决定，我的各种念头并不能自然地、自发地在脑袋里平息下来。我必须借助外物，借助强力。只有褪黑素才能让我感到过于疲乏，才能让我镇定，进入一种渐渐死亡的状态。我的精神开始死亡，这样才能入睡。

而早上起床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我的思维还在梦境中远行，我在梦境中过于沉迷，而不愿断开这样的联结，需要借助咖啡这样的外界物质，来帮助我回到现实世界。

我最近越来越看见一些我过去不曾注意的东西。红色的线条，交织，组成了黑洞般的躁郁。所有的躁郁重叠在一起，好像突破了物质世界。一些无法在互联网上呈现的精神艺术，在色彩过于接近的色值之下进行情感表达。对这些事物的感受最容易发生在睡眠与清醒之间。

今天我参加了 phd 项目组织的一个非正式派对。这是我到美国以来第一次参加 party。

教授们和不同年级的博士生都来了，有我见过的也有没见过的。

但组织者我很熟，她是芬兰的那个博士生，她邀请了我很多次，所以我才来的。

描述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是个大工程，挺复杂的，很多细节。想到要把这件事还原写下来，突然让我感觉有点儿累。

氛围有点奇异，虽然所有人都很友好，how are you 问了很多遍，答案也是千篇一律的good，但是寒暄过后，我发现形成了一个教授和教授聊天，学生和学生聊天的奇怪局面。其实我知道是为什么。学生和教授之间有壁，这种壁就像横亘在我们和本科生之间的那种一样。

或许我们会担心自己说的话过于幼稚，不足以引起教授的兴趣，而且一想到需要和教授聊点什么会过于紧张，需要把语言组织得很好。或许教授们会担心他们说的话过于老套，他们对加入年轻人和学生视角也很紧张，因为他们并不了解。所以大家都作出了更为安全的谈话选择。

我认识的大部分教授都来了，A 教授，C 教授，E 教授，还有我的导师 F 教授。

当我发现这个奇异局面的时候，那时，我正在和一个中国 PhD 学生聊天。我之前在 B 教授的本科生课堂上见过她，她作为 guest 来收集本科生的调研问卷。作为在场为数不多的中国面孔，很显然，她记住了我。

然后知道，她今天刚完成了毕业答辩，且成功了，所有人都在拥抱她、祝贺她。她在美国找到了一份工作，即将入职。她即将离开这所学校，和这座城市。

但似乎我并没有从她身上见到我人生下一阶段的样子，我和她有完全不同的人生规划，我感觉她的状态更像是我 master 毕业时进入职场。

和她聊天并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她问了我一些其他人不会问的问题。比如，你谈恋爱吗，你为什么不谈恋爱。我不可能在那种场合向她详细阐释我的女权观点和政治观点，以及这些观点和个人生活之间的关联。总之，她的结论是，我是一个对恋爱很不屑的人，她说我是她从没见过的那种人。我说我在完成这个学位之后可能还会读其他的 phd，她说你的家庭经济状况很好吗。我说 phd 不是全额奖学金吗。她说是，但是钱不多。我说我觉得足够了，我过得很好。我和四个人合租，房租低到令人发指。她惊讶地说，你是第五个人？我无法想象和四个人住在一起。我说，哦，这挺好的，我之前也总是自己住，但我现在发现合租也不错，而且合租之后，我经济上完全没有压力。我觉得我一直这么过下去也行。她说，你的确适合学界，你是一个物欲很低的人。

我发现我和她对社会的理解有太多 gap，这些事情都不是在这样的场合一两句话能说清的，这导致了我们之间的沟通异常无效。哪怕不涉及性别。谈到中国的工作环境。在她的想象中，在中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业余爱好，比如她的电子音乐做的很出色，可是她并不了解的现状是，在那种极其糟糕的劳工环境，私人时间被挤压，这会导致你失去培养情趣的兴趣，对利益的追逐导致了人们成为一个个乏味的人。乏味到她无法想象。我并不认为中国人的智力或天赋更低下。可是当人们习惯了假装愚蠢，而对社会结构缺乏反思，就会让他们变得真的愚蠢。似乎很多在西方世界待久了的亚洲人都忘记了另一种生活，suppose 所有人都… 我通常不认为得出一个深刻的结论必须经过亲身的体验。但对于中国那些事，我没法发表一个前后一致的观点。那些事，只有当你再回到那个地方体验一遍，你才会明白里面的沉痛和复杂。

她知道这些资本主义理论，可是她并不能真的认识到这些理论是如何塑造现实环境的。我只是在指出事实，她认为我很悲观。我如果是个悲观的人，我可能不会想在互联网项目中做些什么，或如今作为助教，做些什么。我只是发现了一些结构性问题，而这些问题对个人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发现很难和她解释，然而，随后我和芬兰及印度的同学沟通类似的事情，他们却能轻易理解。他们都积极参与了学校的工会，积极思考体制、系统背后的不平衡。

她是个学者，我也很高兴能在学术环境和来自亚洲背景的人交谈。但似乎我们的中文谈话将我们两人置于了一种非常微妙的位置。我不太喜欢被置于这种在中国流行的情感文化预设之中，问我为什么不做出恋爱的人生选择，好像这样的选择更常规、更可被理解。然而另一方面却又脱离了中国生产环境实际，交叉作用，产生的这种特殊对话体验。

后来，我和很多人交谈。一个正在研究美国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四年级博士生，尤其是拥枪问题。我说我这学期对政治权力很感兴趣，拥枪问题很重要，几乎是中美政治矛盾的根基 debate，非常敏感，就像台湾问题一样敏感。和他聊了聊研究方法和结论。他给了我一张名片，非常热情地让我下次和他继续讨论。一个研究媒体不平等的非裔二年级博士生，我也是第一次见，聊了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同学的研究兴趣共同点。

然后，我和来自沙特阿拉伯的二年级博士生交谈，她是我本学期一门课的同学。我对她说，这个派对超出了我的预期，因为似乎和这里的人交谈，比和我室友交谈更容易。我和室友聊天的时候如果提到我的研究兴趣，他们会觉得我是个书呆子老古董，觉得提到研究就是枯燥的，一点也不有趣，可是这就是我的生活，我觉得很有趣。至少我在这里说这些，没人会那么看待我。

她说，是的， people here know you more. 然后，我们聊到了沙特阿拉伯和中国，以及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生活。我这学期因为上 D 教授的课，对中东地区发生的事很感兴趣。通过和她以及一些非洲女性博士生交谈，这些地区、文化在我眼中不再抽象和遥远了。我现在对于他们的容貌和举止都很熟悉。我的内在审美完全适应了不同的肤色和轮廓，这也让我从另一种角度看到了亚洲地区在受新自由主义文化影响之后，审美层面上如何被白人至上所奴役。

芬兰的同学给我倒了一杯 blanc，这是我来美国以来第一次喝酒。

哦，我在日记中写了太多“第一次”了，这是个俗套到不能再俗套的表述，我讨厌我总这么说。

酒挺不错的，尤其是在那时。

我和她们两人聊到了 A 教授，我说了一些 A 教授的坏话，包括他如何边缘化我的意见，似乎所有的意见只有在他的体系标准下才能得到重视。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保守的白人。

没想到她们和我分享了一些完全相同的意见，她们说他的确是个很传统的白人，觉得自己是最聪明的人，他的课堂模式总是自己一个人以自己的方式解释，而不那么在乎别人的参与。而且他非常以自己的学术门楣为傲，他的父母、和其他家人，都是科学家和社会学家，他总是在课堂上提到他们，举他们的例子。而且他是一个除了学术没有业余生活的人。

我说，我感觉很难和他之间建立很好的沟通，就像我和其他女性少数族裔教授之间那样。但我的确非常喜欢他的理论课，我喜欢他让我们读的书，我只是感到自己的意见没法在他的课上很好表达。我是一个激进分子，我能理解他把学术当做生活全部，我感觉我自己隐隐也有这样的倾向。他笑起来似乎很有亲和力，但他这个人实际上一点亲和力都没有。不像 E 教授，她是真的非常 helpful，我甚至会发邮件和她讨论一些内心感受，而不担心她感到无聊或幼稚。但对 A 教授，这么做是不可能的，他是一个很 mean 的白男。

在此之前，我们在派对上见到 A 教授了，我对他说，我这几天正在阅读他让我们读的文化理论，可我发现这些理论并不像我预期的那么有趣，他可以给我一些 instructions 吗。然后芬兰的同学开玩笑说，这只是一个 casual 的 party，你不要讨论这么严肃的学术问题。A 教授也的确没有回答我，他说上课的时候我们会解决的。我说抱歉或许我不该在派对上这么说，芬兰同学说，哦哦你别在意，我只是开玩笑的。这真是很尴尬。

我很肯定如果是E 教授，她一定至少会给我提供一些阅读建议，哪怕只是随口一说。

Anyway, 就是这样，我在聚会上说了一次有关教授的学术坏话。

然后，我继续和芬兰的同学聊了关于助教的工作体系问题。她让印度同学也参与了这个话题的讨论，因为他是工会的会长。我说，在和你聊天之前，我更多是从个人经历层面去考虑美国的本科教育的，可是那天和你聊完，我意识到了这是美国教育结构中的问题，也让我联系到了中国教育结构，带给了我很多 insights and reflection，真的特别好。

印度同学对我说，你完全不用为学生写不好作业负责，你不可能帮他们那么多。建立学术 sense 是一个长期且艰难的过程。而且我们有写作中心，你只需要帮助那些想要自我提升的人，真的想提升，他们是有地方可去的。

我觉得这个观点特别好。这是对民主弊病的一种制衡。同情世界上所有人是极其爱心泛滥且愚蠢的，这是下坠的民主。你不可能做救世主，电影中的超级英雄是如此幼稚。你只能帮助那些有自我提升意识的人。这是有选择的。你在那里杞人忧天，事实上大部分学生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成绩或学术能力，也许他们不在乎的原因可以追溯到经济状况导致的短见，但这样下去没完没了了，每个人都没那么幸运。你就是必须有一定的智慧。

我和芬兰和印度同学可以讨论这样的结构问题，然而那个中国同学的思维模式却是“你对现状的否定代表了你对个人努力的否定以及悲观厌世的态度”，所以和谁交谈更舒适，这对我很明显。

我们每个人都在埋头学术，可是你发现一些人在写一手漂亮的学术好文章之后，他们的社会观念仍然在被消费、审美、异性恋等各领域的霸权文化所奴役，这不禁让人思考科学教育的有限。人不能只学习科学，因为科学只是工具。工具为谁所用，为什么方向所用才是最重要的。你不能终其一生追逐一些荒唐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