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的獠牙：集权体制，节庆资本主义与历史教训（上）

作者：黄希林

新冠肺炎肆虐之下，又有一项大型体育活动成为了受害者。2020年3月24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宣布和日本政府达成共识，正式推迟原计划于本年7月至8月举办的奥运会至明年举行。就在一天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发出严厉警告，在月初被正式定义“大流行”的新冠疫情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传播。从第一例报告病例到第十万例用了67天，但是从第十万例到第二十万例只用了11天，到三月结束，感染病例已经接近80万，远超过近年来任何一种流行病造成的影响。在奥委会宣布推迟之前，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已经宣布，无论是否推迟，都将不会派遣运动员参赛。

自奥运会开始积极现代化、私有化并受到广泛关注以来，2020东京奥运会可能是最命运多乖，富有争议的一届。早在2013年国际奥委会宣布2020年奥运会将在东京举办时，这一决定就因殷鉴不远的福岛核泄漏事故而受到大量批评。紧接着，东京奥组委公布的奥运会和残奥会标志又因为被指控抄袭比利时一剧院的标志而被撤下。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宣布，将不会禁止被视作法西斯侵略标志的旭日旗在各大奥运场所中出现，而这一决定迅速遭到了韩国和中国相关组织的严厉控诉。

而在一些体育社会学研究者看来，奥运会首次被迫推迟的里程碑其实应该来得再早一些。对于这项全球观众最多，商业收入第二大（仅次于美国超级碗）的全球体育盛宴，研究者们从没有停止过审视与批评。

3月18日，体育作家戴夫.齐林（Dave Zirin）和社会学家朱尔斯.博伊科夫（Jules Boykoff）在左翼新闻评论网站The Nation刊稿，痛斥了日本政府和东京奥组委延缓推迟奥运会的举动。[1] 在这篇文章中，日本政府一再拒绝推迟的行为被两名作者视作是经济学理念“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指政府选择用公共资产救助面临经济危机的巨型企业或产业）”的典型示范。

东京奥运会究竟有多“大”，才会让日本政府如此不惜一切代价，在全球数十万人确诊，数十国关闭边境的危机下仍然坚持了数天？日本官方的申办书所估算的开销数据定格在相对保守的73亿美元，《日经新闻》的一份报告认为实际开销可能达到280亿美元，而东京奥组委现在官方宣传的数字则是126亿美元，比申办书上的数字翻了接近一倍。

要知道，举办一场现代奥运会向来不是一场简易的工程。东道主国家或地区必须要具有容纳所有的游客，嘉宾和记者的能力。为了给运动员提供便利的交流，训练和居住环境，每一届奥运会的东道主都会在一个选定地区建设专门为各大国家队，裁判和官方人员准备的宿舍。这些宿舍被称作“奥运村”，它通常是奥运会东道主在建设体育场馆之外最大的一笔开销。面对庞杂、昂贵的工程，几乎没有一届奥运会的东道主能够将实际开销降到预算之下。牛津大学的一项数据显示，1998年长野冬奥会的开销是预估数字的156%，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开销是预估数字的176%，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开销是预估数字的389%，而1976年蒙特利尔冬奥会的开销则是预估数字的820%——直到2006年，蒙特利尔仍然在因奥运会支付着总价高达10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平均下来，每一届奥运会的实际开支可达预算的156%。

另外，日本《日经新闻》的报告显示，由于推迟奥运会，日本将会因为失去赞助商和旅游收入而面临接近60亿美元（约426.6亿人民币）的损失。这一数字约等于日本政府一年总税收的11%。自从广场协议之后就一直执行量化宽松政策的日本经济体系，将不出意外地因为这次无奈的让步而雪上加霜。

国家民族主义的烟瘴，过高开销的担忧，国际奥委会的霸道，当地政府的蛮横……这些在很多观众看来令他们熟悉的奥运会变得越来越陌生的元素，却是齐林和博伊科夫眼中奥运会一个多世纪历程始终伴随的常态。

一、不平等的烙印：奥运会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历史

（一）顾拜旦：帝国主义权贵游戏的开端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一次正式举办是在1896年，正值欧洲、美国等各大帝国主义政治形态征服统治全世界的高潮。这场当时前所未有的国际性体育赛事，由世袭男爵，法国教育学家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一手策划而成。

在游历欧洲之后，顾拜旦对一名积极宣传在学校课表中添加体育运动的医生，威廉.佩尼.布鲁克斯（William Penny Brookes）产生了兴趣。在与他彻夜畅谈之后，顾拜旦萌生了依靠自己社会的地位组织并举办一场国际性体育活动的想法。自那以后，他开始积极地搜寻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资料，并借着欧洲各大帝国对古希腊遗址进行发掘的机会提出了在奥林匹斯山上再一次举办运动会的倡议。通过紧密的筹划与联络，国际奥委会于1894年正式成立，委员会由包括顾拜旦在内的五名欧洲贵族组成，而这一贵族统领的秩序直到1942年瑞典退役运动员埃德斯特隆（Sigfrid Edström）担任委员会主席之后才略有改观。

在顾拜旦所接受并宣扬的古典教育中，贵族阶级的娱乐被视作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他向欧洲广泛宣扬呼吁奥运会的过程中，“重在参与”和“积极奋斗”这些贵族之间经常用来合理化帝国主义殖民行为的词汇成为了鼓动不同国家参与的主旋律。事实上，顾拜旦并不掩饰他对奥运会应属权贵间观赏娱乐的认知：在他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期间，奥运会长期举办着“艺术运动会”，以进行对建筑，文学，音乐，绘画和雕塑五个领域的鉴赏。要知道当时即使在工业极度发达的英国，普通男性也要每周工作55个小时才能赚取70英镑的年收入，而与此同时，一幅名为《蓝色男孩》的画作却能竞拍到18.2万英镑（约等于今日的6.5亿人民币）的高价。由此不难想象顾拜旦和整个奥组委在筹办这些竞赛时心中有多么清楚这类竞赛的服务对象。

自顾拜旦以来，国际奥委会一方面宣扬平等竞争，但另一方面却是奥运会组织层面上的唯一权威。这样的中央集权悖论始终是奥运会面临的一个道德难题。在他的作品《节庆资本主义与奥运会》中，博伊科夫将由顾拜旦创立并贯彻的这一思想形容为“中央集权化的社会秩序”。在他的分析中，奥运会甫一登场，便是帝国主义使用软实力宣扬并合理化自身霸权的工具。通过推广普遍性极强而吹捧强身派思想[2]的“更高，更快，更强”理念，奥运会得以以巨额收入和高超的宣传技艺持续充当富豪们的聚宝盆。

（二）布朗戴奇：法西斯与种族主义笼罩下的奥运

20世纪初期，俄国十月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则使得欧洲各大强权损失惨重。在这一时期，以阶级优越式休闲为主要目的和宣传途径的奥运会一度失去了凝聚力。直到20世纪中期，奥运会才恢复凝聚力，并获得了今日的国际影响与地位。与许多人的想象相反，在这一恢复和转型的过程中，真正的功臣并非沙场上一展身姿的运动健儿，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官僚——美国奥组委委员长，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艾弗里.布朗戴奇(Avery Brundage)。

年轻时的布朗戴奇是一名成功的工程师和不成功的田径运动员。在运动生涯收尾之后，他开始介入到芝加哥本地的运动委员会中，并且依靠自身的政治天赋在1928年就任美国奥组委委员长。

1931年，国际奥委会宣布，1936年夏季奥运会将会在德意志魏玛共和国的首都柏林举办。然而，不过一年时间，希特勒所领导的法西斯主义纳粹政党就在全球经济大萧条和德国货币系统通胀的背景下粉墨登场，用刺眼的万字旗替代了当时魏玛共和国的黑白红传统三色。当时的国际奥委会对于如何处理柏林奥运会的内部意见并不统一。时任奥委会的美国代表欧内斯特.扬克（Ernest Jahnke）对纳粹思想毫无好感，但却被不想惹怒希特勒，也不想破除惯例的国际奥委会在几年之后开除，黯然离去。

作为新代表的布朗戴奇不是扬克，他对纳粹阴云下的奥运盛宴感到十分激动——他痛恨共产主义思想，同时崇拜着纳粹“恢复欧洲旧秩序”的口号和行动。在奥运会正式举办之前，他飞抵柏林拜访，与希特勒微笑着握手合影。从柏林的宣传机器中回到美国后，布朗戴奇彻底成为了纳粹思想的拥护者。他声称当时在美国已经悄悄扩散的关于德国排犹行径的传言皆是不尊重事实的诽谤，而犹太人在德国其实接受着“格外优越的呵护”。当他的谎言被揭穿时，布朗戴奇便张开血盆大口，肆意指控那些否定纳粹政权的人都怀有“推翻西方制度的共产主义阴谋”，着实让当时还年轻的约瑟夫.麦卡锡好好学习了一番。

在奥运会期间，为了表现他对希特勒的爱戴，布朗戴奇撕下了自己冠冕堂皇的面具，拒绝让两名犹太裔运动员登场竞技。当非裔美国田径运动员杰西.欧文斯怒夺四金时，脸色铁青的除了主席台上的纳粹官僚，还有同样相信雅利安人种论，却不得不装作自豪的布朗戴奇。直到1941年美国对纳粹德国宣战，布朗戴奇还在参加着纳粹支持者“美国第一党”（America First）在纽约市的集会，反对美国介入二战，而直到1975年去世，他从未对自己拥护纳粹主义表示过悔恨和遗憾。

布朗戴奇担任奥组委成员及主席的36年，是奥运会在规模上飞速发展的36年。作为强身派思想的忠实信徒，他认为纯粹的竞技元素是运动会收视率的主要保障。然而，他所主张的所谓竞技元素是种族主义的，其所谓纯粹性仅适用于白人的范畴：他坚持让暴力镇压黑人民主权利的南非和罗德西亚（1980年原执政党被推翻后改名津巴布韦）继续参加奥运会。而当罗德西亚终于被奥组委除名之后，他表示这一做法是比9名以色列运动员在恐怖袭击中丧生的慕尼黑奥运会“黑色星期五”还要糟糕的“悲剧”。

1968年，许多热爱运动的美国民众终于无法再忍耐这个矫揉造作、颠倒黑白的体育独裁者。那一年，广受爱戴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遭到白人至上主义者暗杀，少数族裔平权的希望则遥遥无期，而黑人在运动界的贡献则因政治原因被倏然抹平：拳王穆罕默德.阿里因号召拒服兵役而被剥夺一切奖赏，险些身陷囹圄。在这种背景下，许多活动家四处奔走，呼吁奥委会驱逐布朗戴奇。而同年举行的墨西哥城奥运会的窘境更是让布朗戴奇的奥委会生涯雪上加霜：墨西哥政府在对奥运会进行巨额投入，增加民众经济压力的同时，更对农民和工人组成的工人协会进行了猛烈的打击。各大地区左翼思潮的引领下，许多学生和工人走上街头呼吁抵制徒有其表的奥运会，并要求放开对政治集会的限制。眼见局面无法挽回，不愿意得罪布朗戴奇的墨西哥内政部长路易斯.埃切维里亚（Luis Echeverría）派出了为奥运安保特别组成的防暴团队，后者和军队一起对特拉特洛尔科的抗议者们展开了无情的屠杀。在直升机的轰鸣和机枪的火舌中，一条条年轻的生命轰然倒下。据统计，在这次暴力多达五百人在这次暴力清洗中失去了生命。

非裔美国短跑运动员汤米.史密斯（Tommie Smith）和约翰.卡洛斯（John Carlos）不想放弃多年的不懈努力，故而不愿意直接抵制奥运会。但是他们作为美国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心中十分清楚布朗戴奇是什么样的货色。男子200米决赛中，史密斯获得了冠军，而卡洛斯获得了铜牌。在颁奖仪式上，两人没有穿鞋，手上戴着黑色的手套。当《星条旗之歌》响起时，两人举起了自己的手，紧握拳头，目光凝重地盯着地面。一名摄影师抓住机会，拍下了这个难得的场面。

各界媒体将这起事件称作“黑人权利致敬”。事件的照片很快传遍了美国报纸，布朗戴奇颜面扫地。依仗自己的身份，布朗戴奇威胁美国奥组委禁止二人继续参赛，但被拒绝。此后，不依不饶的布朗戴奇通过施加压力，最终还是成功地让史密斯和卡洛斯无法继续参赛并交还了奖牌。在一份声明中，国际奥委会辩解自己的举动完全出于“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捍卫”，因为“个人政治问题没有出现在体育赛场上的资格”。

1972年，年事已高的布朗戴奇终于宣布辞职。

（三）萨马兰奇：强权与压迫奥运模式的延续

布朗戴奇卸任后，他精挑细选的接班人，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Juan Antonio Samaranch）就此掌管了奥运会的秩序。许多中国民众对萨马兰奇非常熟悉，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萨马兰奇同样是一名公开的法西斯分子，他年轻时就曾对军事独裁者弗朗哥倾慕不已，并在成年后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弗朗哥治下的西班牙体育部长。

作为国家威权主义者的萨马兰奇希望像弗朗哥管理西班牙一样管理每一个奥运会参赛国，因此，他在扩张资本发展奥运会的同时，向奥委会成员国们提出了许多苛刻的条件，得以维持赞助商们对奥运会持之以恒的支持。相比于布朗戴奇粗暴直接的管理模式，萨马兰奇非常在意外界不友善的目光。于是，他用起了弗朗哥的老套路，将一系列强调对奥委会绝对服从的制度称作“神圣同盟”。

在萨马兰奇治下，种族主义的阴影依旧挥之不去。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历史上第一次扭亏为盈的奥运会。但这样的巨大成功却建立在洛杉矶少数族裔的巨大代价之上。70年代的经济衰退对洛杉矶当地非裔和拉丁裔社区的打击十分严重，进而导致了毒品暴力和帮派冲突的滋生，想要一展风采的洛杉矶城当然不愿让这样的状况成为奥运会的绊脚石。于是，在1984年，洛杉矶市政府在国际奥委会的授意下突然恢复了一项专门镇压工会活动的法律，并以此为借口给许多罪行并不严重的帮派和毒品罪犯施加了高昂的刑期，使得少数族裔社群噤若寒蝉。

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同样成为了一场政治作秀：急于甩掉“种族主义“标签的美国南部为了经济蓬勃发展高度繁荣的城市景象，不惜强制迁移甚至推平聚集在城市中心的非裔贫民区来建设奥运村，导致数千人无家可归。

除了少数族裔之外，其他群体也是奥运会“团结“的表象下经常被遗忘、压迫的对象：为了顺利举办2004年雅典奥运会，希腊政府不惜修改宪法，派遣数千名武装到牙齿的国际军警管理社会秩序，并且将所有举办城市中的无家可归者，毒品成瘾患者与精神病患关押在冰冷的精神病房中囚禁，鲜有呵护。

自从媒体开始逐渐关注体育之外的社会层面之后，为了举办奥运会搬离驱赶甚至关押弱势群体的报道屡见不鲜。然而，尝到萨马兰奇强权手腕甜头的国际奥委会岂能罢休？为了保证奥运会成功举办，国际奥委会强势压制东道主，压迫弱势群体的管理模式一直延续至今。

那么，披着平等外衣却行帝国主义、歧视压迫之实的奥运会仍然能持久引发一代又一代人们的激情呢？且听下回分解。

注释：

[1] 每一届奥运会的主办国合同中都有专门的章节来处理应对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的相关问题。效仿惯例，东京奥运会合同将这一权利留给了国际奥委会：“如果国际奥委会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奥运会参赛者的安全将因任何原因受到严重威胁，它可以终止合同或推迟奥运会。”

[2]在19世纪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帝国主义迅速地推进吞并瓜分世界的步伐，并加紧了对劳动阶级与殖民地区的残酷压迫。在这种情况下，几名思想家和政客根据《圣经》中对于身体健康只言片语的描写得出了“这个世界需要更多具有男子气概的英雄来拯救”的结论，并创立了强身派思想。强身派思想旗帜鲜明地反对工业革命中的一项重因素：城市化。它认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冒险精神和“敢做敢拼”的思维会被规整的秩序与流水线取代，而古老的“忠君爱国”思想则随着公民社会的成长开始失去吸引力。这一理论的主要支持者包括英国作家托马斯.修斯（Thomas Hughes）和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他们认为，只有重新拥护忠君爱国，强身健体，男子气概和遵守纪律等人类文明的历史传统，社会才能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