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中的胜利：纳粹宣传如何掩盖失败

编者按：极权主义有着极高的相似性。无论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纳粹，还是东德的”统一社会党“，都极力把政治制度向下延伸，获得权力的绝对掌控。Randall L. Bytwerk著《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将纳粹和东德并排比较，揭示两者在宣传手法上的类同：统治者都试图将意志灌输底层，为此组织数量庞大的宣传员、家庭密探，深入街道，控制头脑。下文选自该书第126-133页，即展现了纳粹宣传部如何将一场大失败美化成胜利的先行曲，注释从略。

正如戈培尔注意到的，当一个国家取胜时，开展宣传是容易的。战争的头两年是顺利的，在闪电行动中，它先后在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低地国家和法国获得了胜利。德国最初对战争的无把握让位给了全国性的欢呼。甚至1941年6月的反苏运动一开始就进展不错，以至于8月份的公共舆论报告发现公民们正期望苏联人崩溃。德国的宣传犯过错误，但是它也为成功中的失误留有余地。

1941-1942年的冬天是一次打击，因为准备仓促的德国士兵本期望住在温暖的莫斯科住宅中，结果却遭遇霜冻灾害。1942年的春夏攻势恢复了乐观主义，但是德国的进展仍不充分。到1942年8月，德国人已经占领斯大林格勒地区的80％，而这个城市至少在宣传价值上与战略位置一样同等重要，但是该年11月中旬苏联的一场反击包围了约有33万人的22个师。希特勒拒绝同意撤退。自那时起，余下9万1千挨饿受冻的德国人在1943年1月31日投降，另有14万7千人不幸身亡。这场灾难清楚表明德国可能要战败了。

斯大林格勒是一个挑战，部分原因在于它没有被预料到。战争总体而言进展不错。新闻报道也是乐观的。1942年10月和11月的每周新闻片播放了斯大林格勒的画面，显示这一城市几乎完全在德国人控制之下。帝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出版的每日军事公报报道，直到11月，扫荡作战行动还在进行当中。10月中旬，主要的周报《帝国》（Das Reich）中有一篇关于斯大林格勒的文章，得出结论说：“在斯大林格勒，苏军战线正摇摇欲坠。无边的废墟中，一个标志在焖烧着。强大的力量已遭到决定性的打击。”希特勒差一点就声称斯大林格勒在德国控制之下，但是在11月8日向慕尼黑的老护卫队（Old Guard）讲话时，他宣称：“我想拿下它（斯大林格勒），你们知道，我们是谦虚的，我们确实占领了它！只剩下几个非常小的地方等着夺下来。”11月18日的新闻片也宣称，在这一城市，只剩下几个小的苏军阵地有待占领。随后一周的新闻片没有对迫近的胜利做任何声明，但是行进的德国军队的画面给碰巧的观者一个印象，德国军队仍在不断取得胜利。一般的德国公民有各种理由相信胜利正在临近，而且这也是志气报道找寻的东西。事实上，斯大林格勒的重要性对德国公众来说完全是不清楚的。到11月中旬，公众的注意力聚焦在没那么重要的北非前线，在那里同盟国已于11月8日实现登陆。人们认为俄罗斯时值冬季，事态已然平静下来了。

戈培尔更加谨慎。在试图为总体战努力寻求支持时（也包括在此过程中增加他自己的权力），戈培尔想提醒德国人，战争可能会失败，而非仅仅以轻易宣称的胜利来宽慰他们，这就要求更加直率的报道。尽管如此，他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力是有限的。按照他一般的自我赞颂风格，他在1942年12月12日的日记开头这样写道：“纳粹党卫军情报机构（SD）和帝国宣传办公室最近的报告呈递给了我。正如大区领袖的报告一样，它们对我们有关前线形势的新闻政策有非常尖锐的批评。我绝不认为这种明显的批评（fizzle）有何过错。我总是鼓励新闻应更坦率。”即便戈培尔有他自己的方法，但斯大林格勒的情势处理起来已变得棘手了，而现在德国媒体被委派的困难任务是解释突然的、戏剧般的、未意料到的失败，这恰好是它们所一直预测的反面。这一任务无法逃脱。几十万的德国士兵不能毫无提及就消失了，报社也不能简单地阻止出版相关地图，它们展示的是贯穿斯大林格勒的德军作战路线。

首要的和最简单的战略是保持沉默。斯大林格勒几乎从媒体中消失了，报纸只是顺带提到它。1942年12月和1943年1月的新闻片把它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北非、德国潜艇战（U-boats）、法国南部的占领和纳粹盛会。也有来自俄罗斯前线的材料一一但都避免提及斯大林格勒。观众们在12月2日的新闻片中看到的是一辆火车运送给养到列宁格勒前线。1月27日的新闻片显示的是俄军被击退回几个地点。批准帝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每日公报最后草案的希特勒，一贯地去掉了任何提及斯大林格勒的内容。新闻媒体接收到这一暗示，因而很少涉及此事。

沉默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个信号，表明事态正往坏的方面发展。纳粹党不会掩盖胜利。12月7日的纳粹党卫军报告提及，一些人注意到了斯大林格勒在帝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公报中的缺席，从而得出结论，形势是严重的，甚至德国军队很可能被包围了。来自斯大林格勒的士兵的信件印证了这一信息，并迅速传播开来。但是在1月初，纳粹党卫军的报告发现，既然人们已经得出结论说，在临近的未来，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能发生，他们也只是瞥了一下标题而已。甚至戈培尔也没有被完全告知。他在1943年1月5日的日记开头注意到，形势已经变得“有些令人苦恼了”，而事实上那时失败已经注定。直到1月22日他走访希特勒的司令部以后，他写道：“很显然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痛苦的事实，在斯大林格勒的22个师已全军覆没。”

既然希特勒禁止撤退，德国人也缺乏打破包围的力量，宣传员们不得不解释这场军事灾难。沉默不可能作为长期战略。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它必然会被转化成一种胜利。1月16日的帝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公报首次承认，在斯大林格勒的军队正遭到全方位的攻击。1月22日，戈培尔劝说希特勒对这一形势提供一个更准确的解释。1月25日，帝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提到，拥有不朽荣誉的德国军队为他们英勇和充满牺牲精神的战斗赢得了尊敬。这似乎澄清了形势。在一周内，纳粹党卫军报道，人们正开始疑惑的不是它要花多长时间赢得战争，而是德国能坚持多久而仍能赢得一个值得赞赏的和平。纳粹夺取政权的10周年纪念日在1月30日来临。戈培尔和戈林做了主要的演讲，戈培尔还宣读了希特勒的声明，但是无一给予斯大林格勒以主要的关注。第2天，斯大林格勒残余的德国军队投降了。

在他2月4日的日记开头，戈培尔记录下了给公众的通告：“我们不得不告知德国人民斯大林格勒丢掉了。这是痛苦的，但也是无法避免的。我们在4日下午以特殊通告的形式播发了这条新闻，而且是以一种合适的英雄般的形式。我和元首个人确定了所有的细节，他完全同意我的建议。”戈培尔还命令剧院和其他娱乐场所必须关闭到下周六。每日新闻指示概括了新闻媒体在向公众通告这一失利时应采取的方针：

英雄般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结束了。在为之哀悼的几天中，德国人民将会把荣誉给予他们勇敢的儿子，这些人尽职尽责直到最后一口气最后一颗子弹，结果是他们攻破了布尔什维克对我们的东方前线发动攻击的后方。斯大林格勒的英勇战争将成为德国历史上所有英雄史诗中最伟大的一次壮举。眼下，德国新闻媒体也会履行它最伟大任务中的一项。按照今天随后要发布的帝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特别公报的精神，新闻媒体必须报道这一激动人心的事件，它会让过往历史中每一项英雄主义的功绩都黯然失色，它的这一重要性表明，这种英雄主义的崇高范例，这种为了德国最终胜利的彻底的、自我献身的精神将如神圣的火焰般照亮前行之路。德意志民族，受到斯大林格勒战役士兵不朽的英雄主义所激励，将会比以往更高贵地宣称，那些保证民族胜利的精神的、身体的品质，在此刻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热烈地注定了胜利的前景。

既然纳粹的世界观很难允许被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力量所击败，那么媒体则要把这场真实的失败转化成一场神话般的胜利。新闻报道突然充斥着遵照这些指示的叙述。斯大林格勒战役被看成是一次压制苏军的不可避免的牺牲，而其他战区则因此得到了巩固。故意忽略幸存的德国士兵以及大量将军已经投降的事实，媒体首先表明德国军队已经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考虑到俄罗斯人正在用德语广播幸存者的名字（收听它是违法的），这证明它是令人尴尬的。关于那些下落不明的人的一篇最有力的文章发表在2月中旬的《帝国》上。戈培尔亲密的助手之一，汉斯·施瓦茨·凡·博克（Hans schwarz van Berk）谴责苏联用战俘来为宣传目的服务，同时告诉德国人，正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步骤来确定一个准确的伤亡者清单，并向他们保证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牺牲是值得的。

有关斯大林格勒的宣传中最难忘的部分是戈培尔在1943年2月18日作的“总体战”演说。他主张，为了服务于战争的努力，德国全部的经济和人力资源都应该置于控制之下，而希特勒基于士气的原因并不情愿这样做。他组织了一次引人瞩目的媒体事件，目标是说服希特勒和德国公众，需要采取果断的行动。场地选在柏林体育场（Berlin Sport Palace），许多纳粹集会举办之地。戈培尔召集了约l.4万精心挑选的听众，他宣称他们是帝国的代表。这包括党、军队、政府、艺术、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领袖，也有受伤的退役军人、工人和妇女。惯常的旗帜和横幅悬挂在听众上方（比如，“总体战是最短的战争”）。广播两次播发这一演说，报纸全文印行。摄影师也在那儿。2月24日的新闻片以5分半钟的演说开场。

演说开头，戈培尔宣称他打算坦率地讲话：“我想发自内心向你们所有人讲话，希望能唤起你们内心深处的共鸣。我相信所有德国人必定对我今晚讨论的内容有强烈的兴趣。因而，我将严肃而又坦率地讲话，正如下一小时会表明的。在国家社会主义中成长、受教育和受约束的德国人能接受这一真理。他们知道形势的严峻性，因而他们的领导人要求采取必要的严厉措施，甚至是最严厉的措施。”他正在寻求重建公众的信任，为把经济转化成战争的基础而激发热忱。演说在戈培尔有关总体战的10个著名问题中达到顶点。虔诚的群众如戈培尔所希望的以激情来回应，而由此产生的新闻片长镜头是非常壮观的，但是或许它也过于明显了。正如纳粹党卫军报告提到的：“演说的最后一部分产生了复杂的反应。10个问题的力量普遍得到了承认，但是所有组织的公民与党员同志注意到，这些问题的宣传意图，以及听者与读者的答案都太显而易见了。”

回想起这些失利很难令人愉快，一旦德国公众有时间调整自己以适应斯大林格勒战役，这场战斗几乎就从媒体中消失了。希特勒没有在3月21日英雄纪念日那天的演说中直接涉及此事，此时有人应该会认为，提及“这个德国历史上所有的英雄史诗中最伟大的一次壮举”本应是妥当的。戈培尔在1943年6月5日做了一场重要的演说，开头却是这句“冬季危机已经结束”。这场演说没有提及斯大林格勒。相反，它聚焦于布尔什维克主义与犹太人的罪恶，总体战的需要和潜艇战的前景。随着战争的进行，以及德国军队后撤的里程越来越大，斯大林格勒争取时间巩固德国防线的观点失去了它的有效性。斯大林格勒的记忆变得令人尴尬，而令人尴尬之事自然无需回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