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极右“狂人”米莱面对工人阶级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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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一个真正有力的政治替代方案，以及工会官僚阻止真正的抗争，因此未能扭转局势推翻这个政府，这些都是米莱现在得以幸免于难的原因。

Marcus Kollbrunner　自由、社会主义与革命（ISA巴西）

（本文首次发表于2024年12月22日）

数十万阿根廷民众于10月2日涌上街头，捍卫公立大学，抗议总统哈维尔·“电锯”米莱（Javier “Chainsaw” Milei）。据《国家报》（La Nacion）报导，约有27万人聚集于国会大厦前，另有数万人在其他多个城市游行。学生、教师与大学职员得到了在国营航空公司反对私有化的工人、公务员、工会成员、社会运动团体以及政党的支持，一同加入抗议行列。

自去年12月上任以来，米莱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削减公共支出、放宽管制，并为大企业减税，同时打压抗议与罢工权利。其结果是贫困率急剧上升，但抵抗运动也随之高涨。

自米莱上任以来，阿根廷已发生两次全国性大罢工以及数天大规模示威，但目前仍缺乏统一和升级斗争的计划，以推翻米莱及其政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主要工会联合会CGT的领导层宣布“休战”，称“罢工情绪不足”，但持续的示威和罢工却证明情况恰恰相反。

米莱发起全面进攻

米莱刚上任便展开全面进攻。上任仅两天后，12月12日，其财政部长卡普托（Luis Caputo）宣布了一揽子计画，包括停止所有公共建设、冻结养老金及其他公共支出、削减省级预算补助、降低能源补贴，并解雇数万名公务员。在削减补贴与比索贬值的相重作用下，导致了物价飙升。

12月14日，安全部长布尔里奇（Patricia Bullrich）颁布了一套“公共秩序规则”，用以打击抗议权利，特别针对游行和路障行动等干扰交通的抗议。

接着在12月20日，政府推出了名为“超级法令”的一揽子计画，其中包含366条条款，旨在放宽经济管制。国营企业开始按私营企业模式运作，甚至允许破产，为私有化铺平道路。同时，对劳工法进行多项修改，包括降低解雇补偿金。工会及“路障者”运动常用的路障抗议被定为非法。罢工权也受到限制，教育、医疗、交通与电信等“基本服务”的罢工日需保证75%的劳工继续工作。此外，废除了租金管制，现在房租可用美元计价。

然后在12月27日，所谓的“综合法案”被提出，其中包含664条条款。该法案赋予总统对于经济方面的紧急权力，私有化国有企业，进一步放宽经济管制，并削减养老金。此外，法案还引入了一项大规模的“大型投资激励制度”，对投资超过2亿美元的企业提供广泛的税收豁免。这些优惠最多可持续30年，在此期间，不得实施任何损害这些企业利益的政策。

这主要为更多外资进入阿根廷、开采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铺路，最终仅有少数几家大型本地企业从中受益。这引发了中小型企业在今年5月的抗议。这与一些全球南方国家的模式类似，如邻国巴西，其原本拥有相对强大的本土工业，但现在却更加依赖向富裕国家出口商品来促进经济增长。

资本主义市场的力量，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米莱的“掠夺式改革”兴致勃勃，因为这代表了以摧毁工人利益和公共部门为代价增加利润的可能性。阿根廷是IMF的最大债务国，目前未偿债务达到430亿美元。

贫困的增加

这种“休克疗法”的结果是，原本已陷入危机的经济进一步下滑。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连续五个季度下降，65万人失去工作。在4600万总人口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增加了530万，三分之二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中。

从去年12月至今年8月，能源、燃气、自来水和交通等公共设施和服务的价格上涨了375%，而同期最低工资仅增加了68%。虽然最近通货膨胀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截至8月的过去12个月内，累计通货膨胀率仍达237%。

然而，购买力的下降并非新鲜事。这建立在多年不断上升的通胀基础上。根据《国家报》数据，今年上半年实际收入下降了7.8%，对于低收入者，下降幅度更高达14.8%。但若从2017年算起，从右翼政府马克里（Mauricio Macri）执政时期，到“中左翼”的庇隆主义政府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ández）和基什内尔（Cristina Kirchner）执政时期，再到如今的米莱治下，实际收入的总降幅已达33.2%（而低收入者的降幅更高，达到44.4%）。

从一开始就在反抗

针对米莱政策的首次抗议在2023年12月20日就已经爆发。来自基层的巨大压力迫使总工会（CGT）和两个CTA（主要基于公共部门的大型工会）的官僚化领导层于2024年1月24日发起全国性罢工，迫使政府暂时撤回了“综合法案”。

随后，3月8日国际妇女节的示威规模十分庞大。阿根廷拥有非常强大的女权运动，因“一个都不能少”（Ni Una Menos）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及于2020年争取堕胎权的群众抗争而在国际间广为人知。尽管米莱明确持有反堕胎立场并推行相关议程，但他目前尚未敢触碰堕胎权。不过，贫困加剧及其对公共服务的削减对女性影响最为严重。

接着，3月24日的年度游行声势浩大，旨在悼念1983年结束的军事独裁政权的受害者，数十万人涌上街头。这场游行的规模之所以如此庞大，乃是受到了政府对军事罪行的立场所推动。米莱否认独裁政权导致3万人“失踪”的罪行规模。他的政党中一群国会议员到监狱探访了被定罪的军官，主张应释放他们或减轻刑期。副总统比利亚鲁埃尔（Victoria Villaruel）在参议院举行了一场致敬“恐怖主义受害者”的活动，并声称应该追究在独裁期间活跃的左翼份子的责任。

教育之战持续进行

截至目前，最大规模的抗议发生于4月23日，目的是捍卫因资金短缺而处于紧急状态的公立大学。当天有超过百万人在70个城市游行，远超预期。人们坚定地支持免费的公立大学教育，使其能为工人阶级的青年提供受教育机会。

今年大学预算被削减了30%。大学教师的工资购买力下降幅度达30%，而这一数字对非教学人员则为50%，这导致大多数大学工作人员的收入低于贫困线。学生获得的助学金甚至无法支付公共交通费用。

在抗议的压力下，政府将大学的运营成本拨款增加了270%，但这并不包括工资，仅占总预算的10%。

今年9月，国会通过了一项恢复大学资金和工资的法案，但米莱否决了该法案，取而代之的是在年底前仅增加可怜的6.8%工资。10月2日的抗议旨在向国会施压，要求推翻米莱的否决。然而，10月9日，众议院以仅几票之差维持了米莱的否决决定。该决定一出，校方工会立即宣布罢工，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

该法案的成本并不高，但米莱认为这是对其“没钱”和“赤字归零”原则的挑战。他也将其视为针对一个关键抵抗群体的案例。《国家报》的一位评论员将此案例与里根在1980年代打击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以及撒切尔打击矿工的斗争进行比较，这些关键工人群体的失败为新自由主义时代初期更广泛的工人阶级失败铺平了道路。

工会官僚机构在关键时刻宣布休战

政府通过谈判达成了“综合法案”的缩减版本，将条款数量从664条减少到232条。拟进行私有化的国有企业从40家减少到8家，国有石油公司YPF、邮政服务和国有媒体公司等企业被剔除。但攻击的要旨得以保留。

该方案于2024年2月和4月在众议院（下议院）获得批准，随后提交参议院。

为此，5月9日举行了新的大罢工。然而，罢工结束后，总工会领导层宣布与政府“休战”，称 “没有罢工的情绪”，并与政府进行了“体制内对话”，包括就新劳动法的建议进行对话。

总工会仍然支持并动员抗议，但并未投入全力。这显然在关键时刻削弱了这场运动。参议院对该法案的决定性投票定于6月12日举行，并引发了新的一场大规模抗议。但总工会领导层在投票前就开始减少抗议。这让警方更容易发动攻击，而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30多名示威者被捕，其中大部分是在回家的路上遭遇逮捕。五人仍被拘留，被指控为试图“推翻政府”的“恐怖分子”，并面临长期监禁的威胁。

最后，参议院的投票结果是36比36，副总统比利亚鲁埃尔投了决定性的赞成票。这说明该法案本来是有可能被阻止的，也说明了工会官僚的背信弃义。与其在5月9日总罢工后停止抵抗，不如制定一个不断升级的行动计划，包括举行更长时间的总罢工，这样就能迫使米莱政府放弃整个法案。

抗争仍在继续

尽管工会官僚机构已经休战，但仍有许多抗议和罢工仍在继续。

购买力下降导致许多人陷入极度贫困，而退休人员一直对此进行抗议。削减养老金意味着支付国债利息现已超过养老金，成为预算中最大的支出项目。警察经常用来对付抗议者的一罐胡椒喷雾剂的价格，就超过了许多人领取的最低养老金！

国会于9月通过了一项法律，将养老金仅提高了8.1%，但即使是这样，米莱也无法接受，并再次动用否决权。9月11日举行了推翻否决的投票，但政府成功获得了维持否决所需的三分之一选票。

国营航空公司阿根廷航空（Aerolíneas Argentinas）的工人在九月份举行了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政府的回应是宣布航班运输为“基本服务”，要求在罢工期间提供50%的服务功能，并颁布法令允许使用外国工人甚至外国公司的飞机来破坏罢工。

这家国有航空公司曾在20世纪90年代被私有化，但在2008年又被重新国有化。2024年早些时候，该公司被从私有化名单中撤销，但现在又被米莱列入其中，作为对罢工的报复。

安全部长颁布了新的规定，禁止工会封锁和纠察队损害私营公司的活动，从而加大了镇压力度。政府还宣布，在今年年底之前，公共部门将不再加薪，私营部门的加薪上限为每月最多 2%。

2024年9月15日，明年的预算案出台，其中包括新的钜额开支削减。这一次，各省将首当其冲。公立大学校长委员会也警告说，拟议预算仅能满足大学需求的一半。因此，斗争仍将继续。

弱势的政府

尽管受到这些攻击，工人阶级并没有被打败，他们有斗争的意愿。但是，由于工会官僚的作用，工人阶级缺乏自下而上的协调和富有战斗力的领导，导致斗争支离破碎、力量削弱。

米莱的政府并不强大。他的联盟“自由前进”在众议院的257个席位中仅占39席。加上前右翼总统马克里的联盟和一些小势力，政府集团总共只有84个席位。主要反对党是庇隆主义党团，占99席，左翼党团FIT-U（工人左翼阵线——团结，极左政党联盟）占5席。在参议院中，执政联盟拥有72席中的24席。

因此，米莱通过的任何提议都必须经过谈判，许多提议都被阻止或淡化。米莱甚至不得不放弃或推迟一些影响更为深远的提议（例如他承诺将经济美元化和关闭中央银行），以便与马克里组建联合府。尽管米莱对“大佬”旧党派大放厥词，但他还是不得不让建制派人物担任其政府的重要职位，如财政部长卡普托和安全部长布尔里奇，前者曾在马克里的政府中担任同样的职位，后者则是上届大选中马克里势力派出的总统候选人。

政府更容易强行通过法令，因为需要两院2/3的多数票才能推翻。迄今为止，唯一被推翻的法令是大幅增加安全机构的预算。12月颁布的“超级法令”仍然有效。该法令在参议院被否决，但在下议院进行表决的日期尚未确定。

这政府是怎样存活下来的？

米莱的许多提议得到了右翼人士的普遍支持和市场的欢呼。

此外，庇隆主义集团的反对立场也并非始终如一。一些议员和庇隆主义省长对具体提案的谈判持开放态度。庇隆主义者投票反对综合法案和其他来自中央政府的攻击，但他们的反对主要表现在议会发言。他们对动员真正的抵抗力量推翻政府不感兴趣。他们乐于让政府代为做出一些更不受欢迎的调整，就像他们上届政府所做的那样，以削减赤字和偿还公共债务，这样他们就不必弄脏自己的手。他们不想在深陷经济危机时，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上台执政。因此，他们乐于看到政府遭受打击并失去民望，将注意力集中在2025年的下一次议会选举和2027年的总统选举上。

米莱是在传统政党普遍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成功当选的。在马克里领导的右翼政府和费尔南德斯领导的“人性化资本主义”中左翼政府执政期间，经济和社会危机不断加深。米莱的选票基础远不只是少部分反动势力。他展现出来反体制的姿态，声称自己是要撼动局势、打击“大佬”特权的人。这正符合博索纳罗和特朗普的趋势。同样，很快就会发现他的攻击不是针对精英阶层，而是针对穷人。

然而，直到最近，米莱仍能够维持较高的支持度。许多人认为危机并非始于他的政府，并对米莱的承诺抱有幻想，认为会有个短促而剧烈危机，但很快情况就会开始好转。然而随着危机和攻击的堆积，在斗争的影响下，这种情况会迅速逆转。9月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米莱的支持率下降了15%。

然而，即使他可能在下一次选举中落败，但如果不建立一个真正的替代方案，他仍将是一个威胁，而且不会消失。同样，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博索纳罗以及世界各地其他极右翼人物和政党，他们也反映着这样一个趋势。

很明显，中、美两国为首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全球统治阶级都在适应日益加剧的危机形势。与工人阶级的正面对抗不可避免，而传统政党正日益陷入危机。出现了加强镇压、利用反动思想的趋势。这就是为什么资本家愿意与像米莱这样的人物合作，利用反动议程来分化抵抗力量，随时准备强行推动攻击工人阶级权利的措施。

我们需要一套击败极右翼攻击的战略

在这种情况下，拯救米莱的是缺乏强有力的真正的政治替代方案，以及工会官僚机构在阻止扭转局面、推翻政府的真正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工会的庇隆主义领导层和官方反对派对这一制度没有真正的替代方案，因此无法将斗争进行到底。

然而，阿根廷拥有工会、青年、妇女和社会运动的强大斗争传统，工人阶级仍在准备和战斗。

左翼集团“工人左翼阵线”（FIT-U）在最近选举中获得了重要支持，赢得了80万至150万张选票。但遗憾的是，由于宗派主义内讧，它更多还是作为选举阵线，而非运动中的团结力量。如果能克服这种情况，那么FIT-U就能在团结自下而上的不同斗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而加大对工会官僚的压力，迫使其结束休战并号召新的总罢工，以此作为斗争升级、推翻现政府计划的一部分。这一进程的一个基本部分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左翼，为摆脱这种剥削、压迫和苦难的制度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