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攤是經濟小櫥窗，也是旅遊市井化體驗

地攤經濟意味着市場繁華與自由，從旅遊角度，包括道地小門店、小吃店等在內的泛地攤經濟是最接地氣、最接市場、最接近市民生活的地方。旅遊者之所以願意光顧，是因為地攤等有一種地域化生活的最原真體驗、最原味特產，甚至南腔北調的叫賣聲，三百六十行的各色行頭、手語都是一道難得的風景。

近些日子以來，“地攤經濟”成為熱議話題。

建議釋放出“地攤經濟”的最大活力。緊接着，不將占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列為今年文明城市測評考核內容。強調“打破一些不合理的條條框框的政策，廣設集中攤位集中廣場讓更多就業商家成長起來””。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一些小微企業的經營遇到困難，一些人的就業面臨困境，一些家庭的生計陷入困局，鬆綁“地攤經濟”，是“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的便宜之舉，是共克時艱、執政為民的善政良策。

細算起來，“地攤經濟”雖然熱議於當下，卻并不是一個新現象，而是一種由來已久、廣泛存在的經濟型態。往遠了看，《清明上河圖》中，就有挑擔叫賣的，有支攤吆喝的，“販夫走卒，引車賣漿”在中國有着非常悠久的歷史。在“鄉土中國”變為“城鄉中國”的百年變局程式中，現實中成千上萬的家庭，都是通過賣茶葉蛋、大碗茶、擺修理攤等，完成最初始積累，進而在城市站穩腳跟的。

此外，“地攤經濟”也是一種爭議較大的經濟型態。一方面，它有有利於居民就業，有利於群眾生活，甚至有利於降低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有利於拉動內需和保持社會穩定。但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造成交通擁堵，有可能導致衛生惡化，有可能加劇雜訊污染，甚至有可能因為品質不達標而產生食品安全問題，有可能因為攤販“爭地盤”而產生城市治安問題。正是因為存在這些問題，城市治理者和流動商販之間的“貓鼠遊戲”，持續上演了很多年。

其實“地攤經濟”雖有爭議，但如果仔細梳理就會發現：基本上沒有人否定它的好，但有很多人擔心它的不好。一些城市治理者，更是容易因擔心而焦慮、因焦慮而害怕、因害怕而嚴禁。為了圖省事，他們往往選擇一禁了之，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這種做法無疑是不可取的。從經濟的角度看，如果弱勢群體越來越多、越來越弱，甚至於到了生計無着的境地，那其他人的錢包也難以一直安全下去。從治理的角度看，光“堵”不“疏”，其實沒有解決矛盾，而是在移轉或是積累矛盾。

從文明的角度看，再卑微的個體，也有生存的權利，應該為他們“大開方便之門”，絕無法因為“愛面子”，而讓他們“餓肚子”；絕無法因為“怕麻煩”，而給他們“添麻煩”。

“地攤經濟”呈現出來的主要是城市治理問題：治不好，有可能成為“牛皮癬”；治得好，就會成為“養魚池”。目前形勢下，“放水養魚”其實是一道“必選題”，這就要求：對於“地攤經濟”，既要鬆開繩子，還要牽住鼻子，也就是說，既無法一禁了之，也無法放之任之。

鬆繩子，各地方理應順勢而為。於頂層設計而言，相關政策已經“由緊趨松”，各地方無法就合規性找理由；於地方實踐而言，各地方無法就可行性找借口。牽鼻子，各地方還需有所作為。哪些地方可以擺攤，哪個時段允許經營，哪些門類放開准入，哪些證件需要備齊，哪些行為會被懲處，各地方當然也可以“抄作業”，但也要結合區域實際、有所創新，要狠下一番“繡花功夫”，落地政策要盡力避免出現“水土不服”的現象。

既要鬆繩子，又要牽鼻子，這屬於一個“硬骨頭”問題，解決起來自然是有一定難度的。但治理能力要想有效提升，不就是應該啃下“硬骨頭”、完成高難度動作嗎？站在這個層面，松綁“地攤經濟”，是對各地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次大檢驗。各地方應該利用此次機會，以松綁“地攤經濟”為切入點，倒逼改革，促進提升。

農就發表過評論文章，名為《流動攤販自我就業，也是一種街頭文化》，探討的就是“地攤經濟”問題。彼時討論的一個核心問題，即“流動攤販合法化”，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大的現實意義。因為文明辦鬆綁“地攤經濟”的決定，那明年以後乃至更遠的以后還松不松綁，“合法化”這個老問題會不會有新答案，這塊懸於人心的石頭，應該及時搬走。

“地攤經濟”的合法良性發展，保障的不僅僅是個體的生存權利，折射的更是城市治理的“制度溫情”。就短期來看，給“地攤經濟”鬆繩子，屬於特殊情況下的特事特辦；從長期來看，我們希望“地攤經濟”能成為尋常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尋常事，“地攤治理”能成為城市現代化治理中的常態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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