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鲜花》一文，以及更多

看完「关于《这一年还好吗》以及作者的回复」很受触动，对其中的担忧和怀疑也非常共鸣。想从其他的一些角度补充一下，为什么我也一定要坚持表达质疑的声音。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这样的事情太常见了。把镜头拉远一点，在之前白纸运动的报道里，我的朋友A也经历过类似的事件。另一位知情人B在采访中提及了A和ta的个人信息，记者在从未询问过A的情况下，直接将信息写入了文章中。直到A的朋友（非白纸运动相关者）截了报道的图问ta：“这描述简直就是你，这写的是你吧？”ta才知道自己“被报道”了。

这件事给了ta很大的困扰，后来有人去找媒体沟通，对方一开始不同意修改，认为A没有什么好怕的，因为ta没有做错任何事。但A此前也因为其他事遭到过审问，并在当时还时不时被找，日常生活需要诸多小心。直至强硬坚持，编辑才同意改稿。

再把镜头拉远一点，在两岸三地其他一处的社会运动里，我也不只一次听到涉及信息安全保护的报道问题。比如我接触过的C告诉我，ta的未成年行动者朋友D因为相关知识的欠缺，决定以实名的方式在报道里出现，在ta的好友们看到报道后，为ta的安全担心，才向ta普及了自我保护的意识，D（以及ta的朋友们）于是向记者表示需要改为化名，但这件事也遇见了重重障碍。

不可能只是我一个人听闻过不止一例这样的事件。而在《鲜花》作者的帖子下面的回复里，我看到很多顾左右而言他的抨击，当有人试图从行动者和相关人安全的角度去探讨时，频繁有评论谩骂其为“粉红”、揶揄对方发言要请示领导，或者对质疑的声音冷嘲热讽，让人不由地对当下的新闻环境非常担忧。

我同样不理解一些人对于匿名回应的抨击。我不知道匿名的人们都是谁，但在我的想象里（是的，想象，你可以抨击我口说无凭），之所以看到觉得有必要说些什么，很有可能是因为自己与被牵扯进这件事的相关人有某种程度的连接。之所以要匿名，有可能是因为自己已经在某种程度的监视之下。而如果是出于这一原因的匿名，首先就是因为ta们在生活里做了勇敢的事，而这让ta们承受了代价，怎么还可以去抨击ta们屈服于恐惧？哪怕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只是进行新闻报道相关的、就事论事的讨论，匿名又有什么问题呢？

整件事让我非常地困惑。如何更好地保护受访者、当事人与相关人的安全，是我从学从业新闻以来，一直都放在首要位置的。记者与受访者之间产生摩擦，也是再常见不过的事。在人权问题的报道里，我时常需要很多时间与对方建立信任，主动向对方解释报道的风险（因为对方不一定了解），甚至不止一次反复确认，但仍然会遇见对方临时改变主意，或者最后告诉我，ta无法信任我。很无奈，有时也会伤心，觉得自己也付出了许多的情感劳动和承受了重大的精神压力，但一来，进入到这一领域和随之而来的代价是我个人的选择，二来，这在我看来确实是常态，而我不能因为我的身份与经历，就为对方做任何的决定。

有人说，匿名却说“我们”，非奸即盗。可匿名说着“我们”，就是这片土地上很多社会运动发声的方式。在白纸或是其他运动相关的沟通里，很多时候，我们形成的关系网是一张“不知道对方是谁，只知道那个人可信任”的网。我甚至不希望知道对方是谁，因为不知道的话，如果有一天面对审问，就可以更从容地说自己并不知情。反过来，知道又能有什么帮助呢？

同样地在报道里，撇开别的都不说，一些未经同意公开出来的信息，又真正起到了什么帮助呢？如果一个信息，我知道与否，都不影响我对报道中人物的共情，但如果有关部门知道了，却会让其置于更多的危险之中，那我情愿不要知道，也不要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