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災到人禍:土耳其的世紀震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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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重返災難現場】
九月二十日星期三(距土敘大地震七個月又十四天),我從伊斯坦堡機場飛往加濟安泰普Gaziantep。擁有兩百萬人口的加濟安泰普是一座六千年古城(有專家主張此地人類居住歷史至少可追溯到一萬年前),目前號稱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城市,但無論是在地震前還是地震後住在加濟安泰普的這段日子,從無人跟我提起此事,一位土耳其律師友人僅戲謔地用一句話與我介紹此城:「這是敘利亞人的城。」
此古城在地震後反覆登上CNN等國際新聞是因為一座聯合國文教組織欽定的世界文化遺產,一座兩千年的羅馬古城在地震中坍塌了。但在地震現場,只要坍塌的古城沒有活人被困在裡面,我們根本是無力關心的。
七個多月前,來機場接我的是一個名叫Sere染了紅頭髮的土耳其大學生,她染了一頭漂亮的紅頭髮,我們在地震後一週重逢,一見到她我就衝上去抱住她。Sere的庫德族髪小An不久後開著車子到機場來接我們兩個,機場可以看到很多國際組織的公用車,尤其是白底藍字的聯合國各單位的車。An開著車子載著我進城,這座原有兩百萬人居住的大城突然空了下來,不再塞車,路上幾乎沒有行人,更少了許多開門做生意的店家。偶爾可以見到城中幾棟因地震而坍塌的十來層建築。在坍塌的建築旁,在廣場中,甚至在曾經人來人往的市中心不時地會有幾頂白色小帳篷,帳篷旁有軍官把守,見到我們車子停下後便上來趕我們走,我們開著車到處找地方吃飯,最後我們終於找到了一間還有開門的肯德基。
地震前原本車水馬龍需要排隊的美食區,現在肯德基店員加上來吃飯的只剩下了十個人不到,因爲冷凍炸雞送不進城,我們只能吃漢堡。
點完餐後,我從背包拿出了香水,在手腕內側和頸部抹了一抹。
「不好意思,我地震後只洗過一次澡,衣服也沒換過,所以剛在機場免稅店買了一瓶香水。」我說。
地震後所有災區的路面在搶修中,當時除了兩個被震壞的機場外,所有人力與物資的運送全都靠土耳其航空公司每小時一班的對飛著。機場裡有許多因砸傷腿而坐輪椅的傷眾,有哭斷肝腸的婦女,有穿著制服睡在地板上的搜救人員,有著腳掌被碎石割傷的搜救犬,但在諾大的伊斯坦堡機場裡,最大宗的還是在滑手機看新聞的觀光客。
「我也要,我也是一整週沒洗澡了!」Sere大叫説。
An拿出了地震時他住的公寓大樓上的監視器的畫面給我看,我接過他的手機,畫面是黑白的,因為監視器牢牢釘在牆上,所以看不出屋子在晃動,只能看到不停落下的粉塵,接著是一個個從屋內驚恐逃出的住戶。
「這一家人是烏克蘭人,」An指著一對抱著小孩的夫妻說著,又接著指著另一家出逃的人說:「這一家是敘利亞人。」
「他們逃難到這裡又遇上大地震,到底是要多倒霉的人生才能同時碰上內戰和地震?」我說。
「我有個跟我很好的英文老師,二十四年前就住在震央,後來結婚移民到加拿大,現在離了婚又回來,就在這邊買了棟公寓,沒想到又買在震央。」An苦笑地說。
An和Sere交換著幾所大學的停課狀況,傳言說教育部計畫要所有大學課程都要改回疫情封城時的線上課程,好將宿舍騰出來給災民住。
我反覆地看著那段監視器影片,説:「嗯,我一直在找來不及戴頭巾逃命的女人們,到現在還沒找到。」
「她們命可以不要,頭巾還是要戴的。」言詞間可以感受到Sere對這些保守穆斯林無認同感。
地震後An的家人弄來了一個貨櫃屋住著,要先將裂開的牆體處理一下才能搬回去,Sere十歲的妹妹只要有一點餘震就開始瘋狂尖叫哭泣,所以一家人打算先搬到度假屋避一陣子,而我則在他們的幫助下找到了一個可以前往服務的災區。
「謝謝你們幫我,這頓我請。」我笑說。
回想地震來襲的隔天,我原本是計畫幫一位敘利亞朋友Naj慶祝十九歲生日的,她全家十三人在七年前的一個冬夜裡因俄羅斯轟炸阿勒頗而喪生,我買了條銀質項鍊送她,蛋糕也訂好了。大地震發生的五個小時後,她手機傳來了親友在敘利亞因地震而哭喊聲音,她跟我道歉,生日派對取消了,她想一個人靜一靜。
回想到地震的那一夜,經歷過九二一大地震的我在凌晨四點被地震搖醒後,當下就將筆電、手機、電源線等迅速塞進了背包,抓起了外套和保溫壺往外衝,離開建築物後,我與一群驚恐不已的觀光客便與其說在大街上,其實更像是一起坐在巨浪裡的小船,上下左右搖晃著,一起目睹著眼前非常不真實的一幕。
我看著街上一輛輛車子被地震甩到空中後再落下,不知多少車輛同時發出了警報聲,然後是新式建築玻璃承受不住扭力開始破裂噴射,感受到黑暗的空中不停有東西落下的我們撤出了古城區的小巷,直接前往清真寺前的廣場避難。
在主震過去後,餘震仍是繼續,但在當下,其實我們是分不出主震還是餘震的,地震最讓人恐懼的一點是,你永遠不知道下一波地震會有多大,但我很清楚知道我已經在廣場上了,不管周邊的建築是否坍塌,都傷不了我們的性命。
地面還是一直不停地在搖,而越來越多人自發性地聚集在清真寺前的廣場。時間過得極緩慢,我第一次感受到原來地震扭曲的不只是空間還有時間。我因不會土耳其語也不會阿拉伯語,於是一個人背著一個雙肩背包,蹲坐在清真寺前廣場的大樹下,看著人群中相互擁抱的家人們,聽著跪下禱告的人群們。
每每餘震開始,人群中就會有幾個小女孩開始高聲尖叫,對我而言,這種發自內心深處恐懼的尖叫聲遠比餘震還要難熬,這尖叫聲像是一把刀子劃開了成人經由人生經歷所建立起來的保護機制與理性思考能力,裸露出人類最原始的恐懼。
我眼中的地震畫面變得極為緩慢,各種尖叫聲與哭泣聲都被撕裂建築發出的喀喀聲淹沒,我開始慢慢地縮小,縮成一顆塵埃,由人類雙手所建起的一切,在大地震中也不過是一個經不起搖晃的紙牌屋。
餘震持續來襲,我將身子靠在樹上,樹枝沙沙地搖著,抖下了不少葉子,落在我身上。我們能感覺到地震搖動的幅度一次比一次小,也清楚地知道每次地震的間隔時間也開始變大。
接著,每人手機滴滴簡訊聲與鈴聲不斷,幾乎所有人都開始對著手機驚恐地慌張地敘述著地震過程,就算我聽不懂他們的語言也可以與他們的情緒產生共情,手機將我們從很不真實的地震現場拉回了現實世界。
一些土耳其男人從清真寺廣場離去回建築內拿東西,幾位觀光客拿出手機開始訂機票,回房打包行李,天還未亮,古城區和清真寺周圍已經有人將行李箱放上租車準備離開。
此時,廣場上有人開始燒炭煮茶,幾個手腳輕快的小弟擺好了椅子,百年旅店的老闆拿來許多毛毯,我裹著毛毯,感謝他們將熱茶倒進我的保溫壺裡,旅店小弟端出了我喜歡的點心,遞給我前還拍了一拍因大地震抖落在點心盤上的灰塵。我摸了摸點心盤上的塵,這種被地震震出來的塵,飄浮在空氣裡,落在每個人的每根髮上,整整一個月我呼吸時都能感覺得到。
喝下第一口熱茶的那瞬間,我因為感覺到「活著」而終於忍不住落淚,土耳其旅店老闆微笑地抱抱我,說了幾句我聽不懂的土耳其話。就這樣,沒有地方去的我們圍著那炭火,靠著一杯又一杯熱茶,等到天亮,天亮後我們才能看清楚這場地震對此地造成了多大的傷害。
我們熬過了地震後的第一個日出,見到加濟安泰普滿街都是出逃的車輛,ATM與加油站都排滿了人。我從清真寺走回古城區,見到了古城區外圍一圈的新式飯店建築外滿地的碎玻璃,剝落的磁磚,裂開的牆面。我站在飯店門口,看著兩個小弟在大廳想扶正躺在地上的櫃子,一個銅製的圓形炭爐也躺在地上來回滾著,炭灰灑了一地。我朝大廳左邊的廚房看了一眼,看到一個躺在地上的雙門直立式冰箱和滿地碎碗盤與各種不銹鋼製的鍋碗瓢盆。我回到房間看到牆上的裂痕與剝落的白色油漆,裸露出灰色石砌牆體。
後來刷手機看到一棟棟倒下的新式大飯店,才知道住在古城區與百年小旅店的我有多麼的幸運。
我回到房間後,收拾了行李,坐在小旅店的大廳給手機與筆電充電,此時我才廣發平安無事的短訊。我刷著推特上的地震最新訊息,但心裡依然想著今天要去給沒有家人的敘利亞朋友Naj慶祝十九歲生日。
An回給我一個語音訊息,千萬交代我:「不要給土耳其這個王八蛋政府捐錢,告訴台灣政府和你所有台灣朋友,千萬不要給土耳其政府捐錢!這些無恥的政客收了我們二十年的地震税,卻啥事都沒有做!多少專家跟他們說地震要來了,但他們卻啥事都沒有做!」
土耳其的地震税從1999年造成17,000人死亡的大地震開始收,收了二十三年,380億美金的地震税,流向不明。而地震後三週內,台灣捐款給土耳其的金額已經超過九億新台幣,物資超過四百噸。
接著,An又傳來一張他被卡在驚人車流裡動彈不能的照片,照片中可以看到四線道路的左邊貼著山壁,右側是被落石砸得千瘡百孔的護欄。An之所以拿起手機拍照是因為他車子的左前方有顆因地震而落下的巨石,巨石卡住了雙線道,巨石下方還有一輛被壓扁的車。
我在地震後七個月後重返災區時,Sere與An已經回到千里之外的大學念書了。所以來機場接我的是敘利亞友人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在地震後搬到了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住了整整一個月,所以我七個月前地震後沒見到他,我們當時只能靠著簡訊報平安。
瘦小又神經質的他地震後考慮著是不是該搬家?是不是該離開土耳其?他還能去哪裡?他是不是該回敘利亞?他告訴我地震帶給他的創傷到現在都沒恢復過來,他不知道他的人生該何去何從。
他幾個住在安塔基亞Antakya的敘利亞朋友死於地震中,幾間與朋友合作的阿勒坡古皂小工廠也在地震中被震毀了,只剩下一堆待售的肥皂。偶爾親友們會從敘利亞北方的無政府區進入土耳其來拜訪他,他們在房間一起編織著,然後再安靜無聲地回到敘利亞,邊境不會留下任何文件資料。
加濟安泰普人口兩百萬,其中有文件紀錄的敘利亞難民佔了五十萬,如果加上沒有文件的黑數,穆罕默德告訴我敘利亞在城中人口應該至少也有七十萬。半年前的地震不知道有多少黑數就死在瓦礫下,他們不算在地震中死亡的四萬六千人裡,這些黑數沒有墳也沒有名字,就像是沒有來過這世界一樣。
這半年穆罕默德的精神狀況越來越糟糕,他不敢給人真名,不敢給人聯繫方式,同時在網路上有好幾個帳號和名字切換著。他的家中沒有任何跟敘利亞和土耳其有關的物品,沒有任何照片,只有一隻他在地震後收養的一隻鳥,我就看著他每天跟這隻鳥說話。
他有兩日開車載著我在街上兜圈時車上還有其他人,他會在我上車前就反覆地提醒我,請我安靜不要作聲,不要問任何問題,尤其不能說我住在他家。
一日出門前,他看著我長至膝下的裙子說:「妳要不要去換件長褲?妳這樣太顯眼了!」我在那瞬間明白了為什麼Sere說她絕不可能留在他出生長大的加濟安泰普。
「這就是一群瘋子住的地方。」Sere曾跟我說過。
我看著穆罕默德單薄的身體,講話反反覆覆,走路飛快,他的神經一直處在緊繃狀態,很難想像一年之前他還是Airbnb上的Superhost,曾接待過兩三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友人,開著車子在加濟安泰普逛著大街,向每位國際友人介紹這個美麗千年古城。而現在他卻成了一個對什麼都極度敏感的人,連給生活困頓的朋友送餐都要左張右望,才敢開門。
土耳其警察已有好一段時間會在街上抓人,只要看到阿拉伯人沒有隨身攜帶證件,警察就會請你到警察局坐坐,然後讓你簽下自願放棄土耳其庇護的文件,接著土耳其政府就免費送您坐上返鄉巴士。而這些騷擾行為在二月地震後與五月總統大選又攀升到了最高點。
穆罕默德一聽到我有個美國朋友要來這裡跟我會合後進災區,他整個人狀況就都不對了,我再三跟他保證說:「不用擔心,我們會合後會直接在機場租車進災區跟學校老師們住在一起,沒有任何人會知道我跟你有聯繫。」
每天晚上,穆罕默德住的社區都因停電而一片漆黑,這個兩百萬人的古城在地震後七個月電力供給還是沒能恢復正常,穆罕默德開車載著我與一位敘利亞朋友到一間很高檔的敘利亞餐廳吃飯,幾個年輕的敘利亞小弟忙著幫所有點了水煙的客人加炭火,三個人兩個小時吃掉六十美金,我在伊斯坦堡頂級酒吧打工的土耳其朋友,一天八小時賺七歐元,這一頓飯是一個土耳其大學生打工一週都負擔不了的。
好面子的穆罕默德在我們出發前還跟我解釋說,結帳時他會先在朋友面前說他要付錢,然後我再堅持說我要付錢。在尋常情況下,好客又好面子的阿拉伯男人是不可能讓一個亞洲女人幫他們買單的,但此一時彼一時。
今天認識的新朋友叫阿里,他跟我大部分所認識的五官分明瘦小精壯的年輕敘利亞男人不一樣,阿里身形微胖,有著一張圓圓的臉,笑起來很像彌勒佛。阿里因為外祖父是土耳其人,所以敘利亞戰火發生後,他們一家人理所當然地投奔外公,他也在排了兩年隊後拿到了土耳其護照。學工程出身的他,現在正等著土耳其徵召去當兵,所有土耳其成年男性都必須服兵役。
「你不擔心土耳其將你送到敘利亞去打仗嗎?畢竟你們會講阿拉伯文。」我問。
「不會的,敘利亞那邊已經沒在打了。」他說。
「地震後隔天還是隔兩天,你記不記得他們還射了幾個砲彈?」我問。
「裝裝樣子而已。」阿里說。
「對啊,就叫大家起床,看著人群跑一跑而已。」穆罕默德笑說。
「你和你爸媽這幾年有回去嗎?」我問。
「我不能回去,但我爸媽大概三四年前開始,偶爾會回去。」阿里說。
「我有幾個在北歐接受庇護的敘利亞朋友,被查到偷跑回敘利亞,被取消了庇護。這時候他們就會羨慕住在土耳其的人了,塞點錢就可以不聲不響地跨邊境。」我說。
離開穆罕默德去機場接機前,我請他吃了頓早飯,將三天住宿費和車資算給他,還有買阿勒坡古皂的錢。
穆罕默德試圖說服我,他說:「一個亞洲人和美國人開著車在地震災區晃悠不是個好主意,警察和軍人一定會找妳麻煩,妳需要一個當地人。我可以介紹人給妳,看英文能力,一天一百到三百美金不等。」
但因為半年前和土耳其司機不愉快的經驗,我謝絕了他要幫我介紹司機或嚮導的建議。另一個拒絕他的原因是,他跟我說過不少不合常理的話,包括無房產的他說他今年曾用敘利亞護照拿到歐盟觀光簽去了歐盟幾個國家,我問他去了哪幾個國家的細節他又說不上來,拿土耳其難民庇護是絕不可能拿到歐盟觀光簽的。阿里跟我說他們兩人是大學同學,敘利亞人在土耳其要念大學入學是需要考土耳其文和英文的,他們不會土耳其文,英文程度也很基礎,我問了一下他們修的學位和要繳的學費,他們顧左右而言他,無法直接給我這些並不敏感的答案,我直覺的判斷他們絕對不是大學同學,他們是不是真的唸過大學我都存疑。
回到土耳其的第四天,美國友人Jo飛到加濟安泰普機場與我會合,我們租了車準備重返加濟安泰普省與哈泰省幾個受到重創的城鎮。
【二、地震後七個月】
距離加濟安泰普四十五公里的努爾達伊因為在斷層上,按照建築法規規定,樓高不能超過三層。但總統艾爾多安一上任就放寬限制,允許蓋到五層樓,接著又放寬到八層樓。而這次地震所有剛蓋好的高樓,全都倒了,一個四萬人的小鎮一夜成為死城。
2018年,土耳其還通過了「建築特赦法」,所有違樓屋主只要繳一筆罰款就不用拆屋,2018年所特赦的六百萬棟不合建築法規的屋子在這一次地震化為灰燼。
2018年,土耳其還通過了「建築特赦法」,所有違樓屋主只要繳一筆罰款就不用拆屋,2018年所特赦的六百萬棟不合建築法規的屋子在這一次地震化為灰燼。
這些文獻資料其實都是地震後才在搜尋中慢慢明白,地震隔天的狀況是許多親人在凌晨發出求救訊息,許多周圍城鎮的親友開著車子與物資飛奔前來救人,但親友所能救的,幾乎都是被困在高樓下不來的人,而那些在睡夢中被坍塌的房屋瞬間埋在下面的,生存機會渺茫,就算土耳其有上百個國際搜救隊前來支援,救出來的人加起來可能也只有十數人。
而最荒謬的是,雖然屋子已經倒了或是沒倒但已經成為危樓,但買屋的人依然要繼續繳房貸,政府和建商承諾會還屋倒的災民一棟房,但普遍土耳其人都是不相信的。
「或他們會還你一棟很破爛很遙遠的房子。」Sere笑著跟我說。
半年前的土敘地震的重災區是哈泰省,我在地震後一週輾轉去了幾個重災區的城鎮,想尋找當志工的機會。我先後去了三個受災大城,皆已有軍隊接管,他們直接就把我打發走了,我去了兩個全倒的小鎮,小鎮居民在地震後一週內全部撤出災區搬入帳棚區,而我們也是無法進入這類帳棚區的。
我這才明白,要留下來服務,需要在半倒但仍能運行的小鎮才行。但由於我不會土耳其文與阿拉伯文,最後還是靠Sere在土耳其大學志工群裡發文,有人告知哈泰省有間國際志工們紮營的學校,那裡有兩、三個人會英文,我才得以前往服務。
身材健壯,頂著一個大光頭的Hakan老師便是我在七個月前當國際志工時認識的,他的英文極好,在這個被地震震壞的鄉下小村顯得極不尋常。聊天後才得知,他是在伊斯坦堡長大的,所有想當老師的土耳其人都必須前往政府指派的鄉下教書兩年,而他在服務滿一年後,他在服務的學校便遇上了大地震。
我確定了返回災區的日期後便與Hakan老師聯繫。我直接表明希望能住在災民帳篷區或是貨櫃屋,跟他們吃一樣的食物,用一樣的洗手間。接著,Hakan老師便去跟當地的教育官員請示,官員直接拒絕,說這大熱天的,住在帳篷或是貨櫃屋都能讓我中暑。官員告訴Hakan老師,只准我住在「教師中心」。於是,Hakan老師就先幫我在「教師中心」先訂了兩夜。
所謂的「教育中心」在地震前只是一個三星級的三層樓旅館,位置在哈桑的大馬路上。小旅館的正對面所有建築都倒了,七個月後回到此地時已經全部清空。
雖然地面清空,但其實還是可以看出之前建築物的規模,大城裡倒下的建築,清空後地上會有一個個方形大洞,因爲大型建築在蓋時會蓋地下室,所以怪手在移除那些水泥塊時,會看到很多大水泥塊卡在一個個方方的大洞裡,還可以從捲曲的鋼筋看出當時建築規模。但在這種小鎮的建築不會蓋地下室,所以那些倒塌的建築被移除後,什麼痕跡都不會留下,最多只會看到一些牆根與地磚。
這個三層樓的旅館因為蓋得好,地震後只有牆上留下一些水泥裂痕,地震後的緊急期間,小旅館成了聯合國巡視專員和政府官員拜訪時休息的地方。七個月後重返哈桑,他們已經換掉所有破裂的玻璃門窗,被地震震壞的電梯也換新的。
之所以這個小旅館成為「教師中心」,原因是當教職人員在清空受損學校時,他們將所有學校硬體設備都搬到小旅館右側的大帳篷裡,等待新學校成立後,再將設備移入。他們在小旅館左側的小房間門口放了一個教育局的牌子,裡裡外外疊著一落落要發的課本。涼亭下總有六七個人在喝茶,偶爾也會看到小旅店停車場停著土耳其災害與應變管理署AFDA的車子,小旅店圍牆外更有著一排計程車或站或蹲著喝茶聊天,不管是下雪天還是大熱天,不管黑夜白天,土耳其人永遠都在喝熱茶。
清晨我沿著被傾倒許多廢棄建材的河道走著,裸露的河床因為地震,搖出了許多小石與廢土,河床只剩下巨大的石塊彼此鑲嵌著。幾條主要道路的倒屋都已經清理了,倒是小鎮邊緣的倒屋怪手都還沒來清理,看著一整排殘破的屋子像是一幀停留在七個月前照片,時間凍結在二月六日的凌晨四點。
我到牆體受到損傷的學校走了一圈,學校三棟屋子都還站著,只是所有窗子都破了,牆體也嚴重受損。學校在帳篷區重啟大概是在三月中,也就是地震後的一個半月。學校重新開張是帳篷區的大事,因為地震壓死了不少老師與同學,幾乎每個帳篷學校開張的老師與學生們都是重組的,許多是爸媽受傷在醫院養傷或是爸媽進城打工準備尋找新家,所以先讓孩子來帳篷區投奔爺爺奶奶的。
在已經沒有學生的學校對面是一整排早已人去樓空的殘破屋子,從地上遺留的物品可以看得出以前這是一排賣給學生文具、衣物等的商店。我站在那一排遺跡前思考著,兩層樓的屋體因為還有三面牆撐著,所以並未坍塌,但整排屋子卻沒留下一個人,沒有一間店鋪開張。但卻在這七個月裡開了一間新超商,我去新超商買一些要放在車上備用的水與乾糧,才知道不只超商外的玻璃牆和門是全新的,連裡面所有放商品的架子與冰箱都是全新的。我感動莫名,在整排傾圮無人的廢墟裡開一間新超商,像是在黑暗中點一盞燈一樣。
此時,幾位穿著迷彩服的土耳其軍人將一輛軍用車停在超商門口後走進超商,我對三位軍人微笑揮手,他們也對我笑一笑。地震後的那個月,我老是被攔下盤查,光是進城一趟就能給問個四五次,我們國際志工搭帳篷的地方也有七八位全副武裝的軍人們日夜守著,還有一輛裝著機關槍的車子。
在1999年的土耳其大地震時的土耳其軍隊是被派去救災的,但今年的土耳其軍隊卻是帶著武器被派到災區被迫「袖手旁觀」的,他們唯一的任務只是為了確保庫德族、阿拉伯難民和土耳其災民不會聯合起來造反,導致災民看著就來氣。
如果你想在地震後受到巨創的大城對著倒塌的指標性建築物的拍照或是錄影,他們就會靠近你,要你趕快離開現場。軍隊會下達的唯一指令是:「不准拍!離開!」
Jo將谷歌地圖設定好,從我們過夜的教師中心到Tepehan附近的橄欖園要一百公里,約一個半小時。Jo一邊開著車一邊問我地震後在這裡當志工是怎麼樣的?
那時志工的帳篷區搭在一間學校教室外的空地,每人的帳蓬都不一樣。頭幾天很冷,晚上睡覺身上的裹著好幾件,然後縮在被子裡。尤其是地震後的那幾天,天空裡還飄著薄雪,早上草地上會有一層薄霜。有人送來發電機,然後發電機牽了一條長長的延長線,有人將延長線釘在樹上,我從教室裡挪了一張桌子到樹下,偶爾需要在線上工作寫稿時,就在那張桌子前工作。
每天早上刷牙洗臉後,我會在帳篷裡用嬰兒用的濕紙巾將全身擦一擦,然後找個四下無人的時間將內褲用手洗一洗,然後回帳篷裡掛著。我大概每個星期會找一個大清早,去一個小小的洗手台用熱水洗一次頭髮,那是唯一有熱水的洗手台,有上百個災民在用,所以我都會在天剛亮的時候去。但當時空氣中都是沙塵,一整個月下來,打結打得厲害,所以後來乾脆就將打結的頭髮通通剪掉了。
早上會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車子進出,有一些是從大城送物資來的,有一些是從其他周邊小鎮來索取物資的,門口有排隊的長龍,這時軍人會幫忙讓他們安靜排隊領物資,大門往右排一排,只排女人,大門往左排一排,只排男人。
地震後的頭幾天,有些小鎮的路斷了,物資送不進去,但這時摩托車就派上用場。當時我們有個志工,收到了需要物資的訊息,原本當外送員的他,馬上騎著摩托車千里迢迢去送物資。當他將物資送到後,有個小孩將他心愛的蜘蛛人布娃娃送給他,他後來就一直將那布娃娃綁在他車上。一直到路開通後,他才騎著他的摩托車離開災區,繼續他在大城的蜘蛛人外送員生涯。
每天早上發送物資是重頭戲,但很有趣的是,我們收到的物資都是嚴重失衡的。譬如:我們收到一箱又一箱的嬰兒尿布和嬰兒食品,但是我一個多月都沒收到一包衛生棉或衛生棉條。譬如:我們收到的衣物可以堆滿一整個籃球場,但是裡面卻沒有一件男用女用內衣褲。有個來當志工的大學生還打趣地說,他們應該趕快送幾箱保險套來,不然十個月後災區都是地震後出生的寶寶。沒水沒電的,天氣又冷,晚上不抱團取暖,那是要幹嘛呢?
失衡的物資在食物上也很明顯,譬如米和義大利麵條也是一卡車一卡車的送來,可是沒有鍋沒有灶沒有瓦斯沒有炭火沒有碗筷,你是要怎麼煮飯呢?是要大家生吃嗎?所以很多物資都是你領了也只能先堆放在帳篷的一個角落。
當時國際志工帳篷區與物資收集站最重要的一個據點是一個茶水站,每天早上九點開門到晚上十點關門。顧茶水站的是一位叫Am敘利亞難民,我給他取了一個英文名字,叫Tea Man。他將茶水站整理得很乾淨,每天提供不同點心,有許多不同的茶包和咖啡包,有熱茶和熱水。我每天都帶著我的綠色保溫壺去他那邊添熱茶或是熱咖啡,順便帶一兩包小點心在身上。
每天,每一位開貨車千里迢迢來送物資的司機大哥,下車就先到茶水站喝茶聊天,更新最新災情與救災進度。上到聯合國官員,下到每個守夜的阿兵哥,到我們的據點後的第一件事也是先到茶水站喝一杯熱茶。
Tea Man每天就坐在茶水站讀書,他原本在敘利亞大學主修英國文學,戰爭爆發後,他失去了妹妹(或姊姊),他父親在女兒受到殘忍對待後精神崩潰,於是他帶著全家人出逃。在土耳其這幾年,他經營一間小磨坊,也買了房子。這次地震後,房子給震垮了,小磨坊也沒了,在他和家人搬進了帳篷後,他就來這裡煮茶水給我們喝。我對他每天頭髮都梳得整整齊齊,衣服乾乾淨淨,從不怨天尤人,還永遠面帶笑容感到十分吃驚。
他有一次笑著對我說:「房子沒了就沒了,我的家人都好好活著,我還有什麼好奢求的?」
「你不想念書嗎?」我問。
「我每天都在念書啊,不是要進大學才能念書。」
我們還有一個護理站,當時守著護理站的是一位九零年代到瑞典尋求庇護的伊朗人,他跟我解釋他的母語與土耳其語有一點相通,所以他就從瑞典開了四千公里的車到土耳其來幫忙,他當時與朋友兩人日夜交換著開,開了三天才開到土耳其災區。
「九零年代,伊朗是發生什麼事?」我很困惑地問著。
「兩伊戰爭啊。」他說。
我與伊朗志工在晚餐過後,會背著一些物資去災民帳篷區巡視幾位受嚴重外傷需要換藥的病人,每夜檢查傷口復原的狀況外,最重要就是跟病人聊聊天。住在帳篷區的病人話很多,精神跟元氣都挺好的,重複訴說著他們在地震中活下來的精彩故事。前提是,他們的親人都在地震後活下來了。
那段日子,有親人喪生的倖存者都是被他們親友圍著抱著哭著,所有人見到這畫面都會安靜地默默走開,絕不上前打擾。
一日,有善心人士送來了一整箱的足球,還有一個媒體公司在災區架了一個很大的圓形帳篷,那是用來播放360度電影的,第一夜上映的是天文奇景。
災區的孩子們因為沒有學校可以上學,開始天天踢足球,白天踢晚上踢,還有一些大學生和慈善團體來帳篷區辦一些嘉年華活動,帳篷區因此多了許多五顏六色的氣球,還有體育系的大學生也穿著蜘蛛人的衣服在表演後空翻,孩子們驚呼聲不斷。在工作結束後的夜裡,他們架起排球網,組隊打排球,氣氛甚是熱絡。
我當時對這些善心人士們在災區營造的歡樂氣氛感到非常不適應,那種在地震中非常不真實的感覺又再次出現。懷疑著自身存在的空間與時間的疏離感淹沒了我,我再次失去了與現實的連結能力。
地震後的第三週,已經沒有人來醫療站換藥了,伊朗裔瑞典籍的護士跟我換了聯繫方式後開著他的車去旅行,他打算這次慢慢地開回瑞典,順便在這擴及十省的災區繞繞看還有沒有能用得上他的地方。
地震後第四週,我親手撤掉了這個功成身退的緊急醫護站。
【三、被現代蘇丹喚起的帝國夢】
在「教師中心」研究開車路線的夜裡,Jo問起我對土耳其的想法。
「我覺土耳其這種想當大哥的臭脾氣跟美國、中國、俄羅斯都挺像的。」我跟Jo說:「如果你以為土耳其只有三、四百萬的敘利亞難民那就錯了。我在伊斯坦堡做難民口述歷史研究時住了一個月的小旅店老闆是從經濟完全崩潰的黎巴嫩逃到伊斯坦堡後重新開始人生的,打掃房間的男人是從巴勒斯坦和伊朗逃出來的,我平常最常吃小火鍋的老闆娘是從新疆出逃的穆斯林,她整整六年無法跟家人聯繫,連家人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在災區當志工時,幫我搭帳篷的是從伊朗出逃的大學生,他先到土耳其落腳,接著將姊妹接出來,只因他姐妹在伊朗不只念大學有許多困難,連上街都不能安心。」
Jo靜靜地聽著。
「土耳其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命運,它是伊斯蘭文化與基督教世界的緩衝帶,是東方(今中東)與西方的調停人,今日的土耳其給了所有從穆斯林世界出逃後一個重新開始人生的機會。」我說。
多年前,敘利亞戰爭剛開始時,我在看國際新聞時,看到一個肚子大大在街上賣小吃的土耳其老男人氣宇軒昂地說:「我們怎麼可以不管不顧那些無家可歸的(穆斯林)兄弟們,我們可是『鄂圖曼』!」
歷史上出現又消亡的帝國不少,我拜訪了上百個國家,將已經消亡的帝國放在心中的後人不少,但把已經滅亡的帝國名號仍然掛在嘴上的,我真的是第一次見到。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有一種「我是取代羅馬帝國的帝國,我是與蒙古帝國系出同源的帝國,我是唯一的伊斯蘭帝國」的奇特的狂妄傲慢的高貴的綜合氣質。
在理解了土耳其的前世後,我才開始明白了現代蘇丹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的重要性,因為他喚醒了土耳其人深埋在骨子裡的鄂圖曼帝國夢。而這場半年前的這場大地震,震碎了土耳其二十年的領導人艾爾多安與半數土耳其人的大夢。
1954年艾爾多安誕生在一個勞工階級的土耳其家庭,父親在海岸巡邏隊工作,母親是裁縫,家境其實並不寬裕,因此兒時愛爾多安會在街上叫賣檸檬汁與芝麻圈。
如果看世界銀行所給的數據,可以清楚地看到艾爾多安出生在一個一窮二白的土耳其,但數據卻無法顯示那是一個十分虔誠的伊斯蘭土耳其。
在數據中,可以看到西元2000年,艾爾多安暫時放下信仰,靠向歐盟與美國,他曾帶領著土耳其迎來了一段美好的經濟起飛時期。
究竟為什麼當年一個帶領土耳其改革開放的好青年艾爾多安會越來越保守呢?
也許,我們必須回到艾爾多安的家庭與教育中找答案,更要回到土耳其人為什麼會選出一個虔誠穆斯林候選人中找答案。
艾爾多安的父親是個虔誠的穆斯林,他將艾爾多安送去了穆斯林高中學習古蘭經與阿拉伯語。他在高中時期加入了土耳其全國聯合學生會,之後加入了伊斯蘭政黨。在這期間艾爾多安努力推動不同社會階層一起參與政治,他成為政黨中的最閃亮的那顆新星。1994年,艾爾多安迎來政治生涯的第一個高峰,當選伊斯坦堡市長。
土耳其國父凱莫爾所立下的「世俗主義」,嚴禁宗教干預政治的立國精神,事實上成為虔誠穆斯林艾爾多安從政後第一個需要跨過的門檻,但出身勞工的他還是在保守穆斯林與勞工支持下勝出。
艾爾多安在上任市長後,專注在跟民眾切身相關的市政議題。他廣建橋樑、高架橋、高速公路,因此在市長任期四年內緩解了伊斯坦堡的塞車問題。艾爾多安在市政支出上更是精打細算,市府20億美金的債務,他在卸任前不但償還了絕大部分,還吸引了40億美金的投資。艾爾多安在擔任伊斯坦堡市長的傑出表現,讓他成為土耳其的政壇紅人,隨後創立的正義與發展黨,贏得了國會三分之二的席次,也因此讓他成為土耳其總理。
這位組織伊斯蘭政黨的土耳其總理,用行動證明了自己是開明西化的領袖,他破天荒地公開向庫德族致歉,承諾將制定許多保障庫德族權益的政策,開放媒體中能使用庫德語,恢復原先的庫德語地名。最值得稱讚的是,艾爾多安在面對過去被當作恐怖份子的庫德工人黨,表明希望能展開對話,終結雙方20多年來的武裝衝突。艾爾多安釋出的種種善意,讓庫德工人黨的領袖一度高調的宣布:「雙方在邁向和解的路上。」
艾爾多安為了爭取土耳其加入歐盟,不只廢除了過去經常侵害人權的國家安全法庭,也接受了西方財政組織的援助和提案,大刀闊斧的進行改革。艾爾多安從政前十年的種種努力,向西方世界遞出橄欖枝,證明土耳其是西化國家的作為,讓愛爾多安一度成為西方媒體與政界的寵兒。
「那到底是什麼改變了艾爾多安?讓他從人見人愛到顧人怨?」Jo問。
「我不知道,但我猜,我猜啦!是他看破了不管他如何卑躬屈膝,歐盟都不會讓土耳其加入的,他既然上不了牌桌打牌,那不如就掀牌桌吧!六百年前鄂圖曼在強盛時可以打西班牙打義大利打希臘,今天幹嘛在這邊看你嘴臉過日子?有幾個臭錢了不起?一天到晚拿人權說嘴,講得自己多清高,老子土耳其可以收三四百萬難民在這裡安生,你們這些光出一張嘴撒幾個臭錢了事的狗屁歐盟國家,尤其是些富得流油的中歐和北歐國家是收了幾個難民?尤其是北歐,大片大片土地都沒人住,你們是為了難民做了多少努力?大門關緊緊的,還敢跟我講人權?」我說。
艾爾多安上任時接手的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土耳其,需要引進外資和技術,改革開放是必須走的路線,在百廢待舉時的大興土木更是必經之路。但不管土耳其怎麼往西方靠,也沒被當自己人,艾爾多安也就不裝什麼紳士了,想回頭當他的現代土耳其王蘇丹,但那些受過西式開放教育的年輕土耳其人怎麼可能接受這個想找回過去榮光的蘇丹?年輕人怎麼可能接受土耳其回頭成為一個伊斯蘭國家?這些已經西化的土耳其年輕人,不在乎什麼鄂圖曼帝國榮光,他們要的是喝啤酒的自由,要的是穿比基尼和做愛的自由,要的是談戀愛和婚嫁的自由,要的是言論自由,他們要的是身而為人的自由。
2013年的「土耳其之春」是艾爾多安執政轉為保守而專制最重要的轉折點,當他宣布要將伊斯坦堡的塔克西姆蓋奇公園改建為購物中心及高級公寓時引來了環保人士的不滿。由於伊斯坦堡位於兩個板塊交界處,兩個板塊一年錯位兩到三公分,讓街道狹窄但人口卻高達一千五百萬的伊斯坦堡長年以來都在地震的威脅下。
伊斯坦堡原有許多公園,讓地震若不幸發生在伊斯坦堡,至少人群還有公園可以避難,但有憂患意識的知識份子眼看著伊斯坦堡裡的公園先後被政府賣給建商蓋商場和高級住宅發財,完全不顧伊斯坦堡居民有朝一日在地震時會需要這些公園來避難,這讓環保人士與年輕學生開始用抗議表達不滿。
2013年的塔克西姆蓋奇公園事件,一開始僅有幾十名環保人士用靜坐表達不滿,卻被警方以催淚瓦斯水柱進行驅離。當政府用不對等的方式驅趕抗議人士在社群媒體傳開之後,引起自由派學生們的憤怒,於是超過十萬人在伊斯坦堡上街抗議。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2011年從北非開始燃燒的「阿拉伯之春」在北非與中東都燃起了要求民主改革的風氣,土耳其也不例外,抗議從伊斯坦堡蔓延到八九十個城市,抗議人數也從一開始的五十個人擴展到上百萬人,遍及各大學院校及各工會。
但平心而論,其實拿艾爾多安跟北非和中東那些恐怖領袖相比是污辱艾爾多安了。從土耳其醫學院裡的女學生數目高過男學生,到土耳其地中海海灘上的土耳其女性穿著比基尼喝著啤酒渡假,都證明土耳其跟那些不讓女性受教育,還把女性包裹起來的穆斯林國家不一樣。更不用提2013年的土耳其的經濟已經連續十幾年高速成長,土耳其此時已經是製造業大國,GDP甚至可以拼過歐盟好些國家。
2013年喊著總統下台的「土耳其之春」之後的艾爾多安開始一步步踏上專制的道路。
2014年他當選總統之後不僅擴張了總統的權力,更直接廢掉了總理,限縮媒體言論自由。面對曾與他公開上演大和解的庫德工人黨,艾爾多安暫停和談,並政治迫害庫德族政治人物,以反恐名義將不少庫德族政治人物送進監獄,讓政府跟庫德工人黨之間的武裝衝突一度增溫。艾爾多安也開始空降校長到三十幾間大學,甚至還關掉了由政敵所建的大學,用意很明顯,確保「土耳其大學校風正確」。
一日,土耳其大學生將印有LGBTQ彩虹旗印在聖地麥加的海報上,再將海報貼在校長室外。學生們被當局指控「煽動仇恨」「污辱宗教價值」,隨後逮捕了4名學生。內政部長蘇伊魯公然發文罵他們是「LGBT變態」,艾爾多安則是公開發表說:「土耳其不要LGBTQ的年輕人,土耳其只要能重現往日榮光的年輕人。」
我的土耳其好友Sere就曾在地震後一邊抽著菸一邊憤恨不平地告訴我:「我們總統喜歡那些有著堅貞傳統穆斯林信仰的難民,那些女人被包起來,很早就結婚,然後生很多小孩,那些才是這個神經病總統要的選民,總統給他們土耳其公民身份,將這些難民留在土耳其,然後把我們都趕到歐盟國家去找工作。」
「怎麼可能,你們總統不是每次選舉就說要把難民送回家?」我試圖安撫她的情緒說。
「那是講給土耳其選民聽的,他什麼時候真的把他們送回家?」
「你們總統不是跟敘利亞總統說要討論如何讓他們回家嗎?」我接著問。
「都是騙人的啦,人家總統說要來談,先把你土耳其佔走的敘利亞土地都吐出來,將敘利亞土地上土耳其軍隊都撤走,然後我們再來談讓敘利亞難民回家的事。」
「吞下去的肥肉,哪裡有吐出來的道理。」Sere的庫德族髪小An説。
「就是啊,所以我說我們總統根本沒有要送人家回家的打算,而且四百萬敘利亞人在土耳其買房子,他那些建商親友可以賺多少啊?通貨膨脹,里拉狂跌,所有人把手中的錢都拿出買房子買股票來保值,你看他們賺多少?」每次見面,Sere總是一直不停地狂罵土耳其總統。
「但這批房子都倒了,我開車經過了六七個城,倒下的都是新房子。尤其安塔基亞,五十萬人的城,蛋黃區那些十幾層的新建築都倒了,沿著大馬路都是全倒的新建築。倒是城市週邊那些老舊的一層樓小店面和住家都好好的。」An一邊說著一邊拿起手機想滑著,大概是想找段影片給我看。
「那是因為那些老房子都是自己動手蓋的,自己蓋的房子不會亂蓋,最多就兩層樓。我常去逛的那棟商場為了讓地下停車場能多停幾輛車,就把幾根柱子打掉了,這次地震整棟商場就因此倒下,而前面那一棟沒有打掉柱子的商場,兩棟蓋得一模ㄧ樣喔,地震就好好的,完全沒事。」
「我覺得住在四個板塊交界處的土耳其人,從總統到建商到住戶都可以完全不顧建築法規,到底是在想什麼?」我困惑地說。
「土耳其,就是一堆瘋子啊!」正在學法文,計畫搬到法國的Sere一邊笑一邊講。
An找到了一個圓圓肚子的中年男人慶生照片給我看,罵著:「這就是那個在努爾達伊蓋房子的建商,你看到倒下的房子都是他蓋的,你看他還開開心心地在慶生,真得很無恥。」
「你說你有6,000個親戚,怎麼可能?」我問庫德族出身的An。
「因為我們村子裡每個家族都通婚的,所以從村子裡出來的人有六千人,我們就會說我們有六千個親戚。」
原來華人口中的「老鄉」在庫德族是稱呼「親戚」啊,我心想。
「日本人那麼嚴謹,跟你們這種開闊的性格差這麼多,為什麼想移民去日本?」
「因為我們家族很多人已經在日本有生意了,移民過去做生意很方便,日本很乾淨又有禮貌,年輕人又少,去那裡不管做什麼工作都能賺錢。」
「你看到庫德族人被你們總統欺負,會生氣嗎?」我問An。
「當然生氣啊,但我已經不想理這個國家也不對這個瘋子有什麼期望了,我打算大學畢業後就去日本工作。」
「你知道土耳其大學生計劃畢業後離開土耳其的比例已經超過百分之七十了。」我說。
「不准。」甜美的Sere看著An笑說。
「嗯,不准,應該是百分之百。」An很有默契地接話。
「你跟May講你地震後在礦場實習的事,還有你爸爸講的那個笑話,快點。」Sere慫恿著An説。
「什麼事?」我好奇地問。
「我修的科目,會需要去實習一個月,剛好實習的地方就是災區,很多在那邊工作的人房子都已經沒了。」
「房子都沒了,他們還是去礦場工作?」我困惑地問。
「喔!他們可以繼續工作很開心的,不但有收入還可以離開吵吵鬧鬧的災民帳篷區。」
「他們精神都還好嗎?」
「很好啊,每天都在重複講地震時發生的驚險故事,什麼跑慢一步命就沒了,然後給你看他們手骨折還是腿骨折,還有腦袋給砸了需要縫幾針的地方。」An一邊講一邊笑,説:「我有一天跟我爸提到礦場的這些老男人,我問我爸:為什麼這些人喔,就算房子沒了老婆小孩沒了,還是要把票投給艾爾多安?為什麼這政府爛成這樣,把他們欺負到一無所有,這些人還是永遠支持艾爾多安?」
「你爸怎麼說?」我十分好奇一個中年庫德族男人會說什麼。
「快點把你爸回你的話講給她聽。」Sere很興奮地說。
「我爸哈哈大笑說,就算凱末爾(土耳其國父)從墳墓爬出來跟艾爾多安競選總統,他們還是會選艾爾多安,就算穆罕默德(伊斯蘭創建者)從墳墓爬出來跟艾爾多安競選總統,他們還是會選艾爾多安。」
我笑了,但很明顯不是他們要的那種哈哈大笑。
「這笑話用英文講沒有這麼好笑,一定要用土耳其文講。」An笑説。
「你爸真幽默,他年輕時支持艾爾多安嗎?」我問。
「當然啊,二十年前誰都支持他,但他現在老了,老了就開始發神經,我爸早早就讓我們把英文學好,我們在澳大利亞也有親戚。」
「你在海外會跟人家介紹你是土耳其人還是庫德族人?」我問。
「我覺得分土耳其人和庫德族人沒什麼意義,都住在一起幾百年了,他們刻意去區分這兩個族裔是想幹嘛,不過是殺人搶地盤時和投票時才需要的。」
「你們2013年和2016年的時候有去湊熱鬧嗎?」
「我們還太小,國小國中吧?」Sere看著髪小An説。
「我幾個表哥表姊們有去,那時候還以為土耳其可以變得跟歐盟國家一樣。」An説。
「結果變得跟阿拉伯國家一樣。」Sere厭惡土耳其越來越多阿拉伯難民。
「其實對觀光客來說,土耳其是穆斯林國家,的確是屬於阿拉伯世界的一部份。」我說。
「我們才不是穆斯林國家,更不是阿拉伯國家。」Sere憤恨不平地說。
2016年,軍事政變爆發時,正在度假中的艾爾多安在網路上呼籲他的支持者佔領街頭,在眾多擁護者的響應之下,這場政變不到一天就宣告失敗。
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在離世前給土耳其軍人一個獨特的使命,就是當土耳其領導人想要帶土耳其成為一個宗教國家時,土耳其軍隊有責任推翻這個政體,軍隊必須保護土耳其是一個宗教永遠無法凌駕於政治的國家。
但因土耳其公民普遍都是虔誠的穆斯林,這些選民選出許多虔誠穆斯林政治人物,導致土耳其五十年經歷了五場軍事政變,而且每次都成功。艾爾多安成為唯一一個軍事政變無法推翻的領袖,化險為夷後的艾爾多安關閉了一百多間媒體,逮捕七萬多人。其中包括了許多記者、律師、學者。許多精英選擇流亡海外,逃向德國。
2015年是敘利亞難民逃往土耳其的高峰期,而2016年卻是土耳其政治難民逃往德國的高峰期。
照An和Sere的說法就是:「土耳其來了一堆不會說土耳其語的阿拉伯人,然後把我們這些土生土長的土耳其人都趕走了,以後土耳其就是阿拉伯人的土耳其了,這就是我們總統要的昔日榮光」。
我拿出手機給An和Sere看我的柏林男同志友人上傳到IG的照片,照片中是他與七八個同志在伊斯坦堡高檔飯店渡假的歡樂裸露照片。
我笑説:「我想你們家總統當年為了擺脫貧窮,説土耳其擁抱了西方價值但其實只是擁抱一半而已,他可以賺這些男同志們的錢,但絕對不會允許自己家小孩在外穿著暴露,或是未婚生子,或跟一個同性愛人在他面前接吻。」
艾爾多安在通膨和地震雙重打擊下仍然有將近一半的支持率,代表他的傳統穆斯林價值觀仍然是土耳其家中老人們的價值觀。飯可以不吃,茶可以不喝,學校可以不去,但古蘭經和信仰是不能拋下的。
土耳其這場地震震出的其實是一道早在國父凱末爾決定以「世俗主義」作為國策時就埋下的裂痕,艾爾多安只不過是挖出了扎在許多虔誠土耳其穆斯林心頭上的那根巨大的刺而已。
【四、被撕裂的橄欖園】
我們在半沙漠氣候的烘烤下向南開到了Tepehan。
大部分的路都很新,新到柏油都沒讓沙塵給沾上,新到路的邊緣都還沒上漆,更別提畫上什麼路標和時速限制。
車開到Tepehan時,這小鎮的窮困是我沒意料到的,我們本來打算找個咖啡廳(茶館)坐坐,然後請人帶我們去看看那一夜震開的裂谷。
但我們在谷歌地圖上找不到餐廳和茶館,只好找個地方停車,準備下車找人帶路。
車才剛停,我們什麼都沒說,就有一位中年男子比手畫腳地告訴我們,他可以帶路。
此時,幾個衣衫襤褸的孩子們在我們身後跟著。
土耳其人很講究體面,加上自產棉花又是紡織大國,勞動力便宜,一件衣服三五美金,一雙鞋子十五二十美金。因此不管物價通膨到了什麼地步,走在土耳其大街上,你看不到衣衫襤褸的人,就算是逃到土耳其的難民與地震災民,也ㄧ樣穿著乾乾淨淨的體面衣服。
我看著這幾個衣衫襤褸的孩子們,心想:這小鎮可是真的窮啊。
我與Jo安安靜靜地站在被地震撕開的橄欖園旁好一陣子後,Jo轉頭問我在想什麼。
「你有沒有發現,這村子就在被撕裂的峽谷旁,但卻沒有倒下的房子?」我停頓了後繼續說:「然後二十公里外,那個繁榮大城安塔基亞卻倒了。我想著這村裡的孩子,辛辛苦苦念書想離開這個鬼地方,結果存了一輩子的錢搬到隔壁的大城市住,一夜地震,祖孫三代血汗錢都化為灰燼了。或是你從小就想靠踢球翻身,二十年的足球夢,終於踏進了安塔基亞的足球場,成為他們的足球隊的一員,然後地震來了,整個足球員宿舍塌下,你每天一起踢球的夥伴就這樣永遠的離開你了。」
「我在想那天夜裡,不知道這撕裂的地面會發出什麼樣的聲音?不知道有沒有人錄下來?」Jo若有所思地問。
「這真是個好問題,地震時從地面下傳來的聲音跟地面上這種撕開的聲音,我相信是完全不一樣的。」
「地面下傳來的聲音?」
「是啊,地震時的能量是一波一波的,跟海浪一樣,你可以感覺到這地底傳出鬼哭神嚎的恐怖聲音從ㄧ個方向來,穿過你,然後往另一個方向去。不過如果你在大城的密集屋子裡就很難判斷方向,如果是在空曠的地方,譬如農場,幾乎每個倖存者跟我說的都一樣。一開始動物亂跑亂叫,他們趕緊到屋外避難,然後看到地震光,接著就是能量一波波地從地底傳過來,穿過他們,開始上下或左右搖晃,然後能量會往同一個方向去。那能量會從地底傳來一種難以形容的聲音,所以古人覺得地震是地底有巨獸在移動,其實是很可以理解的。我住在農場的土耳其朋友跟我說,他有些家禽家畜在地震前一夜就消失了,他找了半天找不到,地震三天後他們又回來了。」
「牠們避難能力比人類強很多啊。」Jo説。
離開前我們從車裡拿出了一袋水果和一些巧克力給帶我們來裂谷的男人,因天氣熱巧克力有點軟了。男人將水果分送給跟著我們前來的孩子們,我們再三道謝後離開,前往二十公里外的安塔基亞,那個有足球館、大型購物商場與頂級豪宅的地方。
人口五十萬的安塔基亞是個兩千多年的基督教古城,不但位於香料貿易與絲綢之路上,也位在十字軍東征的道路上,因此在地震前成了觀光景點。兩千多年這數字在土耳其是極尋常的事,因為土耳其到處都是古蹟,以至於土耳其人對考古學家挖到六千年前的古蹟也不會有什麼反應。但這古城不幸地位於死海斷層上,無法逃離需要面對地震的宿命。
地震後的那陣子,推特很流行一種左右對比的短影片,右邊是日本面對八級九級大地震卻只是左右搖晃的摩天大樓,左邊是土耳其面對七級大地震卻應聲倒地的新建築。這是土耳其年輕人對自己國家的無情嘲諷,他們在我面前傳著手機看時倒不是憤怒地咒罵著,而是帶著一種戲謔嘲諷的心情,而當時被轉發的最厲害的短影片,就是黃金蛋黃區一整片全倒的安塔基亞。
我跟Jo解釋著我上次進城是地震後一週,從北向南貫穿的主要道路進城,所以沿著大馬路就是一道道政府派軍隊設下的關卡,我與當時開車的朋友先後被盤查了五六次。當時南下道路左側有一塊區域是醫院,一頂頂標著紅十字的白色帳篷,在靠近一個重要十字路口時,右側有一整片都是軍隊的紮營地,印象中帳篷好像是藍色的還是綠色的,很多路段都拉起了黃線,表示此路不給過。整個城沿路都是各式各樣大型開挖器具,在我拜訪的九個災區中,安塔基亞是土耳其政府動作最快也戒備最強的一個。
儘管,兩位土耳其朋友與我一再表明我們是來當志工的,守關卡的軍人只是請我們離開,數百頂的災民帳篷被鐵絲網圍著,出入口有軍隊看管,發放物資與三餐的大型建築也是由軍隊看守,我們只能在帳棚區外看著大城的災民每個人端著一盤盤食物移動著。
七個月後,我們從東邊山區進城,終於能看到上一次被圍起來的城市邊緣地帶,那裡的屋子都是一層兩層樓的老屋,我們沒有看到一棟老屋是倒下的,一直到右轉切入市中心,才看到一整片一整片被清理出來的空地,空地上還有幾棟怪手還沒來得及清掉的建築。
整整七個月,從行道樹到城市上空都被籠罩在粉塵裡,不知道留在這裡的人是如何能承受得了。沿著大馬路,看得到被清理出來的一輛輛廢棄車輛和一坨坨像巨大毛線球般的鋼筋,當地政府的回收規劃也極簡單,就是直接找個馬路邊的空地就擱著了,土耳其什麼沒有,就是空地多,時不時可以看見已經堆得小丘一樣的碎裂水泥塊,水泥塊還夾雜著一些人類日常生活用品。(我相信還夾雜了許多屍塊)
我依舊對土耳其警察盤問感到一點恐懼,所以都是迅速拍幾張照就上車,但Jo沒有這種恐懼感,他拿著手機慢慢地對著傾圮之城拍著影片,直到一個土耳其警察走向我們,説著土耳其語。Jo微笑地跟他說:「不好意思,我們只會說英文。」警察也是揮揮手就讓我們離開了。
我們再次定位,開著車前往六十公里外的一個土耳其國際大港伊斯肯德倫Iskenderun,這城是亞歷山大大帝所建,也是一座兩千多年的古城。當車子向西跨過了山見到地中海的那一刻,Jo發出了驚呼聲:「多美的城,多美的地中海啊!」
這港口曾經是羅馬人的,是希臘人的,是亞美利亞人與亞述人的,但這些人都讓鄂圖曼帝國給趕走了殺死了,甚至被逼到跳海了。伊斯肯德倫南方有座Musa山,曾經亞美尼亞人被土耳其人屠村後躲避的地方,遭逢土耳其軍隊包圍夾殺,他們只能向地中海方向逃去,這些苦命的亞美尼亞人,前面是地中海,後面是持槍的土耳其人,最後亞美尼亞人被逼到跳海,當時有位美國記者親眼目睹而報導了這件事,在緊要關頭,是一艘法籍軍艦在海面上救起了那些逃過一劫的亞美尼亞人。
七個月前,這個國際大港港口有些大船上的貨櫃還排著隊要卸貨,卻因為地震,船隻連帶貨櫃就整個被搖進海裡了,碼頭許多疊好的貨櫃也被搖到摔了下來。有幾個貨櫃裡也不知是放了什麼易燃物,後來港口貨櫃區就起火了,還上了幾天國際新聞。
我們沿著海岸線的國際貨櫃碼頭開了一圈,碼頭已經看不出任何火災與地震的痕跡。七個月前,我們看著滅不了的熊熊大火,很擔心是地震震裂了跨國輸油管線,更擔心碼頭的儲油槽也會燒起來,那真的就不是碼頭被燒兩天與上國際新聞的事了。
我們沿著市中心開著,看到一些破裂的水管七個月後還是沒修好,馬路依然跟個水池一樣,地中海的觀光碼頭前的打卡景點有一間五星級飯店已成無法開張的危樓,被塑膠線圍起來,飯店右側一整塊被清空,只剩下瓦礫,不知道它的前世是什麼高檔飯店還是高級餐廳。七個月了,這個曾經的地中海熱門觀光大城至今還沒有觀光客回流。
吃完晚餐,我們在夜色中開一個半小時的車回旅店,在車上Jo問我地震後那一個星期是什麼感覺。
「現場其實大部分時間都很安靜,每個人就是緩慢地在廢墟移動著,很不真實的感覺。」我接著說:「你們網路上看到的那些尖叫聲哭泣聲或是人群因為救出一個人的巨大的歡喜與騷動,那只是媒體要拍的亮點,然後一直被重複播放著。國際上那些募吃的喝的穿的也是有點好笑。就以五六萬人住的努爾達伊來說好了,只要屋子能在第一波地震撐著,人就能逃出來。全家平安的幾乎在天亮後就都開車走了,留下來的都是還有親人被壓在下面的,他們苦撐著只是要等有人來救他們的家人,或是希望能把他們家人的屍體從傾圮的屋子中拖出來。地震隔天,就有人將那些被壓得亂七八糟的超商的貨物架整個拖到大街上了,那些小藥局也是,誰需要緊急包紮就自己進去取。我記得有幾個傢伙一前一後不知從哪裡推了一整個那種商場賣衣服的架子,上面掛了一整排的大外套讓災民在冬夜裡能過冬。土耳其人也許戶頭沒錢,但絕對不窮,土耳其是個物資十分充裕的地方,土耳其人更是會幫助自己人度過難關的,他們需要的只是有人能帶來器具切開水泥塊,無論家人是死是活,他們都希望有人能將他們的家人拉出來。」
那時有一間餐廳的老闆,地震隔天一早就讓幾個小伙將整個爐子從沒有一件直立傢俱的屋裡抬到街上,所有沒有辦法付現的人也都可以免費拿大餅吃烤肉,我們幾十個國際志工的三餐也是有匿名善心人士捐款負責的,地震隔天晚上就有附近村莊的親友與土耳其大學生們開著一整個貨櫃的物資進災區來幫忙了。
失去親人的哭泣聲的確會從遠遠近近的地方傳來,但因地震後我一直處在恍惚中,覺得不真實,就連那些聲嘶力竭的哭泣聲也一直感覺很遙遠,那一週唯一的念頭就是幫忙,幫忙扛,幫忙拉,幫忙清理,幫忙換藥,幫忙搭帳篷,幫忙送食,幫忙送水,我像個沒有情緒的遊魂一樣,在幾個災區之間移動著。
那時有個土耳其老人,非常非常地瘦,他穿著單薄的衣裳疊著腿坐著,右腳踝還裹著石膏,右腳邊放了兩根拐杖。他右手邊有個小几,上面有他正在喝的熱茶,他右後方的牆根下有一個床墊和一床棉被。他溫柔地看著我們,指著左前方一個屋頂開了個方口的房子,他告訴我們那是他的房子。
他的家是一棟三層樓的房子,房子坍塌時,他正在親友家。小村一直等到國際搜救隊前來,才拉出了他三個親人的屍體,他還有四個親人被埋在下面。一週後,國際搜救隊離開了,沒有水電供應的小鎮所有人都必須撤退,我們也要離開了。離開前我們一起去探望老人,他只是靜靜地喝著茶,謝謝我們來幫忙。我們抹著眼淚離開,再沒人開口說話。
離開努爾達伊後,我去了阿達納Adana,當時所有國際搜救隊和NGO都在那裡駐紮,我想看看有沒有機會留下來服務,我先後見到了荷蘭、法國、日本、西班牙與哥倫比亞搜救隊,但很遺憾的是,他們都要離開了。
我們偶爾會一起吃飯聊天,法國搜救隊隊員對我說:「如果是台灣發生地震,災情應該不會像土耳其這麼嚴重。」
我苦笑說:「我不敢保證台灣那些老房子和違建數量會不會比土耳其少,但我知道台灣的軍隊不會帶武器進災區,而且軍人會是第一批進災區幫忙災民的人。」
在這個有將近兩百萬人口的阿達納是個八千年的古城遇到這麼多即將飛回家的國際搜救隊是個很奇特的感覺,尤其是遇到法國搜救隊。
當時我的溝通能力似乎在地震時被吸走了,我心裡一直想問他們知不知道這地方曾經是歸法國管轄的。就在一百年前,法國在這裡救了很多被土耳其追殺的亞美尼亞人,數十萬人被屠,財產被沒收,被迫離開了亞美尼亞人住了兩千年的家鄉。
一百年前許多世世代代住在阿達納的亞美尼亞人被土耳其人逼迫搬去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一百年後,敘利亞戰爭讓許多敘利亞人卻逃到阿達納避戰。
這段幾十萬人在歷史洪流中被迫在死亡與逃難的路上擇一,像是一場無法謝幕的悲劇,演完一齣又一齣。我一個人坐在浴缸裡泡著,在臉盆洗衣服,開著燈躺在床上,一週了還感覺得到餘震在搖著。
滑著手機,地震後一週,國際新聞熱度也在燒退了,我隔天跟著國際搜救隊和七隻搜救犬一起上了飛機,飛往伊斯坦堡,但我心裡總覺得我還想留在災區,我在機場發文請所有土耳其友人幫我找還可以繼續讓我服務的地方後,我在伊斯坦堡機場睡了一夜,等待著友人傳來的好消息。隔天,在Sere發文的幫助下,我找到哈泰省一個可以留下來幫忙的地方。我這才又買了機票,如願回到災區,住在災區帳篷裡,直到三月中。
【五、死亡與未知】
重返重災區的這幾天,不但沒有遇上任何用災情來慈善勸捐的人,相反地還碰到了許多許多熱心幫忙的人,幫忙帶路的,幫忙修車的,我們甚至遇到送早餐給我們的人。那些在電力與物資不足的狀況下依舊照常開張的店家們,成為了能讓虛弱小鎮繼續活著而跳動的心臟,讓我深信土耳其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吃中飯時,Jo問起了地震後大量屍體的處理問題。
穆斯林的傳統是必須在過世三天內下葬,地震是二月六日發生的,所以所有能從建築物拉出來的屍體就全部一起在二月九日下葬了。當然,還有許多被埋在建築下面沒能拉出來的屍體,也有很多被拉出來卻無人認領的屍體,土耳其也不可能有冰箱讓你冰屍體,也不可能留什麼DNA的,政府最多就是在墳上頭寫個號碼,有許多墳連號碼都沒有。
Jo說想去看看墓園。
我們開車到卡赫拉曼馬拉什Kahramanmaraş外的一個公墓,七個月前,二月九日那天一次挖了三千個土坑的地方。公墓在一個很大的公園裡,原來的空間不夠,政府就向原公墓南邊和西邊拓寬,地震後的公墓面積是地震前的四倍大。墓園很大,還有兩組工作人員在工作,他們需要架模,為一丘丘的土墳灌進水泥,然後再為每座墳安上整齊劃一的白色石框,若有姓名,再安上墓碑。
兩組人工作了七個月,慢慢地升級著這幾千個墳,不急,這些亡者哪裡都不去。
我們只在墓園邊緣走著,不好走進去打擾人家,遠處有位女人在家人的陪伴下跪在一座墳前聲嘶力竭地哭著,那熟悉的心碎哭泣聲讓我的思緒一下子就回到了地震後的災難現場,我的眼淚止不住地流著。
我拿起了一個裡頭還有水的花灑,澆著一座墳上種的植物。我在心裡默念著:願你們一起去了一個更好的地方,也希望你們原諒我到這裡來打擾你們。
我們回到車上,沒人開口說話,我戴起了太陽眼鏡哭著,我想起了我在地震天亮後跟著上了一輛載滿物資的小貨車進入災區,車子經過了幾個半毀的小村,最後右轉進入一個全毀的小鎮。那跟從照片或是影片中看到幾棟倒塌的屋子完全不同,那像是車子駛入了一個虛擬的末日遊戲場景,當我下車後站在全毀的小鎮,無論我往哪個方向看去都看不到一棟完好的房子。
但比倒塌的房子更讓人心碎的是那一陣陣的肝腸寸斷的哭嚎聲,那種你一聽就知道是失去至親的哭聲。那時只能聽到哭聲與禱告聲,是的,禱告是不能停的,人類在天災中只能更仰望神。
印象中有一幕,是一位大悲無淚的老父親在替趟在地上的家人整理衣物,他微笑地拍了拍家人身上的粉塵,摸了摸他們的冰冷的臉,喃喃地對家人說著話。
二月九日,一輛貨車在清理過後,幾個年輕男人快手快腳地將用乾淨床單包裹的罹難者一一抬上貨車,今天是第三天,所有罹難者要在今日下葬。屍袋和棺材都是有錢也買不到的商品,許多心碎的家人手裡拿著花,拿著兒子們最愛的足球服,拿著女兒們最愛的洋娃娃,拿著媽媽們最愛的頭巾,一路哭著走到了墓園。
我覺得不敬,所以沒跟著去墓園,地震後一整週我一張照片都沒拍,我的第一張災區照片是等所有居民都撤走了才拿出手機拍下Sere走在傾圮的空城裡。
災後七個月的災區復原的狀況大概就這樣了,政府和建商說要給的房子沒人知道在哪裡,災民如果沒有親友投靠沒有錢遷移,那就繼續住在帳篷或是貨櫃屋,只是政府早已不再供應物資與三餐了。學校重建的預算雖然還沒下來,但學校課程在帳篷裡繼續著,倒是新馬路是鋪得極好的。
災區的怪手繼續挖著,砂石車繼續搬著,公墓裡的墳繼續升級著。每個人繼續工作,繼續開門做生意,繼續念書,繼續踢足球。
活著的每個人,每日每日,努力地,好好地,活著。
隔夜,我們在不時斷電的機場等待回伊斯坦堡的班機,我翻看著電腦裡的照片。
七個月前,世界各地送帳篷來,住起來最舒坦的帳篷就是土耳其那些中亞好兄弟送來的,運動用品社那些又輕又薄的帳篷完全比不上。而更早的文明是住在石洞裡,冬暖夏涼,還不擔心地震。我遞過了手機給Jo看那些被聯合國保護著的石洞與古文明的照片,許多石洞至今依然住著人,其中一張照片便是看顧著觀光客的警衛在石洞裡工作著,不管外頭多熱,裡面連冷氣都不用開。
也許,以前中亞人住帳篷跟石洞是很有道理的。
回到伊斯坦堡後,我約了Sere在她大學附近的打工酒吧見面,Sere另外帶了兩位外文系的女同學一起來喝酒。他們除了英文流利之外,又學了法文與西班牙文,各自計畫著畢業後離開土耳其前往歐洲其他國家工作。她們穿著露著肚皮的小可愛談戀愛,週末在酒吧喝酒,然後去舞廳跳舞到天亮,跟我在柏林倫敦遇到的大學生沒有啥不一樣。
我們一手菸一手酒地聊著半年前在地震後服務的幾個不同單位,一個專門在協助災區逃出的寵物,替他們找尋失散的家人或是謀合找尋新的主人,一個是將一箱箱淹沒他們的物資拆箱分類後送。
「高跟鞋,有人送來一整箱的高跟鞋。」她大叫著。
我們笑著交換當時各種奇事,我講了當軍隊從我們營地撤退時,當地軍銜最高的長官請我們這批留到最後的志工吃早餐的故事,那是我第一次坐軍車,還有上億點閱率的土耳其國寶歌手低調來我們營隊巡視鼓勵。無人能否認,我們十分懷念那一段泡麵和罐頭是搶手物資的日子。
我隔日也約了幾個十歲左右就因敘利亞戰爭逃到伊斯坦堡的朋友,他們先是進了伊斯坦堡工廠當童工,中斷了兩三年學業後,他們回到學校復學,通過土耳其文與英文入學考試,他們現在也都在念大學了。這些難民出身的敘利亞年輕人,一邊念大學一邊為了分擔家裡的經濟壓力而努力工作著,每日照顧著家中老小,不管是誰去醫院或是去警察局或是去移民局,都會帶上土耳其語進入最高級的敘利亞大學生前往。
隔夜,我和Jo去見了一位敘利亞大學生Sha,父親在戰爭去世的她因無法拋下母親與已出嫁的姊姊們,因此成績極優異的她放棄了我替她找到的英國大學獎學金。因爲她只要去了英國,在拿到英國身份前是無法回到土耳其見家人的,而接受土耳其庇護的家人也無法前往英國探望。她跟我說這兩天又有一個敘利亞老師被抓去警察局喝茶了,懷抱天文夢和念物理系的她又被土耳其律師請去警察局陪同翻譯,她跟我說她現在已經被律師請去當專業難民口譯員了。
我約的另一位敘利亞高三學生Naj,她因為當日有表親從敘利亞飛到伊斯坦堡,隔日即將前往英國,因此無法前來赴約。父母與十一個兄弟姊妹都在戰火中喪生的她,決定前往其他歐洲國家的大學求學,而我將在某個機場迎接她的到來,協助她入學與住宿。在戰火中失去雙足的她,目前正在適應她第三雙腿,每日正加緊練習中。
我接著又約了一位剛從敘利亞無人區回來的敘利亞朋友,約了一位正在幫巴勒斯坦NGO募款的敘利亞朋友,更新一下這些地區的近況。不管跟誰見面,我們都不免會聊起這次土耳其總統大選中的種種神奇現象,譬如:在投票所外面發的鈔票。
其實,媒體從沒提到的是,他們煩惱艾爾多安繼續當總統,但更煩惱如果不是艾爾多安繼續當總統,因爲土耳其反對黨陣營根本沒有推出一個像樣的候選人與像樣的政見。
我坐在看得見地中海的一間咖啡廳裡看著五月土耳其總統大選的分析圖,沿著地中海的所有高度開發的觀光大城與首都安卡拉和伊斯坦堡的人都希望艾爾多安下台,但所有在內陸的保守的穆斯林都還是支持著艾爾多安。
是的,無論通膨多嚴重,無論地震災情多慘重,地震的幾個重災區都還是投票支持著現任總統。
艾爾多安是一人抵抗整個反對黨聯盟,艱辛地打了場五五波的選戰,可想而知土耳其檯面上是沒有哪個政治人物有他的魅力,更沒有誰可以跟他一對一單挑的。
這些年,艾爾多安力推伊斯蘭化政策,在三年前將聖索菲亞大教堂改為清真寺,取消了女性在學校跟政府辦公室禁止戴頭巾的禁令,重複強調家庭的價值觀,相信穆斯林家庭不應該節育,散佈反LGBTQ的言論。這些話也許聽在西化的知識份子耳裡像是個笑話,但卻是那些內陸保守又貧窮的傳統穆斯林相信的,也是他們想聽的。
老艾爾多安很喜歡在口袋裡放一疊錢,然後在人群中發鈔票,我和土耳其朋友喝茶時,偶爾大家會傳著這類影片看,一邊看一邊哈哈大笑。艾爾多安這種老派慷慨作風散發著一種黑社會大哥的氣質,或是家族中長輩的親切。
在擔任伊斯坦堡市長時對預算斤斤計較的艾爾多安,老了就開始當聖誕老公公,哪個孫子對我好我就發錢。就在地震前,艾爾多安宣佈要幫幾百萬土耳其人減輕債務、欠稅和罰款,只要罰款低於2,000里拉(約70美金)就免繳。土耳其政府也修法,將今年最低工資調高55%,讓200多萬名員工提前退休,預估會使政府損失130億美元。艾爾多安清楚的知道,那些討厭的知識份子與西化的年輕人是不會挺他的,他只能更拉攏那些一窮二白的土耳其人。
艾爾多安去年9月宣佈要撥500億美金的預算蓋五十萬套房給低收入戶,那五十萬套房還不清楚在哪裡,但目前土耳其有兩百萬災民還住在帳篷裡,而這兩百萬災民將是未來土耳其總統最沈重的負擔。
今年五月的土耳其總統大選,是2023年全球最關注的一場選舉,土耳其在錯綜復雜的國際局勢中的重要性從敘利亞戰爭開始顯露,他此時不但不用看歐盟臉色,歐盟還付他六十億,懇求土耳其將邊界看管好,別放難民進入歐盟國家。烏俄戰爭開打後,艾爾多安對北約要求置之不理,一人周旋在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於是,艾爾多安在土耳其面對二十年來最嚴重的通膨與百年來死亡人數最高的地震夾擊下,作風強勢的艾爾多安達到了執政二十年的外交生涯巔峰。
艾爾多安在烏俄戰爭中,一邊與普丁稱兄道弟,一邊開道幫烏克蘭將堆積如山的糧食平安送出黑海,多次協談俄烏換囚。老先生在和普丁微笑握手的同時,又向烏克蘭出售了TB2無人機,烏軍用這個土耳其製新型武裝無人機,成功的摧毀了俄國的軍艦,讓土耳其的軍工業一戰成名。
艾爾多安在他最後五年任期內(極可能),野心勃勃地要將土耳其太空人送上國際太空站,並展示了最新的兩棲攻擊艦。這位老先生心裡太清楚,講話想要大聲,拳頭就一定要夠硬。土耳其像要跟鄂圖曼帝國一樣繁華是不可能了,但至少揣著一把斧頭在手,說話也有底氣。
延續十幾年的敘利亞戰爭,所有人道救援的資源都必須從土耳其送到敘利亞,包括這次的土敘大地震,資源也是土耳其開道送入的,而敘利亞人要出逃第一站也是先逃到土耳其。目前流亡在外的敘利亞人偶爾回到敘利亞北邊的無人區,也是土耳其政府在後面管的,敘利亞人不得不承認,他們在土耳其管的敘利亞自由區可比敘利亞政府軍管的區域安全太多了。
我看著和敘利亞朋友的合照,想起了一夜與兩位敘利亞朋友在席間的對話,他們問我:「妳覺得以後局勢會怎樣發展?」
「有些敘利亞人會回家,但他們會帶著在歐洲學到的一些東西回家,如果你有錢,我會建議你也回家買個地蓋個房。大馬士革和阿勒坡會再重新繁榮起來,也許十年二十年,但你只要好好活著就一定會看得到的。同時,有些敘利亞人會永遠留在土耳其,留在德國,留在他們逃亡的路上,這跟每一段人類歷史一樣,人會移動,文化會彼此影響。」
「土耳其人恨我們到這裡來,留在敘利亞的人又恨我們拋下敘利亞出逃,喊我們是叛徒。」朋友抑鬱地說:「現在的土耳其人恨我們,他們的小孩也會恨我們的小孩,這是永遠無法消除的。」
「不會只有恨的,我住在國際志工帳篷區時,志工有伊朗人,有敘利亞人,有土耳其人,我們換藥時不會想著病人從哪裡來說什麼語言,我們發物資只問你家中有幾個人。甚至還有總部在美國的NGO千里迢迢將在波蘭成立的分部所有資源都移到土耳其來。一切都只是選擇而已,我相信大部份的人在面對天災時還是選擇了善良。」
也許,這世上只有人禍而沒有天災。
斷層帶是早就已經在那裡的,卻是人類在斷層帶上開府建城,是艾爾多安政府批准建商蓋了完全不符合建築法規的房子才造成幾萬人死亡的「鬆餅式坍塌」Pancake Collapse的悲劇。
而土耳其的斷層不只是四個大陸板塊相推擠造成的斷層,土耳其的斷層更是斷在土耳其年輕人的信仰上的,斷在土耳其傳統穆斯林無法接受年輕人想要的人身自由與言論自由,斷在原本無邊界關卡的土敘邊境在近年所蓋起的城牆,在土敘人心中因爲經濟危機產生的怨氣而築起的城牆。
未來?
未來人類的歷史會繼續重覆。
有些城會因地震再次坍塌,有些城會學會蓋更安全的房子;有些邊界會再次開啟,有些邊界會再次緊閉;有些難民會走出難民營,有些人會失去家園而成為難民。
而我們唯一能做的僅是在每個當下盡其所能地釋出ㄧ些善意。
後記:
@兩位進入災區的美日友人曾跟我抱怨主流媒體報導不公,日本搜救隊在地震一週後撤退時,已經完全看不到睡大街的災民,所有災民皆已安置且秩序良好。
@以色列是土耳其第十大出口國,在土耳其因通貨膨脹飽受煎熬的2022年送來四十五億美金的貿易順差。在十月七日哈瑪斯對以色列發動行動代號為「阿克薩洪水」的軍事攻擊後,大嘴巴的艾爾多安總統公開站在巴勒斯坦這一方砲轟以色列,以色列撤回土耳其的外交官員。目前超過七成的土耳其主流民意是不介入以巴衝突,艾爾多安是否會有機會在以巴衝突中再次扮演和事佬角色,還需要繼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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