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平台自律？要用户自觉？其实就等于要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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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通社作者 书航 2 月 12 日发于万象
@方可成 老师的“新闻实验室”2月12日刊登一篇《主流数字平台真的是用户主动选择的结果吗？》。文章认为，在承载了大部分用户的日常生活需求之后，平台本身已经可以被视作是一种基础设施。持有这些平台的公司应该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而非仅遵从商业逻辑为自己牟利。
而我认为，在不依靠立法规管的现有条件下，提出向主流数字平台追责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无异于“与虎谋皮”。
商业公司不可能主动尽到社会责任
任何呼吁商业公司尽到社会责任的呼声，最终都可以简化看作是呼吁立法，或要求以反垄断理由分拆巨头作为结局。因为除此之外的所有其他道路都不会奏效。
商业公司做“基础设施”以至于承接部分政府职能，并不完全是新时代的新问题，只是国企“民营化”的一种变种，类似日本将国铁、邮政等部门民营化。
民营的“基础设施”可能有一些相当有限的竞争，但基本上不可能转变为高烈度的完全竞争。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基础设施”的运营需要持续、稳定的经营。但是，要么如修路、建铁塔，纯粹的“做公益”，不“夹带私货”的话无利可图，此时需要授予地区或全境的特许经营权；要么如石油、盐、烟草，因利润太丰厚可能导致踩踏式的恶性竞争，最后让所有服务提供者的质量都不达标，此时就要以牌照加以限制。
共享单车行业的兴衰同时体现了“做公益”和“踩踏式竞争”两种意外情形。一系列政策，先后限制了单车投放数量、地域、停放标准等规格，甚至不允许在车身涂装广告，死死的按住了单车行业“夹带私货”创收的任何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单车业为决出一个“赢家通吃”的巨头吞噬了大量融资，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还带来了众多欠款和挪用押金等问题。在广州，共享单车还最终让市政有桩公共自行车停运，导致市场上没有任何人是赢家。
一旦某个公共事业项目完全由民营企业负责运营，其必然会寻求在政府限价（如果有）范围内的利益最大化，并且如果政府管的太严，以至于商业利润无法保证，则服务缩水或者贪污寻租简直是可以预期的。
香港负责开发社区居民日常光顾的菜场、社区商店等物业的信托基金“领展”（原“领汇”）因盈利需要，总是对小贩不断加租，并翻修菜市场以“转型升级”，让店铺、停车场等卖更好的价钱，挤压平价菜贩的生存空间，抬高了小区周边的物价。
而负担全港居民日常出行重任的港铁，近年不断发生延误、晚点等运转调度事故，更是因为沙中线红磡站施工期间一系列操作不规范、疑似偷工减料、丢失操作记录等问题，让特区政府都对港铁管理层“失去信心”，公众对其口诛笔伐不断。
唯一可以阻挡商业化“基础设施”们不受遏制的盈利冲动的，就是立法和监管约束。因此，“标准石油公司”在1911年被分拆，这道反垄断的光线1999年一度照耀在微软身上，并且现在也一直有呼声对Facebook 同样“肢解”了事。此外，让几乎所有互联网巨头服帖的 GDPR 也是公众意志的一个集中体现（至少是欧盟的）。
互联网公司做“基础设施”并无太多不同
在不同时期，对“基础设施”一词的定义是不同的，当 BAT 开通了云服务并托管了国家部委等的网站后，就有资格说“云计算是新时代的水和电”，诞生了新品种的“基础设施”。网购、社交平台等也是如此。在中国，这些新兴的“基础设施”是在诞生伊始就由民企运营的，所以和水、电、路、网等不一样，没有“关系国计民生的命脉”这种束缚，比较接近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
至于互联网公司晋升为“基础设施”运营商时，则往往是自愿而非被迫的。此时它们往往作为该类型基础设施的标准制定者出现，其收益稳定可期，且采用它们方案之后的切换成本高，导致企业、普通用户不愿意切换，缺乏频繁竞标的动力。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平台的“基础设施”化并非依赖政府牌照或特许权，其“霸主”地位始终有人挑战，在不同时代，会涌现出不同的代表性平台。其垄断局面可以说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很难说有什么规律可循。
例如，企业社交从 MSN 转到腾讯 TM 再转到以微信、钉钉为主；80后的社交工具从 QQ 到人人网再到微信。其中人人网让位于微信，表面上似乎可以作为平台“自身竞争力削弱”，用户“用脚投票”的证据。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旧霸主让位的最根本原因，是用户习惯发生了根本变化，例如从 PC 到移动，从 GPRS 到 4G ，从功能机到智能机的根本性迁移，而旧霸主未能及时转型。有时候，会加上旧霸主用户体验和运营做得不够好，自己把自己“折腾”死的原因。但都跟它们是否履行“社会责任”关系不大。
此时再简单地看“新闻实验室”文章的标题：【主流数字平台真的是用户主动选择的结果吗？】以及文中提到的一点：【对公共服务的逃避将导致（平台）自身竞争力的削弱。】我认为，这说法太过理想化了。
如果真的是用户主动选择，并且用户可以通过自身选择导致强势平台竞争力削弱，那么他们理应有组织的逃离平台，并且这种努力可以成功。实际上，没有人能真正做到逃离 Facebook 或者微信。
Gizmodo 记者 Kashmir Hill 尝试拒绝采用 Facebook 旗下任何产品过日子，她试图使用 Mastodon 作为社交网络替代品，这是一个开源的、去中心化、类似 Twitter 的社交网络。“老实说，我觉得建立另一个在线社交网络令人筋疲力尽。所以在签到几次之后，我就放弃了。网络效应是真实而强大的。”
她并同时引用 Motherboard 记者 Sarah Jeong 的总结：
“你不用 Mastodon 是因为你的朋友不用 Mastodon。你的朋友不用 Mastodon 是因为你不用 Mastodon。如果我没有答应编辑写一篇关于它的文章，我也不用 Mastodon。”
用户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交互，才是平台之间难以轻易切换的真正壁垒所在。而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从来就不是决定平台生死的主要因素。就这一点而言，互联网公司和传统的民营基础设施并无不同。
对三个辩护理由的“反驳的反驳”
《主流数字平台真的是用户主动选择的结果吗？》列出常见的 3 个为平台商业化运作辩护的理由，并逐一反驳。而我会在简要回顾该文论点的同时，在下面给出我对“反驳的反驳”。
辩护理由1：平台为自己牟利无可厚非，因为平台的盈利部分是用来维持平台自身的正常运转。如果过度要求公共性，企业无法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为大众提供优质服务。
文章的意见：并未完全反对这一理由，认为企业应找到商业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平衡点，并允许公众参与平台的制度设计。
我的意见：前两部分已经说的足够清楚了。这不可能。
辩护理由2：平台并不属于大众，它是某些人的私人财富。如此要求平台承担起公共责任，则是要求对方以私济公，反而不合情理。
文章的意见：平台上面承载的内容和服务来自大众的集体创作和劳动，并不属于平台本身。因此公众有权就这一部分本属于公众的内容要求平台负责。
我的意见：然而，当平台发展得越大，人们越离不开，越有可能产生的一个后果，是平台对上面发布的信息天然免责，而将责任推给发布信息的人。
当咪蒙出事的时候，发现自己难以短时间撤离微信或微博的人，都认为微信、微博或是有关部门应该严惩咪蒙团队，而不将其看作平台的问题。
至于百度和魏则西案——声音复杂了很多，因为百度不掌握对用户来说致命的好友关系网络，也不再像 PC 互联网时代一样，掌握对站长的生杀大权，人们都可以随时批评和离开而不用担心什么。即便如此，也仍有声音认为主要责任不在百度，而在发布信息的莆田系医院。
辩护理由3：平台提供的内容即使低劣，也是用户自主选择和需要的结果。他们提供的就是用户需要的信息。
文章的意见：用户并非自主选择，而是没有能力做出足够理性的选择，或者被剥夺了选择的权利。
我的意见：这也许是事实，但这不能怪大平台。它们的壮大也许是“助纣为虐”，但没有它们，用户依然会依赖大型平台而不想走开。
翻看几十年互联网历史，总结出的其中一个重要结论可能是：互联网精神呼唤去中心化，但多数用户厌恶去中心化。用户是“懒惰”的，产品设计要奉行“别让我思考”的精神，而让他们在唯一一个网络平台上和所有亲友联系，用同一个微信/Google/FB账户单点登录所有网站，一切提示都点下一步，是设计产品最有可能预期的结果。
而平台的“调性”和“定位”通常是其中用户可以自定义的——这一点却往往被用户、媒体和专家同时忽略。
你可以在Facebook上订阅最青年人、低幼向或者时尚、奢侈品相关的账号，但大多数用户可能并不知道还能这么用；他们的初始设置只是添加了现实中的亲友和“你可能认识的人”，一路下一步的结果。这也不妨碍Pew等研究在统计学上，将FB主流人群定位为越来越老，越来越穷的那一部分，并冠以“年轻人在逃离FB”的话题。
更好的解法早就存在，以及总有人想尝试取而代之，但人的惰性决定了他们迟早会在一个中心化的节点上相遇和停留，而不是忙于跨平台迁徙，“用脚投票”是反直觉和难以奏效的。
最后说一点感想
百度春晚红包活动之后，经过百度系（下图蓝圈）和头条系（下图红圈）轮番轰炸的 App Store 排行榜可谓“寸草不生”，混战之后大概是这样的：
由 App Annie 采集的百度 App 在 App Store 下载排名历史如下图所示：
看下“多闪”App 春节期间的排名走势，其营销进程明显受到了冲击（不确定跟百度有因果关系）：
虽然百度 App 产品设计并不足以保持长期粘性，但单纯从阻击头条系产品春节期间霸榜的角度来说，这个钱还是花的非常值得的。
春晚期间，微博上有人对抢百度红包的人出示魏则西遗照，认为给百度捧场是“吃人血馒头”，以给抢红包的群众施加道德压力。而百度完全可以在其内刊、官微等位置放出100条针锋相对的案例，以说明搜索服务如何造福山村农民、老人、残疾人等群体。
换句话说，能看个春晚就去下百度 App ，同时又被“魏则西”影响出“负罪感”的群体，也随时会因为看到百度“社会责任”的新闻而“反转”，各种舆论攻防战对百度撒下 9 个亿真正要争取的那群人作用不大。
更或者，当发现自己须臾无法逃离的平台出现了致命问题，为保内心的逻辑自洽，用户只能选择自我重设心中的道德标准，或者提早进入麻木的“同情疲劳”？
很多非法交易都通过QQ群、微信群进行，但因此逃离这两个有粘性的平台的努力并不算成功。对Facebook的道德抨击，也只是让更多用户愤怒后照刷不误。也可能，你会选择在Facebook跟帖骂Facebook，在微信群里骂微信……
正所谓“让无力者有力”，正是千言万语都难以表述的这种无力感，最终会变成一种力量，促使政策和立法跟进，限制大型平台的为所欲为。在扎克伯格去年如坐针毡地坐在听证席上的时候，议员们提出的问题让人听着尴尬，或者不断重复提问，但这些“低级错误”的问题背后体现的，正正是无力逃离平台的“我们人民”的意志。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说，任何呼吁商业公司尽到社会责任的呼声，其实本质上都是在呼吁监管层动作，要么严格立法，要么分拆巨头。
那么如果监管层完全不听你呼吁呢？恐怕就只能借用韩寒说过的一句话：“本该在心中的热血，它涂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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