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译丨光州事件

最近对韩国历史，特别是四共、五共时期的历史感兴趣，然而我不懂韩语，只能看英语文献，感谢@阿布 整理的光州事件，我也在豆瓣整理了相关文献目录韩国近现代历史。我刚刚借到UCLA的Lee Namhee教授的《The Making of Minjung》，将第一章第一节中的光州事件部分（44-55页）翻译出来。文中的所有注释都是原注。

光州起义和反记忆

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条条大路通光州”。当学生领袖Kim Minsok在1985年强烈呼吁接受“这个时代的真相”时，他也指的是光州。回避光州，这个时代的真相就无法说清，光州的经验从多个层面决定了80年代民众运动的各个方面。

事件，1980年5月18-27日

看似坚不可摧的维新政权不是被别人击垮的，而正是其视之为肱股之臣的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对于持不同政见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来说，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之死终结了维新时代及其所有的荒谬和政治恐怖。如果说维新时代是“冰封的共和国”，那么新的时代就是“汉城之春”。

维新体制的终结打开了整个社会渴望民主的闸门。江原道舍北邑的矿工为工人运动指明了方向，他们举行游行，在四月至五月占领了城市；汉城清溪纺织工会的工人站出来要求改善民生；全国的学生开始主张校园民主化，要求“黄”教授[1]和教务长辞职，希望增加和改进校园设施。他们还要求政府尽快结束过渡时期，承诺政府民选并扫除维新余孽。到了1980年3月，几乎所有大学都要求解除戒严，释放被捕的异见人士，全斗焕下台。后来，全斗焕成为第五共和国（1980-1988）总统。学生们认为全斗焕是12·12事变的主谋，该事变导致新军部上台执政。5月15日，30万名公民和10万名学生聚集在汉城中央火车站要求解除戒严。

然而到了5月18日，所有的满怀希望和欣喜的声音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戒严扩大至全国范围，秘密警察一个接一个地逮捕政治领袖和学生领袖，特别空输部队占领了校园和工厂，大街上空空荡荡，只剩下装甲车压过路面的声音。

在全罗南道的光州市，大学生们在3月新学期开学后也开始要求校园民主化和政治改革。5月18日的街头游行就像往常一样，学生的抗议也像其他地方一样稀松平常。然而，当天空输部队残酷无差别的屠杀、将抗议者和无辜的旁观者殴打致残的行为引发了众怒，抗议很快蔓延至全市，持续时间长达10天，光州市民也加入到学生当中，浩浩荡荡。大家团结起来保卫城市和他们自己，甚至在21日将空输部队赶出光州。光州人民在5天的时间里很好地实现了自我管理。从抗议的第一天起，光州的主要建筑就成了市民活动的中心。当听到军队干涉的传闻时，光州市民自发组成“市民斗争委员会”，发誓保卫城市。当27日特别空输旅团带着2万戒严部队、18辆坦克以及直升机再次占领光州时，大约150人坚守在主要建筑内，视死如归。戒严部队切断了市内的电话线，也切断了光州和外界的电话。当军队开始围猎时，光州已经是孤城一座。在为时10天的光州事件中，有200多人被杀害，上百人失踪，数千人受伤。韩美联合司令部的美军指挥官同意派遣军队到光州，美国总统里根批准全斗焕采取行动，并支持他就任总统。

新军部的领导是残忍的，他们决定扫除“社会盲流”比如帮派分子、毒品贩子和走私分子，将他们送到军营里改造。在“净化运动”中众所周知的是“三清教育队”。从1980年4月至1981年1月，有5603名公务员、3274名教师和记者和811名被禁止政治活动的政客被送到“三清教育队”，超过6万人被指控违反“公序良俗”，被送到净化营，还差点被军事法庭起诉。在这些人中，39742人在江原道的营地里呆了一个月至几年，在非人的条件下干重体力活，还不得不面对体罚。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无辜的受害者，仅仅因为警察有指标就被选中，包括学生活动家、工人活动家、光州事件的参与者，以及医生、教授、高中生。有些人仅仅是因为纹身，轻度违反交规，或者和邻居打架就被送进来。被老师选中的高中生大多是“失足青年”或“被训诫的”（换句话说，就是参加学生运动的）。这些学生没有任何权力反抗老师，也无法在被送走前和家长见一面。根据1988年国防部的一份报告，有50人在劳改中死亡，397人因“劳改后遗症”死亡。2003年，在受害者及其家属长久的呼吁下，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为被指控的人平反并为受害者提供赔偿。

光州事件是“初始经验和原罪”集体源头。光州籍的小说家Im Choru写道：

（后光州时代），毫无根据的流言将数百名死者和数万人的哭喊轻易地忽视和合理化。试图告诉别人真相的声音被彻底亵渎了，大多数人转过身去，在威慑和谎言下继续保持沉默。这是一个智慧、良知和道德被暴力压制的时代。

绝望和黑暗的感觉弥漫在大学校园中，整个民众运动在光州事件马上就被收录到当时的歌曲中。民歌歌手Kim Mingi断言后光州“死亡的黑暗时代”中“历史召唤并渗出无尽的泪水和鲜红的血水”。另外一首歌的歌词：“白日无光，长夜漫漫，我们的兄弟厌倦了谎言和欺骗”。这首节奏缓慢、旋律低沉的歌最后一节“让我们走吧，走吧”像不受控制的震颤冲击着听众。在无数的人死后，街道上、教室里、校园中不再有谈话声，白天确实无光，而长夜又如此漫漫。

作为历史事件的光州起义

在反记忆的过程中，1980年的光州事件确实变成了“历史大事”、“拐点”和“最近一个世纪的分水岭”。在重新澄清光州事件的过程中，民主化运动的政治文化被更改了。这场曾立志将民主带到韩国的运动突然被基于“科学分析”和“群众基础”革命的紧迫性打断，而这场革命的理论阐释耗尽了整个80年代。民众运动话语的根基转移了，诸如“民众”、“起义”、“革命”和“民主”这样的词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就如在激进的政治变革中说出这些词一样。没有光州，整个80年代的运动及其对未来的憧憬都是无法想象且不可能的。三个先决条件赋予了这次失败的起义典范式的影响力。

其一，中央权力长久以来就歧视光州人及其文化，现在这种现象被称为“区域主义”。尽管部分学者将这种现象追溯至7世纪新罗统一时期，但系统的地区差异化是在朴正熙时期完成的。朴正熙带有歧视性的不公平工业政策没有让全罗道享受到经济发展。整个全罗道只有一个大型工业园区（庆尚道有8个），全罗地区被描绘成“国内殖民地”。最大的50个财团中超过半数掌握在出身尚道的人手中，庆尚籍的超过1000名员工的企业总销售额占全国的61.3%，韩国的经济也被称为“庆尚财阀资本主义”。从将军到银行家再到教育家，社会精英都掌握在出身庆尚道的人手中。

对全罗道地区的结构性歧视和全罗道人的社会偏见一代代的延续下去，就像意大利历史上的区域不平衡发展往往是和南方人的负面形象相伴而行的。朴正熙政府的不均衡工业化政策导致全罗道人只能混迹于社会最底层，他们构成了大部分流动人口。许多媒体重现并加强了他们作为社会底层的负面形象。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观察到的，语言不仅和阶层有关，还和空间有关，全罗方言长期以来和落后、愚昧联系在一起。[2]

光州事件这对长久以来的地域歧视的总爆发。[3]政府立刻给光州起义定性为反对派领导人金大中煽动的暴乱。光州人把金大中遭受的政治迫害也当成自己的遭遇，金大中成了他们多年苦难的象征。

第二个将光州和革命道路视作等同的先决条件是“历史主体性危机”。就像我之前论述的，历史断裂感开始和韩国历史的感知一样，是割裂的和扭曲的，这种感觉始于1945年后南朝鲜和美国的历史关系。国家的分裂和美国在南部的军事占领被认为是韩国的反共统治架构形成的最重要因素。

光州事件以前，美国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们可以批评韩国政府，却不能探寻韩美关系的基本原则。70年代的民主化运动也没有完全摆脱依赖美国的倾向。70年代的许多异见者是新教徒或天主教徒，他们以教会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网得以让他们从西方获得资金和其他形式的援助。这些和首尔的美国大使馆雇员的非正式联系助长了打击维新政权的好战策略，并相信美国会支持他们。

美国在公众中的历史形象是“韩国人民的老朋友”，以至于光州人民在起义中满怀期待着美国介入。当美国政府将第七舰队的航母停靠在釜山时，广州人民以为这是警告全斗焕慎用权力。光州人民依赖美国的意图、战略和观点的重要性在1997年开始出版的光州相关档案中再次得到印证。光州广域市5.18史料编纂委员会（광주광역시5.18사료편찬위원회）出版的41卷档案中的5卷全都是美国驻韩大使馆和美国国务院在起义期间的来往电报。委员会将这些史料当做“理解美国如何看待韩国的局面，尤其是光州事件期间，不可或缺的档案”。

考虑到美国在韩国的特殊地位，美国不仅没有为了光州人民介入起义，反而深度参与镇压。[4]从民众运动的角度看，光州事件确凿无疑地证明了美国不但深度介入韩国，同时还对韩国历史的阴暗面负有责任，包括极权主义、军事独裁以及政治恐怖。此外，美国还提升了自己的军事和经济获得。美国的重要感知是表面上不可战胜的冷战意识形态的崩坏的开端，也是民主化运动转变为革命过程的起点。

第三个将光州和革命划等号的特殊条件是“民众”的概念。甚至在光州之前，民主化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定义和阐释了民众的真正本质。在日常生活中，“民众”通常指的是普罗大众，但是这个词却不是普通人、官方或者大众媒体能轻易想起来的，用得更多的是“公民/市民”或“大众”。这次起义一方面使得关于这个词汇的讨论的现存的模糊性，另一方面又使其更有争议。光州的普通市民揭竿而起捍卫民主，从而确定了作为历史主体的民众。然而，那些在起义最后一天坚守在省府大楼里，英勇抵抗军队直至牺牲的人们是民众的最底层——工人，以及被马克思定性为反革命的流氓无产者，“全体不确定的、碎裂的大众，寄生虫和放纵的懒虫”。省府大楼里几乎没有知识分子和学生留下，不但如此，他们还拥护当局的回归。

在民众运动中，光州公民的表现就是历史主体的真正榜样。他们的牺牲都成为了“民主殉道者”纪念，他们流的血成为变革的牺牲。同时，工人阶级和流氓无产者不成比例的牺牲让民众这个话题更加值得讨论。[5]工人和流氓无产者在光州事件之后马上被认定为革命者，而知识分子和学生则被怀疑“放弃”了光州。朴宽贤，一位在起义期间因避免被捕而逃离光州的学生，在狱中进行了长时间的绝食抗议，他的牺牲成为一种救赎已经受到广泛认可。[6]

1986级的大学生金仁淑当时正处于“历史风暴点和时代的现实，大量的历史重大涵义和日常活动联系在一起，就像吃饭睡觉一样。”那些最终成为运动圈的人，问题已经不是人的一生要做什么了，“必须要做的”好像已经用“被迫的清楚”表达自己。这种清晰的分量和对于这次运动的自我批评导致1986年首尔国立大学的一名学生因自责“懦弱而虚伪”投汉江而死。

这些因素对民众运动的影响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必须是彻底的、不可逆的转换，而这场运动也必须是“革命的”。这场革命的意义和道路对每个人来说不尽相同。一些人呼吁政治变革，其他人则要求全面改革韩国的体系。一些人清楚的表达出自己的目标是“排外民族解放”；另一些人的目标则是“社会主义革命”。不论人们如何表达自己的目标，有一件事是清楚无疑的：这场革命需要个体参与者的生死承诺。

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

很多参加或目击了起义的普通市民害怕让当局或其他人知道他们的儿子、女儿、妻子、丈夫在这次事件中受伤、死亡或失踪。将这些个体记忆和社会的集体记忆联系在一起的努力立刻就开始了。屠杀刚刚结束，要求调查光州事件的呼声就提出了。从起义的第一天开始，整个80年代都在光州的记忆中挣扎。光州事件爆发后，政府立刻实施宵禁、封杀媒体、发布旅行禁令。被彻底孤立的光州人民被描绘成造反者、暴徒、不单纯因素、极端主义者，以及最恶毒的——执行讨厌的区域主义政客金大中的命令。要求调查光州真相的呼声得到的回应只是武力，在整个第五共和国时期，任何对光州的纪念和辩护都将得到监狱的邀请函。

……

注释：

1^“黄”指的是和维新政权积极合作的教职工，但学生还要求对他们使用暴力和被认为“不称职”的人。

2^电视剧中经常用全罗方言代表社会底层。1995年首播的电视剧《沙漏情人》就以光州事件为背景，三个全罗道出身的主角中，说全罗方言的那个是个恶霸。

3^关于区域主义的社会讨论在光州事件发生前就有了，但是从1987年政治选举才开始成为关键变量。

4^这一论断的事实依据是，韩国第20步兵师团在光州事件开始阶段就从美韩联合司令部被放走。美国政府宣称放走该师团的目的是“管控人群和安全工作”。详见Donald N. Clark ed., The Kwangju Uprising: Shadows Over the Regime in South Korea, Boulder: Westview, 1988.

5^工人、农民和“流氓无产者”（一般指没有固定工作的人）在受伤人数中占59.9%，死亡人数中占59.9%，被捕人数中占58%，起义中组织起来的Mobile Strike Task Force(MSTF)中占80%。

6^光州事件中，朴宽贤是全南大学学生联合会会长，他领导示威游行直到1980年5月16日。由于受到警方通缉，朴宽贤在起义时逃离光州，随后在首尔地区的一家工厂找到工作。他于1982年被捕，被判处五年监禁，在狱中他开始绝食抗议，并要求调查光州真相和改善囚犯待遇。他的绝食坚持了40天，因并发症于1982年10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