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和英国住精神病院

（出于对心理学的毫无兴趣和对西方主流精神病学叙事的厌倦，我对二者都没有过深入了解，故划不清二者概念的分野，在行文中会经常混淆二者，还望谅解。）

1.

如果你要让我如何总结在2016年7月被确诊前的那一个半月，我会这样说。

临近毕业，回到长春（应该是已经写完了论文），接到学校电话，被通知我大一军训的成绩挂科。而在此之前此条目从未出现在我的成绩系统中，也是这个通知才让我知道原来军训还算成绩。而之所以挂科是因为我和那个兵油子起了冲突。整个大学都过得很不开心，没想到临了临了还有这么个事儿在这儿等着我呢。

六月初，我整天奔走于体育学院、军训部门、学校教务处三方之间。面对的每一位高位上的男性，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父权制的结果。我的体力和情绪都低迷不堪，每天一早睁开眼睛，是用意志力在逼自己起床去战斗。

与三方间终于达成了一个解决方案后，我又出去转了一圈儿。6月24号办好离校手续，回到家中。

我在自己的房间里，每天听着外面我的继母用高音调的声音与我爸爸争吵。终于有一天我不堪忍受她的嚣张和我爸爸的不作为，与前者大吵一架，并告诉她能过就接着过，不能过就请离开这里。怒不可竭的我浑身颤抖，应该是因为大量脱水，在傍晚量体重时直接轻了三斤。

七月一日，我约一个几近于七年没见的男生见面。可以说我并不喜欢他也不爱他，但有时候有感情比喜欢比爱更致命。而这份感情来自于男女间天雷勾地火的吸引，以及在我十几岁最无助的时候我极度渴望获得他的帮助。而很明显，直男直女这两种生物并不相通。

想着要见到他了，开心；他没来，爱来不来；他来了，完了。当他坐在我对面，满脸是泪，最后不断摇着头说“咱们俩不合适”，然后离开那家韩料店后，我也冲了出去，那时我就能明显感受到自己不对劲儿了。

随后我妈妈也感受到了我的不对劲儿。我被她带去了长春的吉大一院，在医院上上下下的扶梯间，我半晕半醒地对她讲述着我从小到大对于人性的种种困惑不解。然后在心理科门诊，我强忍着不耐烦做了几百道精神诊断的破题。由于十年来对于处理负面状况过于得心应手，我的伪装性让医生判断我还没什么事儿，可以回家休息。

但实际情况远远要严重得多。

七月中旬我直接又被拉到这家医院，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我妈妈说当她听见这几个字从医生的嘴里说出来时，她的第一反应是“天啊，我的女儿怎么得了这种病”——还好不是“你怎么得了这种病”。

我直接在精神病房住了下来。精神病房在和门诊隔街的单独楼房中。当我走进那个摆了四张床的洁白病房，找了东北角的那张躺上去，我的想法是终于能好好睡一觉了。

但很明显我没有睡着。我的斜上方是个电视，正放着《西游记》，片段是孙悟空使劲儿吹面粉却怎么都吹不完那段儿。我心如死灰地看着，想着这就好像是不断试图改变人性的我，却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然后我阖上双眼，不看了。

住院当天晚上我还让我爸我妈都去心理科看看，我妈去了，我爸说他不用。

治疗方法就是药物加适当电磁刺激。心理科的主任是位女性。一天我躺在床上听见另一位病人家属说，“X主任有招儿啊。”然后我被调去了另外一个病房，病友是一位五十多岁深受办公室政治坑害的阿姨，她在床上情绪激动地谈起她同事。

她的丈夫是党校老师。由于爸爸也曾在长春读书，所以二人的人际网络中有交集。两人聊了聊共同认识的人，最后这位大爷说了句：“这不家庭条件也挺好的，怎么就得这病了。”

也是在二人的对话中我才知道，原来我所知道的爸爸的那位导师不是他从始至终的导师。他的第一个导师是国内专业领域内一言九鼎的学阀，在入学考试阅卷时，看着爸爸的卷子直接说：“这个学生我要了！”结果因为爸爸“不会来事儿”，他最终把他踢出师门。

爹上有爹。

所以主任的招儿是什么呢，我想大概是让相似背景的病人和家属在一个病房，互相解心结。基本上来说，病人们都是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我的主治医生并不是她，而是最初判断我还没什么事儿的那位男医生。应该是例行面诊的时候，他对我提起我的家乡是长春之外的第一大病源地。考虑到我家乡那个地方，地级市、少数民族自治县、国企，三方各自为政、互相掣肘，三方的人民间互相攀比、互相看不上，这个结果简直太合理了。

池浅王八多。

医生们每早查房。有一天在主治医生来我的病房看完要走时，说了句“这小姑娘儿挺有意思”。我当下心里一沉，心想一个男心理医生对一个女病人说这种话是否合适？

精神病房仍然允许病人在陪同下自由进出。我爸经常带着我去附近的人民广场和地质宫散步。我的朋友也把我从病房里带出过来。那时她刚从厌食症中恢复过来，穿着吊带裙的她十分纤细，与之相对比的是因为药物而发胖的我。

那个时候最喜欢吃的食物是楼下饭店的炒苦瓜，败火。但如果你现在再让我吃一遍，我不确定我是否仍会觉得它那么清甜可口了。

整体来说住院经历并不痛苦，因为可以自由进出。痛苦的还是自己当时的心境。一天我躺在床上，给那个男生发了最后一条短信。

我在8月5号出了院。出院前我的主治医生与我在病房楼层尽头的房间里进行恳谈。“那你毕业之后（拿到毕业证之后）准备做什么工作啊。”“媒体吧。虽说这一行几乎都是骗子。”“就是，看他们一天天把医生写的。”

任何一个行业的内部圈层都很小。后来我去长春的一家精神专科医院复诊，医生和我提起那位主治医生：“你觉得他怎么样？”

“我看他多少也有点儿毛病。”

2．

因为药物昏睡和精神萎靡的副作用过于痛苦，在我11月份去了北京工作后，我就自己停了药。第二年六月，因为在网上曝光前司，受到前司老板和同事的骚扰，精神压力很大，再加上新工作加班缺乏睡眠，我再次躁狂发作。

这次并没有住院。先是去了协和，医生是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女性，严肃而温柔，年轻而苍老。我以我肤浅的了解，向她表达了我不信任把一切都归咎于童年家庭创伤的美式心理学。她没有给我下诊断，而是说协和并不是专科医院，推荐我去北大六院。

在北大六院，我先是在一层楼的诊室里见了一位男医生，中年人，吊儿郎当的气质，轻松地对我说可以先住院观察观察。我妈妈担心住院费用太高，于是直接花了我印象中应该是500的挂号费，见了传说中的那位医生。

爬了好几层楼，终于到了他的诊室。比起一楼的那个诊室，这里清凉，巨大。他坐在我对面，有点花白的头发，气质专业而不由分说。

这简直就是《白色巨塔》里的医阀。

他和我没说几句话，直接根据我的临床表现给我下了诊断：“精神分裂。”

而事实上由于躁狂发作和精神分裂的临床表现过于相似（医治二者的药物也经常是同一种），两者间经常被误判。区分二者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了解病人在第一次发病前的情绪起伏状况。而他并没有了解前情，就这样德高望重地轻飘飘下了诊断。

之后我仍然在北大六院问诊。一位医生对我说：“你这病来得快，去得也快。”

因为误诊，我在服药后出现了明显不适的状况。除了对大脑的伤害，还有眼皮到了下午或者晚上，一连几小时不受控地向上翻的躯体化症状。

18年我在上海工作时还去过宛平南路开药。在我问医院一位阿姨精神分裂诊室应该怎么走的时候，从她的神情和语气中明显能感受到“小姑娘，这病可不好往外说”的态度。医生面容忧虑而沉静，我坐在他对面时，刚好我爸给我发了微信，他得知是我爸后对我说：“你看你爸多关心你。”

至于我是怎么知道自己是误诊的呢，那就要给西方势力磕一个了。

3.

2019年8月我到英国上学，到了伦敦的第一天我就再次给自己停药。日子不愉快，但总算无惊无险。

来到了四月这个比较残忍的季节。

春季本来就是精神心理疾病复发的高发期，加上那个时候疫情、伦敦封城和我受到网暴，精神压力巨大和缺少睡眠的我再次躁狂发作。

大家多多少少都看过父母联系不到在国外上学的孩子了，结果要么是孩子啥事儿没有，要么是命丧九泉的新闻。幸运的是我是真出了事儿，而我最后又没事儿。我妈联系不上我，每天都会和我扯淡的朋友也向她表示和我失了联。于是她联系了我正在国内的室友，以及每天和我扯淡的朋友也在伦敦上学的朋友。最后4月17日的早上，正在沙发上子弹高飞当放烟花的我，听见了“咣咣咣”的砸门声。

两位女医护人员进了我的家门。虽然我那时没认为自己在发病状态，但看到她们我仍然感到放松了下来，感到自己安全了。最后她们要带我去医院，那我可就不乐意了。我大声地向她们申辩着我不需要去医院，最后还上来了男医护人员，直接缚住我的手脚，把我“绑”走了。

在当时的简中互联网上，流传着因为疫情，很多罪犯会伪装成医护人员破门而入进行犯罪的传闻。楼上的吵闹声惊动了我楼下的留学生，她上来查看状况。后来我住院时从医生那里接到了她的电话，我问她是怎么找到我的，她说她报了警。

我被绑进了救护车，就像金宇澄的爸爸当年被带走时那样，我努力地判断着车行进的路线，最后当然是丧失方向。我先是被送进了一个开阔的病房。躺在床上，一位医生过来，我和他说我的母语是普通话。

到了夜晚，半晕半醒的我坐在轮椅上被推去了病房。那个楼房的结构复杂，加上夜晚的神秘性，等电梯时让我觉得好像在迷宫里冒险。

这里是个单人间。刚进去的时候不懂规矩，进了病房没锁门，于是一个人影闪了进来。但当时我并没觉得害怕。一个肥胖的年轻白人女性坐在我的床上，我的脑回路让我认为她也曾在长春有过生活经历，于是开始絮絮叨叨地对她说普通话。没想到听完我说话，她真的用颤颤巍巍的声音说：“Yes, yes.”

这里并不允许自由进出，活像坐牢。我面对着那个木门，怎么拽都拽不开。我哭丧着脸对来来往往的医护人员说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没人理我。一个棕色皮肤的护士是唯一一个冲我笑的人，好像一块太妃糖。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她叫Sugar，可以带我下楼散步。我只能在她的带领下通过那道门，来到只有通向花园一个出口的一楼，在她的陪伴下转圈。后来陪我转圈的还有一位从意大利移民而来的短发年长女性，我忘了她的故事，但我记得她的脸，看起来也不太快乐。

除了去楼下花园散步，泡澡也是本身晕水的我当时很爱的活动。纵深的浴室，黄色的灯光，左手边是浴缸，右手边是洗手池，中间空旷，对，就是西方电影里的犯罪现场。医院会给病人提供洗发沐浴一体的清洁剂，我读着瓶身，心想士兵在战场上的卫生条件也就莫过如此了。

水温不高，我沉浸在里面，感受难得的宁静。水里可能有硫磺，因为当时我的皮肤炎症平复了。由于我泡一次澡就会换一次病服，我记得我当时频繁地向护士索要新病服，可想频率。

在医护人员把我从家里绑到这里来时，一位护士把我装着中国手机卡的苹果SE揣进了我的兜里，所以谢天谢地，我还有手机用。当时我正处生理期，医院不提供棉条，所以我和爸爸说我需要棉条。因为他已经和我学校的中国学生建立了联系，一个女生给我送来了棉条以及宜家的一些零食。她在黑色铁门的那一边把东西交给这一边的我——探监。

躁狂发作时大脑运转速率过快，其实非常适合加工复杂信息。但是因为注意力无法集中，所以我当时进行不了阅读活动，只能听音乐。但是病人们无法拥有充电设备，因为充电线可以自伤也可以伤人。所以我只能用SE早已老化的电池，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在医护室外隔着玻璃看见过充电的场面，壁虎连着一把把线，像热带丛林的盘根错节。

有一天一位非裔男护士从里面走出来无奈地对我说，你可别在网上发东西了，天天有人给我们打电话。那之前我在系里的Facebook主页上发了我的病例，以一种愚蠢而且没什么用的黄种人对白种人的嘲讽心态。

那时除了医院的医护人员，还有社区某个部门的一位女性来看我，和我进行一些恳谈。我记得我和她聊了一些国际政治。

因为我以为第一晚闯入我病房的那位白人女性和我有某种关系，所以我和她一直保持着睦邻友好关系。但是偶尔我还是能在她的脸上看到一些邪恶的表情。有一天在一个房间里，刚好我们都在门口的位置，她站在我的身后对我做了一个男性的插入动作，并触碰到了我的身体。非常不适的我立刻向同房间里医护们求助，他们大声制止并训斥了她，看样子是惯犯了。

艺术疗愈是西方国家心理治疗中的重要方法（很多帮助我的中国同学的专业正是戏剧治疗），我们没事儿就在大厅里画个画。我记得我在看到那位白人女性的画时的感受，非常不适。

我对她最后的印象是我走过她的房间，看见她躺在病床上，裸露着下体，可能是大小便失禁。医护人员们冲进她的房间，像照顾闯了祸的孩子一样处理状况。那时我第一的几个想法是：她在这里住了多久？她和她的家人是否还有联系？如果有的话他们多久来看她一次？她这辈子还能出院么？

现在想想，她的肥胖应该也是长期服药的结果，而如此的体积结果，证明了她病情的严重性。她出院了么？

除了画画，Sugar还会给我们放音乐，病人们还能自己点歌。一天下午，我点了Finale的《家乡》。上次我和人一起听这首歌，还是大二时和朋友坐在凤凰埋沈从文的那座山的那棵树下。歌声，江声，月光，火光。后来朋友他凭借一本名叫《这本书能让你戒烟》的书，真的戒了烟。

我还被一个非裔的年轻寸头女孩抓伤过。我不无夸张地向我爸妈表演我的伤痛，让他们和医院沟通让我出院。最后当然是肉体受伤远远不及危险的精神状态，我还是没能出去。有一天这个抓伤我的女孩忽然和我道歉，说“你是个很好的人”。

我还记得另一个非裔女孩。她在大厅里兴奋地向我介绍她是个音乐家，然后我关注了她的instagram，上面的简介是：脱口秀演员、歌手、写作者。有一天她脱下了病服，背着背包，一个人蹦蹦跳跳地就离开了医院。她是怎么打开那道我无论如何都打不开的门的呢？

如果说在中国的精神病房是一人生病全家陪床，那么在这里，大家就好像都是从石头缝儿里蹦出来的。

坐监的日子实在难熬，那个时候我几乎无法在自己的病房里入睡，只能去大厅或者活动室里找到那个橙色懒人沙发睡一觉。有一天我难得地在自己的床上睡着了，一睁开眼睛是一位非裔男护士在半俯身看着我，等着喂我吃药。而我之前因为太想出去了又无法出去，崩溃地对他讲出了N字头的单词。

我又没在自己的房间里睡觉，回去的时候发现一个东亚和白人混血的阿姨正躺在我的床上，脸向外，嘴里念念有词。她瘦弱和愁苦的模样，让我想起了我那个因为我爷爷笃信佛教而丧失高考机会，四十岁结婚结果发现自己不孕，又在五十多岁在一天吃饭时突然倒下被确诊为心梗和脑梗，最后在床上躺了六七年而离世的大姑。

我不断地争取出去的机会，一天终于有个人对我说只要你能找到人接你出去，我们就让你出去。当时我向一个华裔朋友，还有一个认识多年、同样在伦敦念书的豆瓣网友发出信息。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们都没有接受我的求助，但是后者给我网购了许多生活用品，其中包括一个一万三千六百安的移动电源，我把它用到今天。在我刚刚到英国因为还没有当地银行卡而无法交房租押金的时候，他还曾借给我很多钱。我们直到今天也没有见过面。（而我在三月初的时候发现这个移动电源坏了。）

一天晚上我又闹着要出去，一位在整理睡衣的非裔医护人员不耐烦地对我说：“我怎么可能这么晚让你出去？”

我又没有照顾好自己的移动电源。一天我没有找到它，最后在大厅里医护人员不知道从哪儿把它给变了出来，暗示我要保管好它。他们还在上面贴了一张纸，上面写了我名字的拼音，虽然他们无法正确地把它发音。

一天上午我溜进储物室，几个少数族裔的护士在收拾东西。其中一个阿姨来自非洲某个小国，跟我说了她的名字，是K打头，然后她和我说你读不出来这个名字，你可以叫我Kxxxx。我在一个架子上看见了一个带着小气球的老式血压计，兴奋地说我姥爷也有这个东西。上次看见它，好像还是在那个小二楼姥爷给病人看病的房间的桌子上。

我向她索要牙膏，把paste说成了pasta，于是她和同事大声笑了，说：“你是来学英语的吧。”如果你让现在的我形容那一刻我的感受，就好像是我曾在一个外国顾客中文说得比我还溜的北京酒吧里，看见一款伏特加和草莓石榴柠檬的酒，名叫“北京大妈”。不过如果她是个年轻白人女性，可能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

后来慢慢地和护士们混熟了，一个非裔的男护士经常像唱说唱那样，叫着我“You you you”。（因为我中文名字的发音和它很相似。）

白人饭是这两年简中互联网上的热门标签，幸运的是在我住院的时候院方应该为了照顾各个族裔的饮食习惯，当时我还有不错的米饭吃。Gravy牛肉汁淋在米饭、煮牛肉和西红柿上，我居然吃到了西红柿牛腩。唯一苦恼的是早餐和夜宵只有牛奶、果酱、吐司、奇形怪状的麦片。在我刚住院的前两天，医护人员还不知道从哪儿给我变出来过一个甜品吃，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甜品。

5月1日那天我终于出了院，出院前一桌医生给我开圆桌会议，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连轴转，答得我直接说“我们是在进行采访么”，然后他们笑笑，不再问下去。终于可以出院的我兴奋地大厅里用中文和英文喊着“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那个曾经躺在我床上的阿姨仍然嘴里念念有词，并上来热情地拥抱了我，就像她真的是在为我的出院感到开心的亲人。

来得快，去得快。

天天叫我“You”的那个护士打车送我回了家。在坐电梯往上走的时候，他和我聊了聊房租。因为我出院的时候找不到半个月前扔在洗衣房里的衣服，我是穿病服出来的，到了家我问要不要我把病服还给你们，他说不用，你留着吧。

如果说医生中还有非裔的话，基层人员里就没有白人。

4．

出院后我仍然定期去医院复诊，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这家医院就是我曾路过的社区医院。而从大楼门口往里走，再进左手边的那个门，就是曾经那个只有通往花园一个出口的一楼。就像金宇澄的父亲后来发现，原来自己被关押的地方，离自己家没多远。

在一楼我又见到了Sugar，她甜美地笑着对我说：“你的衣服很好看。”

每次与我复诊的心理医生都是不同的族裔、性别、年龄。由于女性和少数族裔医生都好得很普通，那这个时候就不得不让老白男出场了。他坐在我的右前方，我对他说：“很多男性都会被我吸引。“然后他瞟了一眼我那天穿的低领衬衫，说了句：“低V对男性来说是种诱惑。”

听听，这是不是和中国男医生说“这小姑娘挺有意思的”有几分异曲同工之妙？我闭嘴了。不然我的下一句话应该是：“但他们都不会选择我。”

我还见到了我的主治医生（我也不知道她之前为什么一直没出现），是个混血。考虑到我是个中国人，大概率她也是中西混血，应该是医院考虑到了我的族裔背景的结果。我再次对她表示了我对美国心理学的不信任，她说她不这么认为。然后她问我需不需要翻译，我说好呀。与之相对比的是在我之前和那些西方医生交谈时，他们面对一个明显的外来者，从未考虑过，或者照顾我的语言沟通问题。

有一天我去医院，医院的院子里正在举行一场医护人员的葬礼。

我忘了后来是因为疫情关系，还是病情趋于稳定的关系，我不需要再去医院复诊，直接和某个部门的医生视频聊天就可以，回国之后学校也会有老师和我进行通话。可以说对于学生精神健康的医治，英国是医院、社区、学校三方紧密地协同在一起。

出院之后我一直固定地在GP（General Practitioner，社区医生）那里拿药。而因为药物作用，医药的伙食太好，以及缺乏运动量，我出院后的体重直接到了140多斤。英国的医生说我不日内可以停药。

看到这儿你可能会问了，这次住院一共花了多少钱？包括住院、病服、药物在内，我一分没花。说来也巧，刚到英国的时候学校让我们注册GP，而出于对一切需要填表的人类手续的痛恨，我既没打免费的HPV疫苗，也没注册GP。在自己停药的半年里，我妈不断地催促着我开药的事情，一直搪塞过关的我终于在一月“不胜其扰”，找到了位于地铁站附近的GP，细细地填了那张表，在家族病史那一栏里写上了姥爷的肝癌，还查了爸爸糖尿病的那个糖尿病是怎么写。不敢想象如果我没凑巧去注册GP，我是不是要欠下大英帝国巨债。

天下苦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效率久矣。当时他们的“出警”速度之快，不禁让我在后来想到时大呼惊奇，亦或大惑不解（尤其是在疫情医疗负担巨大，和封城沟通交流不便的情况下）。第一次解封后伦敦很多街道和个人家里都挂着“Thank You, NHS”的装饰物，直到今天，我也要说一句Thank you, NHS。

如果说那时我会用坐牢来形容自己的英国住院经历，现在的我认为它更像一个实境生存类游戏。赢——找方法出去；想办法获取和保存好自己的生存资料——手机电量、食物、移动电源；保护好自己的肉体安全——不要被性骚扰和抓伤；触发NPC获取信息——你有下楼去花园散步的机会；随机掉落道具——姥爷的那个血压计。

2020年是目前为止我最后一次躁狂发作。至于抑郁这件事我也想开了，毕竟根据活了快三十年收集的一些人类样本，大概可以用《金枝欲孽》的片头曲《儿女》里的那句歌词来总结：问苍天，有几多快活儿女。而比较谁的不快活多一些，谁的少一些，谁的严重些，谁的轻巧些，本来也没太大意义。

今年过年的时候我问我爸人格形成的哪一部分和他过去的经历有关。他说他这辈子的谨小慎微，是因为他十几岁时我爷爷动不动就要被拉去批斗一个的非常压抑的家庭氛围。

所以你也不能说美国那套没有道理。但是这一生也没快活过几天的我爸为什么还没被确诊？生理性别、代际原因、性别社会心理，恐怕一个都跑不了。

而你看我说了这么多家庭和男人不行的事儿，但其实我精神疾病的第一责任人，是我的初中班主任，性别女。

回国之后我一直在安定医院复诊。第一次去，还是一个吊儿郎当样子的男医生。我和他说我和我妈都被我爸折磨出过精神疾病，他说：“那你爸还挺厉害。”

5.

今年过年的时候再去安定医院复诊，我问医生我什么时候可以停药，他说吃这个药就像治高血压一样，是一辈子的。我连连摇头，说“我去年来的时候医生说我再吃三年这个药就可以停药了，英国的医生也说我可以停药“，他说，那是我们得哄着你们吃药。

过了几天我看见一个去了加拿大念书，同样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妹妹发朋友圈，说自己也被加拿大医生宣布可以停药了。

看来在西方精神心理科学上，大家也有中西之分。

但如果你让我回忆我住过的中英两个精神病房，还有我所有求医问药过的精神科有什么共同点，我会说，里面的样子和里面的人，和别的地方一样，都那么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