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之恶 | 柏林不是二战唯一的废墟

二月初始，很多回家过年的人，和过完年回城工作的人，因为不知名的举报而有家不能回，而被沉重的锁链封锁了家门。二月的最后，一片因为对抗资本倾轧而诞生发展的同人圈自留地因为知名的举报被推到了墙的另一边。 

这套举报流程，像是从地雷区里挖出的老旧武器，裹着泥泞和划痕，可是一点引信点燃依然轻松可以夺走生命。挖地雷的人可能没有想到，这样的举措有着极高的风险。

举报的轻易程度和权力被滥用的轻易程度是相等的。举报制度本来应该存在于保护底线的情形下，它的accessibility是基于对社会基础是非的判断上的，但是也因为这种唾手可得让举报这个手段被用来打击意见不同的普通观点的时候，让举报人表面上付出的代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用近乎于零的代价换来对被打击对象的压倒性胜利，这种愉悦感就更促使举报者愿意站到强势一方借用国家机器满足一己私欲。如此循环，滋养了举报者也滋养了国家机器操纵者。这是举报行为造成的第一个可怕后果，这种对举报机制背后公权力的附着，对于强权的谄媚，会反过头来让越来越庞大的怪兽让所踏之处寸草不生。

第二个后果是举报制度和其背后权力的支撑也容易无限放大“人民”之间的斗争，创造了一个人人自危，人人握枪的恐怖氛围。因为你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导致那些怀抱着最大恶意的人如何借助权力针对你。在不存在主动沟通和自动退让的舆论场里，从不喜欢到清除异己只有简单的一个按键，那么导致的后果就是为了规避风险，大家都不去表达可能会相左的意见，退回到人人自保的时代，不管外面的黄沙漫天还是狂风骤雨。巨大的内耗就损失了极大一部分创造力和勇气，也就没有人去抵抗上面滋养出来的怪兽了。

因为党同伐异的举报，我们本来就已经不宽阔的公共空间被进一步挤压。为什么举报AO3可以成功，为什么举报性侵犯就无声无息，真的是因为举报对象是否够恶吗，举报成功与否的原因难道还不够昭然若揭吗？一批人在欢呼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被彻底埋葬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所拥护的东西也会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消失，反噬只会更强烈。

最近有很多缅怀80，90年代人成长的环境，比如：我们一年级看蜡笔小新，二年级看樱桃小丸子，三年级看数码宝贝，四年级看火影忍者，五年级看百变小樱，六年级看柯南，现在的小朋友一到六年级都在看喜羊羊和熊出没，如果他们还有时间看动漫的话。这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缓慢消散，缓慢到如果你不以代际作为划分都感觉不出来这种区别，缓慢到如果你不知道《水形物语》主角被穿上了小黑裙，不知道《美丽人生》台词被改，不知道Justin Bieber的专辑封面被裁减，不知道那些炸了的号和404的文章，你看见的依然是“犹唱后庭花”的秦淮盛世。

这是利维坦的可怖之处，那些站在石头那一边的人，希望他们是耳聪目明的。

我们的真实生活里，有隔壁邻居窗外传出的小号声，吟唱《思念曲》；有老人在氤氲的路灯下边走边弹婉转的《喀秋莎》；有武汉二环路上奔跑着的野猪；有通惠河畔躺在大雪叹号里的他。可是为什么，我们却耳聋目盲，麻木不仁呢？

今年是google为了“不作恶”而退出中国的第十年，无法发出的关于google的文章结尾，我写过这么几个字，同样适用于这里： 

我们有两堵著名的墙。一堵树立在北方的山野间，绵延万里，上千年来限隔敌骑，屹立不倒。另一堵横亘在互联网上，无处不在，为保护天真网民不受荼毒，岿然不动。前一堵墙成为了民族的象征，在风沙中傲立。那后一堵呢？

那一个“举报”键现在还在为这堵墙添砖加瓦，但是可不要忘记，柏林不是二战的唯一废墟。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为此付出代价。

感谢阅读。